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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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TPP、TTIP区域的直接投资：一项比较研究

“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屡创新高。在新的局面下，对外投资也面临着新的挑战。TPP和TTIP是美国主导的高标准的两大自由贸易协定，目的在于构建新的贸易投资格局，前者在2015年10月已经达成，而后者也在紧锣密鼓地谈判之中。可以预见的是，这将造成一定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为了应对挑战，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目前在TPP和TTIP区域的直接投资模式。 　　本文从中国在TPP和TTIP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出发，通过二阶段引力模型，对于中国在TPP和TTIP区域的投资现状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本文发现，中国在TPP区域的投资具备自然资源驱动型的特征，而在TTIP区域的投资特征则相对模糊，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追求市场、自然资源、制度或战略资产的特点，仅与出口贸易联系表现出明显联系。同时，两个区域的直接投资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如对于东道国的各种风险欠考虑，总体而言追求短期利益等等。 　　总之，中国在这两个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共性大于个性，基本上符合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和需求。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研究

随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一带一路”成为当下我国走出去的政策导向。沿线国家与中国有强烈的深化区域基础设施合作，产业合作，金融合作，以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需求。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纵深地过程中，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是区域合作的重中之重，自2009年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开始算起，到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已经度过了六个年头，而且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一直保持着持续高速的增长状态。“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两个机制，是我国未来对外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 　　中亚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的通道和纽带，在金融和基础设施方面具有先天的劣势，然而在与我国能源合作和产业链合作可能性方面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也是推广人民币结算,投资和区域化最具潜力的地区。 　　本文将以中亚五国为代表，探讨如何拓展产业合作，就具体的代表性的产业进行分析，以及探索如何促进人民币金融产品的产生和应用，形成人民币交易区，以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各个区域中的地位，从而推动人民币走向区域化，国际化。
中小企业挂牌新三板问题研究——基于A珠宝企业的案例分析

为加快中小微企业发展，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新三板市场应运而生。新三板最早成立于2006年，但是真正的快速发展时期开始于2013年。最近，为进一步促进新三板的发展，国家相关政策相继出台。2015年末新三板分层制度落地。2016年3月证监会指出新三板分层方案预计在5月份正式实施。新三板发展进入新的时代，新三板的发展有望迎来第二个春天。珠宝企业作为中小企业的一部分，也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发展，虽然已经实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与国际珠宝企业相比还相距甚远。而融资途径的匮乏是制约中小珠宝企业发展的桎梏，寻求融资途径的创新，对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是大有裨益的。A珠宝企业，作为国内珠宝企业的一份子，以其独特的战略发展策略和经营模式，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在国内珠宝企业占据了一席之地。并通过挂牌新三板迎来了企业发展的一个新的拐点。 　　本文以中小企业挂牌新三板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我国新三板市场发展情况，国内珠宝企业的发展状况，新三板对于中国珠宝企业融资的成效进行研究。进而通过对实际案例的深入剖析，分析新三板为珠宝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展进而走出去带来了哪些机遇。得出新三板是国内中小企业特别是珠宝企业融资的新途径，中小企业可以借助新三板解决企业发展的诸多难题的结论。所以中小企业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新三板给企业提供的融资和宣传平台，促进企业发展迈向新高度，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后对企业挂牌新三板的现实意义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我国内地珠宝企业充分利用“新三板”促进自身发展，进而走出国门献计献策。
温州鞋业的产业升级与转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自2013年“一带一路”这个概念被提出以来，国内各地区都积极行动起来，希望成为这项国家战略的参与者和分享者。同时，在此战略下的国际产能转移和传统产业升级也受到高度关注，无论是加强海外投资还是注重产业内部转型，都已成为许多传统产业未来发展布局的重中之重。温州制鞋业作为中国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无论在发展历程还是自身优势上都与许多中国制造业集群有一定相似。在全球化激烈竞争的市场上，温州鞋业集群也面临着新一轮的产业转型与变革。 　　本文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列举了沿线国家越南、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给温州鞋业产业集群带来的机遇和可能的升级方式。并且基于全球价值链，构建了一个“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温州鞋业集群升级模型”。模型中共有四组基本要素，包括集群学习与创新、社会资本、外向关联与相关公共政策。各个要素下又进行了一定的细分，彼此发挥不同作用并且密切配合，共同促进温州鞋业集群升级。其中集群学习与创新机制、集群社会资本运行机制、集群外向关联机制、集群相关公共政策运行机制等四个运行机制分别对应四种升级方式，在各自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进行相互配合，从而达到产业升级的效果。 　　最后，本文以康奈集团的转型与升级为案例分析，在本文构建的模型下提出了康奈集团升级与转型的机制，为推进我国集群升级提供了思路。
沙特地区国际工程EPC模式风险管理研究——以山东电建沙特拉比格项目为例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非“三网一化”合作的推进以及亚非拉国家工业化的加速，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持续攀升。据根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评估，在2010-2020年10年间，仅亚洲地区就需要投放至少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用以支持现阶段经济增长。全球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前景一片大好。而 EPC工程承包模式凭借其责任明确、建设周期灵活、低成本的优势，已成为当今世界国际工程承包市场最主流的一种模式。 　　近年来，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发展迅速，尤其是2001-2009年间，对外工程承包完成营业额均保持20％以上的增速。2015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9596亿元人民币（折合1540.7亿美元），同比增长8.2%，新签合同额13084亿元人民币（折合2100.7亿美元），同比增长9.5%，带动设备材料出口161.3亿美元。而在亚洲市场中，尤以沙特阿拉伯工程承包市场发展最为迅速。截止2013年，中资企业在沙特承包市场的在建项目存量已经达到163个，合同总金额达到206亿元。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SEPCOIII）承建的沙特拉比格2*660MW独立电站项目。此项目为当前整个中东市场单机容量最大的机组，标志着我国国际EPC总承包企业首次打破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在中东市场长达数十年的统治局面，也是中国国产电站设备第一次成功打入沙特阿拉伯市场，同时也把中国融资首次成功带入中东市场。 　　虽然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近年在沙特市场斩获不少成就，但由于沙特复杂的国别环境，以及中国工程企业本身管理经验和水平不足，使得中国工程企业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工程风险管理意识不强，项目风险识别不够深入，风险分析和评价方法不全面、不科学，同时缺乏有效的风险应对方案和机制。这些都使得中国公司在执行国际工程总承包项目时面临巨额损失，甚至项目夭折。中铁建沙特麦加轻轨项目巨亏41亿人民币便是其中一例，这也使得对该地区国际工程的风险管理研究显得非常必要。 　　本文首先运用 PESTEL宏观环境分析法对沙特地区国别投资环境进行了投资可行性分析，得出可行性分析报告，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分析沙特市场的宏观国别风险。同时鉴于笔者曾经在山东电力建设第三工程公司的实习经历，并跟随山东电建远赴中东的沙特和阿联酋参与过实地调研和 EPC合同商务谈判，从而得以通过专家访谈、内部资料分析、现场调研等方式总结工程承包项目管理内部风险。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内外风险进行分析与评价。 　　最后通过真实工程案例，具体演绎和验证层次分析法风险分析模型，对山东电建山特拉比格项目面临的各类风险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关键风险因素，并给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中国标准“走出去”的途径、策略与意义研究

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社会，标准的竞争已经成为国家间经济、技术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谁能够制定国际通行的标准，就意味着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如今，我国出口的产品频繁遭受到发达国家技术标准性贸易壁垒的限制，致使我国企业蒙受损失。标准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阻挡外国产品进入国内的武器，已经成为国际贸易规则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贸易摩擦往往会依据国际通行的标准来进行仲裁。发达国家早已意识到国际通行标准的巨大作用，不仅掌握了主要国际标准化组织的领导权，还成功推行了本国标准的国际化。在此背景下，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不仅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还具有非常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为了研究中国标准“走出去”的途径、策略和意义，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理论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归纳总结等研究方法，通过总结国内外对标准国际化的研究现状、运用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中国标准生态系统模型，分析移动通信3G时代三种标准国际化历程的案例和中国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DTMB标准）走向古巴的成功案例，对发达国家标准国际化策略进行归纳总结，并将发达国家标准与我国标准的竞争性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了中国标准的含义与范围，中国标准“走出去”的意义、现状、问题和经验，最终得出四大途径三大策略的结论。 　　四大途径分别是在标准方面，要完善标准体系建设，加强创新，把知识产权与标准结合起来；在企业方面，要加强技术创新，积极申请专利，企业间相互合作，抱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政府方面，要从战略上重视中国标准“走出去”，为中国标准“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持，同时要转变政府在国内标准体系建设过程中的职能；在标准化相关组织方面，积极参加国际上的有关标准化的活动，扩大中国在世界标准化组织中的影响力，熟悉世界标准制定规则，深度参与世界标准的制定。三大策略是指融合策略、快速渗透策略和扩张策略。融合策略是中国标准“走出去”全过程始终要坚持的；快速渗透策略适合处于“走出去”开始时期的中国标准；扩张策略适合处于“走出去”发展时期的中国标准。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商业生态系统理论运用于中国标准“走出去”的分析之中，构建了中国标准生态系统模型，并据此提出中国标准生态系统发展的四个时期和相对应的中国标准“走出去”策略，提炼出分析中国标准“走出去”途径的四个角度。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对新兴经济体的直接投资研究

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着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我国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流出不平衡，外汇储备过剩，寻找有效运用资金的渠道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由此应运而生。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放缓，而当年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量却持续领先。研究中国在新战略形势下对新兴市场的OFDI具有实效性和重要意义。 　　本文结合“一带一路”沿途多新兴经济体的现实、新兴经济体的直接投资环境特征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中国流向沿线新兴经济体直接投资的影响，首先在理论层面探索传统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实践的解释，理清中国母国特点、双边关系和政策等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然后对新兴经济体的直接投资环境特征进行分析，并尝试说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多数流向新兴经济体的原因；最后探析“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中国对沿线新兴经济体直接投资的投资格局，并为政府和企业提出参考意见。 　　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策略满足国家宏观利益与企业微观利益的统一。 　　第二，“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整体具有经济增长率高、政府债务简单和对外联系需求强的特点；然而具体各个成员国投资环境基础差异大，特征复杂。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的确推动了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且这些投资在空间上集中在新兴经济体，投资主体以政府背景的企业居多。 　　第四，向新兴经济体直接投资仍需谨慎评估投资风险。
阿联酋投资环境分析与中国工程承包企业进入方式的选择——以中国建筑集团为例

在国家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全球经济加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近几年逐渐进入人们视野的“走出去”基本战略，注定成为我国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走出去”并不是盲目在国际市场上四处出击，“走”到哪里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阿联酋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和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投资的重要市场之一。在中阿两国之间经济交流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国际工程承包扮演了越来越关键的角色。国际工程承包很好地将过去形式单一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相糅合，它的发展繁荣不仅契合了“走出去”的战略要求，并且可以大力拉动机械设备和劳务人员的输出，进而拉动我国贸易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所以，要充分做好我国工程承包商发展壮大后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准备，对不同国家进行有针对性的调研，形成建设性的意见和参考，有效地促进他们开辟国际市场，成为全球化经营的世界级公司。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旨内容就是研究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进入阿联酋市场的策略。本文沿着“国家——行业——企业——策略”的研究思路，层层深入，其中为了使本文的分析更加具体，特以行业翘楚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为对象开展案例研究。首先是阿联酋国别商务环境报告，运用PESTEL模型对阿联酋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环境、法律等多维度展开分析，试图对阿联酋的商务环境有一个全面的评估；其次是阿联酋市场机会进入报告，借助五力模型和 SWOT模型，对阿联酋工程承包市场和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分别进行探讨，梳理了当地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企业面临的优劣势；再次，文章总结归纳了几种主流的国际工程承包管理模式，根据他们各自的优劣势，进而因地制宜地为我国企业进入阿联酋当地工程承包市场提供了一种选择，即投融资带动工程总承包。这种模式对于我国企业发挥后发优势、从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迈进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非常值得我国大型工程承包企业借鉴和学习。当然，如何运用好该模式，需要我国企业做好内部和外部的应对；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了本文的基本的结论，并就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趋势有所展望。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影响研究

在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和国际主要经济体“再工业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却面临产能过剩与产能不足并存、恶性竞争与行业垄断并存的矛盾状况。当前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是较为普遍和严重的，无论是高耗能的传统产业，还是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以及硅钢、造船等高端产业，均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在我国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期，产能过剩的解决仍然需要借助外部需求，寻找新的出口市场。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贸易便利化的改善为我国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和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本文主要采用理论联系实际、文献法和实证分析等方法，从地区和国别的角度比较分析了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制成品出口结构以及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差异，借助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了贸易便利化对我国制成品出口的影响效应，并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制成品出口额与双方国内生产总值、公共边界以及自贸协定正相关，与两国距离负相关。在相关贸易便利化措施中，通关流程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制成品出口。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我国应致力于简化通关流程、提高通关效率，降低制成品通关成本，带动我国制成品出口；同时积极加强与沿线大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积极推进双边自贸区谈判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在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时应适时调整产品结构，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的SWOT分析及对策研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凸显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不稳定性，构建多元化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刻不容缓。新兴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意愿不断增强，客观上需要一个综合实力强、双方经贸合作频繁的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外贸总量和国际收支也迅猛增长，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9年7月3日，国务院颁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标志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的正式开展。自试点推出以来，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从200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6.55万亿元。但由于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放开，境外人民币缺乏回流渠道，进出口企业缺乏货币选择主导权等一些制约因素的存在，人民币结算规模较小。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传统贸易模式受到很大挑战。并且，近些年我国传统外贸下行趋势明显，人民币的跨境结算增长乏力。而近些年出现的跨境电子商务凭借小批量采购、高频率交易等特点倍受各国的青睐，从而为全球贸易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易平台。 　　随着网上交易信用和安全支付体系的逐步构建，消费者网上购物习惯的逐步养成，以及国际物流网络的逐步扩大，“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具备了基本的条件。此外，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能为我国带来诸多收益。如降低企业汇兑成本、减少外汇风险；促进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从而提升国际地位等。 　　本文运用 SWOT分析法分析了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所处的内外部优劣环境。有利环境有：第三方支付迅速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与多国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欧元、美元等国际货币地位的下降等。不利环境有：存在人民币洗钱的风险、第三方支付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不足、货币使用惯性的存在、备付金监管立法不足等。 　　最后，本文针对跨境电商人民币结算存在的问题和障碍提出了对策建议。笔者认为，应从完善境外人民币清算体系和汇率形成机制，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审慎监管备付金，防范人民币洗钱风险，提高第三方支付机构国际化服务水平等方面做出努力。
国际工程承包融资工具发展与分类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发展迅速，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非“三网一化”合作的推进、亚非及拉美国家工业化加速，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将持续攀升，基础设施工程承包前景广阔。 　　然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运行去杠杆化趋势明显，海外业主普遍希望能通过少量资金撬动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背景下，出口信贷、优惠贷款、商业贷款等传统融资工具使用受限。并且随着工程承包项目复杂化、专业化和技术透明化趋势增强，中国承包商参与国际竞争不仅需要展示其项目承建、施工组织能力，更需要展示其资金实力和融资整合能力。把握历史趋势，与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创新设计融资方案对于工程承包企业至关重要。 　　融资模式设计的基础在于对现行融资工具及渠道的了解和把握。融资工具的发展往往由国家政策导向、工程承包模式发展及金融创新所驱动。文章将以工程承包企业视角，分别探讨上述三大驱动因素作用下，现有国际通行及中国特有的融资工具的产生与发展、操作模式、国际惯例以及近年来工程承包融资工具的创新。总结出国际工程承包融资工具选择的一般思路，并简要分析特定限制条件下（如重债穷国(HIPC)计划下下业主举债受限等）工程承包企业可选择的融资工具篮子。
东道国制度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格局下，国际投资已成为调整全球产业安排和国际分工的重要手段。积极扩大开放、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也顺应潮流成为了我国经贸发展的现实要求和必然选择。2005年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一直增长迅猛；2015年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又为国际投资合作打开了新的机遇之窗，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相关研究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通过对OFDI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能够指导我国企业在实际投资中的决策行为、提高投资回报。本文选取“东道国与我国制度间的差异”或称“制度距离”的角度，在总结学习前人研究成果后，对具体分类的制度维度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探索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部分，本文梳理了OFDI相关文献理论，重点梳理了制度、制度距离对 OFDI影响的相关文献，最终依据“Scott-Kostova-Xu”的三支柱理论，将可能影响OFDI的制度距离分为管制、规范、认知距离三大类，并对各类指标分别进行了细化分解，分别进行了理论分析。在实证部分，本文结合国家政治风险指数和全球治理指标，选取2004-2014年我国对各主要投资东道国的OFDI流量数据，建立多元回归计量模型，并运用固定效应方法进行了回归分析。 　　论文的回归结果显示：中国与OFDI东道国间的制度距离与我国在该国的投资呈现较为复杂的关系，并且国际流行的理论往往不能解释富有我国特色的投资情况。具体来讲，管制距离中的法制距离会显著阻碍我国对东道国的投资；规范距离中较大的经济市场距离和较为一致的投资取向会促进我国的OFDI；文化距离中的宗教、民族主义等并未对我国对外投资产生显著影响。 　　依据以上结论，同时考虑具体的制度距离因素，本文分别从国家角度和企业角度出发，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应对措施，力图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良性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资本外逃问题研究

资本外逃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实现，其中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是重要的渠道之一。改革开放，尤其是2002年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迅猛的势头增长，并于2014年成为前三大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国。在中国巨大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中，是否会存在资本外逃的情况？如果有的话，规模有多大？变化趋势如何？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全面认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化水平的关键所在。 　　本文选取2003-2014年的数据，采用改进的Dooley法和对比以东道国视角估计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实际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这两种方法对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逃出的资本规模进行估算，并对这两种方法测算下的结果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相关结论；基于分析结论，为国家鼓励正当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加强对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行为的监管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通过两种方法的测算，本文研究发现在2003-2014年间，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进行的资本外逃规模超过了1000亿美元。同时，在样本期内，2008、2009这两年中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而逃出的资本规模是最大的，原因在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企业加快对外国公司的并购步伐，而并购的收益在短期内尚未完全释放。另外，尽管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资本外逃规模庞大，但是其占当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例呈波动下降的趋势，说明这一现象正在改观。
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

过去的几十年中，世界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大多数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完成了资本自由化进程。部分发展中国家尽管完成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在20世纪末也基本实现了资本账户开放。其中，巴西和印度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的资本账户开放，随后俄罗斯也完成了资本账户开放。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以及泰国是亚洲国家当中实现资本账户开放比较早的国家。 　　中国一直是对资本账户开放较为谨慎的国家之一，其管制超过了几乎所有OECD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此外，中国经常项目一直保持顺差，成为世界主要的资本净输出国之一。高顺差、高储备、高FDI负债的结构，是中国多年来形成的特殊对外开放模式，与其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同。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本文选取了1998-2014年的季度数据，用资本流量的总量与GDP的比值衡量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是长期看可能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有所减弱，甚至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进一步细分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后，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而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显著，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有所减弱。 　　更进一步，研究西北五省的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采用案例分析的形式试图给出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数据可得性较差，仅采用统计分析进行概括性描述。结合西北地区的发展沿革与产业结构的变化，西北地区较之于东部发达地区来说，受自然环境约束，发展空间十分有限，主要靠国家投资拉动，再加上金融业的发展较弱，过去没有像东部地区一样享受到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红利。因此，西北地区资本项目开放的边际效应尚未递减，应进一步扩大西北地区的招商引资与企业“走出去”，对西北地区进行适当政策倾斜，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共享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益处。
开发性金融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研究——基于开发性金融与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共建“一带一路”战略是党中央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推动的新一轮开放。它有利于我国实现国内与国际的互动合作、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区域的合作发展，带动沿线省份的经济增长，有效输出我国国内优势产能，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一带一路”战略是促进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经济合作和交流，重构地区经贸格局，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伟大战略和顶层设计。 　　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沿线主要是内陆西部省份，这些省份对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很大，但供给严重不足。然而由于基础设施投融资所需资金量大、建设周期和资金回收期限都比较长，商业资金进入的积极性不高，而西部省份财政实力普遍较弱，储蓄和资金积累不足，因此亟需引入外部资金，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作用，以中长期投融资资金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首先，本文分别简要介绍了“一带一路”战略和“开发性金融”，分析了两者的互动关系，认为二者互补互惠，关系密切，二者的有效对接可显著拉动沿线地区经济增长。随后，将开发性金融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具体作用分为一般性作用和特殊性作用，具体包括金融中介作用、开发性作用、引导性作用和经济增长作用，认为开发性金融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经济增长作用是最为重要的作用。紧接着，本文在分析开发性金融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基础上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长期来看，开发性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作用差异较大。开发性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是消费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