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资源包括中文学位论文和外文学位论文，中文学位论文，涵盖“一带一路”的各个学科领域。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解密麦家《解密》的海外成功

麦家，文坛又一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在国内早已受到文学场内外的认可——不仅在商业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更是荣获了中国文坛最高荣誉之一的矛盾文学奖，对于“麦家”现象，国内一众知名学者和批评家如李敬泽、陈晓明、贺绍俊、雷达、孟繁华、吴义勤、谢有顺、阎晶明、张颐武等都曾在不同时期对其至少一部作品发表过评论。随着《解密》的英译本和西译本相继在海外发行，麦家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了西方读者的视野中。但遗憾地是，甚少有国内学者注意到《解密》自2014年在海外出版发行之后所取得的成功。谈及麦家及其作品，国内学者们的评论焦点仍停留在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的关系、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小说的先锋性等层面，忽略了《解密》何故能在西方引起“麦旋风”的真正原因。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行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大文化环境下，找到一个成功的个案来剖析其海外获得成功的原因，显得尤为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于《解密》在海外成功的研究，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国家文化战略获得一些启示。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梳理了麦家个人经历、作品、海内外的获奖情况，以及国内外对麦家不同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通过《解密》文本内涵的细读，从三个西方读者最为关注的方面来解读《解密》，分别是意识形态、叙事技巧以及人性探索；第三个部分是对《解密》英译本的研究，介绍对《解密》英译本的译者——奥利维亚·米欧敏教授与克里斯托弗·佩恩教授，并借助乔治·斯坦纳的译者主体性理论来分析英译本的翻译策略；第四个部分是对《解密》西行过程中的传播策略加以分析总结。版权经纪人以及西方顶级出版社在中国文学在西行的过程中担任的重要角色。并得出西方顶级出版社在传播策略方面有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结论；第五个部分是总结。中国文学走出去，不仅需要酒香——要有优秀的作品，还需要巷浅——传播渠道要畅通。内外兼修，方能得道。同时指出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遇到的问题，如来自把关人的偏见，进而导致部分优秀的作品无缘通过官方渠道译介出去。 　　本文试图以译介学、传播学理论为基础，从《解密》的文本内涵、译本翻译以及海外传播策略来解密其海外成功。同时通过麦家的成功，一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多样可能性。
文化改写和翻译文学经典建构——《呼啸山庄》在20世纪中国的经典化历程

英国长篇小说《呼啸山庄》最早于20世纪30年代被译介至中国，此后陆续有重译本和复译本出现。《呼啸山庄》作为英国文学经典，被译介至中国这样一个“异质文化”中，必然面临“二度确认”的历史过程才能成为“本土化”的翻译文学经典。 　　本文首先探讨《呼啸山庄》在英国从备受冷落到赢得高度评价的经典化历程。接着历时梳理《呼啸山庄》在20世纪中国的译介和接受情况，呈现《呼啸山庄》在中国20世纪不同时期文学地位浮沉和经典程度变迁的整体译介图景；以多元系统理论为依托，选取中国20世纪不同时期的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呼啸山庄》的中译本，将《呼啸山庄》在中国的译介和接受过程放置到20世纪各个时期中国文化大多元系统中，考察其在20世纪中国文化多元系统语境下经历的经典建构-解构-重构之路，探究政治、意识形态、诗学、译者主体性和经济等因素对于《呼啸山庄》中译本在中国经典化进程的操纵，透视文本意义产生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译者主体性在推动文本经典化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最后探讨了《呼啸山庄》在中国20世纪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的迥异的作品形象，透视目的语文化语境对于该作品进行的过滤、折射乃至变形，《呼啸山庄》在中国20世纪不同时期作品形象和经典化程度的变迁相应地折射出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语境、诗学观念、审美范式和读者期待视域等的变迁。对于外国文学经典《呼啸山庄》在中国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经典化历程的考察，对于影响翻译文学经典建构的背后因素的探讨，也可以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真正产生国际影响提供反向借鉴。
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以《解密》英译本的异域之旅为例

麦家是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曾获“茅盾文学奖”。拥有“中国特情文学之父”和“谍战小说之王”的麦家早几年已然在国内掀起一股“麦旋风”，他的多部作品更是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成为文学研究和大众消费领域均斩获功与名的典型代表。直至2014年，他的长篇小说《解密》翻译并出版，成为又一部成功“走出去”的中国文学作品，麦家才为英美世界所定位为“你尚未知道的全世界最成功的作家”。 　　反观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尴尬处境，《解密》的成功译介无疑能为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走向海外提供启示。虽然近年来莫言、余华、毕飞宇、苏童等少数当代中国作家开始为西方学界所认识，但输出的作品大多还是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读者多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研究者和教育机构。麦家作品的商业出版让人思考我们在输出文学作品时应更多地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这也许能从西方“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研究中找到答案。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或多或少会受到文化、政治、社会、历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中国，我们引进英美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输出的数量，其原因肯定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质量问题，更多的在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处于弱势地位的我们要想使作品走出去，就不得不考虑英美国家的意识形态、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文化心理和审美需求，不得不借助于文学代理人、外国出版社等赞助人的力量。 　　本文尝试以麦家的《解密》为个案，对其译介到英美世界的情况进行考察，从文本内外因素探究作品海外译介成功的原因，并以此为基础关照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状和问题，认为在目前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文学要更多地考虑目标受众，把目光聚焦普通读者，一方面满足西方读者对中国和东方的想象和期待，另一方面多些世界性的主题。此外，要多和汉学家和国外出版社合作，更准确地把握西方读者的审美情趣，保证译作的质量和吸引力。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红楼梦》习语英译对比研究——以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例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其语言也是无数学者孜孜不倦研究的课题。本文选取部分《红楼梦》一百二十回中出现的四类典型习语，以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闵福德这两组译者的译本为语料进行分析。首先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中的翻译方法，即三维转换方法为标准，列举了两组译者在翻译方法选择上的相同和不同之处。然后从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角度，对其中的不同之处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对两组译者所处的不同的内在和外在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阐释。最后得出结论，在翻译这些习语的过程中，译者所采取的具体翻译方法并不是始终不变的，而决定译者做出选择的根本原因在于译者对内在和外在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本论文包括五个部分。开篇导论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论文结构。正文第一章是文献综述，对习语翻译，特别是《红楼梦》习语翻译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回顾了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红楼梦》习语翻译的研究现状。第二章是理论框架，主要介绍生态翻译学理论及其核心概念，即翻译环境、适应与选择、三维转换以及译者中心。第三章具体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对比两译本中的习语翻译，列举两组译者在翻译方法选择上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并探究出现不同选择的原因。最后是论文的结论部分。 　　本论文意在挖掘生态翻译学理论在研究《红楼梦》习语翻译方面的指导力和解释力，对进一步探索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策略的启发意义。
海合会六国智库与中海智库公共外交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视角下，“公共外交”这一中阿关系发展的关键渠道，以及“智库”这一日渐具有影响力的公共外交主体，正在引起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学界的广泛关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公共外交列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第五项功能，并提出“建立与国际知名智库交流合作机制，开展国际合作项目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智库平台对话”的要求。“知己知彼”是实现该要求的前提。鉴于此，本文选择阿拉伯方面作为切入点，以海合会六国智库为考察对象，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案例研究，在分析具体样本智库的基础上，探求海合会六国智库发展的总体特征和一般规律；并通过文献分析与历史回顾等方法，结合海湾地区智库发展的外在环境和内生条件，对中海智库公共外交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整合、梳理、分析和总结，对智库在中海公共外交中已经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对其未来可能扮演的角色作出预判与展望。 　　论文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所涉及的两个基本概念一“智库”与“智库公共外交”的概念框架；第二章从整体与个体两个层面介绍海合会六国智库的发展情况，在对12家样本智库进行重点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海合会六国智库发展的总体特征;第三章对海合会六国智库的中国研究和中国智库的海合会六国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第四章分别从历史背景、现状与问题及未来展望三个方面指出中海智库公共外交当前“恰逢其时尚且“大有可为”。就目前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总的来说，有关“智库”的研究大多围绕西方智库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库，除了少数阿拉伯国家与欧美地区与智库相关的项目研究报告，尚无独立成篇或成章节的针对“海合会六国智库”的专门研究；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中阿公共外交”和“智库与中阿关系”两个话题的关注日益增加，但在“智库公共外交”成为热点的同时，尚无专门论述“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智库公共外交”的研究成果，在这一领域尚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本研究对海合会六国样本智库发展情况较为详细的案例研究，以及对海合会六国智库发展特点的分析与总结将为以后中文使用者研究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智库奠定初步的基础；另外，本文首次将“海合会六国智库”置于“公共外交”的视域下，对中海智库公共外交的历程与现状进行了梳理，提出智库这一行为主体在中海公共外交领域潜在的角色可能性，并对中海智库公共外交的未来发展及其对深化中阿关系的影响作出了展望。 　　对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智库及其在中海公共外交中的角色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该地区智库发展情况的具体了解，更有针对性地拓展对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公共外交；通过“借船出海”，塑造有利于中阿关系构建与发展的舆论环境，并通过引导海合会六国的舆论走向引导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舆论走向，从影响阿拉伯舆论领袖到影响阿拉伯社会公众；增强中国文化吸引力的广度和政治影响力的深度，更清晰、更准确、更有效地传递“中国声音”。 　　与美国与欧洲各国这些“智库大国”、“智库强国”相比较，海合会六国现代智库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发展水平尚欠发达。在海合会六国出现的第一个现代智库是科威特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由日本阿拉伯石油有限公司根据其与科威特政府签订的石油开采协议于1967年建立。其他成立较早的智库有阿拉伯规划研究所(1980年，科威特〕和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1994年，阿联酋〕。2000年以后智库类组织才开始在海合会六国大量出现。 　　然而本文选择聚焦海合会六国智库，是因为海合会六国的智库发展情况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虽然在智库数量上不具优势，但在质量上遥遥领先，在地区范围内发展程度较为先进。在2013至2015三年间，该地区进入中东和北非顶级智库排名前列的智库占智库总数的比例(23％，22%和33%)远远高于阿拉伯国家的平均水平(2013至2015年先后分别为9%，10%和20%)。 　　为了方便研究的开展，本文以2013-201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发布的三份年度“全球智库报告”为基础，依据一定的标准选取了海合会六国12家智库作为研究样本，以求通过对优秀样本智库的具体研究管窥海合会六国智库发展的总体特征。作者从各样本智库的网站及其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搜集了一些相关基本信息，从成立时间、组织形式、宗旨、研究范围、主要出版物、推广方式等方面按照样本智库所在国家的顺序详细介绍了各样本智库的具体情况。 　　通过对样本智库的案例研究，本文从发展历史、发展程度、组织形式与组织规模、研究范围与服务对象、对外合作与多语建设、发挥影响的方式、活跃程度与影响力、问题与挑战总结等八个方面阐述了海合会六国智库发展的以下特征： 　　1.智库在海合会六国发展的历史较短，且发展并不平衡。 　　2.海合会六国智库的组织形式以政府研究机构和独立研究所为主，也有以国际著名智库的地方项目分支、媒体与高校下属的研究机构及基金会等形式存在的智库。 　　3.海合会六国智库的规模相对较小。 　　4.海合会六国智库中发展比较成熟的智库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能源、安全、战略等与地区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 　　5.根据服务对象范围不同，海合会六国智库可分为服务地区与国际发展的智库和服务本国内部发展的智库。 　　6.海合会六国智库都十分注重对外合作，大都致力于打造双语乃至多语智库。 　　值得注意的是，在影响决策层的方式上，除了一般智库常用的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通过会员扩大影响、举办各类会议、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及借助媒体推广研究成果等方式外，海合会六国智库还有一种特别的发挥影响力的途径，即针对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或企业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项目。这类能力建设项目一般以“工作坊”（此处为阿拉伯语省略...）的形式举办，围绕一定的主题对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或企业的员工进行专门培训，以提升他们在工作中的专业技能和领导力。 　　智库学者接受媒体访问的频率和其研究成果被媒体引用的次数是衡量智库活跃程度和影响力的重要指标。笔者通过数据检索与分析得出，单从“媒体引述或报道的次数”这一指标来看，入选的12家样本智库并非都是在该智库所在国内或地区内保持高度活跃并拥有一定影响力的机构。海合会六国智库中即使是进入全球智库报告地区顶级智库列表的优秀智库样本，其活跃程度和影响力范围也还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智库在海合会六国发展程度的不足。 　　当然，海合会六国智库的发展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组织框架不完整，缺乏内部审查机制，信息化建设不完善，对自身发展定位混淆等。这些问题是造成大部分海合会六国智库在决策层及公众之间影响力有限的内在原因。如何通过重新审视自我，调整工作方式，在海湾地区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以适应当前中东变化多端的局势的需要，刺激地区变革的发生，实现从思想中心到话语中心的转变，是海合会六国智库都亟需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笔者以阿拉伯语“此处为阿拉伯语省略...”（中国）一词作为关键词在各样本智库官方网站上通过检索获得了各样本智库有关中国的研究和学术活动信息。通过分析检索结果可以观察到，以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和半岛研究中心为代表的海合会六国智库对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与政策、中国崛起的影响等外交、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兴趣浓厚。但除了少数与中国穆斯林及伊斯兰教在中国相关的话题，海合会六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很少涉及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等其他方面。海合会六国智库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一般都是主题分散的研究报告或专著。尚未有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心设立，专题项目组也极少出现。另外，海合会六国智库中能够直接使用中文进行研究的人才也少之又少。海合会六国智库在获取中国方面的一手资料上还存在较大困难。但是随着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日益提升和中阿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可以预见，海合会六国智库对中国的关注会继续增加，相关研究涉及的范围会越来越广，专门研究中国的人才储备也会越来越足。 　　中国智库的发展相较海合会六国更为成熟。中国在智库数量方面已连续几年在“全球智库报告”中名列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是名副其实的“智库大国”。与海合会六国智库对中国的研究相比，中国智库对海合会六国的研究历史更长、范围更广、力度更大、实力更强、活跃度更高。中国智库的海合会六国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一般置于“中东研究”、“西亚非洲研究”或“发展中国家研究”的框架下。据笔者的初步统计，截至目前涉及阿拉伯地区研究（包括海合会六国研究)的中国智库有10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智库对包括海合会六国在内的阿拉伯世界持续、密切的关注又进入了更深的层次，提升到了更高的水平。 　　本文所讨论的“智库公共外交”是指以政府为主导，以智库为行为主体，以目标国公众为直接对象，通过主动开展智库间及智库与目标国公众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从而影响他国的公众舆论与公共政策制定，旨在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塑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最终达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促进和平发展的目的的外交行为。 　　目前，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包括海合会六国)之间的智库公共外交已经起步，双方智库已经开始通过参观互访、开展专题学术研讨会、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在公共外交领域做出了初步尝试，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增进中阿双方官方与非官方层面的相互了解与信任的效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海智库公共外交仍存在着主体意识薄弱、影响途径单一、专门人才稀缺、实质合作落空、常态机制未立、典型案例罕有等问题。中海智库之间的交往大多浮于表面，尚处于“试探”的初级阶段，智库在中海公共外交领域的角色仍停留在“偶然参与者”的层面，所取得的成果多数浮于“增进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友谊”这样较浅的层面，缺少较为成功的典型案例。中海双方的智库公共外交离达到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塑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促进和平发展的根本目的尚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当前国际形势变化复杂而深刻，在中海自贸谈判顺利重启、中阿能源安全共同体正在形成、“一带一路”有待共建的关键历史时期，中海智库公共外交正可谓“恰逢其时”。智库在中海乃至中阿公共外交中有着巨大的潜在角色可能空间。中海智库公共外交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远不能适应当前在“一带一路”倡议战略视角下中阿关系深化的迫切需要。中国智库理应主动发挥其在公共外交中的主体作用，从“引智”、“借力”与“谋势”三个方面与海合会六国智库展开全方位、多视角、高水平的常态交往，形成智库间的长效交流机制；并由此逐渐展开面向海合会六国公众、以引导舆论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为明确目的的公共外交；牢牢把握中阿公共外交发展的新机遇，发出中国声音、传达中国精神、树立中国形象；为掌握中国对阿舆论引导的主动性和在现实中解决中国外交难题提供智力支持与宣传保障；建立双边政治互信、刺激双边文化互动；让人才和思想在“一带一路”上真正流动起来，为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做出应有的贡献。
系列型科幻文学作品的译介模式探讨——以《三体》系列的译介为案例

科幻文学在我国的文学系统中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甚至常常被归为儿童文学，更为疏离主流诗学。然而，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在国内陆续出版问世不断刷新了人们对科幻文学的注意力，吸引了庞大的读者群。伴随着在国内的成功，《三体》系列被译介至科幻文学强势的美国，该系列的第一部The Three-body Problem还摘获了雨果奖的最佳长篇小说，逐步确立了其在美国科幻文学界的地位，是近些年我国文学走出去中一个极其成功的案例。鉴于我国与美国科幻文学发展状态的差异和翻译文学在美国文学系统中弱势地位的实情，《三体》系列的成功并不具备必然性，其中包含了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 　　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出发，以操控理论的三因素和读者接受理论为理论框架，考察了边缘文学子系统作品向中心文学子系统行进的过程。翻译文学作品在目的语文学系统内具有双重的子系统身份，因此翻译文学作品的译介及接受情况受到两个子系统相关的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翻译文学作品在目的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是由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的，如是否得到所处文学系统的认可，是否得到读者以及主流文学评论杂志等的认可。通过对这些相关因素的考察可以发现，《三体》系列作为科幻文学的翻译作品，不仅得到了读者的广泛接受，还收获了诸多在文学系统内权威人士的认可。这在翻译文学生存状态恶劣的美国是一个成功的译介案列。 　　本文考察了译介过程中国内出版社、译者、作者、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和机构以及目的语读者这些外在的动态因素，以及文本由源语环境旅行至目的语环境后产生的变形，综合观察和研究了《三体》系列的译介途径模式。 　　通过对《三体》系列作品的译介情况研究，探讨了科幻文学系列型作品外译中可以借鉴参考的因素，文学系统中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系列作品外译时的继承关系。
文学外译过程中的接受环境——以伊万·金翻译《骆驼祥子》为例

《骆驼祥子》是老舍（原名舒庆春）作职业写家的第一部作品，也是老舍本人最满意的一部作品，出版以来深得大众喜爱。1945年，美国人伊万·金（Evan King）将《骆驼祥子》翻译到美国，改名为Rickshaw Boy，译本一经出版便引起了轰动效应和巨大影响，销量过百万，成为文学畅销书；同时原作《骆驼祥子》经由译作的成功被推向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西方各国掀起了一轮争相引进《骆驼祥子》的翻译热潮。然而，该译本并未展现原著原貌。伊万·金通过改写，将祥子的悲剧爱情、悲剧人生幻化成小人物的皆大欢喜结局。本文借鉴译介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以文学外译过程中的接受环境为贯穿全文的线索，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展开对译本接受的考察，探寻该译本与译入语接受环境间的互动，从而试图找寻译本被热情接受背后的深层原因。 　　本文首先勾勒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环境，以期找寻译本得以进入美国大众视野的基本前提。然后以译者对原作的接受入手，梳理了译者在文本层面的具体改写情况，并结合当时历史、文化的大背景，展现译者改写的原因。接着本文通过对译入语推广译作的形式以及各大主流报刊的评介情况进行分类整理，发现译入方在“介”的方面与译者“译”的方面呈现出相互融合和促进的关系，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方面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最后的结论部分基于上文的分析结果分别从译前、译中、译后三个环节审视了接受环境对译本的操纵作用，并尝试通过该个案的分析研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起到一些启示作用。另外还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 　　通过本文的研究，《骆驼祥子》的伊万·金译本将得到一番以接受环境为中心的梳理，这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制约和影响翻译活动成败得失的因素，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更为全面地感知译入语接受环境在《骆驼祥子》译介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宏大事业的现状，笔者认为，现阶段的中国文学输出，要以跨文化交际实践中所需要的译介意识为指导，充分考虑、尊重译入语接受环境中的各种制约影响因素，并树立正确的“读者意识”，以开放的心态包容、鼓励文化创造。
国际新闻报道中的媒介间议程设置研究

伴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新媒体带来的传媒业变革，以及中国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话语权诉求，国际传播的作用日益凸显，国际新闻也愈加受到关注和重视。学者发现，国际新闻也会受到“媒介间议程设置”因素的影响。在当下全球媒介体系之下，世界主流媒体对他国非主流媒体的媒介间议程设置效果已经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得到验证。 　　本研究正是基于此现实环境和学界背景，对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媒体的国际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效果进行探究。本研究通过内容分析的量化研究方法，并使用交叉滞后分析的数据分析法进行科学、合理的数据分析，同时用文本分析的质化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补充，最终发现：美国主流媒体不能够设置中国大陆媒体的议程，二者对议题的报道时间、报道态度、报道立场等都有显著差异；但美国主流媒体能够设置香港媒体的议程，同样表现在报道时间、报道态度等方面。本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一方面进一步证实了美国主流媒体在全球媒介体系中所扮演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也窥探出我国的国际新闻报道所呈现出的本国特色与差异，从而为我国更好地进行国际新闻报道、实施媒体“走出去”战略提供借鉴。
西方媒体对中国企业国际形象的建构范式

21世纪初开始，中国大力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鼓励资本向海外市场投资，带动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共赢。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后，当地媒体的报道对企业形象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媒体在对中国企业进行报道时，是如何对中国企业形象进行建构的？是不是存在某种范式？这是本文解决的核心问题。 　　本文提出中国企业国际形象的建构应该包括企业的先天形象，即来源国形象和后天形象，即企业社会责任形象(CSR形象)。通过选用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德国的《世界报》、《南德意志报》6家媒体对中国电信、中国石油、阿里巴巴和华为4家中国企业在2012-2014三年间的等量相关报道作为样本，设定4个来源国标签和5个CSR标签，在每个标签下细分指标，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研究发现，西方媒体通过来源国形象和企业社会责任（CSR）形象对中国企业国际形象进行建构。来源国形象主要体现在“军事威胁”、“中国共产党”、“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企业（产品）‘走出去’”4项指标上。CSR形象主要体现在“政治可靠性”、“财务规范”、“产品安全”、“产品创新”和“公共关系”上。对国有企业的形象建构中，来源国形象集中在“中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国际发展理念”，最高态度频率集中在对“中国领导人”的中立态度；CSR形象集中在“财务规范”、“政治可靠性”和“产品创新”，最高态度频率集中在对“财务规范”的负面态度。对民营企业的形象建构中，来源国形象体现在“军事威胁”、“中国企业（产品）‘走出去’”、和“中国共产党”，最高的态度频率集中在对“军事威胁”的负面态度；CSR形象体现在“政治可靠性”、“产品安全”和“产品创新”，最高态度频率集中在“政治可靠性”的负面态度。不管是来源国形象还是CSR形象，媒体报道中都存在偏差。 　　本文同时利用案例法分析三国主流媒体对不同性质的中国企业的报道，从中外政治和经济角度分析，发现美、英、德三国由于对华态度政治态度和对华经济关系的不同，其媒体对中国企业的报道也呈现不同态势，分别是美国媒体形成了不确定的双边关系下中国企业国际形象建构的主导、英国媒体形成了低关注度下的跟随美国媒体主张、德国媒体形成了主流影响下建构不同于美英媒体眼中的中国企业形象。 　　最终，本文将数据研究和文本研究的结果综合成西方媒体对中国企业形象建构的总范式和分范式两种，在总范式中将总体建构整合成一张范式结构图，再从媒体国别和企业性质不同的分类中细化成一张分范式表格图。
现代埃及社会变迁研究

社会与政治是两个关联度非常高的概念，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社会变迁是社会学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也是政治社会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变迁理论大致分为四个流派，即进化理论、冲突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自纳赛尔成立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至今，埃及先后历经纳赛尔时期、萨达特时期、穆巴拉克时期和后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经历了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迁。 　　第一章“社会变迁理论概述”阐述了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诞生与发展，社会变迁的基本概念、流派和代表人物，将社会变迁理论运用在埃及社会变迁的研究之中，埃及在中东一直都扮演着社会变革的先行者的角色。 　　第二章“现代埃及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冲突理论为视角，分析了不同时期埃及社会结构的变迁。纳赛尔时期埃及的社会结构是梯形阶级结构，萨达特时期埃及的社会结构向哑铃型阶级结构过渡，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社会结构完全变成哑铃型阶级结构，埃及社会结构的变迁对埃及的政治稳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阿拉伯之春”运动就是一场中产阶级的革命。 　　第三章“现代埃及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变迁”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为视角，分析了纳赛尔主义、萨达特主义及其实践，纳赛尔主义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萨达特主义坚持埃及民族主义，穆巴拉克既坚持埃及民族主义，又兼顾阿拉伯身份认同。近些年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备受关注，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秉承中正和谐的理念，坚持不偏不倚、宽容公正，为埃及选择自身发展的道路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和实践论。 　　第四章“现代埃及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以结构—功能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埃及社会内部的问题引起了社会整体性变迁。青年问题、高等教育问题、粮食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社会问题是埃及现代化进程中长期积累的产物，埃及的社会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民生问题，长期忽视民生问题导致执政长达30年的穆巴拉克政权迅速垮台。 　　第五章“关于埃及社会变迁的若干思考”解释了影响埃及社会变迁的因素，即社会结构、政治和社会思想及社会问题。其它阿拉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要吸取经验教训，及时解决社会问题。在埃及百废待兴之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无疑是给埃及的发展下了一场“及时雨”，两国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共同合作，开创中埃关系的美好未来。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未来埃及的发展道路将会如何变化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至关重要，埃及需要把握机会，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一带一路”中的“民心相通”策略研究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在于心之通”，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社会根基。也就是说，只有在民心相通的基础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合作共赢，最终达成共同体目标。西方哈贝马斯的“交往（沟通）行动”理论和中国的“民本”思想及“天下观”理念都为“民心相通”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来源。“一带一路”沿线汇聚了多种宗教、文明、民族，决定了历史文化的多样性，同时还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治理能力、经济水平及结构差异，以及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所导致的地区动荡及复杂性，这些问题决定了相互之间协调的难度和实现“民心相通”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所以，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既要注意沿线国家之间存在历史与现实的各种矛盾、分歧，又要怀有包容性、创新性的心态，共同管控、弥合、化解这些矛盾和分歧，在持续对话与沟通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合作与共存。 　　本研究以“一带一路”战略社会根基—“民心相通”为切入点和目标，以多轨外交理论为分析框架，分别从教育交流、媒体传播、平民外交、互联网外交、社会活动等五条轨道的视角提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民心相通的策略。首先，教育交流作为多轨外交体系的重要一轨，通过扩大海外华文教育、发展孔子学院和吸引留学生来华接受教育等举措，加深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排除曲解与误会，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搭建彼此共享的认知体系。其次，媒体传播对于民众沟通、国家国际形象塑造和话语权体系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应利用新旧媒体融合展示真实中国，借海外华文媒体发出中国声音和增强边疆媒体对外辐射意识，同时，还要加强中外媒体交流，构筑多轨媒体体系向国内外民众讲述真实的中国和世界，借助中外媒体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再次，民间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在能量，为使平民外交这一轨道成为实现“民心相通”的有效途径，有必要加强公民的国际关系教育，突出“诚信”教育和“沟通”能力培养，以此增强广大民众的外交意识，在对外交往中秉持平和负责任的大国心态。第四，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传统外交提供了新视角，国家可以借助互联网来整合各种外交资源，利用现有的网络技术为达成共识实现民心相通提供可能。第五，在全媒体和全球化时代里，由国家领导人、各级政府、媒体、智库、企业、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华人华侨和普通公民等构成多轨外交网络化中的结点，通过组织不同主题的社会活动，发挥这些结点的多主体联动机制，在不同层次平台上发出中国声音和书写中国叙事，以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 　　本研究通过吸收多轨外交理论中原有的研究、培训和教育、平民、传播/媒体等外交轨道要素并顺应时代要求创新性地将互联网和社会活动等新外交轨道纳入多轨外交理论之中，确立本研究理论框架体系——实现“民心相通”策略的多轨外交体系并建构相应的概念框架示意图，希望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策略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中联重科并购CIFA战略定位分析

通过对李克强总理“十三五”规划的研读，不难发现这两个五年间的发展规划中都提及了鼓励高端制造业企业深化“走出去”战略，推进企业成功进入国际市场，采取国际化发展战略已成为决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市场对于产品的品牌、质量提出了隐性要求，其更多的体现在欧美等成熟市场。与此同时如何提高我国工程机械企业的产品质量、品牌信誉度，已经成为中国企业面临国际化的重要难题。 　　中国企业勇于创新挑战困难在2008年成功完成对意大利CIFA混凝土公司收购，对于同行业未来如何进行国际化发展道路具有指导作用。本论文将通过对中联重科企业发展目标、自身所处背景进行阐述，进一步结合被并购企业CIFA情况，分析跨国并购的影响因素，总结出此次并购的可行性以及最终的成功之处。 　　本文通过内、外部环境分析，总结出推动中联重科进行海外并购的原因，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因素是并购成功的关键。除了企业垄断优势理论在中联重科并购CIFA案例的应用，还会用并购动因理论和内部化理论来补充处。进一步对整合过程中文化冲突的化解进行深入剖析，其并购CIFA是一起较大差异的跨文化并购，企业文化整合的目的是使不同背景的文化相互理解、尊重，形成为之奋斗的共同价值理念。并购完成后组织内部形成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成为企业深化改革、再度创新的基础，中联重科并购CIFA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经验。 　　结合中联重科成功并购CIFA案例分析，得出其并购成功的普遍应用方法和其独特不可复制的思路，为其它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提供更加系统、明晰的借鉴方法。
日资银行在华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的逐渐提高，我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在华的外资银行金融机构，日资银行相较于欧美的传统商业银行花旗、汇丰、摩根等，很少有人会注意并关注到，更鲜有人知其实这些日资商业银行在华经营已超过数十年且并不比欧美传统大行进入中国晚，并且这些日资银行的母行近些年来已越来越重视这些在华的分行的发展。现阶段研究日资商业银行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对我国金融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有利于我们全面掌握和了解日资银行在我们直接投资的作用因子。同时，由于中日文化上的相似性，研究日本商业银行在最具代表发展中国家中国市场的直接投资影响作用因子对我国金融市场快速、健康发展意义重大，而当前我国大力鼓励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研究这些作用因子的影响效果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海外投资同样具有很好借鉴和参考意义。 　　本研究主要运用国际投资理论中比较成熟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客户跟随假说”。通过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的回顾，设计研究目标的因变量和影响因素因子，利用2005到2014年间整理的面板数据运用SPSS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相关性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日本商业银行由于其文化的独特性在经营和扩张方面有别于欧美大行，但日资银行来华投资影响因素基本也可以运用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解释。所有权优势对日资银行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笔者认为日资银行在华直接投资并不是基于母行所拥有的技术和资产规模方面的优势，现阶段还是以粗放型的投资为主看重是巨大的中国市场而且能够识别市场机会。最后，笔者认为对于日资银行在华直接投资我们应该继续强化区位优势因子，但要在政策方面鼓励和引导日资银行向中西部落后地区进行投资，发挥日资银行在所有权方面具有的优势从而增加行业溢出效应。
对外传播语境下云南面向周边国家外宣翻译研究

我国改革开发30多年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国际社会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备受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在国际舆论中，对我国形象的认知负面多于正面，我国的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很弱，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重很小，这是我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话语权的构建进一步凸显了对外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同时也彰显外宣翻译工作的关键作用。在我国对外传播工作取得显著成就的基础上，针对当前国际发展新格局，围绕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帮助国际社会了解我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增强外界对我国发展的理解、认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将是今后外宣翻译工作的重点和发展方向。云南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窗口和门户，具有辐射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新的形势下，研究云南面向周边国家外宣翻译的话语体系，探索云南外宣翻译发展的新路径，有效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本文系统阐述了外宣翻译的定义及界定、外宣翻译的特点及原则、外宣翻译的标准及外宣翻译与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云南外宣翻译话语的一个方向，二个语境，三个层面，三个基础，五个核心概念，六个定位，八个理念和一套规划，探索了云南面向周边国家外宣翻译的新思路、新构架、新规划，以期为提升云南外宣翻译软实力，增强云南外宣翻译新优势，形成具有云南特色的外宣翻译发展新样式等相关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一个方向：即云南外宣翻译应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并进一步服务于我国“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新三步走的国际化战略方向。二个语境：即外宣翻译发展离不开对外传播语境和语言学的语境。三个层面：宏观层面，即一个方向、八个工作理念、总体构想和规划；中观层面，即云南面向周边国家这个特定区域外部话语语境和内部话语语境；微观层面，即外宣翻译服务、外宣翻译技术、外宣翻译人才配套策略，如项目管理话语和内部翻译策略。在三个层面中要突出四大特色：多语种、多维度、多功能、多场景。“多语种”就是按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种需求来提供多语种服务。“多维度”就是从国际、国家、行业和人才等不同的视角来透视出云南外宣翻译语言服务。“多功能”就是需要了解语言服务的多种工具包括人工翻译、机器翻译和本地化翻译等等。“多场景”就是根据不同的场景需要做好外宣翻译的语言服务，如政府、政治、外交、文化、法律、传媒、商务和习俗场景等等。三个基础：是指对外传播话语基础、语言规划话语基础、项目管理话语基础。五个核心概念：即对外宣传、对外报道、国际传播、国际新闻和对外传播。六个定位：包括“宏观层面”的三个定位和“微观层面”的三个定位。“宏观层面”的三个定位：外宣翻译服务于我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我国文化的巧实力和我国语言战略规划的贡献。“微观层面”的三个定位：外宣翻译服务、外宣翻译技术、外宣翻译人才。八个理念：即坚持从对外宣传转向对外传播、“以我为主”转向“以人为本”、传统媒体转向新兴媒体、信息控制转向及时公开、官方语言转向受众语言、对象内外并重、讲道理转向讲故事、宣传系统转向政府全员。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营销策略研究

文化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与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资源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慎终追远，寻根拜祖，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希望寄托，祭祀先祖和先贤一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隆重、庄严、符合礼制的祭祀仪式，可以起到很好的教化社会，培养美德，加强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效果。 　　近年来，为了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同时也为了进行区域促销和带动经济发展，各地纷纷举办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各类节庆活动，特别是祭拜先祖、根亲文化类的节庆活动，如山东的全球祭孔大典，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陕西省黄陵县的公祭轩辕黄帝大典等等。这些节庆活动将历史、文化、艺术、经贸、旅游等融为一体，成为节庆举办地完善基础设施、塑造区域文化形象，扩大影响力，吸引旅游者，加强对外经贸合作交流的重要手段，也为国家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加文化软实力，促进国家和平统一发挥独特的作用。但随着各地举办节庆活动增多，也显现出了很多问题，如，国家没有系统规划，各地自行举办重复较多，政府干预较多而市场作用没有充分发挥，营销宣传力度不足，群众认同感和参与度不够等等。 　　本文主要研究了在政府主导的背景下，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这一节庆活动的营销策略研究，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综述了国内外节庆营销的主要研究成果，接着界定了节庆的相关概念，并对节庆营销和政府营销进行了简单叙述，然后进行案例分析，介绍了拜祖大典的现状，以及活动举办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并运用SWOT分析模型和波特五力分析模型，对拜祖大典的营销环境和发展战略方向进行了分析。最后，基于10Ps营销理论设计优化了拜祖大典今后的营销策略，希望本文所设计的营销策略能够为有关部门进一步办好拜祖大典，持续扩大拜祖大典的影响力，树立郑州市良好形象等，有所借鉴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