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资源包括中文学位论文和外文学位论文，中文学位论文，涵盖“一带一路”的各个学科领域。

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网站的翻译

自中国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中国政府越来越注重全球化趋势下的“走出去”战略，其中包括推进国家火炬项目。国家火炬项目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国家高新技术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而建立企业英文网站是高新技术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必要战略,所以尤为紧迫。然而，的翻译研究要么过时，要么缺乏数据支撑。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网站翻译的最新分析，总结归纳高新技术企业翻译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作者首先对比研究20家中美500强的企业网站，得出中国企业网站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然后,作者以北京高新技术企业网站为例，指出高新技术企业网站翻译存在的问题，并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给出相应的翻译策略。作者希望本研究能为网站翻译实践做出指导，从而促进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国际化。
《三体》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过程中，翻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又处于中心位置，决定着译作的质量及其在目标读者中的接受程度。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活动，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译者的语言能力、文化理解、翻译目的、翻译原则等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译者逐渐从传统的边缘地位走向中心，译者主体性也成为翻译研究，特别是文学翻译研究关注的课题。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从2006年开始在《科幻世界》杂志连载，因为反响强烈，2008年以书的形式出版，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被视为中国科幻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2014年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将其翻译成英文，由托尔出版社在海外发行，销量超过两万册，并于2015年获得了科幻小说界的重量级奖项雨果奖。英译本的成功一方面是凭借原作宇宙级的宏大想象与中国特色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译者刘宇昆孜孜不倦的翻译。作为一名美籍华人，他不仅了解中文以及中国文化，而且英文表达功底深厚，对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非常熟悉。在翻译过程中，刘宇昆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也是这次翻译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 　　本论文试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研究《三体》英译本，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具体表现,从而证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作品在海外市场的成功。首先，译者主动选择了他认为有市场前景的优秀作品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出版社的邀约。其次，译者在开始翻译前就做了充分的准备，确立了清晰的翻译目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与原作者保持着良好的沟通。第三，译者在翻译中运用了叙述策略、类文本策略和翻译策略。通过重新调整叙述顺序，从全书的开始就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用译者后记来传达自己的翻译意图，用译者脚注来帮助目标读者有效地理解小说的中国背景；在不同的情况下分别使用保留原意、增加文化信息和减少文化冲突的翻译策略来传递文化信息，从而避免误解与冲突。 　　由于小说英文版在2014年11月才刚刚面世，关于翻译的研究还很有限。但随着作品获奖与不断好评，必定会有更多研究将关注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其对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的帮助。
评价理论视角下对印度有关“一带一路”报道的话语分析

自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构想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各国、甚至是欧美主要经济政治体都对这一倡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印度，作为一个在亚洲有巨大影响力的历史文明古国，更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具有重大影响和关键作用。现阶段，印度已位列首批加入亚洲投资银行的国家之列，后更成为亚投行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股东。 　　中方虽然已有大量学术论文和新闻报道论及印度对此倡议产生相对消极态度的原因及中方可采取的策略，但论述多从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和金融改革方向入手，鲜少有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量化研究剖析相关报道，推理论证印度方面此态度生成的深层次原因。本研究正是从语言学方向入手，以《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和《印度人》三份广受印度人欢迎的英文报纸作为语料，将三份报纸于2013年至2016年间刊载的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新闻报道收集整理，利用Wordsmith自建成一个专用语料库，后借助评价理论论证了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持相对消极态度。本研究还细致论证了三份报纸在态度方面的差异，即《印度斯坦时报》相对中立，《印度时报》主要持批判态度，而《印度人》则呈现较明显的认同倾向。本研究利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思路，揭示了经济发展需要、政党风格及文化传统对新闻舆论的巨大影响。本研究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层面，总结印度对该倡议现存的误解与困惑，并建议通过增加投资贸易，增进沟通互信，合理解决领土矛盾争端及推行具体、可持续的发展政策，破解既有矛盾、增加两国共识。本研究综合利用定量和定性分析，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对提升该倡议的实践效果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战略提供了有益建议。
中国对拉丁美洲信息产业投资研究

在近年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形势与中拉“1+3+6”、产能合作新框架下，中拉信息技术产业的经贸合作在新阶段得到纵深发展，由贸易合作逐步转向投资合作。 　　本文在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对外投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投资规模、区位分布和投资方式三个方面简述了中国对拉美信息产业的投资现状。通过对中国信息技术企业投资拉美的项目案例与中国对拉美投资相关经验的分析，结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区位优势理论、国际直接投资过程分析模型等国际与中国对外投资学理论，由宏观到微观分析了中国信息企业投资拉美的主要推动因素。 　　论文列举华为、中兴、联想、中国电信、百度等最具代表性的信息技术跨国公司投资拉美的实例，客观分析了中国信息企业投资拉美面临的内、外阻碍。相比发达国家企业，我国信息企业作为“后来者”在拉美地区进行投资活动时，受到了其内部条件如技术、对市场不够了解等因素的制约，同时还面临着东道国市场、政治与社会性的投资阻碍。 　　结合上述问题，论文最后从我国政府与企业两个角度出发，在正视现存问题的基础上，为中资信息技术企业出海拉美提出了规避风险、优化投资的对策建议。
中资企业并购德资企业前的“文化审慎法”研究

跨国并购是经济生活中的常见现象。通过跨国并购，企业可以全球化经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成本，获得协同效应。中国政府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扩大海外市场。目前，国内企业面临着升级转型的压力，急需向国外企业寻求经验。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有着诸多相似性，加之中德合作历史悠久，中国企业收购德国企业，借鉴德国工业的制造经验必然会成为一大趋势。 　　跨国并购是全球经济热潮，但是成功的几率却不高，实践证明，文化是影响并购成功的重要因素。国外跨文化视角下的并购研究集中在分析并购的不同阶段以及并购后的融合。企业在并购前阶段重视文化因素，可以提高并购成功率，有利于并购后的融合。文化审慎法是在并购前出于对文化差异的谨慎，企业对目标企业的文化和自我文化进行审查的方法。国外独立的咨询机构在文化审慎法领域做了不少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而国内的跨文化并购研究集中在并购后如何整合双方文化，缺少文化审慎法的研究。 　　跨国并购是企业重要的战略措施，有时候甚至关系企业的生死存亡，所以跨国并购的风险很高。笔者认为，企业想主动实施并购策略，仅依靠咨询公司的独立服务是不够的，企业需要增强文化警觉和文化自觉意识。这样，一方面能够降低并购失败几率，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跨文化能力，为未来的国际合作打下基础。本论文研究中资企业收购德资企业前的文化审慎法，希望可以为中国企业的收购提供一些启发。 　　本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质性访谈的研究方法。通过理论研究，初步形成文化审慎法的定义和理解；分析明基收购德国西门子手机部、北一机床厂并购德国瓦德里希·科堡公司和三一重工并购普茨迈斯特三个案例，能够初步建立、完善文化审慎法模型，在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的体系上，总结出文化审慎法自查表；在此基础上，访谈了解德国文化、参与过德国企业并购的专家，明确影响中国企业并购德国企业的文化因素，最终完善文化审慎法模型和自查表。
中国企业对法直接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自二十一世纪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当中。在国内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各类支持政策逐步落实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海外市场进行投资。长久以来作为中国吸引外资和技术重要来源国的法国，也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国之一，其地位不容忽视。 　　作为欧洲的老牌工业国家，法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的发展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具备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并拥有一大批高水平的科研人才，这对于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阶段的许多中国企业来说无疑具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不仅如此，随着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能力的上升，服务和消费也成为中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中国在旅游、奢侈品、食品等行业的发展潜力巨大，而法国在这些领域的显著优势也成为其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重要法宝。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法国的直接投资活动愈加频繁，投资总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已成为法国的第九大外资来源国。然而，在国内外投资环境提供了一系列机遇的同时，中国企业仍然面临着来自政治、文化、法律、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本文从中国企业在法直接投资的现状着手，首先总结和分析中国企业在法投资的现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而从国内外环境、政治文化法律差异等多个层面不同角度剖析中企在法国投资所面临的优势和机遇以及需要克服的挑战，最后针对中国企业在法直接投资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和对策建议。
塔吉克斯坦外资法律环境研究

国际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中成为越来越活跃的因子，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政府在鼓励“引进来”的同时，还大力扶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之一。 　　塔吉克斯坦和中国一直是友好邻邦。双方于2013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此推动下中塔在经济领域的紧密程度大大加深。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更是为双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带来新的契机，塔吉克斯坦日渐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选择对象。 　　中国企业对塔吉克斯坦投资潜力巨大，但也面临风险和挑战，投资者决策前需对塔吉克斯坦的投资环境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评估，而现代投资理论认为法律环境是投资环境中最有影响力和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本文将以此为视角，在分析研究塔吉克斯坦投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时事新闻、数据，综合投资法律环境的各个因素，对塔吉克斯坦投资法律环境中的优势和劣势进行评析，并为实现我国企业在塔吉克斯坦投资利益最大化提供建议和对策。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业投资风险研究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政治稳定，对我国实行“一带一路”构想至关重要。目前已成为海外投资企业所关注的重中之重，哈萨克斯坦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农业发展潜力很大，对国外投资者来说极具吸引力。哈萨克斯坦的政治、法律及市场环境与中国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准确评估投资风险是中国企业对哈萨克斯坦投资决策的关键。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短，人均耕地面积较少，而哈萨克斯坦有大量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发利用，加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农业合作是破解中国农业困境、提高粮食安全保障、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有效途径之一。研究对哈萨克斯坦农业投资风险，为我国企业对哈农业投资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区域主义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升级的路径研究

新区域主义在东盟起步后，逐渐整个亚洲扩展，形成了基本的合作框架。 　　2015年11月22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协定正式签订，开启了中国与东盟“钻石十年”的篇章。但是，随着中国与部分东盟成员国领土争端问题的激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以及亚太政治安全环境的恶化，中国与东盟间的经贸关系面临了众多内部威胁和外力挑战。 　　本文分别从中国一东盟自贸区内部、外部分析了自贸区建设的瓶颈，整理出阻碍自贸区升级的障碍，在各种因素的混淆了视听的环境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战略这两种形式的新区域主义能否顺利推进中国的自贸区战略进程，发展中又会遇到什么阻碍，又该怎样应对，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文章首先理论出发，通过对新区域主义缘起了解，加深对新区域主义发展下政府间主义的认识，其次，对中国—东盟自贸区15年建设进行回顾，整理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以来各方面的成就，然后，对自贸区升级和“一带一路”的推行中国自贸区战略的作用作用和阻碍进行了总结，得出新区域主义的“意大利面碗”效应过度会造成市场的扭曲，促进区域一体化中国作为大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要与自贸区形式的结合避免犯APEC无法改造的错误，同时要加强南北协定，加速国内产业优化，利用RTAs提高国民水准和打造兼容的贸易体制，通过“一带一路”实现互联互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取得在各种合作机制中的谈判筹码，才能逐渐完成中国“全球化积极接收方”向“全球化主动塑造方”的转变。
中国高铁项目走出去的政治风险研究

高铁，一个跨时代的伟大的科技产物，它的出现，极大丰富了人类的出行方式，改变了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国家间人类群体与社会经济的联系方式与发展模式，也对传统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了冲击，给予陆权国家更多的战略选择和提升空间。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国家愈发重视高铁的应用与发展。随着中国高铁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在实现国内高速铁路繁荣发展的同时，也愿意与世界共享高铁发展成果。由于国内高铁市场日趋饱和以及海外市场对高铁的巨大需求，作为代表中国现今工业制造水平的“明星”产品，高铁走向海外市场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出口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然而，在高铁“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较大，目标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将极大地影响我国海外高铁项目的布局成功与否。因此，通过对政治风险的仔细研究并对其加以评估与管控，以保证中国高铁项目走出去的顺利开展就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国高铁的发展现状，并与其他高铁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进行了简单的对比。随后，文章具体分析了我国推动高铁项目走出去的动因，结合我国高铁项目走出去的现状，指出了高铁出海面临的诸多挑战从而引入政治风险的概念。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将政治风险评估理论与我国高铁项目走出去的目标国选择与运作过程相结合，详细分析了我国高铁项目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并探讨了政治风险评估对于是否在相关东道国开展海外高铁项目的指导性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分析了政治风险管控在海外高铁项目实际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管控方案。文章的最后，则对未来海外高铁项目的推进提出了基于政治风险评估与管控的相关建议。
《中澳自贸协定》中投资规则研究——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程序为重点

《中澳自贸协定》为中国与成熟经济体达成的最新的自贸协定，其中的投资规则体现了中国在国际投资协定上的最新态度。近些年来，国际上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程序（ISDS）争议不断，而且澳大利亚国内也曾一度宣称将不再签署含有ISDS的投资协定，但是《中澳自贸协定》中仍然包含了该条款，而且占据了其过半篇幅。可见该条款为中澳双方精心设计而成，为该协定的中最具研究价值的内容，所以本文将重点评析ISDS条款。在中国成为双向投资大国的情况下，对中国来说海外投资保护在投资条约中的重要性越发突出，本文也将简要分析该协定对投资保护的作用。该协定在文中内置了未来工作计划，本文通过以上分析，对协定生效三年后启动的谈判提出建议。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一章是引言，对研究背景、研究现状做介绍并提出论文研究的问题。 　　第二章是对《中澳自贸协定》投资规则的概述，阐述该协定中投资规则产生的背景、谈判过程和该协定投资规则的基本框架和特点。 　　第三章对该协定投资规则的重要制度ISDS条款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通过阐述该协定中 ISDS条款的详细规定并与TPP、《中加双边投资协定》、《中韩自贸协定》等新近达成的条约中的投资规则进行对比研究，并结合对案例的分析，认为该协定的投资规则详尽成熟，具备一定的创新性，在透明度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提供的实质保护有限。 　　第四章中为本协定投资篇章中的实质条款的分析，投资待遇、未来工作计划和一般例外方面条款上的安排体现了澳大利亚对于公共利益保护的强烈关切，影响该协定对中国海外投资保护上的作用。 　　第五章中分析该投资规则的实施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对策并对未来工作计划的谈判提出建议。该协议充分尊重了东道国对公共利益保护的国家规制权，可能导致对于中国投资者的保护不足，特别是投资涉及环保、公共健康等敏感领域的中国投资者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在决定投资澳大利亚之前，中国投资者需要充分理解澳大利亚相关行业的监管环境，理性分析经济利益和政治风险。在该协定生效三年后就未来工作计划的谈判中，中国需要坚定立场，在做足准备的基础上对进行谈判的条款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方案，争取在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 　　第六章是结语。
论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的复兴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常设仲裁法院成立于1900年，是第一个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对国际法和仲裁程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常设仲裁法院自诞生以来经历了发展的高潮和低潮。20世纪90年代起，不仅机构本身积极在国际争端解决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仲裁规则创新、案件受理量扩容等方面彰显已走出“沉寂期”，积极推动国际仲裁的发展，而且学界也注意到常设仲裁法院的新发展并提出“常设仲裁法院复兴”的观点。 　　基于这样一股研究热潮，本文主要围绕“常设仲裁法院复兴”这一观点展开，从案件数据统计入手论证是否存在复兴，仲裁机构的影响力首先体现在受案数量上，期望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确有复兴这一观点；其次，从程序规则改革等角度论述常设仲裁法院复兴的原因，并进一步论证常设仲裁法院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的优势；接着，结合重要案例的仲裁裁决，论述常设仲裁法院仲裁裁决的效力。常设仲裁法院在领土主权、海洋划界、条约解释、环境争端、混合仲裁、投资者-东道国争端、国家责任及国际仲裁程序等八个领域的发展都值得关注，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最后，论述常设仲裁法院的复兴对中国的启示。在传统国家间争端、海洋争端、混合仲裁与投资者-东道国争端领域，以及“一带一路”规划层面，我国都应重视国际仲裁这一重要的和平争端解决方式，有必要将常设仲裁法院争端解决框架纳入外交战略顶层设计的考量范畴。
跨界破产中的“主要利益中心地”研究：欧美经验及启示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在有越来越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出去”，寻找对外投资建厂的机会。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遭遇产业寒冬或经营不善，有的企业会面临破产的风险。当一个破产的企业在多个法域有财产或营业场所时，哪个地区的法院有对该破产案件有管辖权，其他地区的法院要在何种程度上对其进行协助，则成为一个问题。这正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针对该问题，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根据主要利益中心地所在国和营业所所在国将各国破产程序分为主要程序(在主要利益中心地所在国的启动的破产程序)和次要程序（在营业所所在国的破产程序）。主要程序具有域外效力，次要程序仅对本国有效。但是对于“主要利益中心地”所在国如何认定，各国做法略有异同。针对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欧盟和美国在立法和实践，本文从“两步走”的认定方法、认定主要利益中心地的考虑因素、以及认定主要利益中心时间的基点的确定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针对我国目前立法过于原则化，以及司法中矛盾的态度，本文通过比较欧美跨界破产领域的做法，对我国提出建议，认为我国应该构建以“主要利益中心地”为框架的跨界破产法律框架，同时应该注意集团破产和债权人利益保护等问题。
空间计量模型下中国国际贸易对城镇化的影响分析

自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我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在当今社会经济变革背景下，本文探讨开放环境下我国国际贸易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选取200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GeoDA及R软件，创新性地考虑地理空间因素，对这一问题建立了空间计量分析。主要包括城市化的空间描述性分析以及基于空间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省份国际贸易的增长确实对我国城市化水平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省际之间的城市化水平有较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效应，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建议我国新型城镇化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开放发展新契机，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促进协同发展。
中非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步入调整与过渡的新时期。全球贸易活动迟滞，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在全球已经明显抬头，与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相比，发达国家不断推出各种新标准，由此导致中国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双边贸易严重受挫。新形势下，为消化过剩产能，迫切需要我们开拓新的贸易市场，而非洲地区作为新兴经济体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在目前有关中非贸易研究的文献中，多数集中在双方贸易特点，贸易现状等。鲜有文献将中非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联系起来。本文基于上述情况，从直接贡献与间接贡献的角度出发，来探究中非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全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是引言，首先针对本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等进行介绍。其次，对国内与国外有关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再者，简述论文的大致框架。最后，对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并提出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第二章是对外贸易相关理论回顾。主要针对对外贸易理论中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马克思等提出的有关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进行介绍。 　　第三章是中非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直接贡献的实证分析。本章在改进传统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并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最后通过对数据处理分析，从而求解出中非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率。 　　第四章是中非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间接贡献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通过从中国对非出口商品结构，中国对非进口商品结构以及中非间产业内贸易，三者分别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联系，从而进一步对间接贡献进行分析。 　　第五章是本文的结论、政策与建议部分。主要对上述章节中的相关结果进行归纳总结，并对中非贸易的经贸合作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