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华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交流的历史，两种文化交流互鉴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

第一，强调两种文化的共性，营造求同存异的文化交流氛围。中华文化和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的阿拉伯文化同属东方文化体系，历史上中国的穆斯林学者就提出了“伊儒相通”的理论，为两种文化的交流交融提供了可能性。

在道德伦理方面，伊斯兰教是追求两世吉庆的宗教，提倡在追求后世吉庆的同时，还应把握住今生的幸福，承担起对社会和家庭的义务。而儒家文化看重今生，追求务实。因此两者都追求积极向上的人生，反对虚无的出世主义，重视对个人修养以及德行的培养，主张人与人和谐相处。

在对待天的看法上，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也有相通之处。中国的穆斯林学者主要从敬天思想的角度分析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相似性。清末著名穆斯林学者马德新指出，儒家所崇拜的天，不是形色之天，而是无相无形的义理之天。因此，儒家崇拜天、信仰天的情怀和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思想有相似之处。

“东方圣人以人道为己任，言人与人相处之道，而天道亦在其中；天方圣人以天道为己任，言人与真宰相处之道，而人道亦在其中。”这是穆斯林学者总结出的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相通之处。正是这种文化的互通，为中阿文化的交往融合奠定了认知基础，为未来发展中阿文化交流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二，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构建共同的话语体系。在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一批同时掌握伊斯兰教经典和儒家典籍的穆斯林学者以汉语为工具，借用儒家的理论来解释伊斯兰教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伦理以及典礼制度等观念，通过寻求伊斯兰教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同点实现两种文化的交流对话。

穆斯林学者充分吸收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阐释伊斯兰教的宗教功修。即以儒家礼教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来比拟解释伊斯兰教的念、礼、斋、课、朝“五功”。表面看来，“五常”和“五功”是两大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穆斯林译著家们巧妙地将二者进行了有益的比拟：念经不忘主的人就是具有仁心；把真主所赐之物施舍给穷人以体现真主的怜悯之心即为伊斯兰教的义；拜真主乃自然之礼；斋戒就是戒自性，能做到斋戒的人就具有“智”；朝觐是天下穆斯林的盛会，聚会就要遵守各项协定，这就是有“信”。这种做法极大地拉近了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距离，增进了二者的互相认同。

以儒诠经活动将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伊儒相通”的特性更直观地显现出来，更容易被世人理解接受。这种不重传教而重文化上沟通理解的做法得到了许多教外人士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的赞赏，因此汉族学者评价中国伊斯兰文化时说：“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异端曲说所可同语者矣。”

第三，搭建两种文化的沟通桥梁，培养文化交流的使者。明朝时期，陕西人胡登洲首创经堂教育，将伊斯兰教传统教育和中国私塾教育、书院教育相融合，用由古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混合而成的经堂语讲授伊斯兰经典，同时还教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语言知识。他还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形式、考核、毕业方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制度，奠定了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基础。胡登洲的亲传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把经堂教育发扬光大，经堂教育的影响力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并逐渐形成了“陕西学派”“山东学派”“云南学派”等不同风格的几大学派。

经堂教育是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互相融合的典范，为伊斯兰文化培养了无数优秀的中国宗教学者，他们传教布道，既改变了过去“传译不明”的状况，同时也为以儒诠经活动提供了大量学术人才，为中伊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保持官民并举的交往态势，促进中阿文化的全方位交流。历史上中阿文化在官方层面的交流主要包括：一是以朝贡方式进行的官方交往，主要体现在阿拉伯遣使来华。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的148年中，四大哈里发、伍麦叶朝和阿拔斯朝遣使中国见于国内史籍的达39次。

频繁的官方往来为中阿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二是以赐贡与市舶贸易为代表的官方交往。阿拉伯商人向中国皇帝进献贡品，中国皇帝回赐等值或价值更高的物品。唐朝中阿贸易兴盛，官方专门设立市舶使管理来自阿拉伯等地的外商。

民间层面的中阿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

一是中阿民间人士撰写的见闻游记中介绍了双方文化，为中阿文化交往提供了历史佐证。唐人杜环所撰《经行记》最早记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有关信息，特别介绍了被称为大食法的伊斯兰教教规。此外，中国旅行家汪大渊撰写的《岛夷志略》和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撰写的游记对于增进中阿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是以阿拉伯传教士来华和中国穆斯林朝觐为代表的宗教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理解，为中阿文化交流提供了民间动力。

三是中阿民间贸易的持续繁荣增进了双方人民的友谊，为中阿文化的交往奠定了内部保障。

（作者：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 史廪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