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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自2009年7月试点以来发展迅速,对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规避汇率风险,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为6.55万亿元,对比试点首年的35.8亿元,增长千倍有余。进入2015年,“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全面契合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格局。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交通畅通,及至实行贸易畅通化、便利化,乃至成立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等金融平台,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重要历史机遇,而对于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而言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br> 虽然人民币跨境结算近年来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但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本文从货币选择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人民币跨境结算等相关理论出发,整理了人民币跨境结算实施的相关背景和目前取得的重要成果;并采用OCA指数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区域进行结算货币选择的定量研究,分析各地区经济体与中国进行货币合作综合成本的动态变化,总结出不同区域间由于地缘和历史原因导致的差异及未来应适用的不同发展策略;同时,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影响因素:包括贸易发展水平、汇率、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程度、进出口贸易份额、中美利差等,进行了理论分析和VAR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以上要素对人民币跨境结算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通过方差分解得出,人民币汇率和中美利差是影响度最高的两个因素。面对现存问题的迫切程度和制约因素的重要性水平,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发展提出相关对策。
本文主要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并将研究重点放在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分支机构布局的区位选择问题上。首先基于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大型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设立分支机构的现状,分析得出了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在沿线国家布局的特点。之后基于传统的区位选择理论——包括引导效应说、区位优势论、风险水平说等,构建了适用于我国商业银行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银行业区位优势评价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建立了评价模型。从实证分析的结果中得出我国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分支机构布局时应当考虑的三方面因素,分别为东道国整体经济发展情况、银行业经营环境与风险水平因素。然后结合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化发展现状,并借鉴汇丰银行的国际化发展经验,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际化发展的战略构想:以巩固东南亚市场为前提,以中亚地区、俄罗斯为中期发展重点,以南亚、中东欧地区为远期发展重点,对西亚中东地区保持观察。同时阐述了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包括政局动荡风险、不良资产风险、政府腐败风险与人力资源管理风险。最后为我国商业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化发展提出有关机构人员管理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建议。
中国企业正面临一种不可阻挡的浪潮——跨国并购,特别是在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后,政府和有关部门不仅对国有企业跨国并购有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支持手段,更是在大政方针上鼓励各种形式的企业以合适的方式“走出国门”,而跨国并购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然而,跨国并购虽然在一般认识上能够推动国内企业的国际化,更加容易地获取先进的技术或是珍稀的能源资源,但是鉴于跨国并购涉及了两个甚至多个国家,其中的风险和不稳定因素都大大增加,企业的并购绩效也存在偏差,总体的并购成果并非一目了然。不仅对跨国并购这一行为存在质疑,更有争议指出不同类型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存在天壤之别。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是否存在差异并无统一定论,而造成差异的可能的因素也不得而知。现如今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升,即将面临全面开放,“一带一路”政策支持各类企业走出国门,研究中国企业普遍上是否能从跨国并购中获益以及获益的衡量标准具有与时俱进的意义。同时,在国企改革的重要阶段,研究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并购绩效对比是十分必要的。<br> 本文以2010年至2015年我国进行跨国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采用事件分析法对民营企业及国有企业的绩效进行分组研究,将事件窗口期内的累计异常收益率作为绩效评价指标。考察绩效的影响因素时利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并购对上市公司股价收益率的影响是负向的,总体来说会减少股东财富;但民企的跨国并购绩效要好于国企。而跨国并购绩效主要与上市公司股票前期收益率和换手率所反映的投资者行为有关,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但相关程度不显著。<br> 在此基础上,上市企业应该谨慎进行跨国并购行为,做好跨国并购时机和目标公司的选择,通过跨国并购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另外,并购企业应该加强内部管理,控制好并购前后的财务状况;保持适度的股权集中度,以此对企业管理层实行有效的约束和监督,保证企业高效地运转;还应该完善激励机制,避免内幕交易。
人民币债券市场开放包括引入境外发行人和投资者,以及发展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可以引入多元化的市场参与者,助力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利于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br> 目前我国债券市场规模虽然已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开放程度仍然较低,我国正在不断努力推进人民币债券市场开放。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将产生更加频繁的经济贸易往来,沿线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刺激产生更多的人民币投融资需求,人民币债券的发行范围也将更加广泛,所以“一带一路”是促进我国人民币债券市场开放的良好机遇。但是在借助“一带一路”推动人民币债券市场开放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br> 本文以“一带一路”为背景,讨论了“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开放的关系,阐述了我国人民币债券市场开放的现状,并将日韩两国债券市场开放的经验同我国具体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同时针对我国人民币债券市场开放过程中存在的跨境人民币债券监管问题、信用评级标准问题以及会计审计准则适用问题,分别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演艺产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导力量之一。伴随着中国入世10年来,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演艺集团不断比照国际演艺行业规则,努力探索将优秀文化通过国际演艺舞台传播出去的路径和方法,在尝试引领中国文化元素“走出去”的路上不断践行着。这些演艺企业突破了各种障碍,成为中国演艺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开拓企业,以功夫文化为创作主题的一批演艺企业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其中,天创公司凭借着《功夫传奇》经典演出剧目成功进入欧美舞台,创下了中国演出行业商演新模式,而其媒体形象从最开始不被理解的“故事俗套”、“宣扬暴力”逐渐发展到后期的“剧情温暖”、“至臻至美”。本文借由对其功夫类演艺产品《功夫传奇》在“走出去”不同阶段海外媒体形象的比较研究,以探究我国传统文化类演艺产品在“走出去”过程中的成功与不足。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旅游业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异军崛起,从2012年起连续三年保持世界最大出境旅游市场地位。随着中国出境游人数不断增多和中国游客消费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国家开始着力吸引中国游客,以带动本国旅游业发展和经济增长。面对如此大的国际市场,我国旅游企业及非旅游企业纷纷进入国际旅游市场,在境外纷纷投资旅游项目或直接投资设立旅游公司展开经营。中国旅游“走出去”不仅有利于我国文化产品、文化服务走出国门,产生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我国文化“走出去”,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进而提升我国的软实力。<br> 本文在阅读大量文献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境外旅游投资经营的现状、困境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经营面临着投资规模小,集团化程度低;境外企业少,业务覆盖面窄,国际化程度不高;投资主体多为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单一;复合型国际旅游经营管理人才匮乏等投资经营困境。通过对现行政策的梳理,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索现行政策与企业境外旅游投资经营的关系,发现我国现行政策存在着政策滞后、覆盖面窄、操作性不强的不足,最后尝试通过从企业层面和政府政策层面提出破除境外旅游投资经营中面临的困难对策。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已经从经济领域渗透到文化领域,中华文化面临着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挑战。中华文化不仅要“走出去”发展国际文化贸易,更要深入当地进行本土化经营,增强境外投资经营的实力和影响力,这是提高我国文化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国家和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经营。在这些政策支持和鼓励下,北京的文化企业加快了境外投资经营的步伐,各类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经营全面开花。但是北京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经营处于初级阶段,缺乏理论经验和实践指导。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北京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经营与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br> 本文在大量阅读文献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采用整体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北京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经营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其在境外投资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另外,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对获得的数据进行三级编码,探索现行政策与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经营的关系,发现北京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经营面临的政策困境。最后,针对北京文化企业在境外投资经营中面临的问题和政策困境提出相关对策。<br> 文章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概括了本文的写作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思路及方法,并对研究的重难点和创新点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为北京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经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其境外投资经营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选取了传媒行业俏佳人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互联网游戏行业完美世界(北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及演艺行业北京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对北京文化企业境外经营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个案分析;第四部分为北京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经营的政策评价,首先对国家及北京市支持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经营的政策进行了梳理,然后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这些现行的政策进行评价;第五部分为北京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经营的建议,包括企业层面的建议以及政策建议;第六部分为结论与展望。<br> 通过该选题的研究,有利于为北京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经营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增强北京文化企业境外投资经营的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使中国在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
当今,农村、农业和农民在互联网的普及和人员流动的带动下,已成为互联网世界的新大陆。2013年以来,我国农产品电商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各涉农电商也探索出了各种创新性的电商模式,为国内其他省区发展提供了参考实践和理论。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之一,凭借其自然、地缘及国家政策支持等优势,在发展农产品电商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br> 近年来,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等政策支持下,新疆农业及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是新疆农业仍然存在着生产效率低、市场信息不对称、产品流通不畅以及农民实际收入低等种种问题,严重阻碍了新疆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产品的电子化发展。<br> 本文在现有的国内外农产品电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入手,全面研究分析出了影响新疆农产品电商发展的积极因素和障碍性因素,并结合当今新政策背景与笔者所了解的新疆的真实情况,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问题解决措施。旨在为解决新疆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障碍,鼓励新疆各级政府、各涉农企业和农户积极参与到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并充分利用新战略带来的新机遇,推进新疆农业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增加农民的实际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供科学的理论和实际参考。
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已深刻影响着沿线各国国家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海关部门在“一带”建设中应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把好国门,阻碍可能的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须积极推行贸易便利化政策,与伙伴国海关展开国际合作,为国家对外贸易、文化交流提供良好环境。然而,学术界现有成果中,却鲜有以“一带”沿线中西亚各国海关管理制度为主题的研究,对各国海关管理制度的基本情况尚未形成系统的了解,因而笔者萌生了研究这一主题的想法。<br> 本文中首先对中亚五国以及西亚五个沿线主要国家的海关管理制度基本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列表方式展现了沿线国家在海关机构设置、关税相关规定、配额许可相关规定、参与国际组织与贸易协定的情况四个方面的规定情况。此后,又结合《物流绩效指数》《营商环境报告》及《贸易便利化指数》报告中的数据及研究成果分析了沿线国家海关管理制度相关指标的具体表现。<br> 根据本文研究成果,可以概括出沿线国家海关管理制度五个方面的主要特征,包括关税水平不高但有上升趋向,海关管理立法规范度差、稳定性差,海关行政管理及通关效率较低、贸易便利化程度较低,国家对外贸易伙伴选择有地域偏向性以及近年来沿线各国正积极开展海关现代化改革。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与“一带”沿线国家海关进行更深入合作的对策建议。从海关角度出发,应当建立沟通平台与信息预警机制,在权威国际组织框架下与沿线国家共同进行现代化海关改革,积极推动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还应完善我国海关自身建设、培养适应工作要求的高端人才。从企业角度出发,则应全面了解沿线国家海关管理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沿线国家海关管理规定,并且选择符合法律规定又适应当地需要的商品开展贸易。海关与企业共同努力,希望能与沿线各国携手实现“五通”目标,收获合作共赢的丰硕成果。
区域经济一体化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海关作为进出境的监督管理机关,在促进贸易便利化和贸易安全性上负有重要的责任,各国海关都以贸易便利化和保障贸易安全性为重要目标。区域通关一体化意在打破关区限制和行政限制,减少贸易手续和放行所需时间,提高贸易的便利性,最终服务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本文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表,介绍其形成的背景、内容等方面。<br> 世界各国普遍都重视区域通关一体化的建设,本文将介绍世界海关组织、欧洲海关联盟、美国海关的具体案例,为中国海关的改革提供方向。我国区域通关一体化始于京津冀,而后开展长江经济带、广东地区、东北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通关一体化,至此中国区域通关一体化已经基本成型。本文将介绍中国区域通关一体化的进程、具体内容及其意义。<br> 本文的重点是介绍目前中国区域通关一体化所面临的问题及中国未来的发展之路。中国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各自为政的管理现状,此外还存在单一的目标机制、传统的逐步审批的通关模式、丝绸之路沿线海关管理资源不足等问题,而中国未来的发展要具有国际视野,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立足于京津冀,对接丝绸之路。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海外并购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是也面临着东道国复杂多变的制度性因素,这给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带来了不小的阻力。这篇文章的目的旨在于研究东道国不同维度的制度因素是怎样影响中国企业对外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并且还探索了资源获取及技术获取动机的企业以及寻求多元化发展战略的企业是如何受到东道国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区位选择的。<br> 本文通过对于2008年至2012年之间中国企业向58个国家及地区共514个并购事件的对外跨国并购的数据进行条件回归,得出结论认为,东道国的制度性因素对于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国家制度健全,治理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而当企业是以资源获取或技术获取为动机时,就不那么受到东道国制度的影响进行区位选择,资源获取型企业在某几维度上,还倾向于到制度不健全的国家进行投资。并且,单一产业发展的跨国并购不会明显受到制度因素的影响,而多元化发展的企业并购明显倾向于制度环境好的东道国。最后,本文还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并且针对所得结论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众多中国企业开始在国际营销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资源。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更新和社交媒体的发展,Facebook等海外社交媒体也已成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营销的必争之地。各国消费者可以通过中国企业运营的Facebook官方主页,第一时间了解企业的最新动态,并与企业进行直接的对话和互动。而内容营销则成为中国企业利用Facebook等社交网络平台与海外消费者开展营销沟通的重要方式。如何提升用户的参与意愿和参与度也已成为企业通过Facebook开展内容营销时关注的焦点之一。<br> 本项研究基于文献回顾、网络观察和典型用户访谈,形成初步假设,并构建了中国企业Facebook营销内容特征对用户参与意愿的影响模型。为验证模型与假设,本项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进行数据的收集,并使用相关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验证假设。得出如下结论:具有信息实用性的Facebook企业主页内容能正向影响用户参与意愿;具有互动趣味性的Facebook企业主页内容能正向影响用户参与意愿;用户对品牌来源国形象的评价能正向调节具有信息实用性的Facebook企业主页内容对用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用户对品牌来源国形象的评价能正向调节具有互动趣味性的Facebook企业主页内容对用户参与意愿的影响;用户参与动机对Facebook企业主页内容与用户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对用户参与意愿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作用。<br> 笔者基于以上发现,提出了针对中国企业Facebook内容营销的意见和建议,对中国企业开展海外社交媒体内容营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中的部分内容具有较高的普适性,以期能对企业通过社交媒体开展内容营销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公司所持有的现金是企业的重要资产,现金持有量是一项关系到企业短期财务目标和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决策。企业通过持有一定数量的现金来满足其自身投资的需要,以减少外部融资和信息不对称的成本,然而持有过量的现金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已有研究结论表明,投资者保护水平、企业融资约束、股权性质等是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重要因素。交叉上市是指同一家公司在两个或多个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通常认为,交叉上市公司面对海外投资者,处于更为严苛的法律监管与信息披露环境中,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另外,交叉上市公司所在母国的各项因素的也会对其产生潜在影响。因此,本文结合中国特殊的资本市场和制度环境,搭建交叉上市、股权性质、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研究框架,对交叉上市动因和后果进行深入分析,为证券监管部门、上市公司管理层、外部投资者的相关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对我国资本市场乃至金融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br> 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企业交叉上市的背景和现状,全面诠释交叉上市、现金持有与股权性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我国2010—2014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交叉上市与企业现金持有的关系,并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加入国有股权性质调节变量,探究股权性质对这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发现:(1)交叉上市能够通过多种路径、以不同机制对企业的现金持有量产生影响交叉上市与企业现金持有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无论是“A+H”股境外交叉上市还是“A+B”股境内交叉上市,均存在上述负相关关系;(2)国有股权性质能够对交叉上市与企业现金持有量之间关系发挥调节作用,弱化交叉上市与企业现金持有之间的负向关系。<br> 本文研究具有探索性:首先,本文基于捆绑假说、代理理论等视角,选取我国境内境外两类交叉上市公司样本,并区分所有权性质等制度特征的影响,分析我国交叉上市、股权性质和现金持有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现有文献是个有益的补充,也为交叉上市的资本市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其次,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上市以及证券监管部门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促进了我国资本市场环境的完善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民俗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交流中地位越来越突出。中国民俗文化十分丰富,根据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的分类,民俗可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以及语言民俗。加大民俗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够促进文化“走出去”战略深入发展。而在民俗文化传播中,民俗翻译的作用不可小觑。中国民俗对于国外尤其西方国家来说比较陌生,除了实物展现和实地考察,文本的翻译也占据着重要地位。民俗翻译不能简单的进行语言交换,背后的文化差异也应该考虑。<br> 勒弗菲尔认为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语言学角度,应该考虑文本外的文化因素。他认为翻译不会凭空发生,背后存在操纵因素。他给出的具体操纵因素可总结为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三方面。本文从勒弗菲尔的操纵理论角度分析民俗翻译,选用沈从文小说《边城》的戴乃迭1962年译本和金介甫2009年译本,从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观方面比较和分析了影响这两个译本的民俗翻译策略,得出戴乃迭译本主要采用归化策略,金介甫译本主要采用异化策略。总结出这两个译本的具体操纵因素及民俗翻译的方法,戴译本主要民俗翻译方法有音译法、替代法、删除法、简化法,而金介甫主要用音译法、保留法、增加法。<br> 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要使中国民俗文化在世界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可主要采用异化翻译策略来保留民俗的原汁原味。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推出文化“走出去”项目以来,许多电视剧开始走出国门。甄嬛传是第一部登上美国主流电视频道的中国电视剧,然而,并没有在美国也获得预料中的轰动。<br> 本文以拉斯韦尔大众传播的5-W模式为框架,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本剧的对外传播进行研究。从专业影视评论社区豆瓣中共选取308篇帖子和评论为样本,以ROST content mining软件对其进行受众内容分析,总结出该剧在中国观众中大受欢迎的原因,对照美版的传播模式,进行传播控制分析、媒体内容分析及传播效果分析。<br> 最后,本研究得出结论,在电视剧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保证作品质量,做好符合当地习惯的传播宣传工作,更应首先解决文化因素。让西方观众首先了解中国文化,习惯高语境文化的思维方式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