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推动中国的制造业和配套服务业企业抱团“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促进产业聚集、促进共同发展、降低风险发挥了重要的载体作用。据统计,截至2016年末,我国企业已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建设5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0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税收和超过16万个就业岗位。应该说,合作区的出现顺应了中国企业与东道国的共同需求,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但是,也需要看到,境外经贸合作区依然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需要积极创新,不断更新,为自身和区内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有效的支撑。

中国经验海外复制推广成功模式

中国经济体量较大,市场主体众多,发展动力复杂,各地的资源要素禀赋和发展水平各异,不易按照同样的模式实现同步发展,需要试点推进。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以特定区域为先行试点的发展模式取得了积极效果。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加之一系列的海关特殊监管区、经济开发区、综合保税区等特殊区域开发、开放模式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各地吸引要素资源和产业集群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中国经济也形成了长期稳定的高速增长。

伴随中国经济实力和在对外贸易、国际投资中影响力的增加,大量国际领先跨国公司进入,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不少国家希望学习中国经验,增强自我选择发展道路的能力。日益频繁的各级交往也使得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很感兴趣。通过划出特定区域,增加对外资吸引力,集中力量形成发展优势、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成为其重要的发展期待,也愿意在土地、海关检验检疫、税收等方面提供更具竞争力的条件。中国企业同样需要在国际化进程中寻找海外平台的支撑,大量中小企业因为缺乏国际化经验、对海外环境不熟悉而不愿“走出去”。在贸易全球占比持续上升、布局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延伸跨境产业链、优化全球生产加工布局,减少运输环节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损害,有利于企业增强竞争力、减少发展成本。

境外经贸合作区,多是中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意愿与能力的结合,为发展搭建的平台,东道国政府和企业对园区建设有较强期待。从所有权结构来看,已有的园区各有特点,既有独资,也有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合资,还有与东道国当地企业合资。例如赞比亚园区由中国有色独自运营、泰中罗勇由华立集团运营,毛里求斯的晋非园区由山西太原钢铁、焦煤集团和天利集团等合资运营,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由泰达、开发区和埃及公司联合设立投资公司开发运营,而中白工业园则是由两国政府与企业合作推进。

功能升级因地制宜实现优势互补

2015年,商务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五通”进行了详细阐述和说明。在贸易畅通维度,要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其中,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是重要内容。

作为中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一种模式,境外经贸合作区自身也在不断发展,以满足外界环境的要求。从主要模式上,现有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有三种业态形式。

第一种为强化东道国当地开发利用资源的能力。例如,谦比希合作区有效增强了当地开发利用铜矿资源的能力,提高了效率,为形成较强的工业配套能力提供了有效支撑。园区对产业工人的培训提高了其技术水平,形成较好的人才外溢效果。

第二种为中国传统优势产业向外转移,与当地相对较低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优势互补。东道国当地的此类产业往往发展水平较低,未能形成配套,园区的建设为企业形成产业内的配套能力提供了保障,也为东道国相关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创造了良好条件。例如,鲁巴经济区发挥了海尔在家电方面的优势,引入汽车、纺织、建材和化工等中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罗勇工业园则将汽摩配、五金、机械和电子等产业引入泰国

第三种为中国与东道国形成协同配合,探索拓展新的产业领域。双方利用合作区平台聚集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促进产业发展。但目前尚未有完全以新产业为导向的合作区,不少合作区中均包含研发等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领域或产业环节。

境外经贸合作区并非简单的境外加工贸易,也会涉及产业的调整与升级。“一带一路”沿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但各自的需求差异较大,需要处理好政府调配与市场配置的关系。各国注重政策沟通,将发展战略对接作为形成合力的重要举措,鼓励发展符合本国战略目标的产业,努力提升各自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对于中国企业,在以境外经贸合作区为平台发展时,可以获得东道国企业享受的特定市场准入条件,改进技术,优化市场布局。

入乡随俗依然面临多重风险挑战

必须看到,境外经贸合作区尚存在不少需要改善的领域,外部环境的变化也给合作区的顺利发展带来了不少风险和挑战,处理不当可能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的长期稳定发展。

一、基础设施硬件条件是制约园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许多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复杂,纯粹依赖于市场的清理模式效率低、成本高,可能影响园区开发速度。与东道国主要市场或物流中心距离较远,对入园企业的吸引力有影响。同时,一些绿地开发的园区还面临电力、供水、燃气、通讯等配套设施缺乏,甚至周边未形成足够的劳动力集聚,“初创期”的投入较大,运营企业也面临较大财务压力。

二、软环境支撑不足的约束对合作区发展造成限制

境外经贸合作区受东道国的法律、政策等软环境约束,保障力度不够难以获得可持续动力。许多东道国政府为入区企业提供了有竞争力的发展环境,但通过法律明确其地位和享有权益的园区并不多,使得企业可能在政府更迭时遇到政策变化。一些位于内陆的合作区对国际贸易通关便利化的依赖性较强,在保税物流运输上如果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可能影响园区在吸引企业入区上的竞争力。当前的多数合作区位于发展中国家,入区企业在信贷支持上难以获得国内金融机构的支持,而东道国本地的金融服务成本往往很高,大大超出了企业收益率。

三、外部经济环境对境外合作区的发展至关重要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市场需求的规模和结构,也影响着入园企业的意愿。经济危机改变了原有的国际市场需求关系,也改变了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经济危机的影响仍在继续,部分国家因此加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力度,对全球贸易复苏产生了不利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基础和意愿,但受条件所限动能依旧不足。多数制造业企业从开始产业布局到形成产能、建立营销网络有一个周期,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影响企业投资决策。

四、安全形势不佳影响企业投资意愿

园区作为独立区域,虽然相对容易提供安保服务,但也因为发展水平较高容易受到反政府武装、恐怖分子或当地黑社会势力的重点关注和侵扰,东道国政局动荡时安全风险将进一步提升。位于埃及的苏伊士园区就曾在埃及国内政局不稳时受到冲击,在多种保安力量的共同保障下平安度过动荡期。此类风险不仅会严重阻碍区内企业进货和销售的能力,使其无法正常经营,在严重时更可能造成企业的厂房、设备等资产发生损失、人员出现伤亡。

创新推动实现合作区可持续发展

从各类开发区的政策洼地到自贸试验区的开放高地,国内的区域开放正进入新的阶段。同样的,在不断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下,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也需要创新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引导和规范园区建设运营企业行为,满足集群式发展基本要求

现有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多为企业自主推动的,每个企业在专业能力、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等方面差异较大,从而使得园区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园区的建设上应做到统一性和个性化发展相结合。在统一性方面,要总结中国在国内园区建设方面的经验,探索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基本规范,在建筑、交通、通讯、数据存储或处理服务等方面推行“中国标准”,引导企业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减少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不适应,增强园区跨国公司全球发展的支撑。在个性化发展方面,应鼓励建区企业充分考虑东道国的经济要素禀赋和发展规划,使企业在符合东道国产业导向的同时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能够在东道国吸引支持自身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二、优化布局境外园区,形成相互配合,优化跨境产业链

集群式发展所形成的较强生产能力有利于提高投资东道国出口和税收,起到良好的就业创造作用,从而形成示范效果。园区数量的增加和分布的更为广泛,建立起园区间的联系更为重要。可以鼓励建设和运营境外经贸合作区经验较为丰富的企业在多国建设分园、子园,以资本方式管理多个园区发展,探索建立园区交流沟通平台,探讨发展的更优路径,缩短学习周期。同时,“一带一路”沿线的园区可以充分用好现代通讯技术,加强信息数据交流,探索建立互联互通的产业配合方式,响应各方推进贸易畅通倡议的共识,降低园区内企业的发展成本,引入专业机构以提供适合园区特点的风险分担和保险服务。

三、顺应产业发展需求,把握时机实现“腾笼换鸟”

产业国际转移始终在延续,各国的竞争优势在不断发展变化。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集群式发展的平台,产业的结构也需要应时而变,不断优化。调整既要符合东道国的经济产业发展阶段和需求,又要有较强的自主性,满足园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在完成初期的建设和发展后,园区剩余的土地空间,需要通过产业升级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值和效益,进而保持园区的可持续发展,服务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

四、引入竞争与评测,形成合理的淘汰机制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园区也有其生命周期,伴随其发展也会进入到不再适应外部需求的阶段。而发展较好的园区也会引起国际资本的兴趣。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行政对企业行为的干预。可以与东道国政府协商,通过鼓励和表彰的方式形成标杆和样本,在园区间交流过程中促进相互学习、借鉴,引导企业行为。也鼓励园区运营企业以更为灵活的退出机制在适当时候将园区经营交由市场,避免机制僵化对园区可持续发展造成拖累。

(作者:周密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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