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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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当今世界，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已经成为提升企业实力，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突飞猛进，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这一现象不能够给出很好的解释，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引发了广大学者的研究。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的经济体国家，中印两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两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引发大家的重视。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国最初都是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都经历了改革开放，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也都经历了高速发展，因此两国在经济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轨迹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角度来看，两国在投资规模、投资的行业分布、投资区位选择以及投资主体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相比较而言，印度在投资的相对规模、行业分布、区位选择以及投资主体方面具有优势，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发展迅速。虽然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比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在投资模式上，印度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 　　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确定选题的价值。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梳理，了解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和印度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现状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从而为两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做出解释。然后运用比较研究法对中印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征进行比较，包括投资规模、投资行业分布、投资主体、投资区域分布等方面，并总结出相同点和差异。之后利用邓宁的IDP理论和OLI范式，分别对中国和印度的FDI发展阶段以及影响两国FDI发展因素进行计量分析。根据计量结果，可以发现中国FDI的发展阶段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印度的FDI发展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一致。同时，影响FDI发展因素的计量结果显示，人均GDP对两国FDI的发展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人均引入外资流量、进出口额分别占GDP的比重对两国FDI发展的影响机理存在一定的差异。 　　最后，总结中印两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存在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阐述印度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以及对我国的启示，同时进一步提出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建议：政府要注意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走出去；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和区位分布，使对外直接投资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引导企业向有利于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经验的项目投资，提高投资效益，提升企业实力；要加强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在投资开始之前，要综合考虑投资给企业带来的效益以及企业自身的承受能力，避免盲目投资；要注重对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为企业的海外投资储备人才；注重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考察，不能盲目进行扩张，要结合企业自身的需要，从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
空间溢出视角下金融集聚对“一带一路”省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自2013年我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以来，如何凭借金融助力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备受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问题。众所周知，经济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命脉，经济发展状况在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伴随着网络技术地不断发展，金融资源逐渐突破传统地理距离的局限，实现跨地域运动，并在某一地域集中与聚合形成金融集聚。研究表明，“一带一路”省域金融资源分布不均匀，金融集聚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建设过程中，应以经济发达地区为核心，发挥金融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联结带动周围不同规模等级地区的发展，全面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此背景下，基于空间溢出视角对“一带一路”省域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对加强省域金融合作，促进省域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利用“一带一路”省域经济金融发展数据，对金融集聚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经验研究。首先，综合梳理国内外现有文献关于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研究，从不同视角对金融集聚溢出模型进行归纳整理，并对“一带一路”省域不同地区间金融集聚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及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提炼。其次，在局域溢出模型（LS模型）框架下详细阐述金融集聚对核心区和边缘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再次，采用区位熵法计算“一带一路”省域沿线省份历年Moran’s I指数，据此分析“一带一路”省域金融集聚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经典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金融集聚的经济效应，以期通过空间偏微分法对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具体分解为区域内溢出和区域间溢出两部分。最后，根据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并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外商投资和绿色金融四个方面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一带一路”省域经济发展中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问题进行研究，这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同时为政府如何运用金融助力“一带一路”省域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自20世纪末以来，竞争日趋激烈，国际资本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流动。海外并购活动成为公司快速扩大自身经济规模、增强竞争力的常选之路。在世界并购浪潮的推动下，在我国政府“一带一路”政策的带领下，伴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的海外并购活动也日益频繁。虽然在2016年我国的GDP增速为6.7％，2017年的政府目标是6.5%。但是由于我国的海外并购活动开始较晚，而且现阶段处在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并购以后的绩效是如何变化的呢？哪些因素导致了这样的绩效变化呢？这将是本文研究的要点。 　　本文首先是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研究内容、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接下来便是对并购、海外并购及海外并购绩效三个关键概念进行了界定。运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规模经济等理论对海外并购绩效进行了理论分析。其次是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并购绩效进行衡量。本文选取2012年和2013年发生横向海外并购的8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用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的12项财务指标反映并购绩效，并将12项财务指标降维、构建评价并购绩效的综合得分模型，分析上市公司海外并购事件前后公司绩效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海外并购活动以后的年度绩效是先上升后下降的，在并购当年和并购后第一年绩效是上升的，并购后第二年绩效明显下滑并且小于并购前一年的绩效。这表明，海外并购活动并未在实质上改变我国上市公司的绩效。 　　再次是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找到哪些因素对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绩效有影响，回归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海外并购绩效与并购目标公司所在国家发展水平这一因素显著正相关，目标公司所在国是发达国家更有利于并购绩效的提升；现金支付和海外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采用现金支付是收购公司向市场传递好的信息，进而影响到绩效；交易规模与海外并购绩效显著负相关，因为交易规模越大，后期整合工作越困难；国有股比例与海外并购绩效显著负相关，政府没有到位的监督和指导，这样不利于海外并购绩效的提高；在股权集中度方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海外并购绩效显著负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出现“一股独大”的局面，企业的决策有时会带有个人色彩，不利于并购绩效的提升。最后是根据以上的分析和实证研究就如何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的创新点是提出了目标公司所在国发展水平这一影响因素和并购绩效的关系，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为正相关关系。即目标公司所在国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并购绩效的提升。在以往的文献中没有对此进行关联分析的。这一研究为上市公司进行海外并购活动选取目标公司时提供了新的思考点，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南车换股吸收合并中国北车的绩效分析

近年来，全球高铁经济蓬勃发展，轨道交通制造行业迎来良好的发展契机，同时，国内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供给侧结构改革和过剩产能去除成为时下两大热点话题。受益于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为了打开轨交制造的国际市场，中国南北车的并购势在必行。中国南北车的并购是政府主导下的大型央企并购，带有国情与政策意义，随着国企改革潮的到来，中国南北车的并购也将会后来者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从并购绩效的角度来研究南北车合并的案例，从事件研究法与财务分析法两个方面对中国南北车并购的绩效进行评价，也对并购绩效的评价方法提供了部分现实意义。 　　首先，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学者从事件研究法和财务分析法两种方法来研究并购绩效的文献。第二，对于本文涉及到的企业并购、企业并购绩效的概念做了阐述，并且归纳了并购绩效研究中用到的事件研究法和财务分析法，同时在协同效应理论、企业增长理论、市场势力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研究。第三，本文回顾了南北车的概况，南北车并购的过程，动机，目的和特征。南北车合并是国家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和避免恶性竞价而主导的政策性合并，并且采取换股的方式同时涉及了A股和H股，希望通过合并可以达到协同性和多元化的目的。第四，本文从事件研究法和财务分析法两个方面对南北车的并购绩效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分析。然后得出结论： 　　在通过事件研究法对南北车并购短期绩效进行分析之后，文章发现南北车并购之后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先是在并购宣告日前两个交易日急速上升，然后在宣告日之后趋于稳定，并逐渐下降。表明南北车并购在宣告日之前可能存在信息泄露，并购之后的短期绩效有所上升。在通过财务分析法对南北车并购绩效分析之后，文章通过中国中车与世界轨交制造行业巨头阿尔斯通、庞巴迪的财务指标对比，发现在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四个方面的财务指标上，并购后财务状况均有所好转，并且处于行业领先位置，表明南北车并购之后的绩效有所上升。所以，南北车并购之后获得了超额收益率，市场对此反应良好。同时，并购后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增长能力都有所提升。由此，本文对南北车并购绩效提升的原因做了分析，本文认为南北车并购绩效上升的原因是通过并购提升了市场占有率，同时通过并购整合实现了优势互补，降低了成本。 　　最后，本文得出启示：第一，南北车应该打造品牌优势，提高国际化进程；第二，南北车还需加大研发力度，提升创新水平。以期为合并后的中车更好的“走出去”提供借鉴。
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分析与防范——以兖州煤业并购菲利克斯为例

自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球各国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世界经济正向全球化与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伴随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跨国资本流动越来越活跃，海外并购便成为跨国资本流动的主导力量。我国的企业虽然是海外并购大军中的活跃分子，但是海外并购的成功率却不高，这其中的财务风险不容忽视。重视分析和防范海外并购的财务风险，能够有利于企业在并购活动中有效防范与控制财务风险，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为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添柴助力。 　　针对企业海外并购的财务风险，根据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国内针对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研究多为规范研究，定量研究较少。与以往类似研究相比，本文创新点在于对于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评估体系。研究方法为规范研究和案例分析法。基于并购过程，将财务风险分为战略决策阶段的目标企业定价风险、并购实施阶段的资金筹集和支付风险以及并购整合阶段的财务整合风险。运用企业资源基础、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系列理论，并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财务风险进行识别与分析，本文选取兖州煤业并购澳大利亚菲利克斯公司案例进行分析，该案例是截至2009年我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并购案例中并购金额最大的案例，且资金筹集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支付方式仅是现金支付，非常具有代表性。一方面，基于并购过程，对兖州煤业并购菲利克斯案例中的财务风险进行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并购中财务风险较大，尤其是资金筹集和支付风险较大；另一方面，又采用修正的Z值模型对总体财务风险进行分析，发现兖州煤业的整体财务风险水平偏高。通过对该案例的详细研究，本文从政府、中介机构和企业的角度分别提出恰当的防范对策，具体包括：政府应给予政策支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同时构建风险控制机制；中介机构应做好尽职调查，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企业要选择合适的目标企业价值估值方法，应拓展融资渠道，应选择灵活的支付方式以及整合时要建立统一的财务管理体系。这些防范对策将帮助我国企业有效控制并购活动中的财务风险，从而顺利实现海外并购的战略目标。
我国资源型企业海外并购绩效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跨国并购行为已经成为各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进而寻求发展机会和资源的重要方式。我国企业的大规模跨国并购活动最早始于十余年前，并在2008年之后达到一个高峰时期，而在这个跨国并购的高峰期中，资源型企业无论是从数量、规模还是金额上都绝对称得上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力军。低廉的并购价格加之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使得我国资源型企业在这一时期纷纷加入“走出去”的海外并购浪潮中，许多企业也都顺利地完成了并购活动。然而，在这看似轰轰烈烈的并购浪潮背后，跨国并购后的企业绩效情况如何？影响我国资源型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因素有哪些？在并购全球化的背景下，探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内容、方法以及创新点，并对国内外学者在跨国并购这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进行综述，在前人的研究结果上提出了本文的看法。然后本文在对资源型企业的概念进行界定，回顾了与企业跨国并购相关的经典理论，并分析了我国资源型企业海外并购的特点及现状。在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中，选取了2008年至2010年我国资源型企业发生的15起海外并购事件作为样本，分别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因子分析法，对样本公司的短期和长期绩效进行测度，测度结果显示：我国资源型企业所进行的海外并购事件在短期内获得了市场和投资者们的积极评价，企业绩效提升明显；然而从并购后的长期整合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样本公司的绩效出现了大幅地下降，综合长短期绩效的表现来看，我国资源型企业在海外并购后的绩效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其次，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资源型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具有跨国并购经验的企业比首次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好的企业绩效；人民币相对于目标公司所在国货币的强度与资源型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跨国并购中获得目标公司资源定价权的资源型企业比没有获得资源定价权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好的绩效。最后在基于绩效测度和回归分析的结果上，本文对如何改善我国资源型企业的跨国并购绩效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希望能够对我国资源型企业未来的海外活动提供一定的理论帮助。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整合对策研究——以万达集团收购美国AMC院线为例

我国政府向来重视对外投资，近年来“一带一路”的建设的美好愿景从蓝图设计开始落到实处，我国企业纷纷出海进行跨国并购。2012年万达集团收购美国最大的院线集团美国 AMC院线公司，此举成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里程碑事件。万达集团并购美国 AMC院线公司是我国交易金额最大的服务行业跨国并购。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万达集团如何做好对美国 AMC院线公司的整合工作，在其整合过程中的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点，并购双方企业的优势资源如何互补，应采取怎样的整合对策，不单对万达集团提高其并购成功率有重要意义，还能发挥对我国其他企业的教育指导作用。万达集团并购美国 AMC院线公司的整合对策，对促进行业内优势资源的集中，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提升我国综合国力，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本文首先通过对企业并购整合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述评，了解当今理论界对于并购整合方面的最新动态。然后对并购整合、优势资源两个重要概念进行界定，然后通过对并购整合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市场势力理论进行阐释，确定研究的基础理论。之后对万达集团并购美国 AMC院线公司的整个过程进行简单回顾，介绍并购双方情况，并购事件的发展及后续相关评价，分析万达集团的并购动机。通过上述并购案例内容简介，从组织架构、业务、财务和人力资源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具体分析过程中运用 VRINS检验法，确定双方具有竞争优势的优势资源，并以保护培育优势资源为出发点，得出结论：万达集团应采用保守型的整合类型，在组织架构上保持AMC公司特点，业务上保留AMC公司品牌，财务上建立资金集中管理系统，人力资源上提高原公司员工待遇。最后通过万达集团并购美国 AMC院线公司的案例，总结其对我国企业和政府在并购工作和促进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启示。
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中国中车并购绩效评价研究

并购是企业扩大规模，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方式之一[1]。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国企改革不断深化，我国的很多公司通过并购实现“走出去”的战略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并购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并购的成功，随着并购事件的增多，很多并购公司在事后会面临因整合不到位而拖累并购公司的局面最终导致并购失败，因此，对并购绩效恰当的评价变得愈发重要。不仅要从短期进行评价，更需要将评价持续至整合完成。并购最早于国外兴起，国外学者关于并购绩效的研究较为深入，而随着我国并购事件的增多，我国学者也开始将目光聚焦到并购绩效的衡量。但选择哪种方法能够更好的反映公司并购绩效，各学者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如何合理评价并购绩效成为不断探索的课题。传统的并购绩效研究方法或过于重视财务绩效的衡量或仅着眼于并购后较短的一段时期，忽略了非财务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在并购完成后的整合是影响绩效的关键因素。平衡计分卡作为一种较为全面的绩效评价体系，应用于并购活动的绩效研究是一种创新的探索，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将平衡计分卡绩效评价工具引入并购绩效研究中，以中国南车换股吸收合并中国北车新设中国中车的并购活动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基于平衡计分卡的并购绩效评价体系对中国中车的并购活动进行全面评价。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的并购绩效研究方法进行了归纳综述，指出了传统方法在研究并购绩效方面的不足，然后引进平衡计分卡战略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国内外学者运用平衡计分卡评价并购绩效的案例进行梳理。随后对中国中车的并购活动进行研究，首先介绍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的基本情况，然后分析合并背景与并购动因；结合本次并购事件的并购目的以及中国中车的生产特点，分别从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和成长四个维度构建了适合评价中国中车并购绩效的具体指标体系并试用；最后进行案例总结与展望。 　　利用平衡计分卡研究并购绩效，得出以下成果：首先，通过与传统的绩效评价方法相比，利用平衡计分卡评价并购绩效具有能够从财务维度和非财务维度进行全面考察，将长期考核与短期评价相结合，根据评价体系的反映随时调整的动态性等优势；其次，基于平衡计分卡构建了适合中国中车并购绩效的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运行；最后，对该方法的应用提出了注意事项，为其他公司利用平衡计分卡进行并购绩效评价提供有效借鉴。
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常态”下，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海外并购已成为各国开启“走出去”大门、实现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方式。在中国金融业大门开启，外资银行鱼贯而入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也开始将目光转向海外市场，希望通过海外并购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力，以应对外资机构的冲击与挑战。在我国银行海外并购政策的支持下，伴随着我国几个大型商业银行的上市成功，相信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会有更多的商业银行加快其海外市场开发的步伐，走上海外并购之路，但在并购过程中也不乏引起我们对于银行海外并购的一些思考：在进行海外并购中我国商业银行的绩效水平能否有所提升?影响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绩效水平的因素有哪些，通过何种举措才能促使我国银行海外并购取得成功？面对此次银行业海外并购的发展机遇，为了迎接国际化竞争的挑战，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研究，希望能为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本文以1994年-2015年间我国商业银行进行海外并购的32个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首先，运用事件研究法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短期绩效水平；其次，运用会计指标法研究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长期绩效水平。根据银行业特点，选取10个财务指标，利用主成份分析法计算评价银行并购的综合绩效得分。研究发现，海外并购对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短期绩效有积极的显著影响，而对于长期绩效也有显著正相关的关系。鉴于海外并购对银行绩效的作用，本文通过进一步分析考察了影响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的各种因素，从微观角度分析影响海外并购绩效的因素，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横向并购有利于提升银行海外并购绩效水平，而纵向并购则不利于提升其绩效水平；（2）被并方规模越小，越能够提高银行海外并购的绩效水平；（3）管理者过度自信不利于银行海外并购绩效；（4）持股比例越高，并购方绩效水平越高，反之越低；（5）并购双方文化差异越大，并购方绩效水平越低，反之越高；（6）现金支付相比其他并购支付方式更能提高并购方绩效水平。
我国企业国际化风险控制研究——以山水水泥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步伐已经明显加快，外商直接投资和海外融资的规模有逐年扩大的趋势。随着中国企业认识到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性而纷纷走出国门，也相应出现了各种因风险控制不到位而导致的失败案例。从2004年中国航空油料集团下属海外分公司的期货交易由于越权而破产，到2008年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铩羽而归；从2008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被迫放弃并购美国3Com公司，到2015年万科集团和宝能集团的股权争夺战；从2014年开始，直到如今总算告一段落的山水水泥股权争夺大戏。一个个由于不重视企业国际化风险防控而失败的鲜活案例，都在警示着想要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要想做好企业的国际化运营工作，对于相关风险的管控工作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境地。在目前的形式下，中国企业能否在国际化过程中获得竞争优势，取决于企业能否重视国际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 　　本文在国内外对企业国际化风险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实地调查法和案例研究法，首先从国际化视角对影响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分别从自然特征、管理能力及资源能力三个角度，以山水水泥为例，分析了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的战略抉择和推进进程。接下来详细梳理了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的运转程序和运转中遭遇的各种微观风险，随后理清了前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提炼出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特殊风险以及可行的风控措施，立足于中国特色视角，提出了我国企业如何在国际化进程中规避和防范各种微观风险的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中亚五国贸易潜力研究

中亚五国指的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五国地理位置优越，能源资源储量丰富，尽管中亚五国的经济、贸易规模较小，但其重要的战略价值不容忽视。中国和中亚五国经贸关系密切，早在西汉年间，中国和中亚国家共同创造了丝绸之路的辉煌。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第一时间和中亚五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良好的政治关系、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共同的安全需要和经济的互补性等诸多因素促使中国和中亚五国的贸易发展迅速。然而，近几年来，中国和中亚五国的经贸发展环境面临诸多变化，如“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恐怖主义冲击中亚地区、全球资源争夺战愈加激烈等，这些变化对于中国和中亚五国的贸易发展而言，既有利好因素也有不利因素，因此，在新形势下，中国和中亚五国的贸易发展空间还有多大、如何更好的促进中国和中亚五国的贸易发展等问题亟待探索。基于此，本文对中国和中亚五国的贸易潜力进行了研究。 　　首先，本文分别从规模和结构两方面入手，分析了中亚五国的经济现状和对外贸易现状。然后，本文分析了中国和中亚五国的贸易情况，包括贸易规模、结构，中亚五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今后贸易发展中的机遇和挑战。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接着对中国和中亚五国的贸易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采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将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出口额、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作为模型因变量，在传统的自变量两国GDP、距离的基础上，加入新变量：贸易双方人口、人均GDP差的绝对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无共同边界和是否同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数据为1999-2015年的面板数据。经过逐步选元的回归分析和潜力测算，得出中国和中亚国家的贸易潜力数据，数据显示：中国和中亚五国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另外，本文细致的分析了不同国家的具体贸易潜力变化趋势。基于此，本文在最后一章分别从国家、行业和企业三个层面提出合理政策建议，促进中国和中亚五国的贸易潜力挖掘。
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潜力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实施为中国扩大能源合作、扩展产能通道提供了潜在保障，基于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在地缘政治安全方面的重合性、联盟国寻求发展背景下对基础设施的大量需求，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联系很有可能从战略利益向贸易倾斜，因此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有建立自贸区的可能性。 　　本文在运用引力模型得出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贸易潜力较大的基础上，对双方进行GTAP模拟，得出经济效应和产业效应的分析结果。中国—欧亚经济联盟FTA的建立有利于双方整体产出的提高，此外还对中国经济福利效应有正向作用，然而，由于双方经济规模和贸易结构的不同，对各自产业的影响有差异。 　　由于中国获得的经济福利是欧亚经济联盟损失的6倍，贸易条件变化率与联盟各国相反，因此可以考虑将中国的经济福利转移一部分至欧亚经济联盟以平衡双方的经济利益，或帮助欧亚经济联盟分享经济规模效应以协助其降低成本，为自贸区的继续施行提供保障。在产业效应方面，中国与联盟各国整体互补性强，故在自贸区谈判过程中，以尽可能大的开放市场为原则，对双方互补的产品要尽快开放自由化市场促进公平竞争；亦要关注双方处于同等地位的产业进入本国市场导致的对本国相关产业的挤出，必要时可对其设置阶梯递减的关税壁垒进行适当保护，后尽快进行自主创新促进比较优势的形成，最后减少关税壁垒，促进双方贸易进一步提升。 　　此外，从世界角度来看，FTA的成立对世界其他地区贸易条件及其他产业产出有负面影响，可以说，若对美国经济不利，美方势必会采取其他阻碍措施，如建立其他双边甚至多边自贸区以弱化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建立所带来的影响，随着国特朗普的上台，世界经济局势亦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这种背景下，中国应主动且快速获取信息并采取诸如建立多边自贸区的方寻求在各方博弈中的优势地位。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装备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研究

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争相发展的时代，工匠精神的提倡似乎一下又将我们拉回现实，一个国家的发展固然需要繁荣的虚拟经济，但它更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武装。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好，一个国家的工业才可能会发展的好，综合实力才能上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但目前受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不理想，产业附加值低一直困扰着这个行业的发展，我们国家生产的大型设备很难在国外开花结果，再加上国内大型装备生产企业盲目生产，不仅造成产能过剩，还给国家的资源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中国经济正在经历速度提升、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的发展新常态，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历史转折点，传统的格局正在被打破，新的增长力量正在孕育中，亚投行的正式投入使用、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化解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等这些政策的提出给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美国再工业化、法国的新工业计划和德国工业4.0也为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将中国装备制造业作为这篇文章的研究对象，将贸易竞争力作为研究方向，首先分析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情况，对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状态做了产业集中度的测量，并使用GVG Participation计算公式和OECD-WTO2009年和2013年数据测算出我国装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然后使用STATA12计量软件，运用混合回归的方法，分别测量了低端、中端、高端装备制造业在价值链的作用下对贸易竞争力的贡献程度，此外还从出口附加值的角度测量了价值链分工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影响，得出结论： 　　（1）我国装备制造业嵌入价值链的程度不高，总的来说还处于价值链的低端，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也不高，延长产业价值链是当务之急。 　　（2）价值链分工对低技术中国装备制造业出口附加值指数贸易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更大，值链分工对中端技术中国装备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促进作用一般，价值链分工对高端技术中国装备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最小，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我国中高端装备制造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3）价值链分工对于我国装备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的增加具有促进作用。
中国对中东欧经贸发展潜力研究

中东欧国家是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枢纽，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不断实施，中国和中东欧的经贸关系也在不断提升，加上中国-中东欧“16+1”的合作机制，使得双边的经贸合作发展走向新的高度，不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人文交流、大力促进了地区经贸合作，给中东欧国家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对中国而言，国内过剩的产能和资本需要输出，而中东欧国家也非常希望吸引中国的投资。中东欧地区的面积约为欧盟的1/3，人口约为欧盟的1/4，但经济总量却不到欧盟的1/10，2015年，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出口总额为421.96亿美元、非金融类投资累计达到19.77亿美元，出口和投资规模都较小，这意味着中东欧地区存在较多的出口和投资机会。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研究中国对中东欧的经贸发展潜力十分有必要。 　　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及理论，整理大量相关报告数据，从出口和投资两方面综合分析中国对中东欧经贸发展情况，并采用贸易结合度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及中国对中东欧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来定量分析中国对中东欧的经贸发展现状，研究发现中国对中东欧的贸易互补性较强、投资业绩水平较低。 　　在这基础上，从出口和投资两方面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利用1995-2015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出口中东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利用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投资中东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东欧国内生产总值、需求相似程度、中东欧进口依存度以及中东欧是否加入欧盟是中国出口中东欧的重要影响因素，中东欧国内生产总值、中东欧相对工资水平、中东欧对外贸易依存度以及上年末对中东欧的投资存量是中国投资中东欧的重要影响因素。并根据实证结果，估算出中国对中东欧的出口潜力和投资潜力，预测结果显示，整体上，中国对中东欧的经贸发展潜力巨大。其中，出口和投资潜力都较大的国家有：波黑、捷克、立陶宛、马其顿、波兰、斯洛伐克，而出口和投资潜力都较小的国家只有阿尔巴尼亚，由此可见，中国对中东欧的经贸发展潜力巨大。最后，本文得出相关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山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绩效实证研究——基于DEA模型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国家期间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在同年的10月，主席又在出访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果惠及世界。到目前为止，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打造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的合作平台，引导中国企业“集群式”往外走，目前累计投资超过了180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税收，还有超过16万个就业岗位。 　　作为我国经济大省的山东，2016年1-12月份，山东省累计有实际出资的境外投资企业527家，实际对外投资862.3亿元人民币（折合129.8亿美元），增长1.2倍。截至2016年1-11月，山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企业134家，中方实际投资7.8亿美元，下降27.1％，占全省的5.9%。针对山东省对外投资总体趋势呈增长趋势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出现下滑的情况，有必要对山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绩效做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希望对山东省提高投资效率、构建全方位放开格局并构建起合理的风险预警机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文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整体研究内容、方法和思路框架，也指出文章的创新和不足之处。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分为对外投资绩效研究现状及动态分析（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数据包络分析研究和对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研究三个部分对国内外研究进程进行综合评述。第三章中选取了2010年到2015年间山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直接投资数据，从直接投资规模、直接投资结构、直接投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分析山东省对“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现状。第四章中本文对山东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的所有上市企业2010年到2015年的企业报表进行DEA实证分析，得出山东省对“一带一路”企业的投资绩效分析结果，将得出的结果与企业目标值进行比对验证，对投资有效性进行结果分析，并得出企业绩效水平波动情况。 　　最后，结合二十二家企业年度报表中的指标财务数据，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结合投资风险预警模式，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绩效和投资风险结合起来，根据不同企业的投资绩效情况进行有重点的政府调控，分别从企业和山东省两个层面给出合理性投资对策建议，为今后企业发展和提高投资效率提供针对性建议，为山东省对外投资提供前瞻性指导，并合理降低对外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