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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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研究

东盟是一个国家联盟，在东南亚国家联盟里既有与中国保持深厚传统友谊的柬埔寨、缅甸；也有中国的友好合作伙伴—老挝、泰国、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中国的贸易合作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自1985年3月12日至2001年12月12日，中国分别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印尼、柬埔寨、文莱、缅甸相继签订了关于鼓励、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双边协定。从1985年的中泰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到2001年的中缅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跨度为16年，十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间存在些许不同。更为重要的是，自2001年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并未更新相互间任何一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至今已有15年，十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已然落后于《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更未曾跟上全球投资协定的发展浪潮，导致十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日渐式微，无法完全发挥其应有之作用。但是此种情况下，决不可放弃双边投资协定而仅依靠区域投资协定，违背国际法治，应当顺应国际投资规则多元化发展，强调落后规则的更新升级。因而，文章综合采用了比较研究、历史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内容进行分析，找出投资定义、投资待遇、投资保护、投资争端解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完善之策，以期助力中国自贸区战略，响应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介绍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与中国自贸区战略息息相关的联系，强调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对中国自贸区战略发展和区域规则升级的促进作用。其次描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签署，介绍中国在何种政治经济背景下相继与东盟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接着陈述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内容趋同、签订方便等特点，强调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特殊性，为后文分析其制度存在的问题作铺垫。然后阐述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的法律性质，介绍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优先性。最后讲述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签订后对中国和东盟国家间贸易投资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实践成果体现十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功能。为后文具体分析十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内容作铺垫。第二部分：主要从中国与东盟国家十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投资定义入手，具体分析十个协定投资的内涵，找出异同，接着与《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进行比较。然后发现十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投资定义方面存在缺乏严谨性、定义不规范、未明确投资收益性质、新内容缺失等问题，并提出平衡严谨性与全面性、规范投资定义、对投资收益定性、更新内容的完善之策。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投资定义这一具体条款方面找到思路，推动更新。第三部分：主要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十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的投资待遇内容，相互比较。接着对应投资定义的研究方式，找出十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投资待遇制度存在的公平公正待遇模糊不清、最惠国待遇适用范围狭窄、国民待遇缺失等问题，以及明确公平公正待遇内容、扩大最惠国待遇适用范围、补充国民待遇的完善之策。第四部分：首先着眼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十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投资保护的内容，进行比较研究。然后讨论十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存在的间接征收界定不明、未规定征收补偿拖延利息、未规定阻止资产转移情形等问题，最后探讨明确界定间接征收、规定征收补偿拖延利息、引入阻止资产转移情形的完善方案。第五部分：首先将中国与东盟国家十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关于投资争端解决的内容进行研究，同时也要比较《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的相关规定。然后提出十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制度缺乏ICSID仲裁方式、投资仲裁缺乏上诉机制等问题，最后从更新升级的角度找到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方式增加ICSID仲裁方式、设立投资仲裁上诉机制的完善之策。
“一带一路”战略下双边税收协定问题研究

2013年，中国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即“一带一路”战略。在此战略下，中国由“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为适应跨国投资的新发展，中国已经陆续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修订了原有税收协定。例如，中国先后与荷兰、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修订了已有税收协定。在新修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缔约国双方对一些原有条款进行了修改，并且根据新形势引入了新的条款。有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国与荷兰、德国、俄罗斯等国新修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为视角，分析新协定在适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思考，同时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签署双边税收协定提供一些建议。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双边税收协定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而后，阐述了中国与沿线其他国家双边税收协定签订的现状。第二部分首先阐述建设型常设机构的时间要求，新协定将构成建筑型常设机构的时间从六个月延长到了十二个月。其次，明确了“183天规则”的计算方法。最后，指出，新协定对于“任何十二个月”的核算问题并未做明确规定，很容易被纳税人滥用，从而逃避纳税义务。因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的双边税收协定均可借鉴2010年《中新双边税收协定条文解释》的规定，明确“任何十二个月”的核算。第三部分首先指出了新协定中股息所得税条款适用条件不明的问题。新协定对“股息”和“持有支付股息公司25％股份”的时间范围均未做明确规定。然后，文章又指出新协定中财产收益所得税条款适用条件仍旧不明的问题。新协定未对“公司股份价值的50%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的时间范围和“间接持有”的方式加以明确。第四部分首先阐述了新协定中情报交换条款的强化，新协定扩大了情报交换内容的范围，使得主管当局可获得更多有用的情报。其次，文章还介绍了新协定中新引入的“主要目的测试规则”，如果企业作出的某项安排或筹划只是为了获得税收优惠，缔约国则拒绝给予税收优惠。最后，指出若要全面防止协定被滥用，还应在双边税收协定中引入强制披露条款，通过事前防范的方式防止协定被滥用。第五部分分析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双边税收协定中引入强制仲裁条款的内外原因。而后，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引入强制仲裁条款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认为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中可以引入强制仲裁条款，并借鉴OECD和美国对强制仲裁条款的规定，对中国的强制仲裁条款内容进行设计。
我国对外报道对国家形象构建研究——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报道为例

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国家形象已成为国家对外竞争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塑造和建构体现的战略意义和现实需要日益凸显，相关研究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焦点。随着中国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政府已经有了越来越强的国家形象意识，做好对外传播工作、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刻不容缓。“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进行主动外交战略的一次重大举措，从2013年提出到2015年展开全面推进和建设，成功实施与否也都将吸引世界人民的注意，已经成为国际持续关注的热点。国内外媒体特别是国内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通过研究媒体对外报道有助于构建我国国家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 　　《人民日报·海外版》是《人民日报》主办的面向全球发行的中央机关报。以海外读者为主要阅读对象，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沟通海内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因此，研究分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两年期间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可以较为全面客观的呈现出报道特点和我国国家形象，也为今后我国媒体做好对外报道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本文从中筛选出涉及相关《人民日报·海外版》“一带一路”新闻报道的有效样本数为334篇，研究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本文运用的相关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方法和样本选择方法；第二部分，对选取的报道内容进行数据统计，包括报道数量、议题、主题、体裁、版面、消息来源、稿件来源和“望海楼”评论栏目的相关报道，通过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总结出报道特点以及如何呈现国家形象的；第三部分，从四个方面概括出报道中所呈现的国家形象：即互补互利，坚持交流与合作的经济形象、透明开放，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形象、包容互通，坚持传承与创新的文化形象、积极主动，坚持共商与共赢的外交形象；第四部分，针对国家形象的构建提出应对策略和建议，即讲好丝路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关注外界言论，搭建意见平台、报道客观平衡，不可避重就轻、增强议程设置，转变话语体系、顺应媒介环境，强化媒体融合；最后一部分，我国对外报道关于构建国家形象的思考与启示，让世界了解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
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媒体“一带一路”新闻报道研究

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以其丰富的媒介形态、多样的报道方式，逐渐成为受众阅读新闻的首选。面对传媒格局和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媒介融合已成为传统媒体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至今，已成为全球发展和国际间合作的热门词汇。两年来，围绕此议题的相关报道层出不穷。2015年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之年，更是受到全球媒体的共同关注。做好“一带一路”报道，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既是宣传国家大政方针、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责任，也是增强自身国内乃至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机遇。 　　一方面“一带一路”的后续政策正在不断落地，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融合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本文就是将“一带一路”报道置于媒介融合的传媒背景下，探讨传统媒体在与互联网终端融合后，其对“一带一路”报道呈现出怎样的特征。本文主要使用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对传统媒体在其新闻网站、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平台上的“一带一路”报道进行分析。在样本的选择方面，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和“澎湃新闻”2015年（1月1日至11月30日）“一带一路”主题报道为考察对象进行分析，探讨在媒介融合下，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对“一带一路”这一长期实施的国家重要战略进行报道。 　　具体说来，本文由七个章节组成：引言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起源、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理论基础等，正文部分第一章主要是对目前传统媒体与新媒介融合途径进行简要介绍，为下文做铺垫；第二章进入本文重点部分，探讨传统媒体新闻网站“一带一路”新闻报道所呈现的特征。首先是对本文的研究样本《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和“澎湃新闻”这三家媒体新闻网站进行内容分析，统计归纳出其在报道形式、报道体裁和报道主题上所表现出的倾向性，进而总结出传统媒体新闻网站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呈现出的特征。第三、四、五章沿用第二章的写作思路，使用相同指标对传统媒体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一带一路”报道进行衡量，分别归纳出其特点。第六章则是对前四章的总结归纳和升华，通过观察前文所得出的分析结论，总结出传统媒体在向新媒体转型中，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呈现出怎样的总体特征和趋势。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巴关系研究

中国与巴基斯坦自建交以来,在国际事务上一直互相关照、互相依靠。2015年4月20日，中巴双方更是一致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度，致力于中巴世代友好。中巴自建交到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中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1年至1971年间建交初期的中巴关系；第二个阶段是1971年至1990年中巴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时期；第三个阶段指的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中巴关系所处的“考验期”；第四个阶段指的是自2000年来，中巴关系朝着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安全合作四个方向全面发展。 　　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形势依旧严峻，“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巴基斯坦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和“一带一路”的重点发展区域，中巴的良好关系将惠及“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巴关系的发展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巴关系带来的挑战，不仅表现在它受美国、印度在南亚地区政治博弈的影响，也表现在受恐怖主义的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巴关系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深化中巴经济关系、助力中国破解地缘战略困境、加强中巴在反恐等安全方面的合作。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可以采取三方面的对策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第一，中国可以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及能源通道的建设将巴基斯坦打造成“一带一路”上的经贸合作示范桥头堡；第二，中国可以利用巴基斯坦的独有地理位置和地缘环境将巴基斯坦建设成中国通向印度洋、中东地区及欧亚大陆的桥头堡；第三，中国可以和巴基斯坦进行安全合作，共同打击恐怖势力。
中资民营英文电视台的困境和发展策略研究——以“蓝海电视台”(BONTV)为例

随着中国走入世界舞台中央，对中国的关注和报道越来越多。但目前国际舆论的话语权仍呈现着“西强东弱”的现状，在此背景下，中国有必要提高软实力，提高中国媒体“走出去”的传播效果。目前，少量的中资民营电视台正弥补着国家级媒体对外传播效果不佳的现状，个中翘楚就是开办于2008年、2010年在美国落地的针对海外市场的中资民营英文电视台----蓝海电视台（BONTV）。目前它是除了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以外，唯一有能力向西方主流受众传播中国内容的民营英文电视台。蓝海电视的迅速发展，显示了民营机制参与国际传播的活力与效率，是国家鼓励多体制多形式参与文化走出去的典型成功案例。它探索出一条“中国传播”进入西方主流社会的路径，践行了“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一对外传播精神。但是，蓝海电视台的发展目前正遭遇困境：包括盈利模式遭到挑战，此前靠“媒体服务”和广告收入的模式难以为继；传统的节目生产形势已经不适应新媒体时代观众需要；电视台国内外影响力式微，新闻编辑部解散，人员流失严重；以及一直以来存在的国际挑战和国家政策上的限制。 　　本文通过比对其他华人媒体的成功做法，以及访谈中外制作人，为使蓝海电视台走出发展瓶颈的限制提出可行性策略研究。蓝海电视台自身需要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改变经营管理方式，稳定从业人员；拥抱新媒体时代，创新节目形式，扩大国内外影响力。国家在外部层面则需要给予民营电视台实实在在的政策上的支持和合法性的承认，以打通除依赖国家媒体以外、对外传播的“第二通道”。
新媒体环境下南昌城市形象的传播策略

随着社会转型和农村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在时间的车轮下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但是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表象中，还潜在着城市趋同化、社会矛盾突出化等一系列问题。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时代，虽然头戴“新”这个帽子，但早已在短短的几年间成为了主流的媒介，具有压倒性的市场份额。显然传统媒介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人们获得信息的需求，而作为同样快速发展的城市，亟需运用新媒体来实现城市形象的有效传播。 　　针对这一研究方向，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在第二章中确认了影响城市因素的物质形象、精神文明、政治形象这三个具体纬度的判定标准。新媒体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以及在新媒体背景下利用新媒体对于城市形象宣传的利与弊。本文第三章通过问卷调查法来反映新媒体环境下南昌城市形象中整体印象不高，城市定位、城市符号不清晰，市民个人素质不高等突出问题。而在利用新媒体的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宣传片传播力度不够、门户网站更新迟缓、新媒体资源发展不够成熟以及缺乏良好网络形象的曝光度。第四章，结合传播学理论与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总结出了南昌城市形象传播的新媒体传播策略。首先确立园林城市，英雄南昌的城市定位。其次，加强市民诚信和公共场合个人素质的监管，鼓励宣传诚信文明的社会风气。最后适应新媒体的环境并合理利用新媒体，达到南昌城市形象的有效传播，更好促进城市的良性发展。新媒体策略具体有：拍摄贴近生活、引起百姓共鸣的城市形象宣传片，扩大宣传片的传播范围；做好门户网站的建设与维护，加快更新互动的效率；利用“议程设置”理论，增加新媒体对于城市良好城市形象的曝光度；开发和完善新媒体资源，培养新媒体人才。 　　在国家“中部崛起”的战略号召下，以及作为“一带一路”中南昌作为规划中提到的内陆节点城市。国家倡导本市与周边城市的城市群建设，推动区域互动合作与产业聚集发展。因此，更需要加强和突出南昌城市软实力的建设，通过新媒体与南昌城市形象的优质结合，促进区域合作和全国的战略发展。
浦发银行混业经营对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条件，世界金融大环境的竞争愈演愈烈，金融行业经营模式变革也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动。一直以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人员对金融业“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两种经营模式的选择各持己见、争论不休。 　　2015年中国经济实行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开放等政策以及对外经贸投资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加快走出去为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机遇且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据悉证监会正在研究商业银行在风险隔离的基础上申请券商牌照的制度和配套安排，但碍于现行法律法规，并未有银行能够成功申请到证券牌照，通过直接或者子公司收购持有券商股份成为银行业获得证券牌照的关注焦点。除国开行通过直接持有方式成立国开证券之外，上市的商业银行中仅有7家银行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券商股权，如若《商业银行法》顺利修改完成，银行最快可能于2016下半年获得券商牌照。这意味着，金融混业经营时代或将到来。 　　基于以上诸多困惑，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相关文献的整理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必然性：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变革历程彰显了混业经营的逐步发展；混业经营利大于弊，混业经营的选择能够促进银行业发展；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为混业经营提供了机遇；市场客户需求多样化决定了银行发展的新方向。本文以浦发银行为例，分析浦发银行混业经营现状，同时通过实证分析探讨混业经营是否能够提高浦发银行的经营绩效。为此运用相关分析软件将收集2005-2014年浦发银行年报中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研究结论：混业经营能够显著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在论文的结尾从实践管理和营销的角度为银行业混业经营的稳健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研究

国际政治领域中，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获得的对本国的综合评价；是各国政府谋求战略利益的重要手段，也是各国政府所追逐的主要战略目标。冷战结束后，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参与到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的重建中去，为世界新秩序重建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当今世界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持负面看法的受众仍广泛存在。“妖魔化”中国、刻意“歪曲”中国、错误引导受众的现象仍时有发生。特别是随着中国政府“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外国舆论揣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要建立对亚欧大陆的领导权的误解和对中国外交战略野心的夸大，有演变成新版“中国威胁论”的趋势和可能。这阻碍了中国试图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发展、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影响了中国软实力在当今世界的运用，形成了中国当前一个重大的战略威胁和挑战1。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探讨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本文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探讨了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和现状，分析了影响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国际大背景即“中国威胁论”的声浪对中国国家形象造成的负面冲击，指出了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构建和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路径选择。 　　本文的研究中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规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除此之外，本文还运用历史研究法、调查问卷法等其他研究方法，来辅佐本文的研究。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较为全面系统地概括出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基本内容及内在逻辑。文章建立了分析国家形象构建的逻辑线索，即“基本理论—历史变迁—现实背景—战略目标一对策建议”，这为国家形象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的理论视角。 　　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框架一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绪论。给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提出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目标；对学术界现有的、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中英文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绘出本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图；指出本文的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 　　第二章：国家形象与相关理论。首先，对国家形象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对学术界已有的与中国国家形象密切相关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建构主义的框架进行针对中国国家形象的经验性研究的分析；其次，提取了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如身份、他我、自我、建构等，整理了建构主义框架内与国家形象相关的主要假设，并将他们运用到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过程中去；再次，在辨析建构主义主要假设与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切合度的基础上，指出建构主义框架在解释中国国家形象构建方面存在的无力感，并提出扭转这种局面的补充假设。 　　第三章：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变迁和现状研究。本章第一节分析了中国古代的繁荣、昌盛、气度与辉煌，到清朝末年中国滑向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历了没落与抗争；本章第二节主要研究中国国家形象的现状，重点研究了外国政府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外国媒体构建的中国国家形象。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实力（包括国家软实力）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基础，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影响着他国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从而影响着中国的外交环境。因此，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构建正面的、积极的中国国家形象是中国外交的要务，这个结论为第四章研究“中国威胁论”背景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战略目标做了理论铺垫。 　　第四章：“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战略目标。本章对“中国威胁论”进行解构，从其概念、发展阶段、呈现内容和形式进行理论溯源，从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冲击进行分析，进而提出中国应当将国家形象的研究提高到外交战略的高度，并提出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战略目标即：和平、合作、发展、负责任四个方面。 　　第五章：“一带一路”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路径选择。本章主要结合“一带一路”战略，从外交战略、国际传播、公共外交以及危机管理四个方面来阐述国家形象的构建和提升路径。外交战略是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重点和关键；国际传播成为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重要手段；公共外交是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多维选择；危机管理是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契机。 　　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本章再次凝练了本文的主要观点，整理了本文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观点方面的创新之处和研究难点，并且提出了本文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发展方向，并对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发展趋势做了预测。
中医翻译能力模式与翻译教学对策研究

本文从中国目前中医药国际化发展对中医翻译人才的现实需求出发，对中医翻译能力开展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试图在国内外翻译能力研究和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构建中医翻译能力模式，探索以中医翻译能力为核心的中医翻译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师资培养等教学对策，从而有效地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中医翻译人才。 　　本文以中医翻译能力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分析、调查研究、比较研究以及归纳等方法，试图总结出国内外翻译能力研究的现状，调查分析医学翻译行业对翻译人才的认知要求以及中医翻译相关群体对中医翻译能力的认知情况，从而构建中医翻译能力模式，探索中医翻译教学对策。 　　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总结了中医翻译的历史和学术成就，分析了中医翻译的标准、中医翻译的瓶颈和中医翻译人才培养现状，对中医翻译概况进行了介绍，指出了中医翻译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并通过对国内外翻译能力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总结出国内外翻译能力的核心构成要素，并指出目前国内学者翻译能力研究与国外学者研究存在的六大差距，即1）总体数量不多，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2）对工具性能力关注不够；3）对翻译伦理重视不足；4）专业领域的翻译能力研究处于空白状态；5）汉译英翻译能力研究总体薄弱；6）对翻译能力中的术语能力关注较少。文献分析为本文的实证研究和翻译能力模式构建打下了基础。 　　其次，通过实证研究，对医学（中医）翻译行业的职业需求和中医翻译能力要素的认知情况作了调查。第一，通过收集中国、美国有关医学翻译的招聘广告，并对收集到的数据按职业类型、所需语种、任职资格、工作职责和任职要求进行定量分析，详细考察了医学翻译的职业需求；第二，通过对中医翻译研究生、英语教师和中医翻译从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他们对于中医翻译能力各要素的重要性和提高难易度的认知情况。实证研究主要目的是考察医学翻译用人单位对医学（中医）翻译能力的职业需求和中医翻译能力要素的认知情况，从而为中医翻译能力模式构建和中医翻译教学提供基础和支撑。 　　随后，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医翻译能力模式，即中医翻译能力由英汉双语语言能力、翻译专业知识、中医主题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信息通讯技术能力、中医术语能力、策略能力和翻译服务能力等7大次能力组成，并对每个要素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如何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中医翻译能力，这是中医翻译教学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在第六章中，论文首先辨析了语言学习与翻译学习、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这两对概念，然后根据前面实证调研和中医翻译能力模式，以中医药院校MTI教学为例，提出基于中医翻译能力的翻译教学体系，具体包括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与师资培养等内容。 　　本论文是针对中医翻译能力的一次探索性研究，论文构建了中医翻译能力模式，拓展和深化了在专业领域汉译外的翻译能力研究，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翻译能力研究；探索了适合中医翻译人才培养的教学体系，能够对我国中医翻译人才培养做出贡献，为中医药“走出去”战略所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提供指导。
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影响因素研究——以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为例

伴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在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等一系列发展趋势的推动下，我国商业银行的转型和国际化进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与花旗集团和汇丰控股等世界知名跨国银行相比，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还很低：海外机构数量相对较少，服务对象较为有限，人才不足且国际化管理经验相对匮乏，运营能力亟待提高。 　　本文从银行国际化的相关概念及经典理论出发，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现实国情，以我国五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通过对比国际化程度，量化分析当前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国际化的现状、特征，得到五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国际化程度排名。（2）通过实证模型，研究影响我国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国际化的主要因素。根据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实际情况，选取九大主要因素，建立两个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从银行自身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对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如下：在银行自身因素的回归模型中，银行总资产规模和国际化经验对国有银行国际化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净资产收益率对国有银行国际化程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在外部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中，人均GDP、FDI、BTV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东道国（地区）国际化水平存在显著的影响，且人均GDP、BTV呈正向，FDI呈负向。（3）通过归纳和分析实证结果，并在借鉴了各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经验的基础上，联系我国自身特有国情，提出既有针对性又具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瑞典文化外交的理念与机制研究

区域和国别研究是国际关系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最早溯源至大航海时代及其后欧洲国家对各殖民地、非欧民族的研究。外交是实施国家目的的有效途径，古往今来，通过外交场合达成国家战略目标或短期利益目标的例子数不胜数，通过外交场合解决战争纠纷，化解国家间矛盾，签署多边或双边协议也必须经由外交场合达成。 　　由于对瑞典文化外交的研究在国内外均不多见，将瑞典文化外交理念及其机制研究作为本文的选题，研究瑞典文化外交及其机制有助于为国内学者对北欧地区政治形态及外交战略提供一个认知框架，加强和拓展国内在北欧地区国别研究上的不足，这也是本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选题为我国建立行之有效的北欧区域合作平台，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采取文献研究分析法，仔细阅读瑞典官方发布的外交相关文件，理解瑞典文化外交的依托理念和实践机制。 　　瑞典作为北欧发达国家在历史、文化、外交中都独树一帜，具有政治中立、文化创新、外交灵活的特色。其文化外交深刻反应了其采用规范性力量推行人权外交的特点，并以创新、环境保护等议题塑造瑞典文明形象，提高海外知名度。 　　根据瑞典政府及外交部出台的相关文件，瑞典文化外交的使命可以概括为：力求让瑞典在一系列关键领域达到国际化的目标，尤其是要为瑞典增加好感和信任，旨在将瑞典的文化和经验传播于世界，为瑞典开拓更大的国际市场。其具体运作机制为瑞典外交部及瑞典文化部机构分别下属的瑞典对外交流委员会以及瑞典文化委员会，其中前者主要负责外交事宜。 　　从瑞典一系列的文化外交活动不难看出，融入、和平、创新是瑞典长期依托的核心理念。与大国在公共外交上的雄厚资金作依托不同，小国家的外交资源相对匮乏有限，大多数小国家会利用国际组织的优厚资源和技术手段来共同完善和推动国家外交目标的实现。但整体来看，瑞典文化外交开展得如火如荼。仅教育领域，目前全球已有229家高等院校开设有瑞典语专业，在中国就有3所高校开设有瑞典语本科专业，还有一些学校包括复旦大学，则开设有瑞典语选修课程。而邻国丹麦、挪威、芬兰的文化拓展则始终落后于瑞典，仅从瑞典与芬兰作比较，无论是通晓芬兰语的人数、芬兰在华企业，芬兰文学作品在华编译出版数量都几乎是瑞典的一半。与同属北欧地区的其他几个国家相比，瑞典在文化外交方面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国家。 　　瑞典能成功开展文化外交的原因在于，瑞典善于抓住每一个时代的核心命题。瑞典在战后时期主打和平外交，在冷战后时代则发挥创新的优势，有力把握了开展文化外交的核心因素，依托包括瑞典文化部、商务部、创新部，成立主管文化外交的对外交流委员会，以渐进式的方式不断摸索和调整开展文化外交的新形式，从单一的海外资助到主动参与对象国发起的文化活动，从邀请者的身份渐渐升级为互动体验者的身份，瑞典的文化外交成功地以有限的资源发挥了巨大的潜能，成为当代小国开展文化外交的先驱和典范。
中美软实力在中东的影响比较研究——以孔子学院和富布莱特项目为例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后，便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文化吸引力；第二、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吸引力（政治价值观）；第三、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外交政策）。虽然这一概念提出的较晚，但实际在二战后，美国就有了软实力实施项目，即富布莱特项目，且富布莱特项目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远比军事手段更加有效的作用，该项目旨在宣传美国政府的行动、意图、价值观，为美国从文化、意识形态维度维护其霸权做出了重要贡献。相比而言，作为中国软实力新抓手之一的孔子学院，兴办于2004年，起步晚，发展时间短，运行机制尚不完善，但在短短十多年间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本文从软实力理论出发，分别对中国孔子学院和美国富布莱特项目的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并从两者的兴办目的、性质、运行模式、发展状况尤其是各自产生的影响进行对比后发现：美国富布莱特项目发展时间长、运行机制较为完善，在全球有着较高的反响，但同时富布莱特项目对申请者也有着较高的门槛；而中国的孔子学院则在发展规模和速度上取胜，其运行机制、发展模式尚不完善，甚至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如发展十多年，孔子学院依旧只是“语言推广机构”，并未出色地完成“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战略任务。 　　但当我们聚焦中东后却发现：即使美国付出大量金钱和精力，中东仍旧是“反美”的中心，且在中东陷入“越反越恐”的被动局面；而中国在中东的民意基础普遍良好。通过比较，本文认为，美国的软实力传播项目胜在“制度”却输在“道义”，而中国却恰恰相反，虽然中国的软实力传播项目“制度”并不完善，却赢在“道义”。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我们不但要传承古丝绸之路为我们留下的外交遗产，坚持“求同存异”的“和合”理念，更要不断完善项目运作的机制建设，争取在新一轮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之际，更加稳健地与周边国家交往，为中国“人文外交”搭建广阔的的平台，塑造一个政治上有影响力、经济上有竞争力的具有道义感召力和形象亲和力的中国形象，最终实现“中国梦”。
中印海上安全观差异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作为亚洲最重要的两个新兴大国，在海上安全方面，因为各自的安全利益与诉求，不同的安全文化与传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海上安全观——海防型安全观与海权型安全观，不可避免地对中印以及中印所在的地区安全合作产生影响，无论是对地区安全合作的范围、内容、模式，还是对地区安全合作的构想。中国秉承开放、包容，注重安全合作的海上安全观，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海上合作组织”构想；印度一直加强自身海上建设并追求所谓的印度洋主导权，掌握大国平衡技术，提出“东向政策”，并积极重建“环印度洋联盟”。中国和印度秉持各自海上安全观，在印太地区形成海上安全利益交织，对中印所在地区的安全合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首先，本文介绍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安全观念，探析了安全观对安全政策以及安全合作影响的理论支撑。其次，梳理了中国和印度自成立以来海上安全观念以及海上安全范围的变化，得出中印海上安全观的不同特点。接着，本文从分析中印海上安全观差异入手，探析中印海上安全观差异的原因以及这些差异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影响。最后，在此基础上，对中印以及中印所在的地区安全合作提出合理的建议。
国际贸易人才法律素质培养研究——基于上海市六所高校的调查

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党和政府大力要求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将公民的法律素质教育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加强涉外法律工作，突出依法治国在我国总体工作布局中的地位，依法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一举措，对于我国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本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具有重大意义。 　　如今，推进法治经济建设已成为我国依法治国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更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化环境，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发展新秩序，特别是建立新的货币金融与自由贸易体系。可见，国家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离不开法治的支撑与保障，而法治建设和社会进步离不开人才的支撑与努力。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形势，法治经济建设的提出不仅为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更为新时期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指明了方向。法律素质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国际经济贸易人才必需具备的基本素质。尽管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整体上呈现稳步推进的态势，但仍存在部分学生法律维权意识淡薄、专业法律知识欠缺、运用法律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有限等问题。因此，有的放矢加强高校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及时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于提升其法律素质水平至关重要。 　　本文以上海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学生法律素质为研究对象，针对当前高校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学校氛围建设、专业课程设置和学生法律素质评估三方面入手，深入探宄高校国际贸易人才法律素质培养路径，从而为高校有针对性地培养国际化人才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