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社会情境中,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认识到项目制管理和大数据统计在推进农村民生建设时有优势亦有局限。优势是类型特征标准化、格式化,易于识别;局限就是数据分类标准刻画了事物的结构化特征,限制了新视野和新方式的出现和应用。二是要认识到提高农民收入是推进农村民生建设的必要条件,但还要注意恢复再造农村民生的家庭/社区/政府三种社会支持体系不可或缺,且要注意三者之间的功能互补和协调。
本文系中农办交办课题“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支持引导其依法自愿有偿转让上述权益”的成果之一。该课题总报告《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产权问题研究》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纳入“国家智库报告”系列出版,被评为2016年度优秀国家智库报告。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入公众视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率和农业产品的竞争力,这是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内容是加快科技创新。
“一带一路”文化建设需要我们花更大的力气精准研究,科学谋划;需要始终秉持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彼此包容的原则,善待不同文明、多元文化;需要持续深耕文化交流与合作,凝练出具有时代特征的共同价值理念,从而使“一带一路”成为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对话之路。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滋养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古往今来,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振兴,总是以文化的昌盛和繁荣为支撑的。我们不赞成文化绝对论,但是应当承认,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几乎所有领域发生的问题,都可以在文化中找到根源或因子。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这样,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也是如此。
现代海洋经济,指为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包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盐加工业、海滨矿砂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电力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滨海休闲旅游业、海洋服务业等。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有关海洋经济的认识逐渐趋于成型。世界各海洋大国纷纷出台相关法规政策、展望、蓝图、指标体系、年鉴年报、白皮书、报告等,以此引导海洋经济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全球化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复杂而紧迫的问题。在网络和数字化等高科技的驱动下,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入到一个趋向注重信息技术应用与解决问题的急速转型时代,对现实世界的改变产生着史无前例的影响。
社会定量研究文章常被标为“洋八股”,因其写作大多遵循西方学术规范为样本的程式化,且语言多显枯燥单调并铺陈以各种公式、表格、数字,与鲜活的生活、多样的个体以及华丽的辞藻相去甚远而被诟病。窃以为,此为形式问题,无关要旨。恰是由于部分研究在问题提出、概念提炼、指标测量等基本环节的处理上存有“脱臼”倾向,反而加重了为“八股”而“八股”、为统计而统计的嫌疑。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的服务功能还非常有限,多数市场机构主要还局限在咨询政策、受理交易双方申请、发布流转信息、促成交易和见证合同签订等工作。从长远来看,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还需要在经营权收益评估、流转价格形成、流转方式选择、授权抵押登记等功能方面进行拓展,以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交易双方。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以虚拟金融资本垄断为主导的新阶段,即资本主义金融化。而这一阶段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垄断金融资本通过金融手段来攫取巨额利润、掠夺世界财富。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最初是针对工业和服务业雇员的职业特点设计的。如何让这一制度更多惠及农业就业者,是各个国家在社会保障发展中都会遇到的难题。因此,总结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包容农业就业者的国际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带来启发。
农地三权分置在现实中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实际上已经暗含了“三权分置”要求。未来我国农村农业的发展空间的确很大,但实现发展目标需多方面配套改革。
消费者保护事关民生之本,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法治问题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实现消费者保护并完善相关法律文本。从多年实践看,如何对消费者实现充分保护始终是一个难题。为应对这一难题,消费者法在不断完善与回应,其中值得称道的是社会共治原则。近年来,对消费者保护特别强调突破传统的一元治理模式,实现多元社会共治,这是我国社会实践的要求与制度创新。
社会自治是社会成员自治自律,核心是自治权利亦即作为社会自治体成员所享有的自我治理(self-rule)、自我统治(self-government)的权利,这些权利通过社会自治组织来共同行使。社会自治组织的特点“它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我们分析中国发展的时候,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我们的市场转型,就是我们和那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进行比较,另外一个视角是现代化转型,我们和东亚模式中这些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和这两个视角都不一样的是,这两个大的转变在中国是在同一个时间进行,所以出现了一些特点,我们难以用既有的这些规则和理论来验证,所以也出现了很多我们叫做“中国特征”的东西。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在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使中国民族问题呈现出增多和趋强的发展态势,民族关系格局和民族问题发生的场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何站在历史发展的起点和时代的高度,针对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有效地研判其未来走向,在多维互动中凝聚共识,循序渐进依法依规不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在民族问题的时空转化中逐渐解决现实的和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命题。
自我国确定了“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这一目标以来,社会上就展开了有关贫困标准的讨论。根据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按照2010年价格计算的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就是贫困人口或者贫困家庭。实际中,考虑到自2010年以来我国物价水平已经明显上涨,很多地方把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低于大约3000元的家庭就作为贫困户。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指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实际上,从计算方法上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余值”,即经济增长中不能够被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做是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或者创新等“难以衡量”的因素带来的效率提升所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为正值,也可以为负值。前者说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而后者说明配置效率下降。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医疗保险在我国发展迅速,至2014年底,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5%,近乎实现了“全民参保”。如果将“广覆盖”看作社会医疗保险公平性的表现之一,那么越来越接近“全民参保”,当然就意味着全体国民在享有医疗保障方面变得更加公平。然而,社会医疗保险的公平性不应当仅仅体现为覆盖面是否足够广,这一制度本身的公平性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农村土地经营由集约到分散曾经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农村巨大的生产力。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分散经营的土地出现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反而成了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土地由分散到集约成为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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