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组建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GEIDCO)用以发展全球电网，这将使中国能够掌控可再生能源供应链的下游部分。利用“一带一路”的运输优势，中国有可能在30年内掌控全球大多数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输送。
可再生能源在减缓气候变化和保证长期能源供应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可能迫使政府为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提供激励。这种激励可以是给予消费者税收减让使之购买可再生能源产品，或者给予可再生能源技术制造企业拨款、基金、奖赏等激励。
欧盟统计局14日发布数据显示,欧盟可再生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在2015年达到16.7%,较2014年的16%略有提高。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支持化石燃料并退出气候协议,可再生能源领域领导地位从美国悄然转移至太平洋彼岸的中国。目前,中国太阳能占比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生产国,且风能发展迅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尽管可再生资源使用广泛，但印度各邦的政策差异很大。按照目前的进度，印度无法达到2022年可再生能源产量目标，因此为了加快增长，各邦需要制定政策来促进太阳能生产并应对实施过程中的挑战。作者从生产者激励价值、电价结算的消费者友好度和再生能源购买义务（RPO）目标三个方面为各邦太阳能政策分级。
天然气价格时常波动，为满足日常用电这等重要需求而过多依赖天然气是愚蠢的。核能发电有助于美国兑现一年多前在巴黎气候大会上做出的承诺。而且，建设新一代先进的核电站对美国在核技术领域重新树立领导力将大有帮助。至于安全，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设定了黄金标准。
拉丁美洲已做好2017年担任气候变化和可再生能源全球领导角色的准备。可再生能源的巨大潜力及在该地区的迅速发展为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带来了希望。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53%，拉丁美洲已经引领全球绿色能源运动。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李仰哲5日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年均增长将达到4250万千瓦,约占“十三五”年均新增装机规模的一半左右。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专家Milan Elkerbout在《2025气候政策——特朗普入主白宫八年之后》一文中表示,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巴黎协议的未来蒙上了长久的阴影。尽管气候变化并没有占据美国总统竞选的主要部分,但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毫不掩饰他对气候科学有效性的质疑,并表露出退出全球气候协议的意图。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部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将达7.3亿吨标准煤。其中,商品化可再生能源利用量5.8亿吨标准煤。
澳大利亚政府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就后者提出的可再生能源推荐策略出现紧张关系。AIIB发布问题报告以开展关于该策略的探讨，澳大利亚矿产委员会提交了应对意见。如果特恩布尔政府真的在打击AIIB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这将不符合政府与该行建立良好关系的优先工作日程。
罗伊研究所专家Mark Lawson表示,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发电的人们常常提到岛屿电网,例如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耶罗岛,阿拉斯加的科迪亚克岛和澳大利亚巴斯海峡的国王岛。在这些岛屿上,可再生能源已被证明是令人满意的能够替代柴油发电的解决方案,虽然成本仍然昂贵,不过只要能从岛外拿到投资支持的话,一切就能迎刃而解。
欧洲应进一步释放低碳技术研发潜力，在新产品和服务方面获得竞争优势和较高附加值，形成未来增长和就业的基础。还有观点认为，北非拥有巨大的可再生能源需求，因而欧洲的能源公司应抓住在非洲的投资机会。
国际能源署25日发布报告说,2015年可再生能源首次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新增电能来源。
美洲开发银行数据,2015年,拉美地区在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及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达230亿美元。美洲开发银行和彭博社共同发布的一份清洁能源发展报告显示,在世界清洁能源发展指数最高的十个国家中,有四个国家来自拉美,分别是巴西、智利、墨西哥和乌拉圭。
气候变化的影响在东南亚已经被认识到，对于可再生能源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担忧并非未察觉，水利、太阳能和风能均对气候条件具有依赖性。随着东南亚向其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努力，确保可再生基础设施的发展与气候变化适应性思考相融合十分重要。
世界银行董事会近期批准了两笔款项用于支持菲可再生能源项目。其中一笔4400万美元的贷款标的为菲律宾可再生能源工程（PHRED），另一笔2300万美元的捐赠标的为可持续能源项目（A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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