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宽松货币政策和供给侧限制带来的直接问题，长期结构性因素也加剧了生活成本危机。英国政府通过税收和监管措施大力干预各种产品市场，从而推高了成本。其中一些干预措施可能是合理的（例如纠正外部性），但在许多情况下，对消费者施加的成本是巨大的，而收益要么微不足道，要么高度投机。
泰国政府近日批准多项惠民措施，包括向社会保障体系外的自由职业者发放两个月的补助金，减免全体国民今年2月至3月的水电费，提升网速、降低网费以支持居家办公，延长土地与房地产税税率降低90%的措施等，帮助民众降低生活成本，缓解疫情对民生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征收“罪孽税”（对香烟、酒精、赌博等开征的税收）的提议可能使英国每个家庭的食品账单每年增长近500英镑（约666美元）。这种“罪孽税”提高了消费者的生活成本，而且是经济上的倒退。
据经济学人智库调查显示，在调查的133个城市中，圣何塞生活成本从第78位降至第90位。墨西哥城和圣地亚哥的生活成本比去年有所增加。新加坡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城市，其次为巴黎、苏黎世和香港。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15日发布的2018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报告显示，新加坡连续5年成为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全球人才流动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全球人才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跨国公司开始仔细评估国际派遣人员的成本。根据美世2017年度生活成本调查，亚洲和欧洲城市，尤其是香港、东京、苏黎世和新加坡都属于国际派遣成本最为昂贵的城市，它们依次占据了排名榜上的2到5位。安哥拉的罗安达由于商品价格和安全考量排名第一。其它位列前十的城市还包括首尔、日内瓦、上海、纽约和伯尔尼，他们依次排名6到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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