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以虚拟金融资本垄断为主导的新阶段,即资本主义金融化。而这一阶段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垄断金融资本通过金融手段来攫取巨额利润、掠夺世界财富。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最初是针对工业和服务业雇员的职业特点设计的。如何让这一制度更多惠及农业就业者,是各个国家在社会保障发展中都会遇到的难题。因此,总结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包容农业就业者的国际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带来启发。
农地三权分置在现实中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2002年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实际上已经暗含了“三权分置”要求。未来我国农村农业的发展空间的确很大,但实现发展目标需多方面配套改革。
消费者保护事关民生之本,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法治问题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实现消费者保护并完善相关法律文本。从多年实践看,如何对消费者实现充分保护始终是一个难题。为应对这一难题,消费者法在不断完善与回应,其中值得称道的是社会共治原则。近年来,对消费者保护特别强调突破传统的一元治理模式,实现多元社会共治,这是我国社会实践的要求与制度创新。
社会自治是社会成员自治自律,核心是自治权利亦即作为社会自治体成员所享有的自我治理(self-rule)、自我统治(self-government)的权利,这些权利通过社会自治组织来共同行使。社会自治组织的特点“它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
我们分析中国发展的时候,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有两个视角,一个是我们的市场转型,就是我们和那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进行比较,另外一个视角是现代化转型,我们和东亚模式中这些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和这两个视角都不一样的是,这两个大的转变在中国是在同一个时间进行,所以出现了一些特点,我们难以用既有的这些规则和理论来验证,所以也出现了很多我们叫做“中国特征”的东西。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在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些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使中国民族问题呈现出增多和趋强的发展态势,民族关系格局和民族问题发生的场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何站在历史发展的起点和时代的高度,针对中国民族问题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有效地研判其未来走向,在多维互动中凝聚共识,循序渐进依法依规不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在民族问题的时空转化中逐渐解决现实的和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命题。
自我国确定了“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这一目标以来,社会上就展开了有关贫困标准的讨论。根据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按照2010年价格计算的人均纯收入低于2300元,就是贫困人口或者贫困家庭。实际中,考虑到自2010年以来我国物价水平已经明显上涨,很多地方把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低于大约3000元的家庭就作为贫困户。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指各种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实际上,从计算方法上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余值”,即经济增长中不能够被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做是要素配置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或者创新等“难以衡量”的因素带来的效率提升所带来的额外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可以为正值,也可以为负值。前者说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而后者说明配置效率下降。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医疗保险在我国发展迅速,至2014年底,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5%,近乎实现了“全民参保”。如果将“广覆盖”看作社会医疗保险公平性的表现之一,那么越来越接近“全民参保”,当然就意味着全体国民在享有医疗保障方面变得更加公平。然而,社会医疗保险的公平性不应当仅仅体现为覆盖面是否足够广,这一制度本身的公平性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农村土地经营由集约到分散曾经是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了农村巨大的生产力。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分散经营的土地出现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反而成了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土地由分散到集约成为大势所趋。
信息技术正飞速发展,互联网已被普及利用,各种终端设备记录了人类社会复杂频繁的信息行为,从而产生了惊人的数据量。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无疑会给社会科学文献情报研究带来巨大的挑战,同时也使它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本文对大数据分析和社会科学文献情报研究的关系进行对比研究,同时对大数据环境下社会科学文献情报研究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对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地方进行了一些乡村治理探索,对促进农村公共服务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总结这些地方探索及其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9年以来,中央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政策中,乡村旅游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14】31号)《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办法【2015】62号)对全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统筹布局,提出了战略目标以及当前的突破口。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结构相对固化,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量不大,两种口径划分的人口之间的差别也不大。改革开放后,在发达地区的城镇(也包括有些发达地区的农村),特别是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广深),涌入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其中有非农业户籍的外来流动人口,但主要是农业户籍的外来流动人口,给户籍制度带来新的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是解放生产力的需要,也是人的解放的需要。从现实经济结构看,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且必须以城市化引领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奠定后,城市的布局、城市规模的等级梯度以及城市功能的增量调整,要将农村现代化作为首要约束条件,惟其如此,中国的城市化才能体现人本主义原则要求。
2016年8月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若干财政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让人们看到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真正曙光。该《通知》给出了十条具体的财政政策,涉及平等教育权利、创新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制度、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政策、就业支持政策、市民化奖励政策、基本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支持政策、提升城市承载力政策、维护落户农业人口在农村的权益政策,以及财政支持市民化的动态调整机制等方面。
我们党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包括提供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让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些朴实的目标,深刻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创新社会治理的追求。
信用的征集范围应当限制在当事人与商业交易行为相关的信用信息,并对法人不良信息保存期限作出明确规定,使得法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与个人不良信息保存期限一致。
基于国情,我国农作物总种植面积为25亿亩,这意味着每年18亿亩耕地中有7亿亩会复种一次。而根据2015年农产品进口数据全口径匡算,我国进口土地面积约为10亿亩。由此可知,目前我国14亿人实际消费农产品所利用的土地为35亿亩,大致是18亿亩耕地面积的一倍。国内需求与国内资源之间的矛盾天然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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