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的发展过程是技术经济范式协同转变的过程。发展新经济,首先要推进供给侧改革,为新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和竞争环境。供给侧改革需要结构性产业政策对发展新经济的催化和引导作用。其次,结构性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应当由指向特定产业转为指向通用技术和促进技术融合。最后,要提高政策制定的社会化参与度,以政策项目的形式提高政策实施的精细化程度,通过制定、实施和评估各个环节的科学管理,提高结构性产业政策的效率。
国内经济要依靠外部环境的改善走出低谷希望很小。上一轮,我们利用外部环境走了出来,当时工业产能过剩、经济增速下行,我国金融风险比较突出,国内条件和现在相比有很大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房地产市场没有起步。1998年刚刚推出商品房市场,这一块大的市场需求还没有起来,第二制造业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相对较低。
小农理想有这样几个特点:保有自家生活需要的土地,以家庭内部分工实现自给自足;邻里最低限度合作,满足低水平的公共服务需求,冀盼正派乡绅秉持正义,维护小共同体秩序;耕读持家,希望小共同体向大共同体(国家治理体系)推送出代理人,维护小共同体的利益。这种小农理想在旧时代不无存在根据。就是在今天,因为中国城乡社会经济高度不均衡,小农理想也有作用空间。
社会政策研究有很强的应用性和针对性,但不是应急型。应急型社会政策的主要特点:一是被动应付,问题出来了,摆在眼前了,临时对策;二是只追求眼前效益,不顾及长远效益。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诸多问题——经济增速下行,工业品价格通缩,民间投资下滑,杠杆率攀升,货币脱实向虚,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外流,城镇化受阻,房地产一业兴旺百业衰,影子银行蔓延,金融风险积聚加剧,汇率贬值压力较大,外汇储备锐减,以及所谓的资金空转、“资产荒”和流动性陷阱,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我国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5年的56.1%,年均提高1.03个百分点。这种压缩型的快速城镇化,导致城市建设历史欠账较多,城市建设“重面子、轻里子,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较为普遍。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化石能源大量消耗和温室气体急剧排放,全球气温增高,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事件增加。早在十年前,中外学术界对由于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城市洪涝问题予以高度关注,随后提出了城市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低碳城市”、“韧性(弹性)城市”等概念。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国家,中国利用杭州峰会轮值主席国身份积极引导全球治理议题的讨论,努力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从历史演进来看,G20合作机制的发展显示了新兴国家在当前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比中的变化,并深刻反映出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地位与作用的迅速上升。
中国是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海事司法是经略海洋、管控海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事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三级法院二审终审制”的海事审判机构体系的形成,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海事审判机构最齐全、海事法官数量最多、海事案件收案最多的国家,成为当之无愧的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
新农协完全有可能衔接三农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不是单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多业统筹的,生产生活一体化在地和农户和非农户的都可以进入作为合作组织。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企业,是一个多目标的社会企业,它不是慈善社会公益组织,应该说是专业农、兼业农、职业农民的团体,它是接受委托,协助政府履行农业政策的基层单位。它不是行业协会,是依法建立,以乡村、乡镇为地域,覆盖全体农民的法定机构,履行以经济性实现公益性的特殊社会经济社团。
据近日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5》显示,全国有六个省的当期养老金“入不敷出”,由此引发用住房公积金补充养老金的构想,其实这与多年前的“大社保模式”如出一辙。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但是整体发展水平仍然不高,国内农业发展仍有很大空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目标层面需要放弃理想化政策措施,在现阶段通过将三元目标降为二元目标,即追求农业增效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从而确保“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任务的实现。
在一些问题上七国集团与金砖国家之间的立场分歧,以及目前大国政治与安全关系的紧张,的确为二十国集团的前景投上了阴影。但如果将二十国集团、七国集团、金砖国家与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关系联系起来,从全球治理行为体的多样性和全球议题的相关性看,则会对二十国集团已经取得的进展及其前景做出更适中的评价。
民间投资是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的最重要支撑力量。民营企业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80%左右的社会就业，民间投资已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60%以上。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门就是民营经济部门。民营企业立足私人产权，依托开放市场，践行契约自由，奉行责任原则。
医改仍在深水区。2016年7月,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财政部、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完成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旨在为今后中国医改增添智识支撑。报告受到各界密切关注。
关于房产税的讨论一定要建立在准确认识其政策定位的基础上。为什么要启征房产税,征收房产税的政策目的是什么?只有在对这一根本问题有了准确认识的前提下,接下来细节性的、技术性的讨论才有意义。
不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政府有关文件里,都会碰到基层社会这样的说法和提法,但是细究起来,人们却会问这样的问题:基层社会指的是什么?它有没有范围?为什么说是基层社会?基层社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单位或对象,会有什么样的理论、实践和方法价值?又如何将它作为一个研究单位进行研究?在此基于长时间在县域社会开展调查以及相应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试着作出一些思考和分析。
持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是十三五规划“构建发展新体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任务之一,也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权力清单制度能够实现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的法治化与规范化,是推进简政放权的主要制度设计之一。从地方和基层治理实践观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三合一改革中,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需要重点处理以下四对关系。
对于城市少数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政府与学界关注较早。1992年,在国家民委的领导下,中国都市人类学会成立,当时就提出要重视城市多元民族文化的发展,因为城市不应该成为消解民族特点的场所,而应该成为民族现代化的标志,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场所。此后,一直有学者在不断呼吁重视城市民族文化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国资划转社保”有“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如果说“国资划转社保”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社保制度建设的话,那么,其“附带”产生的“次要目标”就是对国有资本改革产生的诸多影响,这些影响几乎都是正面的,包括有利于探索全民所有制的实现方式和途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效率、完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的国家战略目标、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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