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商业评论》双月刊发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座研究员伊丽莎白·约翰逊题为《西方对中国有何误解》的文章称，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那里的情况与今天截然不同。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中国得益于旨在发展经济和增加资本投资的政策，崛起成为一个全球大国，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热衷于消费。 

不过，有一点没有变：许多西方政界人士和企业高管仍然不了解中国。例如，他们认为新的经济自由将带来政治自由，错误地以为中国的互联网将类似于西方形成的随心所欲、往往具有政治破坏性的互联网。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不得不建立在与西方相同的基础之上，因此未能预料到中国政府作为投资者、监管者和知识产权所有者继续发挥作用。 

为什么西方领导人一直如此严重地误解中国？我们在研究中逐渐发现，商界和政界人士往往执着于有关现代中国的三个得到普遍接受但本质上是错误的假设。这些假设反映出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的认识存在缺口，而这些缺口促使他们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做出了具有说服力但存在严重缺陷的类比。 

迷思之一： 

认为经济发展将导致自由化 

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发展轨迹与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在二战结束后不久走上的道路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在走了数十年的弯路后，中国比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其他亚洲经济体起步的时间晚得多。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日益繁荣将使得中国像上述国家一样，向更加自由的经济和政治模式过渡。 

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的一些根本差异。在中国，增长是在共产党稳定统治的背景下实现的。事实上，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是该国取得近年来的经济成就——大规模减贫、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和作为世界级科技创新者的发展——的原因而非障碍。它对新冠病毒的积极处理——与许多死亡率较高、后来封锁措施不那么严格的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可能甚至进一步印证了这种观点。 

中国还打破了有关威权主义将会抑制其创新能力的预言。它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太空探索领域的全球领先者。　　 

因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中心2020年7月的民调数据显示，约95%的中国公民对中国政府感到满意。我们在中国的亲身体验证实了这一点。我们遇到的大多数百姓并不觉得这个威权主义政府只会压迫人民；对他们来说，它也创造了机遇。 

如果说过去十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它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有可能在不搞政治自由化的情况下实施经济改革。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中国人看来，那次危机暴露了民主化与经济成功相关的“华盛顿共识”是多么空洞虚伪。在此后的岁月里，中国成为经济巨人、技术创新的全球领先者和军事超级大国，同时收紧了威权主义的政府体制——并且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自由主义的叙事不适用于中国。因此，事实上，中国不是一个寻求变得更自由的威权主义国家，而是一个谋求在政治和经济上变得更成功的威权主义国家。 

许多人误读中国发展轨迹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特别是中国人在海外使用的英语宣传材料中，中国往往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自由国家的变体，因此更值得信任。它往往把自己与西方人熟悉的品牌相提并论。例如，在阐明为何应该参与英国5G基础设施建设时，华为自称是“中国的约翰·刘易斯”，指的是经常被列为英国最受信任品牌之一的英国著名百货公司。中国还经常煞费苦心地向外国政府或者投资者表明，中国在许多方面与西方相似——消费生活方式、休闲旅游和对高等教育的高度需求。这些相似之处是真实存在的，但它们是中国新近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的财富和个人抱负的体现，绝不能消除中国与西方政治制度之间非常真实的差异。 

迷思之二： 

不承认中国体制正当有效 

许多中国人不仅不认为经济成功离不开民主，而且认为他们的政治体制是正当而有效的。西方人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仍然指望中国削弱其作为投资者、监管者，尤其是知识产权所有者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其实认为这一作用至关重要。 

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制度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植根于历史：中国经常被迫抗击侵略者，而且正如西方很少承认的那样，从1937年到美国加入二战的1941年，中国基本上是单枪匹马与日本作战的。由此取得的胜利因为内敌落败而得到加强，从而确立了党及其威权主义体制的正当性。70年后，许多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政治体制比西方更加正当和有效。这对许多西方企业高管来说是陌生观点，尤其是如果他们有过与其他威权主义政权打交道的经历的话。关键区别在于，中国的制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据我们的经验，许多西方人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或者为什么很重要。马克思主义制度主要关注经济结果。这当然会产生政治影响——例如，为了确保财富的平均分配，必须实行资产公有制——但重点是经济结果。然而，列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学说，其主要目的是控制。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不仅关乎经济结果，而且关乎获得并且保持对该制度本身的控制权。 

这对寻求在中国经商的人具有重大影响。如果中国只关心经济结果，就会欢迎外国企业和投资者，而且只要他们帮助带来经济增长，就会把他们视为平等伙伴，不在乎谁拥有知识产权或者合资企业的多数股权。但由于它也是列宁主义制度，所以这些问题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无论他们的外国伙伴在经济上多么有效或者多么有帮助，他们都不会改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中国特定的威权主义形式当中，控制权是关键。 

如果西方人要就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或者在中国投资做出更现实的长期决定，就必须承认威权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度在中国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有效的。 

迷思之三： 

认为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生活 

中国的近代历史意味着，中国民众和国家的决策方式与西方人截然不同——区别在于他们使用的时间框架和他们最担心的风险。但是，由于人类往往认为他人做决定的方式与自己一样，这可能是西方人最难消除的假设。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现年66岁的中国女性的人生经历。如果她1955年出生在世界上差不多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她的生活都会可预测得多。但是，我们回顾她的人生经历就会明白，为什么如今就连许多中国年轻人可能都降低了对未来的可预测感或者信任感。 

当生活不可预测时，人们往往会对潜在长期结果而不是短期结果采用较高的折现率，大大高于生活在较稳定社会中的人采用的折现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不关心长期结果，而是意味着随着时间框架延长，他们规避风险的意识会大大加强。这决定了他们做出长期承诺的方式，尤其是牵涉短期取舍或者损失的承诺。 

因此，许多中国消费者更喜欢股市的短期获利，而不是把钱保存在长期储蓄工具中。正如市场调研一贯告诉我们的那样，大多数中国个人投资者的行为更像是交易员。 

承担长期职业风险的人往往是在满足了对短期安全保障的第一需求后才这样做的。例如，我们采访过一些夫妻，妻子“下海”创业，成为中国的众多女企业家之一——因为丈夫在国有部门稳定但报酬较低的工作将为家庭提供安全保障。 

相比之下，政府对未来的折现率比较低，而且明确专注于长期回报。这种投资的主要工具仍然是中共的苏联式五年计划，其中包括建设以太阳能技术、“智能城市”和高密度节能住房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如果没有国家干预，这样的抱负是无法实现的——在中国实现得相对快速而轻松，但往往很粗暴。相比之下，对西方经济体来说，在这些问题上的进展极其缓慢。 

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对于如何投资的决定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里提供安全与稳定。在其动荡的现代史中，中国大部分时候都受到外国势力的威胁，既有亚洲内部的（主要是日本），也有亚洲以外的（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法国）。因此，中国的统治者认为，对外接触带来的威胁、不确定性甚至屈辱多于机遇。他们仍然把自己的许多不幸归咎于外国干涉，即便这种不幸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中国的历史持续影响着它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目前对主权不可侵犯的执着态度。 

那段历史也解释了中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截然不同的时间框架下行事的矛盾。对于经历了他们无法控制的严酷时期的人来说，反应是以比西方人短期得多的方式作出一些关键选择。相比之下，决策者在设法获得对未来更大的控制权和主权，现在打的是一场比西方长得多的持久战。这种对可预测性的共同追求解释了以控制为核心原则的威权主义体制为何持久具有吸引力。 

自1949年以来的每个节点，中共在影响中国民众的制度、社会和日常经验方面都处于核心位置。而且中共始终相信并且强调中国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重要性及其所有含义。除非西方企业和政界人士接受这一现实，否则他们会继续误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