美国《外交》双月刊近日发表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题为《怀旧的代价》的文章称，美国政坛已形成新的共识：美国不顾一切地奉行国际经济开放政策，牺牲劳工利益，结果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社会痛苦和政治争斗。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现在都支持“为中产阶层着想的贸易政策”。实际落实中，这似乎意味着关税和“购买美国产品”计划，旨在保护就业机会免受不公平的外国竞争冲击。 

保护主义不能解决问题 

任何一届关心美国民主制度存亡、更不用说社会正义的总统，都必须从克服民粹主义的角度评估经济政策。保护主义的本能依据的是一种三段论：选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民粹主义愤怒主要是经济位移的产物，而经济位移主要是对全球竞争采取放任自由政策的结果，因此争取民粹派选民支持的最佳办法就是坚定地反对不受限制的全球竞争。这种三段论得到了很多民主党人和很多共和党人的拥护。 

可是，这种三段论的每一步都是错的。民粹主义愤怒并非经济焦虑的结果，而是已经察觉的相对地位下降的结果。过去20年间，美国政府没有奉行开放与融合政策。相反，它越来越倾向保护经济不受外国竞争冲击，而世界其他地方却在持续开放与融合。保护制造业就业岗位只有利于很少比例的劳动力，而给其余劳动力造成重大损失。 

实际上，通往正义与政治稳定之路也是通往繁荣之路。美国经济现在所需要的恰恰是加大来自海外的压力，而不是保护主义壁垒或试图拯救具体地区的具体行业。 

与流行看法相反，美国总的来说，过去20年一直在退出国际经济。尽管口口声声说全球化是美国的政治麻烦，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随着国际竞争减弱，紧张关系却在加剧。事实上，美国比其他大部分高收入民主国家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极端化都要严重。这并不是说来自中国及其他国家的竞争对美国工人没有影响。可是，真正的影响是，即使美国政府逆全球化潮流而行，影响仍然存在，说明加强保护主义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冲击影响微不足道 

数十年来，随着各国开放经济，全球贸易一直在增长。2008年，进出口总额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1990年的39%增至61%。之后，贸易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大幅下跌，但是随后又缓慢回升，2019年达到了崩溃前的水平。可是，美国却抵制这一趋势。美国贸易占GDP的比例增速低于其他国家：从1990年的20%增至2008年的30%，一直大大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当然，作为一个拥有规模大、先进发达、多样化经济，而且被海洋与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隔开的国家，美国的贸易占比低于平均经济体水平，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它没有理由不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以大致相同的速度开放经济，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印度、东欧和部分拉美国家早已加入全球市场。 

这些趋势与经常提及的，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国劳工深受其害的报道背道而驰。经过多次辩论后，经济学家就1999年之后因中国竞争而导致的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上限数量达成了一致：在1.5亿的劳动力中，最多流失了200万。换言之，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造成的冲击大约每年造成13万美国人失业。这只是美国劳动力市场平均流失率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政客误导选民后果严重 

因中国竞争而失业的美国人，并不比因自动化或工厂迁至另一个州而失业的人应该得到更多或更少的支持。很多岗位都不稳定。中国贸易影响受到的不相称的强烈抗议，它本身忽视了其他更多正在经历失业的低薪工人的体验，而且也忘记了前几代劳工因外国竞争而失业时设法适应竞争的办法。为何引起巨大政治关注？也许与受到中国冲击的劳工主要是白人并生活在远郊或小城镇这个事实有关。 

美国需要拥护经济改革，而不是怀旧。要告诉选民：制造业的“好工作”是恢复往日繁荣的关键所在而且必须保护国家免受全球竞争之苦，这种想法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具有毁灭性。不能凭借加强地方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怀旧地位感来收买贿赂他们。将乡村和远郊地区的人与当地就业捆绑为一体的弥补性努力，实际上也会让他们在经济上更加不堪一击，这反过来将激化保守政治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