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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中国国际地位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地方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中国要走出去,要再塑文化大国形象,加强本民族和本地区的特色文化的国际传播与输出成为一项日益重要的工作。<br> 本翻译报告是以《湖南古村镇》一书中的五个古村镇:蕴含儒释道文化的“千年古村”醴陵市沩山村、堪称“最古老、最完整、最幽美”的凤凰县书架堂村、被称为最鲜活传统文化标本的望城县靖港镇、被誉为“现代年画之乡”的隆回县滩头镇及在中国商业史和建筑史上有一定地位的怀化市洪江镇为翻译文本,探索该类文本的翻译过程与翻译策略。<br> 本报告包括翻译任务描述、翻译过程描述、案例分析及实践总结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翻译任务的背景、性质且阐述了本翻译实践所依托的理论选择。第二部分对整个翻译过程进行大致介绍,此次翻译过程包括译前准备、翻译阶段、译后审校。第三部分为本报告的重点,在德国译论家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指导下,对翻译实践过程中的重难点进行案例分析,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词汇、句法的维度探讨该文本中专有名词、古建筑文化词、四字格以及特殊汉语句式的汉英翻译策略。最后一部分总结了本次翻译实践的经验,包括在该翻译过程中得到的收获及对不足之处的反思。<br> 本次翻译实践报告是在对《湖南古村镇》英译基础上的简要分析和研究,一方面希望能为向外宣传作为中国地域性特色文化之一的湖湘文化,促进湖湘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一点贡献;另一方面尝试总结出适用于《湖南古村镇》的翻译方法,以期能为今后相关的地域性文化类文本英译实践提供有益参考,同时期望能唤起人们对此类型地域文化的更多重视与保护。
业界关于纸的源头的说法虽有不少争论,但一般还是认可蔡伦发明造纸术一说。然而,也不乏数典忘祖之流,产生种种质疑,反倒是在国外,普遍认可蔡伦的地位。国人对其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美国作家麦克?哈特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选入了七名中国人,按照该书中的排名来看,分别是:孔子、蔡伦、秦始皇、毛泽东、老子、隋文帝、孟子。蔡伦位列“100名人”当中的第七位,他的排名远超过我们所熟悉的哥伦布、爱因斯坦、达尔文。麦克?哈特在该书中这样评价蔡伦:“纸的发明,使中国文化得到迅速发展。蔡伦是中国历史上被严重低估的一位科学家。”因此本翻译报告选取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由陈燮君先生主编的科技史类著作《纸》一书当中的开篇之作《天工》,该篇是以科技史家王菊华先生的视角,根据史料研究,撰写的一篇记录造纸术历史及传播的纪实类文本,作者结合近现代造纸技术对造纸术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因此,本翻译实践报告,在描述学翻译理论的基础上,以吉迪恩?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指导,从增译法、正译法和分译法三个方面来分析科技史文本的翻译策略,为科技史著作及相关纪实类文本的翻译方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思考。<br> 本翻译实践报告主要分成四部分。<br> 第一章为翻译任务描述。首先,笔者陈述了本次翻译任务的背景及其意义,《天工》的翻译是具有探究意义的翻译实践活动,它对弘扬中国文化,对外宣传中国古代文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中国“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该翻译实践可以带领国际社会温故部分中国历史,即东汉时期,中国造纸术的西传历史,为喜欢中国历史的汉学家以及相关专业人员提供参考。其次,笔者分析了在《天工》的翻译实践过程中,介绍了翻译规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式,从预先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三类规范分类着手,系统阐述了该理论。最后,总结了翻译过程中的难点。<br> 第二章主要梳理了本次翻译实践的翻译过程。其中分为译前准备、译中过程和译后工作三部分。译前准备主要是指翻译活动开始之前对文本的分析,以及平行文本的收集和参考,还有翻译理论的选择问题,最后是术语表的建立和翻译辅助工具的利用。译中过程主要是指文本的翻译、翻译策略的思考及运用。译后工作则主要是指对译文的审校以及翻译过程的总结。<br> 第三章则是对翻译案例的分析。本章旨在介绍如何在翻译规范理论,即以译入语翻译规范为准则的指导下,具体分析翻译策略。首先,第一节,从增译法的翻译策略来分析《天工》的翻译。第二节,从正译法来分析《天工》的翻译。本章最后一节,从分译法着手,针对科技史的语言特点,探讨了相关文本的翻译策略。<br> 第四章则是最后的翻译实践总结。<br> 本次翻译活动的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翻译实践报告的选题。本报告选取《天工》作为翻译材料,以东汉时期造纸术的历史为背景,结合其传播路径,为相关国家发展尤其是造纸术带动下的文化发展提供历史参考。第二点,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本次翻译报告以翻译规范理论为基础,选择增译法、正译法、和分译法的翻译策略来剖析《天工》的翻译实践,为科技史文本的翻译提供一定的借鉴。
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各国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中国特色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增强国家软实力的进程中,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满族文化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满族文化的传播,不仅可以让其在交流中得到传承,更可以使其在发展中得到升华。<br> 本报告翻译项目节选自《满族》第二章至第四章,约10000字,笔者通过对该翻译任务英译过程中实际案例的分析,探讨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翻译的方法。《满族》是一部适合作为推广满族文化知识,弘扬满族优秀文化的读本。该书中存在大量的文化负载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翻译的过程中笔者借鉴了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力求译文从文化角度准确再现源语所需要传达的意义、方式及风格。<br> 笔者通过对该文本的翻译和案例的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少数民族民俗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本着传播满族文化的目的,结合文本实际情况,在处理文化词时采用了音译、音译加注、直译加注、意译等翻译方法,以期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达到理想的交际效果。在翻译过程中,笔者发现在民俗文本的翻译中,译者要做到的不仅是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更要做到将源语文化在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再现,做到真正的文化传播。中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任重而道远,只有译者发挥好桥梁的作用,才能让其更好的走向世界。
受4G技术的全面应用、ICT产业融合和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一带一路”的影响,通信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势必会引发新一轮的竞争格局。利益驱使下,通信业企业会在当前新信息时代下争取最大的市场份额,这种市场份额以实现销售收入较高增长为前提,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通信业属于投资大,周期长的行业,行业投资和运营方式的特殊性对资金有很大的依赖。而财务战略财务战略主要考虑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的战略问题,其作用是实现资金的合理调配。因此,通信行业属于受财务战略影响较大的行业之一。<br> 财务战略矩阵的横坐标主要考虑高速增长应注重资金的平衡,纵坐标考虑价值创造时应注重资本成本的控制。因此基于财务战略矩阵制定财务战略对于通信企业因高速增长而引起资源紧张、资金断裂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帮助通信业在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br> 本文的研究由理论阐述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理论部分:首先介绍了财务战略的含义、目标以及分类;然后阐述了财务战略矩阵的原理,并指出运用财务战略矩阵的优缺点,财务战略矩阵中EVA、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方法;最后讨论了运用财务战略矩阵指导企业进行财务战略选择的理论。案例部分:首先,分析了Z公司进行财务战略选择的背景环境分析,包括PEST分析、行业环境分析,以及Z公司财务战略矩阵分布。然后,运用财务战略矩阵从投资、筹资和股利分配三个方面对Z公司财务战略现状进行评价,得出了财务战略矩阵的适用性,以及Z公司财务战略的不足之处。最后判断企业未来可能处于财务战略矩阵中的象限,运用财务战略矩阵理论,在Z公司目前财务战略的基础上优化公司财务战略,以实现价值可持续增长。<br> 本文从财务管理的角度出发对特定企业的财务战略进行研究,并将财务战略矩阵应用于企业财务战略的评价及优化上,是将理论结合实践的一次探索,能给管理者制定财务战略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序列的顶端,肩负着“高端人才供给”和“科学技术创新”的双重使命,肩负着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对实现国家战略、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要真正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强国,加强国际化发展、提升国际化水平是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基于中国国家战略,系统深入研究新形势下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动因、思路与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br> 本文首先对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介绍,界定了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内涵,进而提出要兼顾内在维度和国家战略两个方面来建构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其次从发展现状、发展策略两个方面分别分析了美国、日本、欧盟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总结了其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典型特征,进而总结提炼出要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要从研究生教育内在特性审视国际化维度、要努力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学制与标准的启示借鉴;再次基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驱动力分析,总结回顾了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动因演变,重点分析了新形势下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动因,特别是新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新要求;继之从立足国内与面向世界相辅相成、借鉴国外经验与扩大中国影响兼具并重、“走出去”与“引进来”齐头并进、服务国家战略与提升教育质量协同发展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思路;最后从彰显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战略高度、引导多元主体协同推进、推进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健全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路径。<br> 本文认为中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发展一方面必须彰显战略高度,另一方面必须紧密服务国家战略。
开放是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回顾“十二五”期间,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断优化对外开放战略,健全管理机制,从自贸实验区战略加快实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措施的启动,我国正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在2014年首次达到世界第一位,由开放型经济步入全球经济的中心大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将与“开放”紧密相连,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某种程度上给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挑战。而我国房地产业自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各地区房地产市场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房地产价格持续走高,虽然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宏观调控政策,但效果甚微,部分地区房价依然居高不下。因此有必要从经济开放度角度研究房地产价格的变化。<br> 在开放经济理论中,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是联系开放经济与房地产价格为数不多的现成理论。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认为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带动非可贸易部门相对成本的增加,从而推高了非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本文基于巴萨理论,主要研究房地产价格的变化与经济开放度之间的关联影响,并分析东、中、西部房地产价格区域差异的现状,及其经济开放度对东、中、西部房价的差异影响,为政府因地制宜调控房地产市场提供参考。实证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房价而言,经济开放度对房地产价格具有显著影响,经济开放度每正向移动1%,房地产价格将上升0.038%;而分东中西部的实证结果表示,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环境、资金的流入以及人才的引进等方面均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也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经济开放度对东部地区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而对经济开放度相对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则影响不明显。
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并没有随之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欧美国家甚至周边东南亚国家对我国文化都了解甚少。电影企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近年来虽然吸引了行业内外的关注和投资,在国内发展得风生水起,但只占到世界电影产业中极小的比例,国际上也鲜有中国电影的身影。在世界各国展开文化软实力竞争之时,电影作为一种较容易国际化的媒介产业,需要引起政府和企业的重视。电影相比书籍、演艺、其他文化产品能更强地穿越疆界,经典的电影不仅能在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力,还能塑造一个国家的美好形象,产生对各国人民的吸引力。当下,“走出去”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电影贸易、合作拍片等产生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推广效应不明显,对中国电影企业的长远发展也没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选择对中国民营电影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FDI)进行研究,希望给电影提供 FDI的模式选择的建议,从而使电影业“走出去”更顺畅,产生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应更加明显。<br> 本文通过文献整理、资料收集和案例对比分析,首先指出资源基础理论(RBT)对本研究的适用性,再分析了中国民营电影企业 FDI的宏观环境、FDI的现状、存在的问题等。再通过两两比较独资新建、合资新建,新建和并购模式的优缺点,对 FDI的几种模式进行重新分类,根据资源基础理论的指导,结合中国民营电影企业自身拥有的异质性资源和所需的互补性外部资源,给电影企业的FDI提供模式选择的方案。最后对华谊兄弟和万达集团的FDI的现状、已有资源和所需资源进行对比,指出其各自适合采用的模式。<br> 本文得出的结论是部分电影企业拥有行业赋予的文化资源,其自身拥有资金实力、资源整合能力等资源,这些资源未被充分利用;需要获取的是先进的故事叙述手法、电影制作技术和影院管理经验等无形资源,因此适合采用合资新建或并购模式。其中华谊兄弟适合采用合资新建模式,万达集团适合采用并购模式。<br> 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三点。首先是研究对象,不同于以往大多数对制造业 FDI模式的研究,本文对电影企业 FDI的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层面都意义重大。其次是研究深度,现有的研究大多只关注了电影企业 FDI的现状、意义和动因等,但是对投资模式研究较少,没有指明如何进行投资。再次是理论创新,本研究将 FDI的模式根据对经营权控制程度的不同分为完全控制模式和分享式控制模式,根据内部资源和所需外部资源综合考量和权衡选择模式。另外,结合RBT和电影的特性进行模式选择分析,对电影产业FDI具有独特的解释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种生产要素正在以更快的方式流转,OFDI是促进要素资源流动、优化配置的重要方式。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中国开始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发展国际产能合作,并将国内产业过剩的产业转移出去。OFDI能有效带动产业转移,开发国内的经济增长潜力,在边际产业转移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下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本文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研究背景,从产业高度化和产业合理化两个维度来反映产业结构,探讨OFDI对产业结构的不同影响效应,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重点分析在不同投机动机下中国OFDI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效应,发现OFDI优化产业结构的途径,这对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关键期的中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br> 本文基于新常态经济环境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背景,通过梳理和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详细阐述市场寻求型、资源导向型和技术获取型OFDI对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运行机制,透彻研究中国OFDI和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并对市场寻求型、资源导向型和技术获取型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其具体研究结论如下:<br> 1.中国OFDI对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呈正向影响,但其促进作用较小。2.资源导向型OFDI通过直接作用于国内产业,带动出口效应,促进设备制造业和制成品产业发展,提高产业合理化和高度化,还通过引入国外能源资源,促进重型产业发展,提高产业合理化。3.市场导向型OFDI通过直接规避贸易壁垒,降低贸易成本,拓展国外市场提高国内产业高度化,还通过融合国外市场发展新兴产业提高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4.技术获取型OFDI能通过直接打破技术壁垒获取先进技术来提高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5.中国应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稳定提高沿线国家投资,积极发展对资源丰富地区的投资,大力推进对市场庞大地区的投资,重点拓展对技术先进地区的投资。
在亚洲地区,马来西亚是世界新兴市场经济体,达到了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马来西亚国家能源资源丰富,是著名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国、世界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和天然气储藏国。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能源等原材料的需求迅速攀升。长期以来中国面临着能源对外依存度高的状况。中国从国外所进口的能源石油中有80%以上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运输,而马来西亚国家从西濒临马六甲海峡,其地理位置显示出了马来西亚将在中国的能源安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马来西亚国家有着先进海洋能源开发与管理经验。但在马来西亚拥有的资源与地理优势下,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能源合作还远远不够,面临着以南海主权争端为主等一系列的合作挑战。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能源合作,从几个方面分析了两国的合作基础,双方合作将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推动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于推进全球能源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从地缘关系和能源潜力来看,南海资源丰富,潜力巨大,马来西亚作为中国南海的周边区域国家,与马来西亚能源合作已成为保证中国能源安全和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重要基石。在“海上丝绸之路”新战略下,中国和马来西亚能源安全深化合作,运用多种手段,拓展中国和马来西亚能源合作空间。利用中国先进能源技术,发掘中国和马来西亚新能源领域合作潜力。加大对马来西亚能源投资,拓展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能源外交。我们在分析比较对中国和马来西亚能源实力与合作前景下,证明马来西亚同中国的能源安全合作对于两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德自1972年建交以来,两国的经贸合作一直保持着增长的势头。欧债危机的爆发,不仅给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给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这一严峻形势下,中德两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经济上缓解欧债危机带来的影响。中国适时调整经济策略,进一步强化外向型出口拉动向内需型拉动的转变,降低对外出口依赖,并及时救助欧元区。德国迅速开启“德国模式”,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中德两国由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上升为全方位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同时签订了一系列的双边贸易协定,这为两国在经济与贸易合作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面对欧债危机,中德两国的一系列积极应对举措,使得两国的经贸合作保持平稳状态。<br> 目前关于中德经贸合作以及欧债危机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对欧债危机影响下中德经贸合作的探讨较为缺乏。笔者从欧债危机这一新颖视角切入,对欧债危机影响下的中德经贸合作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同时也为中德经贸合作建设提出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建议。以期为中德经贸合作的理论研究作进一步的补充和丰富。笔者在概述欧债危机和中德经贸合作的基础上,对欧债危机前后中德经贸合作的状况进行了理论阐述。深入分析了中德两国面临的贸易额急速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的巨大挑战。继而从中国、德国以及中德双方这三个层面对两国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中德共同应对危机的策略主要包括经济层面的贸易结构调整以及政治层面的高层互访、双边贸易协定的签订与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欧债危机的启示,经济发展是各国走出危机唯一的出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及转变合作方式是各国防范危机的最佳选择。并展望了中德经贸未来的合作领域将扩展到环保能源、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方面。这将有利于深化中德的经贸合作,并对两国的经济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提出,其倡导的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理念和主张加强与沿线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友好往来的举措,使得中俄两国在区域能源合作领域方面得到拓展深化。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已成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积极寻求能源合作是必然选择,而俄罗斯作为我国的睦邻友好国之一,能源资源极其丰富,与我国具有能源供需的互补性,理所当然的成为我国能源合作的首选。<br> 本文通过阐述“一带一路”的内涵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和制度合作论,回顾了中俄两国能源合作的历程并结合当下“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分别从石油、煤炭、天然气领域对中俄两国能源合作的现状展开分析,得出中俄能源合作具备如下有利因素:新丝绸之路提供的安全桥梁作用;中俄之间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和实现双赢的强烈意愿;中俄的能源供需互补性强。但两国能源合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中俄沿线的能源基础设施比较落后;能源安全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引起的挑战;地缘政治对能源合作的影响;中俄两国存在的利益博弈等。最后从“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俄两国能源合作提供了契机,其所倡导的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理念能协调两国的利益博弈,能不断丰富能源合作的内涵,两国还需加强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保证能源供给的安全,从制度层面保障能源领域的合作等方面提出应对措施,共同打造中俄两国能源合作新局面。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全球发展问题依然严峻。“一带一路”借古代丝绸之路之名,旨在同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金融、能源等领域紧密合作,共同构建一个利益、命运与责任的共同体。本文试图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和意义着手,分析“一带一路”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最后,就我国应该如何克服这些风险和挑战提出自己的看法。<br> 本文先从时代背景入手,认为2008金融危机后,为使我国迅速走出金融危机的泥潭,实施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但这几年随着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投资兴建,国内已趋于饱和,导致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加上我国的外汇储备长期居于世界首位,资本过剩等内部因素以及周边发展中国家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等外部因素,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规划,旨在通过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沿线各国的多元、平衡、可持续发展。<br> 接着,深入分析“一带一路”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首先,美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等大国对该战略实施存在疑虑,害怕中国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而阻扰这一战略的实施。其次,如果国内企业对沿线国家缺乏深入调研,项目仓促上马,加上投资过于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能最后会导致项目破产而致使投资无法收回。第三,分析了有关国家领土、岛屿争端陷入僵局以及海上交通要道面临的安全风险,沿线国家存在政局动荡,宗教信仰和恐怖主义等威胁,这都使战略的实施缺乏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最后,还面临着一些国外媒体和学者的误解,认为中国想趁机扩大地区主导权,鼓吹“一带一路”是马歇尔计划的升级版。<br> 针对这些风险和挑战,需要加强同各大国之间的沟通,消除彼此误解,寻求双方的共同利益;需要协调各区域合作组织,保持投资结构的多元化与能源进口的多元化;需要继续开展睦邻友好外交,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鼓励各国以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彼此矛盾;需要在发展经贸交流的同时加强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交流;需要我国加强对外宣传,传承弘扬古丝绸之路的和平发展精神,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2013年下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3月28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发布,意味着酝酿近两年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式以国家意志向内、向外宣传推进。“一带一路”正式实施以来,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东西方国家的积极参与。有一段时间,诸多专家、媒体唱衰“一带一路”,甚至在行文里将“一带一路”引向“阴谋论”。感到欣慰的是,一直有一群孜孜不倦的学者们一如既往的探索着关于“一带一路”相关的课题。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告诫我们,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大国的崛起依然遵循这一准则。而“一带一路”就是基于这一客观规律构建起来的战略方案。本文从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普遍规律和客观现实,较为深度的阐述了“一带一路”战略与崛起中的中国外交之间的内在关系。“一带一路”倡议中蕴含的外交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外交理念的继承与创新,是对中国梦的外交战略延伸,其本身具有历史的必然逻辑,将承载着中国政府参与全球治理过程角色转型的重大使命。诚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从客观层面考究,一项影响世界格局的新策略的实施,必定是引发各国关系的变动,进而产生力与力的相互作用,这期间即可产生“火花”,也可产生“摩擦”。从主观层面来看,各国立足自身所处国际环境,在外交领域都将“最大化”自身的利益输入,因而在接触、参与、对接“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各国都会作出不同的反应,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举措。如何照顾到大多数国家的感受,特别是超级霸主美国的感受,同时协调处理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将考验中国智慧。对“一带一路”大外交战略,未来,机遇与挑战一定是并存的,相信在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和全球大多数国家的价值认同下,有利于大多数人民的、互利共赢的公共产品一定会受到沿线国家和人民的拥戴。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开展和“一带一路”政策的相继实施,越来越多的石油工程承包企业进入国际工程建设市场。国际长输管道项目是一项涉及项目所在国经济、政治、社会安全和法律环境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系统工程,在获取项目利润的同时,往往伴随着高风险。除了具有一般国际工程项目的特点外,国际长输管道 EPC总承包项目还具有大型性、时空跨度长、施工流动性强、社会依托差、受气候及地质条件等因素影响明显等特点,其高风险性已成为业内的共识。本文侧重于国际长输管道项目EPC总承包风险分析评价与风险分担研究。<br> 论文从我国 EPC总承包企业角度出发,试图找到有效解决国际长输管道项目 EPC总承包风险的管理方法和措施,以减少决策阶段的盲目性,切实降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注重风险分担策略分析,提高风险应对能力,有效促进 EPC总承包企业风险管理意识和管理水平的提高。<br> 首先根据调查问卷法、风险概率和影响矩阵法建立了国际长输管道项目 EPC总承包风险清单,得出了十大关键风险因素;根据问卷统计结果,运用“Half-adjusting”原则、均值法和单样本t检验等方法,对国际长输管道项目EPC总承包的关键风险因素进行了风险分担研究;通过制定风险分担基本原则,确立关键风险的承担主体,并对关键风险分担结果进行讨论,进一步借助财务和非财务手段给出了国际长输管道项目 EPC总承包十大关键风险因素应对措施,并指明了每类关键风险因素的应对要点。最后,将国际长输管道项目 EPC总承包风险研究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通过具体项目进一步验证和丰富了国际长输管道项目 EPC总承包风险管理的内容,为即将实施的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br> 总之,通过国际长输管道项目 EPC总承包风险管理的研究,能够使我国石油工程总承包企业更加深入、精准地识别项目风险因素的组成及动态变化,理解关键风险因素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地分析、评价和应对。从而提高 EPC总承包商的风险管控水平,进一步增强企业竞争力,有利于“走出去”工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公路建设行业起步较晚,整体发展比较落后,尤其是在施工项目成本的管理上,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随着“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公路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公路施工企业面临着严峻的历史挑战和发展机遇。<br> 成本管理是公路项目建设中的重点和核心工作,成本管理控制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决定着施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本文从公路施工项目成本控制与管理的角度出发,通过公路建设成本管理的理论分析,试图找到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降低成本的方法和措施。本文以层次分析法为重点对公路项目成本进行分析和评价。<br> 论文首先介绍了国内外成本控制发展历史及现状,阐述了项目成本管理的基础理论和概念,分析了成本管理的构成要素、管理方法。之后通过对国内公路施工项目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客观分析,以项目成本控制的可行方法和控制重点为出发点,在借鉴先进管理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施工过程中影响成本的各类因素和对应策略,并提出成本管理的重点在于构建成本管理动态体系的理念。在从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的过程中证明了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将成本管理过程系统化后,再运用科学的管理理念与方法,总结了项目成本控制解决方案和思路。最后论文结合A1公路项目的实际案例,基于层次分析法对A1标段的施工过程成本管理进行了研究分析,通过采取相应控制方法和措施,证明了成本管理控制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最后通过赢得值法的计算,验证了管控效果并作出了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