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增长整体乏力,出现了所谓的“新平庸”的同时,资源环境约束日益严重、国际间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面临这样的国际环境,已经高度国际化了的我国国有企业,只有推进兼并重组,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就是一个没有退路的选择。
当前全球经济延续疲弱复苏态势,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加。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增长持续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欧洲和日本等经济体的大规模货币宽松引发竞争性贬值,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仍旧不明朗。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中国主办的本届二十国集团峰会(G20峰会)虽已落下帷幕,但关于峰会对全球治理尤其是对全球贸易规则影响的讨论,却未止息。
在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评价时,不能闭门造车,要用国际视野和发展的眼光来思考学术成果的学术影响。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理论伴随着各种思潮与运动于20世纪初传入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建设明显提速,为社会学的成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随着我国社会学的发展,应该在国际学术界发出我国社会学界的声音。
好的翻译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我们当今的时代所亟须的。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是我国的重要战略。为了更好地保障其实施,我们迫切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翻译队伍。因为拥有高素质的翻译队伍不仅有助于切实推动我国经典作品的对外译介工作,使外国读者能够在阅读这些经典作品的同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深入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也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沿线使用多种不同语言的国家与我国开展文化交流,加深人民间的互相理解和情谊。
城乡一体化的主要目标是,农民平均收入接近甚至超过城市居民;城乡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无差异;基本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主要受市场原则支配。实现这些目标不能依靠扩大存量转移支付,而应通过经济增长实现增量调整。
当前,医疗体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供给效率低下。这既有医疗固有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又有现存的公立医院体制问题;通过引入“互联网+”,能够建立多方参与的、透明的医疗信息机制,为深化医改建立良好的基础。医疗体制引入“互联网+”的主要措施包括:建立医疗卫生云,使整个医疗过程实现数据化,解决医疗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建立医药电子商务系统,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推进基于互联网的医疗评价系统,使医疗质量评价更为客观,解决患者盲目选择大型医疗机构的问题。
为探索社区家庭医生制度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课题组与北京市医改办及海淀区卫生局合作在海淀区进行社区家庭医生服务包的改革试点。在试点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现实性和政策性障碍,这些障碍不仅反映了社区家庭医生制度建设以及推进合理分级诊疗过程中遇到的核心问题,也反映了本轮医改中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以及我国医改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未曾从事农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现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在青壮年时期,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远非老一代农民可比,但他们在这个时期却没有形成稳定的积累;当他们因年老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后,不管是在农村或在城市生活,都将面临着诸多困难。因此,国家的农村政策对于他们的影响会非常大。如果我们希望老一代农民退出农业生产以后,农业的家庭经营仍然存在,那么就需要出台系统的政策以支持新生代农民工像其父辈一样老有所安,就需要将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农村具体化以使新生代农民工有退身之地,如适当的社会保障和与这一群体相适应的农业政策。
城乡和区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存在较大差距,影响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也影响机会公平。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的重点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满足不同居民的服务需求,逐步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争取到2020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首先解决好食品安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均衡配置等问题。
今天,信息化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战略性机遇,几乎每个国家、地区、领域、个人都难以置身事外。作为拥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更是以空前的规模、速度、效率进入信息化尤其是“互联网+”的行列,这其中当然包括广大的乡村和农民。不过,在推进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理解党和国家对信息化的高度重视,如何在乡村基层利用信息化带来的一些新优势促进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尤其是在肯定成就的同时避免错误,这是需要加以注意的。
“保护农民利益”是一个常见的政策词汇,而很少有说“保护工人利益”,“保护知识分子利益”的。农民的弱势性,体现出农业的弱质性。在媒体上,“贫困”、“留守”、“空心化”……这些关键词也形成了社会对农村与农民的舆论共识,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新经济的发展过程是技术经济范式协同转变的过程。发展新经济,首先要推进供给侧改革,为新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和竞争环境。供给侧改革需要结构性产业政策对发展新经济的催化和引导作用。其次,结构性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应当由指向特定产业转为指向通用技术和促进技术融合。最后,要提高政策制定的社会化参与度,以政策项目的形式提高政策实施的精细化程度,通过制定、实施和评估各个环节的科学管理,提高结构性产业政策的效率。
国内经济要依靠外部环境的改善走出低谷希望很小。上一轮,我们利用外部环境走了出来,当时工业产能过剩、经济增速下行,我国金融风险比较突出,国内条件和现在相比有很大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房地产市场没有起步。1998年刚刚推出商品房市场,这一块大的市场需求还没有起来,第二制造业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相对较低。
小农理想有这样几个特点:保有自家生活需要的土地,以家庭内部分工实现自给自足;邻里最低限度合作,满足低水平的公共服务需求,冀盼正派乡绅秉持正义,维护小共同体秩序;耕读持家,希望小共同体向大共同体(国家治理体系)推送出代理人,维护小共同体的利益。这种小农理想在旧时代不无存在根据。就是在今天,因为中国城乡社会经济高度不均衡,小农理想也有作用空间。
社会政策研究有很强的应用性和针对性,但不是应急型。应急型社会政策的主要特点:一是被动应付,问题出来了,摆在眼前了,临时对策;二是只追求眼前效益,不顾及长远效益。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诸多问题——经济增速下行,工业品价格通缩,民间投资下滑,杠杆率攀升,货币脱实向虚,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外流,城镇化受阻,房地产一业兴旺百业衰,影子银行蔓延,金融风险积聚加剧,汇率贬值压力较大,外汇储备锐减,以及所谓的资金空转、“资产荒”和流动性陷阱,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我国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提升到2015年的56.1%,年均提高1.03个百分点。这种压缩型的快速城镇化,导致城市建设历史欠账较多,城市建设“重面子、轻里子,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较为普遍。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化石能源大量消耗和温室气体急剧排放,全球气温增高,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事件增加。早在十年前,中外学术界对由于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城市洪涝问题予以高度关注,随后提出了城市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低碳城市”、“韧性(弹性)城市”等概念。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国家,中国利用杭州峰会轮值主席国身份积极引导全球治理议题的讨论,努力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从历史演进来看,G20合作机制的发展显示了新兴国家在当前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对比中的变化,并深刻反映出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济秩序构建中地位与作用的迅速上升。
中国是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海事司法是经略海洋、管控海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海事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三级法院二审终审制”的海事审判机构体系的形成,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海事审判机构最齐全、海事法官数量最多、海事案件收案最多的国家,成为当之无愧的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
新农协完全有可能衔接三农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不是单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多业统筹的,生产生活一体化在地和农户和非农户的都可以进入作为合作组织。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农业企业,是一个多目标的社会企业,它不是慈善社会公益组织,应该说是专业农、兼业农、职业农民的团体,它是接受委托,协助政府履行农业政策的基层单位。它不是行业协会,是依法建立,以乡村、乡镇为地域,覆盖全体农民的法定机构,履行以经济性实现公益性的特殊社会经济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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