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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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分裂主义中的突厥因素研究

新疆分裂主义是在一系列条件支持下形成的，之后又在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刺激下获得了发展，并对我国的国内安全和稳定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深入探讨新疆分裂主义的发展规律，本文从泛突厥主义的特点和变化入手，找出它与新疆分裂主义的关系，为此提出了“突厥因素”的概念，并重点分析了突厥因素在新疆分裂主义产生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两个既不相同又相互连接的政治主张，它们在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对泛伊斯兰主义做研究，仅在相关情况下简要论及。 　　突厥人的早期迁移和欧亚大陆中部（包括新疆）经历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使这一地区的人群成为当今突厥语世界的主体，他们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就构成了突厥因素。但是，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突厥因素并未得到突厥语诸民族的共同认识和清楚表达，其文化整合的功能并不明显。到19世纪中叶，由于欧洲突厥学研究的兴起和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改革的影响，也由于泛斯拉夫主义文化同化的压力，俄国突厥穆斯林开始觉醒。在这一过程中，鞑靼人伊斯梅尔·迦斯普林斯基提出了泛突厥主义思想，其实质是发挥突厥因素的文化整合作用，实现俄国突厥穆斯林的文化复兴。此后，泛突厥主义以突厥因素为前提和条件，传入了奥斯曼帝国和我国新疆。 　　泛突厥主义在传入奥斯曼帝国后以及在其继承国土耳其共和国的发展中，经历了三次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在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的领导力量、地域中心、服务对象以及活动领域均发生了变化，即从俄国鞑靼人领导的、服务于俄国突厥穆斯林文化整合的泛突厥主义变为土耳其人领导的、追求所有操突厥语民族政治统一的泛突厥主义。此外，泛突厥主义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现了斗争手段的军事化和极端化，具备了反俄的意识形态；第二次转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随后的冷战时期，泛突厥主义有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特征，成了对内加强土耳其民族认同、对外联合操突厥语民族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工具；第三次转型发生在1990年代，其突出特点是泛突厥主义的活动向文化领域“回归”。苏联解体后，中亚新独立国家对土耳其宣传的“大图兰”国家构想有过短暂的热衷，但很快就开始排斥这种泛突厥主义的政治主张，土耳其政府只好退而求其次，更加强调突厥因素对突厥语世界的文化整合功能。泛突厥主义的三次转型明显影响到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对突厥因素在新疆分裂主义中的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鞑靼人和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推动泛突厥主义传入新疆。在地理环境封闭、中央权威衰落以及地方民族精英崛起的条件下，泛突厥主义的传入及其与新疆原有的突厥因素的结合直接刺激了新疆分裂主义的萌生。在新疆分裂主义的萌发期，泛突厥主义处于主体地位。同时，泛突厥主义使长期在新疆潜在发展的突厥因素突显出来。在此基础上，突厥因素推动了维吾尔人的民族启蒙和民族自觉，扩大了维汉文化差异，因而也成为新疆分裂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及其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利用的工具。 　　20世纪30至40年代，新疆分裂主义的思想基本成熟并开始进行政治实践，是为新疆分裂主义的成型期。这一时期，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早已实现了政治化并获得发展，它在新疆的作用也从启蒙民族认同变为直接推动分裂，两个“东突厥斯坦”分裂政权的出现就是结果。同时，在两个分裂政权的建设中，突厥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成为分裂势力在新疆突厥语居民中进行“反汉”、“排汉”的社会动员和巩固政权的主要工具；二是成为分裂势力寻求外部支持的重要内因；三是土耳其、苏联等外部势力也借助突厥因素，对两个政权进行支持。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新疆分裂主义的成型，泛突厥主义和突厥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也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无论是在文化方面还是政治方面，泛突厥主义在新疆分裂活动中都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不再是新疆分裂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是开始从属于后者；另一方面，以穆罕默德·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为代表，突厥因素被塞进了大量虚假、伪造的内容，成了分裂势力塑造分裂主义文化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人民民主专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以及国际环境的限制，也由于第二次转型时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具有的反共性质，泛突厥主义的思想和活动在新疆受到遏制。相应地，新疆分裂主义的活动强度明显减弱，规模和人数也大大减少，新疆分裂主义进入相对停滞期。但是，这一时期，少数维吾尔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的国家认同并不牢固。而且，突厥因素继续被工具化和政治化。一方面，突厥因素被分裂势力继续用来扩大维汉文化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再次利用突厥因素支持新疆分裂势力。 　　改革开放后，在境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新疆分裂势力的活动呈上升趋势，出现了多个分裂组织并逐渐分化为暴力型和非暴力型，使新疆分裂主义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在这些内外因素中，由于突厥因素在地缘政治空间上的分布特点，苏联解体和中亚国家独立所引发的“独立效应”对新疆分裂主义的发展发挥着直观、具体而又深远的作用，使突厥因素在新疆分裂主义（主要是非暴力型）中的作用明显上升。与此同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新疆分裂势力效仿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分子，也改变了发展方式，把泛突厥主义中的文化因素改变为维吾尔文化的特征，即维吾尔化，而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式微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突厥因素既是被利用、加工的对象，也是被政治化、维吾尔化的对象。从表面上看，在突厥因素的维吾尔化过程中，突厥因素减少了，但它更加明显地成为新疆分裂主义的文化工具和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强化维吾尔特点，强化维吾尔与其它民族（主要是汉族）的边界，强化维吾尔认同，其结果必然是弱化国家认同。由此看来，当前新疆分裂主义主要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已不是泛突厥主义了，而是被维吾尔化、政治化了的突厥因素。对此，应该有清楚的认识。同时一定要清醒地看到，从政治上讲，新疆分裂主义并不是土耳其的附庸，但突厥因素的政治化使土耳其在文化方面和政治方面对新疆分裂主义的影响不断增强。 　　长期以来，在反对新疆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实践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两个战场、两种类型的斗争，但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长期未取得显著成效。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新疆分裂主义文化塑造的情况研究不足。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打压下，新疆分裂势力改变战略战术，越来越重视分裂文化的塑造。与新疆分裂主义自身发展呈阶段化一样，新疆分裂主义的文化塑造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新疆分裂主义成型期，其文化形态建立在泛突厥主义之上。改革开放后，随着突厥因素作用的上升，新疆分裂主义文化形态中有了更多突厥因素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相当一部分是伪造的、非科学的。现在，这一部分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增加，冲击着突厥因素的真实部分。而且，新疆分裂势力还改变了突厥因素的内外范围，使突厥因素在分裂主义文化形态中进行了维吾尔化。这说明，新疆分裂主义借助突厥因素，将其文化形态从泛突厥主义转变为被强化了的维吾尔文化认同。在这一过程中，突厥因素既充当了过渡的中介，同时也是被加工、利用和政治化的对象。经新疆分裂势力工具化、政治化塑造后，突厥因素的内容在新疆已分化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些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内容；第二部分是被新疆分裂势力歪曲、夸大、编造的内容。对两部分内容，应分别制定对策。 　　多年来反新疆分裂的斗争实践说明，反新疆分裂的文化对策研究不仅非常重要，而且亟需加强。在这一方面，第一，要进一步加强对国内外泛突厥主义、突厥因素以及它们与新疆分裂主义关系的研究，区别对待突厥因素问题和泛突厥主义问题；第二，要避免文化差异问题政治化，加快在新疆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文化；第三，要以解决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加强现代媒体的作用为重点，扩大反分裂斗争的文化阵地；第四，要缩小经济发展差距，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区域自治和语言立法，为反分裂斗争提供物质、制度和法律保障；最后要重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突厥语国家和地区对新疆文化生态建设的影响。
中阿经贸合作法律制度研究

法律建设对于保障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而在国际经贸合作过程中，建设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亦是一项举足轻重的大工程。当前，世界重要经济体以及发达国家都把阿盟作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心，同时也将与阿盟的合作作为冲破金融危机困局的关键抉择。我国为了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时也为了加强与亚非拉新兴市场的经贸合作，积极地推进“西进战略”，将促进中阿经贸合作纳入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蓝图之中。因此，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对中阿经贸合作的保障与发展。目前，中阿经贸合作发展得如火如荼，然而这当中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也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与不足，若不能及时加以完善，很可能会给中阿经贸合作的未来发展造成不良影响。鉴于此，本文以保障中阿经贸合作的相关法律制度作为研究选题，重点探讨中阿经贸合作中相关保障性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际上相关经济合作法律制度建设经验，提出完善中阿经贸合作相关法律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根据选题，文章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阿盟及其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基本情况。对阿盟及阿盟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情况与历史发展进程以及阿盟主要成员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建设情况进行简要介绍。 　　第二部分，中阿经贸合作及法律制度建设现状。简要介绍中阿经贸合作发展现状和中阿经贸合作相关法律制度的现状。并进一步对中阿经贸合作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第三部分，国际经贸合作法律制度建设经验与探索成果。先介绍了典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法律制度建设经验，又以与中阿合作有诸多相似之处的中非合作为借鉴，介绍了中非合作中法律合作相关探索的成果，以期为中阿经贸合作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借鉴与启发。 　　第四部分，中阿经贸合作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从完善国内立法、加强双边法律合作以及借鉴国际条约，创新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能源合作模式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作为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中国国内的能源储备非常有限，虽然今年来中国在积极地推进节能减排，开发清洁能源技术，但目前石油和天然气等一级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要索需求量仍然很大。为了确保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国际能源合作解决中国的能源困局，并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能源潜力巨大的种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与中国领土相连，在社会，经济，文化，反恐等问题上已有广泛的合作，使中国能源开发与合作的重要伙伴之一。本文主要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能源开发与合作为主题，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研究。 　　第一，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国内的能源状况，从能源储量与国际地位、分布情况、能源战略方面说明中哈两国能源合作的客观条件。 　　第二，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中哈两国合作的优势和影响，说明中哈两国能源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即意义所在。 　　第三，梳理中哈两国能源合作的基本状况和目前进展，以中哈两国能源合作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式为重点，总结两国能源合作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第四，分析目前中哈两国能源合作存在的问题背后的原因，从实际出发给出相应的解决思路与政策建议，并对中哈能源合作今后的发展做出展望。
L煤炭进口企业发展战略研究

随着钢铁和电力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煤炭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煤炭保护性开采等因素的影响，煤炭的贸易格局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近年来，煤炭进口渠道不断拓宽，国际煤价和国内煤价差距减小，中国煤炭的进口数量逐年增长。特别是在2008年之后，煤炭进口数量甚至同比出现了成倍的增长。在煤炭产业的十二五规划中，国家从宏观层面提出了要拓展煤炭国际贸易的政策，这进一步促使更多企业寻求煤炭进口可持续发展之路。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煤炭进口业务中，一方面为国家引进了资源，另一方面，在进口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煤炭进口企业的战略制定和执行对企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企业的生存。 　　L企业作为一家央企进出口公司，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增加盈利能力，从2009年开始加入到煤炭进口大军中。通过四年的发展，L企业煤炭进口规模和行业影响力均得到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样也面临着一些问题，集中体现在供应渠道不够稳定、煤炭进口盈利难、煤炭自营进口风险较大、供应商选择不合理以及煤炭专业人才储备和培训不足等问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L企业应如何进行战略选择成为一大课题。 　　本文以L企业为例，阐述了目前国内外煤炭进口及战略管理领域的主要研究理论，通过PEST分析了煤炭行业的宏观环境，通过进出口数据的整理说明了煤炭进出口的三个发展阶段。在煤炭行业外部环境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五力模型分析了煤炭竞争者、替代者、供应商、购买者和主要竞争者的能力，通过SWOT分析法归纳出L企业煤炭进口面临的机会和威胁，分析了L企业的优势和劣势，结合L企业煤炭进口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等相关决策工具，对L企业煤炭进口的战略选择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提出了煤炭进口是L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L企业应稳扎稳打，注重煤炭进口发展的内在质量，在为国家引进能源的同时实现企业自身的发展，提高盈利能力。本文强调L企业应从自身现状出发，选择煤炭进口贸易而非煤炭海外投资的方式作为主要战略选择，应选择有成熟经验的国外煤炭供应商作为主要合作伙伴，选择背对背为主的贸易模式。在战略选择和目标清晰定位的基础上，应在管理者的支持下，通过加强煤炭团队执行力、专业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有针对性的薪酬激励等措施来保障战略的实施。此外，该研究对其他煤炭进口企业的战略制定也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战后以来日本与巴西经贸关系研究

经贸关系是两国交往所关注的重要领域，日本与巴西的经贸关系是经济强国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缩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表现。对双方贸易和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世界上两种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之间经贸合作的状况，有助于把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贸合作的共同发展方向，为经济强国与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 　　战前日巴之间的经贸关系微乎其微，依靠日本移民建立起来的两国关系在最初只涉及初级农矿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简单贸易。战后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恢复后，双方的经贸关系在六七十年代发展到高峰期，双边贸易额大增，且掀起了日本对巴西直接投资的两大浪潮。但八九十年代巴西和日本先后经历“失去的十年”，双方的经贸关系出现波折。进入新世纪以后，日巴经贸关系出现新形势，日本将对巴重点转向政治方面，经贸交往基本保持了九十年代的水平。在对巴问题上，日本由“经济动物”转变为“政治动物”。但两国关系不能只靠“一条腿”走路，在区域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以及中国在巴西与日本竞争的形势下，日本不甘心失去在巴西经济领域的往日雄风，希望通过政治交往重振日巴经贸关系，这是日后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新机遇，同时也是新的挑战。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和巴西都经历了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战略的转变。伴随着这一变化，战后日巴经贸关系的发展显现出一些独有的特性，在双边贸易方面，贸易平衡逐渐利于巴西、贸易走势切合巴西外贸趋向、贸易商品结构变化表现出动与静的态势以及巴日贸易结合度大于日巴贸易；在日本对巴直接投资方面表现为稳定性欠佳、份额趋小、产业分布较合理以及两国政府的作用逐渐减轻。 　　探究战后以来日本与巴西经贸关系发展的原因，主要是日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政治上的互需性、日巴双方某些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及区域内大国强国的客观推动作用。但日巴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也遇到了阻碍，包括日巴各自的制约性因素、美国的阻挠以及拉美其他国家与巴西的竞争。 　　战后日巴经贸关系经历了高峰也未逃过低谷，这种经贸关系不仅对日巴各自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意义，而且对日巴美、日巴中这两组三边关系以及对非洲、中东某些国家也具有一定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与巴西的贸易水平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之上，对巴直接投资也起伏跌宕，日本在巴西的对外经济关系中作用减弱、地位降低。对日本来说，巴西在日本全球战略中的政治作用逐渐超过经济作用。但日巴双边关系既不能脱离政治交往单纯依靠经济联系，也不能摆脱经济联系单纯倚仗政治交往。所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刺激下，在日巴各自全球战略的推动下，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为日巴经贸关系的重振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长机制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我国促进推动与周边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同时为本国企业实现低成本海外并购带来了契机。跨国并购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状况是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率非常高。据商务部统计，跨国并购在2000年只有7起顺利完成案例，在2012年达到了329起成功案例，金额也达到了652亿美元，在12年期间内翻了807.13倍。在全球跨国并购增长、进步的同时，我国企业的并购失败率为全球最高，在2010年达到了12％，相比于英美的1%和2%的失败率，即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失败率较高，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规模有限，能力较低，国际经验不足。特别是民营企业正在成为走出去的主力。因此，研究企业海外并购的成长机制不仅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且对推进当前对外直接投资和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启示。 　　论文首先梳理了海外并购的成长机制，并以并购现状为依据，利用实证方法找出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成长机制的因素。理论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长机制主要是由海外并购前的进入机制、并购中的动态学习动态机制以及并购后的价值创造机制。选取2002年至2013年企业海外并购案例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进入机制、动态学习机制以及并购后的机制创造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并购的进入机制能够促进并购的成长性。企业性质、产业匹配和国家的地理距离能够显著影响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长性，而先进技术以及产业保护则没有显著的解释作用；此外，通过三桶油企业海外并购案例研究还表明，我国企业并购对前期经验的动态学习为后期海外并购交易的实施提供指导，使得我国企业海外并购行为日趋成熟；企业并购的价值创造机制能够促进并购的成长性。企业规模、并购比例具有较好的价值创造功能，对企业海外并购的成长性影响明显。 　　本研究认为，为顺利推进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稳步成长，当前政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要扶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壮大企业海外并购实力；二要发展国内顶级企业，提高企业海外并购规模；三要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优势产业等，不断推进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稳步成长。
概念整合理论视阈下婚联的隐喻翻译研究

婚联是我国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在撰写手法上，多用美好的事物作比喻或象征，营造美好、欢快、热烈的氛围。婚联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并彰显了中国人民对幸福安宁生活的向往。在大力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婚联作为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载体，翻译对于文化传播的作用不容小觑。而婚联其独特的文学结构和极富中国特色的寓意内涵，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界所研究的重点。翻译的文本替换在人脑中进行，所以对于翻译过程的研究很难清晰地给出其认知实质。因此，对于翻译进行认知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并促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且可以对于翻译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说明。近些年来，概念整合理论以其独特的认知阐释能力受到了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该理论的结构特点与翻译功能相似，均呈现动态统一特征，所以人们常运用该理论分析各种认知活动和认知现象。既然婚联是一种微缩的中华民族文学形式，那么好的婚联翻译就能更好地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从而也能更好地帮助他们了解汉语的特点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最终会促进文化交流，从更高的层次上弘扬中国文化。 　　本文拟通过概念整合理论的强大的认知阐释力，将概念整合理论同翻译的认知过程相结合。由于心理空间的相互映射可以使翻译活动更加清晰、直观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层创结构的存在也可以解释翻译活动中多译本、重译本的合理性。因此，以概念整合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可以更有效地进行婚联英译工作，并可以通过对当前所存在的一些翻译问题进行探讨，从而提出了客观的翻译策略。
《毛泽东选集》英译的诗学操控研究

《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思想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进步和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而且《毛选》在国外的出版更有效地传播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民主和解放斗争具有借鉴作用，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进程。《毛泽东选集》英译是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翻译活动，集结了国内外许多著名翻译家和学者。毛泽东曾在1945年由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讲话中谈论到理论著作翻译的重要性，他指出这种翻译工作本身也是党的理论工作，并且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因为没有翻译，中国人就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然而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勒菲弗尔认为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出于某种目的而对原文做出某种程度上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诗学是一个历史变量，不是绝对静止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诗学观，并受到不同的主流诗学操控。翻译是社会主流诗学与译者个人诗学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毛选》英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的社会主流诗学与译者个人诗学的操控。 　　本文试图从勒菲弗尔的诗学操控理论出发，分析《毛选》在英译的过程中受到社会主流诗学的操控，在特定条件下，迎合主流诗学有利于正确传播毛泽东思想，弘扬中国特色文化，促进中国特色文化“走出去”，同时，译者的个人诗学使《毛选》英译呈现“形象”与“灵活”的特点。 　　本论文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简要《毛选》和勒菲弗尔诗学操控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理论框架部分，介绍了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三个因素，即诗学、赞助人和意识形态； 　　第四部分是从诗学角度具体分析《毛选》在英译的过程中受到当时的社会主流诗学与译者个人诗学的操控。翻译目的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毛选》的目的是巩固社会主义、加强毛泽东的社会地位与影响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诗学都有一个制度化的过程，而制度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某些作品和作家的经典化过程，作家及其作品的经典化也必然会影响社会主流诗学。《毛选》的经典化不仅与毛泽东作品及毛泽东在中国的地位有关，也与社会的主流诗学息息相关。《毛选》英译所处的主流诗学是保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尤其是由官方组织的理论著作翻译中，译者的政治素养以及翻译策略都受到主流诗学的操控。然而，译者在迎合社会主流诗学的同时也发挥了自己的个人诗学，对《毛选》英译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五部分指出《毛选》英译的翻译策略是忠实，并从词汇、逻辑关系及译文风格具体分析其翻译策略受到主流诗学的操控。 　　第六部分是结论部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受到社会主流诗学的操控并影响其作品翻译策略的选择,同时也是译者发挥了自己的个人诗学，使《毛选》英译呈现出“形象”与“灵活”的特点。《毛选》的英译迎合了社会主流诗学，有利于对外传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文化。
福建乌龙茶品种推广应用研究

福建是乌龙茶原产地和主产区，产量占全国的80％以上。长期以来，乌龙茶品种以铁观音、福建水仙、肉桂、白芽奇兰等地方品种为主，而黄棪、毛蟹、本山、梅占等加工色种茶的乌龙茶品种效益不高。进入21世纪的前后10年间，由于乌龙茶（铁观音）的热销，导致偏晚生的铁观音品种大面积推广，同时忽视了不同生育期（采摘期）品种的搭配，导致采茶高峰期集中、劳动力紧缺、制优率低、花色品种渐趋单一，降低了茶产业的整体效益，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出来，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乌龙茶新品种的推广速度。因此，促进乌龙茶品种的结构优化，加快福建乌龙茶良种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本研究根据福建茶产业的概况、福建乌龙茶品种资源与选育现状，系统地分析了20个乌龙茶新选品系的育成方式、农艺性状、生化成分、品质特征，并绘制了乌龙茶骨干亲本铁观音、黄棪衍生的品种系谱图。分析表明，20个乌龙茶新选品系虽具有适应性强、丰量、效益好、内含物丰富、适制性强等优点，但品种的遗传基础较窄，加上地方良种作为主栽培品种种植往往过于集中单一，不利于乌龙茶品种的推广应用。 　　结合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对先后选育的18个国家审（鉴）定品种、11个省级茶树良种、22个福建乌龙茶主栽品种的推广现状，以及福建乌龙茶品种繁育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结果显示，2011-2015年间的推广面积排名前5的均为国家级良种，铁观音、金观音、金牡丹等福建乌龙茶主栽品种的种植面积都呈现渐进上升趋势，紫牡丹、黄观音、金牡丹、紫玫瑰等品种的种植面积增长速度较快。福建省良种繁育的整体出圃数量较为平稳，金观音、金牡丹等乌龙茶品种的经济效益较为明显；统计分析福建省蕉城、福鼎、福安、周宁县、大田这5个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县的乌龙茶品种推广种植情况，结果表明，使用配套壮苗培育、高标准茶园建设、茶树田间管理、配套栽培技术等示范茶树良种良法栽培模式，能够突出福建乌龙茶新品种高产、高效、高收益等优点。 　　本研究对福建乌龙茶品种推广应用进行经济分析，结果表明，乌龙茶新品种在制优率、平均价格和产量上均有优势，推广乌龙茶新品种平均新增收益为4838.22元/亩，且每投入1元的推广费可为社会创造3.35元的经济效益；并通过SWOT分析法，分别对乌龙茶品种推广的优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了列表分析，表明福建乌龙茶品种推广虽存在遗传基础狭窄、区域性品种结构单一、品质特征雷同等劣势，且面临着其他茶类发展和采摘标准要求开面采导致农残风险增加等威胁。但其优良品种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多茶类适制性强等优势明显，且恰逢福建省“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的良好环境，以及乌龙茶新品系创新、政府重视和政策支持等机遇。综合分析显示，福建乌龙茶品种推广的优势大于劣势、机遇大于威胁，故选择SO增长型战略。 　　最后，本研究围绕集技术推广和政策制定于一体的福建乌龙茶品种推广模式，提出了建立完善良种繁育基地、因地制宜做好良种推广工作、注重配套栽培技术推广、深化配套加工技术创新、扩大培训范围等福建乌龙茶品种推广的意见和建议。为福建乌龙茶品种推广应用提供数据和意见参考，促进福建省茶产业的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吉尔吉斯斯坦的商务汉语教学现状与研究

2014年 APEC峰会在北京顺利举办，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发展“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所谓“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的核心区域，是中国连接中亚的门户国家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因此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 　　自“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以来，国际社会对其密切关注，国内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相关地区积极跟进，“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一股明显的“一带一路”热已经出现。 　　本文结合“一带一路”的发展背景，对汉语学习需求进行分析和调研，对吉尔吉斯商务汉语教学的发展提出构想，总结和分析商务汉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现状、教学内容，教材制定、师资培养等方面，为其提供可供参考的有效方法。同时，本文拟在前人对商务汉语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和分析吉尔吉斯斯坦国商务汉语的教学情况。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章简要介绍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理论依据、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商务汉语现状以及关于商务汉语特点及关于商务汉语教学研究综述的一些理论。第二章笔者做了吉尔吉斯斯坦的商务汉语教学调查与分析。第三章的内容是吉尔吉斯斯坦商务汉语教学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在通过对学习商务汉语的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在商务汉语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教材资源短缺；师资力量不均衡；教学方法有待进一步提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目前吉尔吉斯斯坦的商务汉语教学不能完全满足学生的要求，进而造成专业人才的急缺、培养效果不达标等问题，无法满足社会和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因此,笔者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自己的看法以及对现实情况的调查，在如何激发学生的商务汉语学习的热情,如何改善吉尔吉斯斯坦众多大学商务汉语教学的质量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本论文以社会经济为背景，研究分析语言在经济领域发展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经贸往来过程中，商务汉语在现实中的发展情况，进而为商务汉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相关策略。
中国与俄罗斯科技合作研究

中俄两国作为友好的邻邦和互惠互利的战略协作伙伴，多年来双边合作不断发展，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两国间的技术合作也取得了新进展，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欧盟和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以及中国对石油需求下降，中俄贸易结构存在着不平衡等问题，影响了中俄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和技术合作的深入。按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及其他学者的研究，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代技术制度末期，这要求中国与俄罗斯在第六代技术制度前夕应提高双边科技合作水平，尤其应在代表第六代技术制度的纳米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因此，研究中俄两国科技合作的现状及潜力，探寻两国科技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可以提升高附加值和高新技术产品在中俄进出口贸易中的份额，优化两国的贸易结构，而且会使两国各方面的关系都能得到提升。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是:一是从科技合作方式和合作领域两方面分析了中国与俄罗斯科技合作现状和前景。二是通过分析中俄贸易进程与现状，归纳分析出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目前中俄贸易结构对俄罗斯不利，中国从俄进口的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而高科技比重很小。三是基于康得拉季耶夫周期理论，指出两国应把握世界高新技术发展趋势，实现互利科技合作，扩大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领域的科技合作四是指出了在两国双边科技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有中俄两国还没有完全形成科技信息交流平台、尚未形成健全的中俄科技合作市场机制、缺乏复合型人才等问题。在分析这些问题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俄科技合作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通过建立咨询机构、建立双方科技合作信息网络系统、成立中俄科技合作园、完善及加强科技信息交流、加强大科学领域之间的合作以及创建新型合作体制等对策建议。总之，本文认为科技合作是促进我们两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只有中俄双方实现科技合作，并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和规模，才能不断提高两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科技竞争力。
“一带一路”下中俄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当今世界发生着许多深刻复杂的变化，比如世界金融危机继续影响世界贸易的发展，世界贸易和经济缓慢复苏，作为世界上的两个贸易大国，中国和俄罗斯目前面临着经济和对外贸易规模增长速度缓慢，两国货币兑换比率不稳定，俄罗斯政局不稳，中国企业产能严重过剩，对外贸易摩擦频繁等问题。因此,中俄两国应该在平等、开放、共赢、互信的基础上，扩大两国之间贸易合作规模，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提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理念和倡议，为中国对外开放和国内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对贸易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中国扩大欧亚产品的贸易规模，其中对发展中俄贸易也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研究主要内容包括：（1）中俄贸易发展现状以及“一带一路”对中俄贸易的影响。认为在中俄贸易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贸易的迅速发展期和迅猛衰退期，而“一带一路”则有利于解决中俄贸易发展环境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有利于缓解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以及优质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加中俄贸易发展机会。（2）“一带一路”下的中俄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目前中俄贸易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俄贸易货物流通和投资渠道不畅，仍然存在汇率风险，贸易发展中的服务体系不完善等，会影响“一带一路”积极作用的发挥。（3）“一带一路”下推进中俄贸易发展的对策。为保证“一带一路”的建设充分发挥作用，不仅需要加强中俄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还需要两国政府共同努力改善贸易环境和贸易服务质量，促进“一带一路”对中俄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
Media Effects on Outbound Tourism Correlation Between Media Information and the Number of Chinese Tourists Travelling to Kenya (Year 2005-2014)

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统计，中国的出境旅游估计超过1亿人。旅游业是肯尼亚对外交流的二次来源，在肯尼亚经济增长中旅游业起着关键作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旅游资源。中国是肯尼亚的最大的第二旅游客源地，仅次于印度。在旅行之前，大多数旅游者都在不同媒体平台寻求关于他们目的地的信息。本研究探讨媒体信息和中国游客的旅游决策到肯尼亚旅游之间的关联。 　　研究发射了收集数据的分析关于推进从中国到肯尼亚旅游业关键利益相关。也中国居民决定如果媒体信息对中国游客选择肯尼亚作为旅游目的地和由此产生的旅游判断有影响。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非洲总部位于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央视在肯尼亚的存在，使其成为一个可靠的来源也更容易发送关于肯尼亚的实时信息在中国。由于大量的收入，以及流量的想法，特别是从商务旅游者的类别，旅游业可以促进肯尼亚的发展。肯尼亚是中国建设的第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这条路的终点站将在蒙巴萨将非洲国家连接到亚洲。由于人口愿意花费在休闲活动上的开支不断增加，这使得肯尼亚成为中国游客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因此，重要的是要找到方法为提高从中国来的旅游客户。框架理论是本研究的主要指导方针。 　　本研究的结果指出，当旅游客的决策过程，媒体信息是一个关键方面。
华北油田公司对外合作发展战略研究

在全球经济疲软国际原油价格持低位运行，油气行业步入经济低谷，世界各大石油公司业绩大幅下滑。国际石油公司普遍采取控投资、控风险、控成本、控人员和控大事故，保上游投资、保现金流、保科技创新和保股东分红的“五控四保”措施。与此同时，中国石油砥砺前行，大规模淘汰落后产能，压缩总体投资，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油气行业，积极探索合作新模式，适应石油发展新常态。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继续深化油气行业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2016年，《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即将出台，油气行业改革将进一步打破行政垄断、管住自然垄断、放开竞争环节。 　　为适应新常态华北油田公司自2010年开始，通过对油田公司人力资源、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和平均劳动生产效率研究，对“引进来”合作业务油气资源状况和“走出去”合作业务外部市场状况分析，标志着华北油田对外合作业务正式开展。 　　本文对华北油田公司对外合作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实地调研和定性定量分析，应用战略管理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波特五力竞争分析模型、PEST分析法对华北油田公司对外合作的宏观环境、行业竞争结构、内部微观环境进行了全面分析，梳理和汇总华北油田公司对外合作面临的机遇、威胁、优势、劣势，在此基础上，采用Delphi-SWOT分析法进行方案优选，确定华北油田公司对外合作业务的发展战略及实施措施。为华北油田快速开展对外合作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范围、良好的战略环境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推进对外合作业务的快速高效持续健康发展，对解决长期困扰油田公司生产经营中的难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葛浩文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研究

作为当今西方世界最著名的汉学家，葛浩文致力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他对于选取翻译作品有着严格的标准，翻译的作品大多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同时兼顾作品的普适性，忠实地履行着译者传播文化的责任。 　　因着多年的翻译实践，葛浩文不断地深化着对中国文学作品和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了解。在当前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过程中，葛浩文和他翻译的作品作为成功的典范值得参考和借鉴。本文从葛浩文的翻译作品出版研究切入，总结了他在宏观和微观翻译理论指导下译文翻译的优劣。同时关注其翻译作品的译介效果，分析了辅助翻译作品达到译介效果的利好因素，进而把葛浩文的译本研究纳入到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大环境中，探究了葛浩文翻译作品背后凸显的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所面临的问题，从宏观上提出了改善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建议。 　　葛浩文翻译作品的出版研究立足于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作品从属于中国文学，以顺利推介中国文学作品为形式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会反向促进中国文学作品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