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者是时候认识到气候政策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现在就应该制定过渡战略。人们迫切需要对气候行动的宏观经济学进行更好、更精确的讨论。在这方面，辩论应更多集中于确定具有挑战性的过渡所涉及的机制和选择。
随着国际行为主体，特别是欧盟，开始制定下一代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美国需要探索在多边框架和国内政治气氛中最可行的政策反应。本文分析了美国拜登和哈里斯政府在贸易和气候政策方面的国内政治。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标志着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美国的新兴气候政策或是全球进程从否认气候变化转向积极开展气候行动的重要代表。拜登的政策的潜在影响包括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的压力、贸易限制以及将发展援助与气候目标挂钩。
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是全球和国内减缓气候变化努力的积极和坚定合作伙伴。印度现在是全球减缓气候变化努力的先驱者之一。
欧盟计划到这个10年结束时，使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一半以上。这一减排计划将涉及欧盟的几乎所有行业，对就业、消费者、企业及欧盟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企业需要倡导雄心勃勃的公共政策，作为气候领导力的一部分。在美国，企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并通过许多渠道影响政策结果。没有企业支持，以科学为基础的气候政策很难产生足够政治资本。
国际债券投资者越来越需要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一致的资产。主权债券代表了独特的长期债权，并为各种公共支出（棕色和绿色）提供资金。公共资本支出将是支付欧洲绿色协议所需的约3万亿欧元投资预算的核心部分。
要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抗击气候变化，需要世界第四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印度参与。印度在气候谈判中的立场已从阻碍雄心勃勃气候解决方案，演变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到20世纪80年代末，气候学家们就人类对全球变暖的“贡献”达成广泛共识，促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1992年通过。在这方面，苏联是气候变化方面的主要声音。但近50年后的今天，情况恰恰相反：俄罗斯在全球气候问题上明显失去领导地位。
2021年国际气候政策议程将需要加快步伐，完成2020年未完成的许多工作。受疫情影响，一些工作的截止日期推迟，且进程变慢。2021年初，主要气候政策大国的立场是什么，国际谈判势头如何？
澳大利亚和美国在通过重要气候政策方面面临着类似的政治障碍。大型化石燃料生产国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存在无休止的文化战争。虽然专家们更喜欢将美国与更雄心勃勃的欧洲国家进行比较，但澳大利亚的例子提供了一个更现实的方法，可以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建立美国气候议程之中。澳大利亚的经验对美国具有意义。
早在今年9月，中国已经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此时此刻，美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社区正暴露在有害健康的空气污染之下。为保障空气质量而制订的监管架构未能充分解决局部空气污染问题。这是美国《清洁空气法》未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预计将对低收入、边缘化社区产生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
英国迫切需要整合其贸易和气候政策制定，并利用当前危机为国际谈判带来的有限的喘息空间，加紧确定有关这一关键政策交叉点的战略和优先事项。英国政府已迅速采取行动，以在脱欧后重设其对外贸易关系。同时，英国又是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的主办国，这为政府提供了重要机会。
对于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优先事项的欧盟而言，巴西在保护亚马逊雨林方面的失灵可能会使其有理由拒绝与南方共同市场达成协议。
本文使用场景分析法，来确定加拿大贷款机构和投资者面临的与气候相关的风险。文章列出三个场景：正常场景；实施简单的气候政策；以及实施强有力的气候政策。
该研究手册将成为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研究者和从业者、以及对相关研究方法和政策感兴趣的人不可或缺的资源。此外，环境研究、公共政策和政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将发现本研究手册是建立适应科学与政策的深层知识的宝贵基础。
与欧盟其他政策领域相比，气候和能源政策更加透明且参与度高。总之，作为两个互补的政策，欧盟改革和气候行动不是单行道。气候行动可以帮助欧盟变强，但欧盟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支持改善气候行动。
气候变化将对全球政治产生影响，创造新的脆弱性和机遇。印度在全球气候行动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介绍了印度利用气候政策获取影响力的方式。
长期的水规划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因为水文条件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许多地区的水需求与现有和容易开发的供应高度相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调政策制定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介绍了两个使用鲁棒决策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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