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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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型教学法应用于初级对外汉语一对一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以北京易知汉语培训学校实践为例

本论文是对笔者实习期间教学实践的整理总结和反思。2015年，笔者在北京易知汉语培训学校从事初级对外汉语一对一教学，在此过程中笔者尝试应用任务型教学法，大胆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论文首先整理了对外汉语一对一教学和任务型教学法的研究现状，其次在深入理解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在一对一汉语教学中应用任务型教学法的可行性，这是本文也是笔者教学实践的理论基础。 　　论文主体部分介绍笔者一对一教学过程中应用任务型教学法的情况。笔者教授的课程是“初级1”即基础课程，使用的教材是《体验汉语》，本套教材原本就是依据体验式教学理念和任务型教学法的思想编写的，这是笔者采用任务型教学法的一个先决条件。 　　笔者的教学对象均为在华工作的外国年轻人，他们的学习目的基本一致即掌握日常交际用语，但学习动机和态度又各不相同，学习汉语特别是进行课堂学习的时间也有差异。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在实施基本一致的教学设计的同时也为他们分别设计了不同的任务。教学案例一展示了表达方位和存在的教学过程，学生的需求基本一致，笔者给他们设计了大致相同的任务，并根据他们完成任务的不同情况在具体实施中分别加以引导。案例二的教学主题是“打电话”，考虑到学生的交际需求有所不同，笔者为三名学生分别设计了不同的任务并重点展示了教授其中一名学生打电话订外卖的过程。 　　笔者对实施任务教学的过程和效果进行了整理和反思，认为在一对一初级教学中采用任务型学法具有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迅速提高学生口语交际能力和有效控制媒介语使用量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诸如课堂互动方式单调、教师对双重角色难以兼顾等不足。为此，笔者提出了利用多媒体辅助帮教师“分身”，带学生“走出去”引导学生在真实的交际场景中完成交际任务，提高教学效率等改进建议。 　　最后，文章对一对一教学中任务教学法的应用提出了展望。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发展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是新时期由国家推动建立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包含众多合作内容，而作为对外开放重要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必将会受到战略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将沿线国家当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象国，投资额有望实现快速增长。因此，研究“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企业直接投资面临的机遇和风险为研究主题，一是从直接投资规模、区域分布、投资行业、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多角度分析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现状，从宏观层面展示了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发展脉络。二是从沿线国家的市场容量、直接投资的资金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和经贸园区平台建设等方面深入挖掘出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下面临的对外投资发展机遇，为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提供重要依据。三是根据沿线国家的具体国情和以往的投资经验，梳理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可能面临的包括政治风险、社会风险、长期投资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帮助企业合理规避或降低投资风险，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四是为进一步推动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本文主要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给出具体的措施建议，以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更好更快的发展。一方面政府要加快进行顶层设计，落实关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具体方案，要与沿线国家加强政治交流，营造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企业要特别注意对东道国环境的保护，承担起人才的培养、促进社会发展等应有的社会责任以适应东道国发展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求。
中国大陆媒体对伊斯兰国家报道研究(2001—2015)

论文基于新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理论，对911事件以来中国大陆媒体对伊斯兰合作组织57个成员国的新闻报道做了整体性梳理，具体运用新闻框架、议程设置、发展传播学等理论给予专业性多角度解析，在梳理总结有益经验s的同时，指出了报道中存在的不足与深层次问题。 　　中国媒体在报道主体和前端控制中，既要有内外报道政策的考量，又要有伊斯兰文化禁忌的观照，除了新闻职业道德与新闻的固有专业要求之外，中国媒体还要准确反映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核心利益和共同关切，并在宏观上做好信源控制和热点控制，微观上做好表达控制和有害信息管控。 　　涉外报道的经验可以反哺给对外报道，两者也可实现更好联动。与涉外报道标准不同，官媒对伊斯兰国家报道更看重冲突性和反常性，而穆斯林民间媒体更看重重要性和接近性。加强国际国内报道文本表达的协调性，应进一步规避西式表达，慎重对待翻译稿件，重视使用直接引语，并坚持独立采制。报道中应避免跨宗教词汇混用，标题拟制和改写应忠于事实，避免误导受众。商业网站在使用伤亡照片时应加技术处理，并应加强人文关怀，避免伤害受众。较之西方媒体，中国媒体表达了更多中立立场，但在部分热点问题上自觉不自觉地也与西媒保持了某种事实上的呼应关系。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弱势媒体面对西方强势媒体应验了“羊群效应”，从众报道行为导致多次“塌方式”报道偏差。 　　相关报道通过对冲式、二传手式、转圈式、隐蔽式和多信源式等五种转载方式对接外媒，总体上仍存在外媒依赖症；而语言问题、签证问题、人员配备数量问题、记者换班问题以及官媒驻外记者站的分散性问题等共同影响了采制能力的提升。 　　普通民众、大学生、穆斯林知识分子、非穆斯林知识分子、一般媒体工作人员以及伊斯兰国家在华留学生等六类人群普遍认为宗教因素对采制和理解相关报道至关重要，并希望进行更多的独立自主报道。 　　与报道相关的信息流动，存在“不闭环”和“不对流”情况；“沉默的螺旋”现象也普遍存在，但新媒体的使用带来了新情况。由于存在效果测定难度，难以有效减轻话语疲劳症、文化隔膜症、翻译误读症和宣传恐惧症等。民间舆论场和官方舆论场存在自说自话情况。提升国家的整体话语权，应加强舆论场协调并有效整合现有评论力量。舆论领袖越来越多使用社交媒体来发表观点，应更加重视联合平台建设，保障舆论领袖及时准确顺畅地进行更加国际化的舆论表达。 　　“一带一路”战略为改善相关报道提供了良好契机，《中国政府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为媒体进一步指点了方向。伊斯兰国家是中国提升对外国家话语权的重要阵地，应加强对现有报道的优劣势分析，创新报道思维、加大报道力度，提升报道效果。
会计人员舞弊行为防范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互联网+”计划的不断推进，都离不开会计这种通用商业语言的重要作用，因此，会计人员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也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尽管从未放松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会计人员的舞弊行为仍然层出不穷，2015年财政部会计监督检查工作中发现多家上市公司、民营和外资企业存在虚列支出套取费用、滞缴少缴税款等问题；同年“天网行动”追缉的外逃人员中，会计岗位人员占了很大比例，会计人员似乎成了经济犯罪的最佳搭档。会计人员是掌握第一手会计资料的人，如果会计人员既能够做到不主动舞弊，又能在受到外界影响时坚守职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舞弊的发生，因此，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正常经济秩序，把好会计人员这一关是基础。 　　本文从会计人员个体的角度出发，对会计人员舞弊行为的动因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防范会计人员舞弊行为的建议。首先，通过将会计人员舞弊行为与其他相似概念进行比较对舞弊行为进行界定，介绍了四个经典的舞弊动因理论以为后续研究会计人员舞弊行为的动因提供理论基础。然后，从压力、机会、借口三方面因素对会计人员舞弊的动因进行分析，分别阐述了三因素如何影响会计人员的舞弊行为。最后，针对导致会计人员舞弊的因素，提出了防范会计人员舞弊的建议，即建立反舞弊的“四不”机制：化解会计人员压力，构建会计人员不需要舞弊机制；增加舞弊行为难度，构建会计人员不能舞弊机制；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构建会计人员不想舞弊机制；增加舞弊行为成本，构建会计人员不敢舞弊机制。
中国对APEC直接投资的发展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强的趋势下，在中国与各经济体加强区域合作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经贸活动是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引导下，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未来10年中国对APEC直接投资将会达到8750亿美元。因此，不断跟踪研究中国对APEC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拓展其投资发展领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一带一路”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为研究背景，分析探讨了进一步开拓中国对APEC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以及对APEC进行对外投资所带来的出口贸易和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对APEC直接投资的潜力，并提出了拓展中国对APEC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其主要内容：一是分析了中国对APEC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主要从近年来中国投资于APEC的流量和存量规模，以及体现直接投资结构的投资区域和投资产业领域反映对APEC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二是实证分析了中国对 APEC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贸易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三是分析了中国对APEC直接投资的潜力。认为目前实施的对外开放战略、APEC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都在为中国进一步加强对APEC的直接投资提供了发展契机。四是探寻了拓展对APEC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认为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进一步扩大中国对APEC的直接投资规模，促进对APEC直接投资的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对APEC直接投资的结构，通过拓展出口贸易，挖掘中国对APEC直接投资的潜力。总之，中国对APEC直接投资的规模会不断扩大，同时，中国对APEC直接投资有利于带动中国对APEC的出口贸易，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对外投资结构的转变和提升。
中印双边经贸合作发展比较研究

随着金砖国家的经济崛起，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立，中印经贸关系在亚洲经济中的地位显得日益重要，中印经贸合作影响着世界区域经济发展。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贸易经济以及产业结构既有竞争又有互补关系，但中印双边的贸易和投资规模相对两个发展中大国的地位以及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而言相对比较小，说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潜力较大，因此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印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建立等新的发展背景和趋势下，继续跟踪分析比较中印经贸发展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一是分析比较中印经贸合作的发展现状。从中印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状况，比较分析中印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现状，一方面说明中印双边贸易规模呈上升趋势，两国经贸合作仍然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在中印两国的进出口贸易结构中，竞争性较大，贸易结构相似。另一方面体现中国与印度直接投资规模都较小，表明中印发展双边直接投资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二是结合当前形势分析中国与印度经贸合作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别从中印经贸合作发展中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两方面阐述，目前“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建立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成立为中印双边经贸发展带来机遇。但是也存在印度对中国长期存在偏见、印度的贸易保护程度较高，中印边界和西藏问题以及中印交通不便等制约中印经贸发展的因素。三是提出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印度经贸合作发展的建议。针对中印经贸合作中的障碍问题，提出能够充分利用新的发展机遇，进一步促进中印经贸合作发展的建议，如建立贸易摩擦解决机制，应对印度贸易保护主义；建立加强中印交流互信的沟通机制；在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加强中印经贸合作；在“一带一路”实施中改善印度的交通运输问题；拓宽在印度投资发展模式和途径。
我国对OECD国家直接投资的发展研究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不断发展的态势，随着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我国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与其他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贸往来，提升国际竞争力，可以更好的参与经济一体化。目前，建设“一带一路”就是我国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新形势提出的伟大战略构想，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目标。我国与OECD已有20多年的经贸合作，与OECD国家在经济合作方面存在紧密的联系，也越来越重视加强与OECD国家的经贸往来，并且我国与OECD国家的经贸往来有利于提高OECD成员国和非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利益，可见我国与OECD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这一发展背景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我国国内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调整，所以如何进一步拓展我国与OECD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一是分析我国对OECD国家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从我国对OECD国家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流量和存量）、地区分布、产业分布情况，多角度分析我国对 OECD国家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说明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我国对 OECD国家的直接投资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增长较快，产业分布涉及各行各业，主要集中在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和采矿业。二是分析我国对OECD国家直接投资的潜力。主要通过我国与OECD国家的经贸往来状况来体现，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同OECD国家经贸往来频繁，尤其是对外贸易和对外承包工程活动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为进一步拓展我国对OECD国家直接投资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三是提出我国拓展对OECD国家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主要是充分抓住“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推进与OECD国家建立良好的经贸关系；重视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相结合；构建对OECD国家直接投资的促进机制；不断加强贸易转化为直接投资的能力；注重提高对OECD国家直接投资的效果。总之，本文按照经济组织的划分标准系统研究我国对OECD国家直接投资发展状况，发展潜力以及所带来的影响作用，不仅有利于丰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范畴，还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对OECD国家直接投资问题的相关研究。
“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创新模式

2013年下半年，中国政府首先提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伟大构想。共同打造“一带一路”必将使中国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必将深度挖掘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潜力，从而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并不是一个实体性的经济组织行为，也没有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而是针对快速发展的全球化趋势而提出的关于区域发展的全新的合作理念，是在已有的区域内主体间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借助各国家相互合作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发展沿线国家原有的合作关系和建立更多新的合作关系，加强域内主体经济体命运关联度，打造高度相关的命运关联体。其理论基础仍然是区域经济或次区域经济合作理论。 　　本文主要从阐述“一带一路”的合作理念和合作理论、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机遇和风险以及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创新模式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其中，合作理念突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并且强调开放是全方位的，发展是均衡协调的；合作理论则重点从区域经济合作以及全球化理论进行了创新性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周边外交甚至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了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包括政治、经济、环境等多方面的风险；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创新模式，本文则通过建立和完善双多边机制、经济走廊建设以及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成立三方面进行了说明。论文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为依据，提出“经济走廊”概念和区域合作创新模式，具有一定创新意义。
“一带一路”的国际公共产品功能与实现路径研究

“一带一路”是由中国发起、多国参与共建的战略设计，目标是推动区域经济的合作与交流，扩大贸易与投资。作为一个包容性的、开放性的经济合作平台，合作进程中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与其能够发挥的功能一直备受关注，国际公共产品原则上要满足多地区、多国家均受益的特性，“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国家众多，只有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才能有效发挥国际公共产品的功能，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针对此次区域合作，沿线国家采取集体行动，共同提供与地区发展相关的国际公共产品，充分发挥公共品的功能，将是影响地区经济合作的关键。 　　就公共产品的提供而言，当公共产品提供的时机、规模、用途、程序、规则都反映了客观的需要时，国际公共产品充分发挥其功能就会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国要认识到各国大小不一、贫富差距大等问题，尊重沿线国家的发展差异，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和合作，切实通过合作解决地区国际公共产品问题，发挥国际公共产品的功能，推动沿线国家经济、贸易的发展。 　　本文从“一带一路”的基本概念与内容出发，分析“一带一路”中国际公共产品的性质与功能。作为由中国政府主导的一项国际公共产品创新形式，它体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增强，也展现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担当责任。论文中提出，“一带一路”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将会产生四大经济功能，即促进国内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带动沿线国家贸易发展扩大、刺激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和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功能，并最终实现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目标。为实现这些功能，中国要发挥主导国作用，积极的进行战略规划设计，推动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发展，提高沿线国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拓宽国际公共产品的融资渠道，妥善处理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使“一带一路”中国际公共产品功能最大化。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突破当前的能源瓶颈开辟了新的途径，同时也为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但能源合作涉及到国别因素、地缘政治因素、区域能源开发与合作等诸多敏感问题，影响诸国的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及贸易，所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既是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重大机遇，同时也是重大挑战。如何在与各国的能源合作中实现双赢，找到合作的平衡点，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也是中国新时期能源战略的关键节点，更是沿线各国寻求与中国合作的重要诉求，因此合理有效的模式、机制和对策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必不可少，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本文首先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和意义进行了分析，对当前能源合作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对国际能源合作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之后深入剖析了中国的能源现状和能源战略，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现状及合作领域，提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模式及机制，最后提出了能源合作的对策。 　　本文主要通过规范分析的方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解析了能源合作这一重要的问题，通过对我国能源现状的分析来说明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的迫切性，通过对中国与各国合作现状的分析来说明“一带一路”战略下更进一步的能源合作的可能性，结合这一战略的特殊性提出了以政府间合作为基础，以企业间合作为主轴，同时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双边或多边的以联合经营为主的合作模式，为中国能源企业与资源国能源企业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模式，为促进各国能源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时提出了运输安全机制、集体行动机制、能源对话机制以及银担合作机制等针对与各国能源合作的关键性运行机制，并提出了针对政府和企业两大合作主体的能源合作对策，从而为实现能源合作提供更好的基础和条件。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各国的能源合作模式、机制及对策，提倡以企业间的合作模式为主要合作方式，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以各国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从而更好的推进这一战略的实施。
中国当代艺术情境中的后殖民批评

上世纪90年代，后殖民批评理论进入中国，为中国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这也影响到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发展。以1993年中国当代艺术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为起始，这次展览引发了批评界第一次“后殖民”热潮。围绕这次展览，90年代中期在《画廊》《江苏画刊》等主要媒体平台上展开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身份”、“走出东方”的后殖民话题讨论。21世纪初，第三届上海双年展首次采用国际双年展制度，当代艺术“国际化”的问题从“走出去”转化为“引进来”，也引起了后殖民批评议题的转变：中国当代艺术的体制建设。进入21世纪以后，后殖民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和理论概念，显示出了程式化和表层化的倾向。于是，2008的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以“告别后殖民”为主题举办了巡回研讨会和展览，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界与这种思维模式和理论方法说再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本文的写作以以上三个展览为线索，通过整理展览主题、作品以及相关评论来梳理中国当代艺术情境中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这三个展览发生的历史语境，不仅说明了展览发生的必然性，也表明了后殖民批评不同阶段所对应的为社会环境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的“身份”讨论，可算是后殖民批评的初始阶段，它对应了中国当代艺术刚进入国际的氛围。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文化、经济全面进入全球化的语境中，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而此时的中国也在构建国际化的文化形象，当代艺术展览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也学习方法的模式举办国际艺术双年展。后殖民批评不再是进入西方艺术界的策略问题，而是在尝试建立国际视野里中国艺术的主体性。2008年的“告别后殖民”展览，更多的是理论上的反思，其发生与“后殖民”一词的流行化相关，策展人重新分析了“后殖民”一词的确切含义，说明了两个问题：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后殖民”关系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是有特殊性的，中国当代艺术中常见的东西二元对立过于武断；其次，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政治地理学的划分在被知识、文化同一化的现象取代，如果要讨论“后殖民”，21世纪以后的文化经历的是“媒介殖民”。 　　文章的前四章主要梳理后殖民批评进入中国以及中国当代艺术情境后的发展历程，第五章则是对这种后殖民批评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在中国当代艺术特殊的语境中，后殖民批评表现出了批评对象的多重性、批评的实践性的特点以及作为舶来品在此情境中生效的尴尬。 　　文章的结论部分，将回到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和批评的层面上，将贯穿于后殖民批评的几个关键词提取出来，通过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来消解文化“后殖民”。这几个关键词包括“当代性”、“批判性”和“现代性”，围绕这几个词语产生的矛盾如果得以解决，那么“后殖民”批评所期待的“多元”、“平等”的文化空间就得以建立起来了。
兰州市中职学校音乐课现状调查

2015年，教育部颁发《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在此基础下，笔者以一名中职音乐教师和在读音乐学硕士研究生的角度出发，对甘肃省兰州市中等职业学校的音乐教育现状做了初步的调研和发展可行性探讨。 　　在新形势下，职业教育不再是片面的、单一的为用人企业及单位提供现成可用劳动力储备的生产线，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关于在十三五规划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有人文素养和先进技术的职业人才教育之路的思想已经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音乐、美术、舞蹈等人文课程的重要性越发的凸显出来。一带一路，西部开发的机遇也让我们对西部职业教育的现状和未来有了更清醒的思考，文章从兰州市中职学校音乐教育的现状出发，对课程设置、教材选定、学生学情以及课程的目前的教学现状做了抽样调查，对其中发现的弊端和问题进行反思和可行性发展论证，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建议，希望在兰州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大背景下，对中职学校音乐教育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共由四大部分组成，一，以收集书面数据材料和对业内相关领导、教师、学生进行走访，概述兰州市中等职业教育以及音乐课教育的现状；二，通过调查问卷和统计数据显示出兰州市中职学校音乐教学出现的几个问题；三，对所调研学校的音乐教学特色和成绩以及政策层面文件精神进行调研，探讨中职音乐教学的发展优势；四，结合数据总结和思考兰州市中职学校音乐教育未来的教育目标和发展途径。 　　本文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对所调研学校音乐教学现状的分析，总结出兰州市中职学校音乐教学的若干问题和不足，以当前中职教育发展形势和现状为依据，探讨提高中职音乐课水平和重要性的意义，从而对我市中职音乐教育发展出自己的一份力，并且对提高中职学生的综合素质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甘州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碳排放分析

国家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决策和国务院进一步支持甘肃省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商贸物流枢纽、产业、通道和人文交流基地的政策落实，即为甘州区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土地利用变化是研究全球环境问题的重点之一。通过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来减少碳排放量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本文以甘州区为例，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活跃度和波动度等计算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相关数据，分析了甘州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特征，采用空间叠置分析方法和密度制图法对甘州区土地利用空间变化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对甘州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碳排放量及甘州区碳排放总量进行分析，并对甘州区发展提出建议，以期为甘州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提供依据，为张掖市建设宜居宜游生态城市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自然保留地占绝对优势，耕地、林地、牧草地和水域比例较低，说明后备土地资源具有一定发展潜力；耕地与建设用地、牧草地之间的地类变化是该地区的主要土地利用转移地类，耕地、牧草地和自然保留地是各地类中主要的转移流；（2）建设用地的活跃度不断增大，2006-2011年达到3.16％，主要原因是城市用地面积扩张，满足中心城区扩张的增长需求；地类转移波动度变化主要表现为林地和水域之间的相互转换，波动度均达到最大值2.0000；（3）各类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分布构成了以中心城区为中心，以不断增长的建设用地为内圈，以牧草地转为耕地这种转移地类为外圈的环形结构；空间集聚表现出热点区域逐年增加，有向南扩张，沿水系展布的特征；（4）土地利用与碳排放总量有较强的相关性，甘州区的碳排放总量从1985年551190.06t到2011年851872.72t逐年增加。
甘南州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研究——一个6年的历时性对比分析

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步入中高速发展轨道，整体经济进入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于此同时，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代表性产业，发展速度迅猛，这与整体经济的中速发展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比对，旅游业在现代被寄予了力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望。很多地方政府都将旅游业视为当地的主导产业，在西部欠发达地区旅游业更是被赋予了扶贫的重任。尤其“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启动，为民族地区包括西北五省区和西南四省的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平台。在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伴生的是相关的旅游影响。因此，目的地在开展旅游业时，也应注意到居民对于旅游业的态度，只有掌握好当地居民的感知变化情况，吸取良好的经验教训，立足本地实际情况，更多的关注于目的地居民的感知与态度，才能更好的发展旅游业。 　　本文以甘南州目的地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将甘南州2009——2015年作为一个研究阶段，运用相关基础理论，从历时性视角上对甘南当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做了深入的探究，分析了居民对发展旅游业产生的外部影响的态度及感知，并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分析了在数次调查研究中居民态度与感知的差异程度，力求找出甘南居民对于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感知及态度的变化规律及作用机理。 　　文章开篇阐释了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方法与内容及论文写作的思路框架。第二章分析了国内外旅游影响的研究现状，并就现状进行了述评。第三章阐述了旅游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的概念以及愤怒指数、旅游地生命周期、社区增权等相关理论。文章第四章重点就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发展伴生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影响的感知进行阐述。论文第五章为实证研究，运用SPSS19.0统计软件系统分析研究2009年——2015年甘南州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与感知的差异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对两次调查数据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文章的最后章节就研究中发现的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变化与差异，提出了相关对策并。并且对研究进行了结论整理及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基于RS和GIS的天山托木尔地区冰川变化研究

近年来气候变化所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全球范围内的泛关注。冰川作为气候变化最敏感、最直接的信息载体，不仅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结果，而且在水资源利用、海平面上升、冰川灾害防治等方面也担任着重要角色。天山托木尔地区位于天山西部经济走廊，是新疆西部地区交通要道，该区域的冰川分布和冰川变化情况对于新疆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该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维护民族团结，地区安全，国防稳定方面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该区域地处西北内陆，随着气温逐年增高，冰川加剧消融，降水长期不稳定，外来人口增多，耕地面积逐渐增加，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而导致的区域环境问题越来越恶化，从而使得该区内土地供需矛盾、草场分配不均、水资源分配矛盾加剧，进一步导致该区域内生态环境恶化，给当地的工农业生产，人类生活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该地区的冰川是该流域内淡水资源、河川径流的主要补给来源，所以对该区域的冰川监测对于其区域生态平衡、灾害防治、气候变化模拟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结合RS与GIS技术，利用野外实测数据、地形图数据、遥感数据及气象数据，对天山托木尔地区冰川变化特征进行了研究。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 　　（1）托木尔冰川所选择的冰川数量从1964/71年的78条下降到2000年64条，并在2011年进一步减少到61条。所选择的78条冰川的总面积总体从1964/71年的555.45km2下降到2000年的530.39km2，甚至于到2011年下降到521.89公里km2，所选择的冰川面积下降比从1964/71年到2000年的4.5％，在2000年到2011年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减少1.6％，所选择78条冰川面积减少率从1964/71年0.12％/年增加到2000年至2011年0.13％/a。面积减少率呈下降趋势。研究区域的73.51%面积的冰川厚度减薄，主要集中于消融区，1964/71-2011托木尔峰地区冰川平均厚度减薄22.35m，平均减薄厚度速率0.60m/a，最大厚度减薄62.40m，最大积累厚度32.70m。托木尔地区在1964/71年—2011年期间，冰川损失量达到了16.68km3，相当于15.01km3的水当量（冰的密度为0.9g/cm3）。在此期间内，冰川表面积损失了33.57km2，所以冰川储量损失为4.59km3，平均储量损失约为0.11km3。对比于上文所提及的厚度空间分布区域变化的结果（16.68km3），其平均储量损失为0.45km3/a，因此用经验公式计算1964/71年—2011年的储量损失可能低估了其损失量。 　　（2）重点监测冰川青冰滩72号冰川1964/71年到2011年冰川后退1934m，年均退缩了41.1m，面积减少了0.53km2，冰舌平均减薄8.83m。该地区末端退缩强烈，冰川底部具有海洋性的特征，对气候的变化十分敏感，究其原因，可能是该冰川冰舌部分分布在山谷底部，海拔较低，消融强烈，虽然冰川表碛对于冰川末端退缩起到了延缓作用，但对于减少冰川消融的作用有限。 　　（3）在和天山地区其他监测冰川对比发现，哈希勒根51号冰川末端年均退缩最少，而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厚度减薄最少，为每年0.15m。而青冰滩72号冰川无论是末端年均退缩、面积年均减少都是这四个区域典型监测冰川中最高的，该区域冰川面积变化相当厉害。 　　（4）通过分形理论，研究天山托木尔地区冰川周长与面积之间的关系，并对其空间结构稳定性进行分析发现，1964/71年2011年托木尔地区冰川空间结构稳定性趋于下降，表明未来该流域冰川可能仍将保持较高的消融速率。通过该地区被气象站点气温降水数据分析，气温呈升高趋势，降水量呈波动增加趋势。由于气温升高所带来冰川物质指标巨大亏损，而降水因素所形成的冰川积累完全无法补偿冰川物质指标的亏损。托木尔峰地区气温升高0.2oC/10a，大于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值0.15oC/10a，降水增加5mm/10a，降水的增加不能弥补气温升高造成冰川物质的损失。夏季降水量不变的情况下，降水和气温和年际变化是影响冰川变化的主要气候因素。气温升高造成的冰川物质亏损大于同时期降水带来的补给是该流域冰川消融的主要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