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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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股市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在不断进步的计算机和信息处理技术支撑下，全球各国金融市场间的壁垒正逐渐打破，并呈现出从发达国家之间相互影响向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的蔓延趋势，来自国外的信息和冲击对一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逐渐增强，世界各金融市场间的联系也因此越来越紧密。作为金融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各国股票市场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同时风险在国与国之间的传递也变得更加容易，由此引发国内外学者对不同国家股票市场波动溢出效应研究的热潮。 　　习主席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此开启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方合作的新篇章。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持续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纽带将得到强化，而作为经济晴雨表的各国股票市场也将伴随这种经济联系的加强而逐步关联，从实体经济到虚拟金融的传导机制或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股市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股市波动溢出效应对于金融监管者、政策制定者和国际投资者都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着力分析“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与中国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选取的“一带一路”国家为被MSCI全球股市指数包括的国家。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估计效果相对于传统收盘价构造的波动率更好的日内价格极差作为波动率的衡量，考虑到日内价格极差是非负值，选择乘积误差模型（MEM）对波动溢出效应进行分析。时间区间上，从沪深300指数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底，由于各国股指数据收录的时间长短不同，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中国与每一个“一带一路”国家分别配对获得相同交易日的数据进行分析。 　　在实证部分，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股市波动均呈右偏尖峰的形态，自相关检验显示存在自相关，具有波动聚集的特征，从均值来看，中国股市波动要明显高于除俄罗斯外的“一带一路”国家，且其变化幅度较其他国家（俄罗斯除外）较大。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股指的日价格极差都是平稳的，可进行相应的建模分析。通过对MEM模型和MEMX模型建模，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从模型来看，残差服从Gamma分布的MEM(1,1)模型基本可以拟合各国股市的波动，作为波动率代理变量的日价格极差具有时变的特点，各国股市波动受到自身股市波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2）从各国本身波动情况来看，中国股市波动受到自身股市波动短期影响较小，“一带一路”国家股市波动受到自身股市波动短期影响相对更大；且中国的股市波动存在非对称效应，且在金融危机期间不会变化，而“一带一路”国家则情况不同，大部分国家的股市波动存在非对称效应，且部分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这种非对称效应会发生变化；（3）从波动溢出效应来看，从波动溢出效应来看，东南亚国家和欧洲大部分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对中国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且该波动溢出效应呈现非对称性，来自正消息对中国股市波动不存在影响，但负消息对中国股市存在波动溢出，整体规模在0.03左右；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股市波动溢出效应则在地域上未呈现规律性，中国仅对少数国家存在波动溢出效应；（4）综合来看，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表现为金融危机风险的承担者。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与沿线各国经济往来日趋频繁，同时也伴随着国内股市与相关国家股市之间的联动性加强，国内外资本市场的风险联系也将随之更加密切，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在金融危机期间易受到来自“一带一路”国家股市的波动的冲击，将更加容易受到国外股市风险的影响。因此，建议无论是投资者还是监管部门，都应关注对中国股市存在波动溢出效应的“一带一路”国家股市波动，以防范风险传导至我国；在金融手段上注重风险隔离，尤其是对于与中国存在双边风险溢出效应的国家；在金融危机等特殊时期，更应防范其他“一带一路”国家股市对我国股市产生的新风险，建立更加完善的风险管理、监管体系。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国家间出口潜力的实证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是由我国倡议并率先提出的新时期我国进行跨境合作的新模式。六大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建设主线，通过跨境战略规划和沿线主要城市节点间实现连接，打造由点到线进一步发展成带的经济走廊，实现跨国境不同地区间资源充分流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提出是推动区域政治互信、人文交流、资源流动的一个新尝试，在四国共识基础上，由我国积极推动的区域经济概念。建设经济走廊是一个周期长、复杂性的大型工程，同时可以推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彼此安全合作，通过经济带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走向共同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国家依托地缘毗邻优势以及人员友好往来传统和交通设施基础，通过各国的共同推进，利用区域内国家各自优势，建设成以通道为空间布局基础的四国统一市场。根据四国间贸易现状和未来演变趋势，测算彼此间贸易潜力对经济走廊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合相关结论为经济走廊建设提供符合实际需要的一些建议。本文在构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结合区域合作和国际贸易等相关理论分析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大量查阅各时期通道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理论，为四国建设经济走廊寻求理论支撑。对孟、中、印、缅四国贸易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描述，并利用相关指标分析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贸易状况和相关问题，并且对该地区政治、民族文化等其他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并根据贸易中实际状况完善了相关变量，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国家间的贸易潜力进行回归并进行预测，得出四国间各自贸易潜力值并结合行业层面和总体层面提出了加快经济走廊推进的努力方向。 　　通过贸易理论指标得出行业层面以下结论：1、从“孟中印缅”双方贸易强度指数上看，四国间贸易强度指数整体趋势是逐步增大，说明四国间贸易越来越密切。2、根据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可知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杂项制品竞争力较大；印度在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除饮料及烟类、动植物油脂及蜡等初级产品上国际竞争力较大；孟加拉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中杂项制品方面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缅甸初级产品中STIC0、STIC2、STIC3、STIC6三类商品国际市场竞争优势明显；3、根据贸易竞争力指数，中印两国在双边贸易中，中国在STIC7和STIC8两类商品中处于贸易顺差，并且竞争优势明显，印度在动植物油脂及蜡商品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对位；中孟双边贸易中，孟加拉国缺乏竞争优势，中国在出口贸易中STIC5、STIC6以及STIC7三类商品上竞争力较强；中国对缅甸贸易在资本密集型产品STIC5、STIC7中处于优势地位，缅甸对我国出口STIC2等初级产品具备竞争优势；印孟两国商品贸易中，印度在资本密集型产品、食品、活动物中优势明显；印缅双边贸易中，印度占据优势地位，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产品STIC5和STIC7以及初级产品STIC1、劳动密集型产品STIC8等产品种类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孟缅双边贸易中，在两国贸易中孟加拉国优势明显，出口商品主要是STIC5、STIC7资本密集型产品和STIC1、STIC6等初级产品。4、从贸易互补性指数上看，中印两国在STIC2、STIC3、STIC6三类商品上互补性明显；中孟两国在STIC2、STIC5、STIC8等产品互补性较强；中缅两国在STIC2、STIC3、STIC6、STIC7等产品上互补性明显。 　　根据贸易引力模型可得到总体层面以下结论：两国GDP乘积、两国之间的距离以及是否WTO成员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较大；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成绩GDP、GDPPC以及是属于 WTO成员对印度出口贸易影响较大；影响孟加拉国主要变量是两国距离、人均GDP差值绝对值和实际有效汇率，影响缅甸对外贸易的是两国距离、两国GDP的大小、实际有效汇率、以及人均GDP差值的绝对值和是否加入WTO。经过回归发现中印两国对缅甸的出口贸易以及孟加拉国和缅甸对中印两国商品出口具有继续加大合作的前景和必要。四国目前还处于合作的初步阶段，在商品出口贸易上合作空间和力度具有较大开发潜力，四国可以通过进一步开放合作领域，深度挖掘四国间的贸易潜力、建立产业园区，建立统一区域市场、创新投融资模式以及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治、民族等方面的措施，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经济快速、协同发展，实现四国资源充分流动、优势互补的规模效应。 　　文章包含以下章节：第一部分：绪论。首先介绍了经济走廊成立的历史起源、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其次，对本文的研究思路和重点部分做了基本介绍，呈现出本文的整体框架结构和线索；进而对文章的研究方法做出列举，主要包括文献归纳法、统计描述、实证结果分析、总体层面和行业层面研究相结合等方法；第三节介绍了文章的章节设置和研究内容。 　　第二部分：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这一部分首先对经济走廊进行了内涵界定，在此基础上列举了主要贸易理论并进行阐述；然后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国家经贸关系以及出口潜力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简要评述；最后阐述了区域经济贸易理论，包括古典贸易理论和进一步发展的新贸易理论，并进行了小结。 　　第三部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国家间贸易现状。该章节利用数理指标和相关数据重点分析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国家间的贸易的现状，包括四国间的经济规模、行业结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进出口商品结构。同时，利用相关指标对贸易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四国间贸易存在的问题。 　　第四部分：“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现状分析。分析了近年来经济走廊国家之间建设取得的成就，包括互通互联、关税制度、人文交流等，详细总结了建设经验。同时，提出在建设过程中四国面临的政治、民族、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等挑战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演变与发展趋势。 　　第五部分：“孟中印缅”国家间出口贸易的增长潜力—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这一部分首先构建了贸易引力模型，用来预测两国间的贸易理论数值，在原有模型基础上适当增加了一些变量。利用15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测算“孟中印缅”四国之间出口量理论数值，根据首次回归结果剔除不显著相关变量，随后对模型进行了二次回归以及Hausman检验和显著性检验，综合第三章四种数理指标进行结论总结。从而分析影响“孟中印缅”国家间出口贸易的因素，通过理论出口数值和实际出口数值求出贸易潜力值进行出口潜力的测算，得出相关结论。 　　第六部分：构建促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基本路径。根据中国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国家的出口潜力值的测算，结合政治、文化、科技水平等因素针对性的提出相关建设路径，推动地区经济合作，通过密切双边经贸往来更好的为解决矛盾、解决存在的争端服务，“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国家间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此部分结合四国出口潜力值的大小和政府间的达成的共识及各国目前建设状况，重点突出贸易对四国整体的推动作用，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和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前景展望。 　　第七部分：结束语。总结全文并得出相关结论，根据本文研究成果分析文章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综合所有章节根据本文研究情况和未来研究设想提出进一步研究展望。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内蒙古边境旅游业发展研究

近年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的发展和蔓延，各个国家和地区为了获得利益都在不断的利用地缘优势在进行合作。地缘的优势在边境一些地区的日常边贸等活动中不断突显出来。相关的生产要素也在向边境地区转移、过渡。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为我国沿边地区的开发与合作带来了不小的机遇。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下，“亲诚惠容、和平发展”这一理念渐渐渗透于各行各业，这也使得我国的旅游环境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同时也加大了各区域间的合作，这便在无形之中带动和促进了内蒙古自治区边境旅游业发展。本文阐释了“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延伸论述了以内蒙古自治区边境旅游业发展的区域作为背景实行“一带一路”的发展策略研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说明了其在内蒙古自治区边境旅游业的地位与作用。最后，结合内蒙古自治区现有的边境旅游业情况，分析了当前旅游业发展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为了本区域内旅游业的可持续性的、健康的发展，提出几点对策。 　　全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以下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针对于文章提到的边境和边境旅游进行概念解释，并说明地缘政治学理论、国际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点轴开发理论等观点，指出这些理论应用在内蒙古自治区边境旅游业发展中会产生的一些现实意义和指导。 　　第二部分，论述“一带一路”战略概况内容。本文从宏观的角度对所研究区域的自然环境、区位、社会经济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指出本区域旅游业所处的地位与贡献的作用，最后分析得出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第三部分，对内蒙古自治区边境旅游资源展开分析。包括有国门、界碑、界湖等类型的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和以民俗、文化等为主的跨境民族的民俗旅游资源等。 　　第四部分，剖析内蒙古自治区边境旅游业发展现状及问题。文章主要以区域旅游业的客源市场现状为出发点，针对区域的地位、旅游业结构类型特点、当地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分析。同时还分析本区域旅游业发展中现有存在的问题：缺乏协调机制与联动机制；旅游消费低，旅游产品供给单一等。 　　第五部分，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下内蒙古自治区边境旅游业发展策略。这一部分是该篇文章的核心章节，根据前文内容展开的概况，给出本区域旅游业在发展对策。其中包括完善旅游产品的开发、编制统一的旅游规划、加强道路联通、构建“一区一带一中心”的空间布局战略等等。最终为内蒙古自治区边境旅游业在“一带一路”的带动下如何更好地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研究

2013年下半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一带一路”的设想，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向国际社会介绍并积极推行相关政策。这一政策的推行，既反映了中国期待与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也反映了中国政府致力于解决当下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的决心。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贸易范围的延伸，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是关于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地区甚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问题。回望四十年的发展征程，收获的背后依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国内部分行业生产过剩，亟需拓展新的市场；国际贸易摩擦增多，中小企业出口困难重重；对外直接投资触及东道国利益，风险增加等，构成了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发展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挑战。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源起于出口贸易受阻、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贸易结构转变的现实和政策背景。那么在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是否也会影响到出口贸易？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中国同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日趋紧密，因此，本文针对中国在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具体而言，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的56个国家（筛选后）作为研究对象，截取2003-2015年共13年的出口贸易数据以及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比不同模型的检验结果，本文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这一结论在更换对外直接投资变量计量方式时依然成立。此外，在进一步检验中，将总体样本进一步区分发达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样本，通过对比两组国家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本文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且促进水平也相对更高。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优化了模型设计和变量选择，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通过对比多种模型的回归结果，使得研究结论更具有稳健性；另一方面，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这在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研究中少有涉及，因此可以补充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关系的研究，能够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决策提供支持。
“一带一路”战略下出口信用保险溢出效应研究

2017年是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十五年，在此期间，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也是我国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第四年，这四年来，该提议已发展成我国国家级顶层战略，得到了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据统计，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达9535.9亿美元，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5.7%1。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重点，但与对外贸易相伴的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出口信用风险，买方和买方国家所分别带来的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可能使出口企业遭遇巨大的损失，而这一风险可以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实现事前的风险管理。出口信用保险承保的是出口中所遭遇的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对出口企业来说，它能帮助企业防范出口贸易中因买方违约造成的损失、获得融资便利、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对国家来说，它可以发挥其政策性作用，支持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战略的实施，改善国家整体风险水平。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出口信用保险能否发挥促进出口作用，国别的不同和风险的不同会对这种促进作用造成怎样的影响，对不同行业的促进作用是否有差异，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的研究。本文主要以实证分析的方式考察出口信用保险政策性职能，包括支持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优化出口贸易结构、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和促进国内就业，再结合实证结论和现实情况进行分析，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创新和不足。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结合了“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在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时，将“一带一路”国家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并与整体结果和其他国家结果进行了对比。这将提高研究结果的针对性和精确性。另一方面，本文将运用多个方法、从多个角度考察出口信用保险对国家经济的作用，而不仅局限于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额增长的促进作用。这将为未来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实证支持。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本部分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是对“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一个是国内外对出口信用保险溢出效应的研究。由于“一带一路”开展时间较晚，这两类研究通常是分开独立进行的，实证研究很少，且部分文献在结论上也有差异。另一方面，对出口信用保险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对出口规模的促进作用上，研究相互作用以及出口信用保险对其他社会经济指标影响的还很少。因此，结合“一带一路”政策，研究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对社会经济的全方位作用，其结论可以为未来的战略走向和部署提供支持。第三部分为对出口信用保险的介绍及发展现状概述。本部分将简要介绍出口信用保险的概念、险种及其在国际和国内的发展现状，着重介绍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和其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现状，为后文的具体研究做概念上的解释和准备，为实证结果的分析提供基础。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部分，包含三个实证板块。从出口信用保险与出口贸易规模的动态关系，出口信用保险促进出口到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的作用，以及出口信用保险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促进国内就业三个角度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溢出效应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此部分还将“一带一路”国家与整体外贸市场情况进行对比，以期能通过对比精确把握“一带一路”建设中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本部分运用了时变参数空间状态模型、VAR模型、引力模型和面板模型，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方法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定量研究。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发现，出口信用保险与出口贸易规模之间有相互促进的长期动态关系，出口信用保险可以通过发挥其对出口信用风险的风险管理功能和损失补偿功能促进出口贸易规模的增长，同时出口规模的增长会长期反作用于出口信用保险，促进其业务的发展。出口信用保险在引力模型中也表现出了促进出口的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会因为贸易对象和行业的不同有所差异。此外，出口信用保险还能提升国内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并通过不同的边际效应和弹性系数影响，均衡国内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五部分为结论和建议。结合第四部分实证分析结果和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现状，对出口信用保险未来发展方向和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的支持作用提供建议。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应在未来加强风险管理功能和损失补偿功能作用的发挥，提升出口企业风险管理水平；对“一带一路”国家应精确把握买方国家风险特点制定相应出口信用保险机制进行管理；对不同出口行业，可以将出口信用保险作为政策性金融工具，结合出口信用保险在各行业作用的不同，配合国家政策支持重点行业，实现出口结构优化；对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则应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对各地定位，积极发展经济落后地区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促进整体均衡发展。
出口信用保险及其对机电产品出口的效用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探索，它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展示了人类共同理想与追求。“一带一路”是国家在新时期全方位，立体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如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首先是要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往来，鼓励更多国内企业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市场外需疲软，对中国外贸事业造成不小的冲击。调整外贸结构，转变贸易方式，寻找新兴市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近七成属于经济增长潜力大、需求较旺盛的发展中国家，为消化国内部分过剩产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中国的出口商品种类中，机电产品占比最高，同时因为兼具资本密集性和高科技性，成为改善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主力军”，机电制造业将成为中国制造业增长的引擎。近年来外需疲软，开拓新兴市场就显得格外重要。机遇与风险总是如影随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差异大，不少国家充满了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尤其在“一带一路”区域内各种极端组织活动较频繁，恐怖主义袭击时有发生，是中国企业在对外贸易活动中的“不定时炸弹”。国际上，企业一般采取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方式转移企业出口的风险。世界贸易组织（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允许出口信用保险作为对外投资的促进政策，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基本都采取出口信用保险来促进本国企业出口。因此，本文以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为切入点，分析出口信用保险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效用。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一带一路”战略下机电产品出口概述。主要对“一带一路”战略下机电产品出口情况进行说明，阐述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及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效用；分析了目前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对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和风险，重点论述了“一带一路”战略对机电产品带来的特殊风险。第二章出口信用保险的理论、经验及其借鉴。本章以信用风险理论、市场缺陷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为立足点，对前辈的研究成果梳理总结；以发达经济体中的英国、日本、法国为代表，比较其经营出口信用保险的经验，并为完善中国的出口信用保险提出几点可行的参考建议。第三章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及其效用。首先介绍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现状；其次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对出口信用保险的影响；最后从建立出口信用保险促进机电产品出口模型的角度，分析探讨了出口信用保险对机电产品发展的促进效用。第四章出口信用保险对机电产品出口效用的实证研究。基于机电产品出口额与出口信用保险出口额的数据，出口信用保险对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促进效用及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背景下，出口信用保险对机电产品出口的效用作实证检验。第五章结论、建议与展望。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进行总结分析，从政府、保险公司、机电产品出口企业三个不同的角度提出合理的建议。
基于双边贸易技术含量的捷中贸易分析

捷克和中国是两个地缘上相隔很远的国家，历史上只有微不足道的贸易交流和来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同世界各国包括捷克开展经贸合作。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对捷克出口量的增加，捷中贸易蓬勃发展将中国与捷克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力地推动了两国的共同繁荣与进步。虽然两国贸易在出口规模、出口商品结构和出口市场多元化上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长期以来捷克对中国的出口明显低于中国对捷克的出口量。“捷克是否有机会改善当前的贸易不平衡？”这个问题就在捷克媒体上经常出现。这种贸易逆差严重的情况在中欧和东欧国家并不是唯一的。根据欧盟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所有十一个中欧和东欧欧盟成员都正在面对同样的挑战。2014年5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共见记者时坦诚指出“中方不仅不追求贸易不平衡，而且将努力采取措施予以改善。不平衡的贸易难以持续发展，而且中国整体贸易不平衡也会给自身宏观调控带来极大压力。”随着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同时，捷克媒体也提出其它一些在以往的学术文献中难以找到答案的问题；比如说“改善运输连通性的实际影响是什么？”“这会带来更多的中国投资吗？”“一带一路会提高捷克对中国的出口量吗？”本文对捷中贸易进行对比分析希望通过实证研究来归纳总结捷中贸易的特点并寻求探讨促进捷克出口贸易增长和改善贸易逆差的方式。 　　关于中欧和东欧国家与中国贸易对比分析研究的大多数文献来自欧洲研究人员，其主要内容在于比较贸易量和国外政策之间的差异。在捷克已经有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文献，但他们大多只使用传统的SITC和HS代码来分类不同类别的产品，并缺乏与欧盟其它国家的比较。本文将通过贸易技术结构与技术含量分析评估捷中贸易双边商品结构的发展和现状。与以往的捷中贸易文献相比，本文不仅归纳总结了捷中双边贸易的最重要的特点和发展道路上的各个重要里程碑，而且本文使用了更新的方法来展示捷克与中国之间的技术类别结构和商品结构的技术含量。由于中国的研究论文缺乏对捷克贸易发展的全面总结，本文对捷克整体贸易发展，并对捷中贸易的发展进行了介绍。为了改善贸易的不平衡，首先必须了解当前的结构及其特征。Lall（2000）在他的论文中表明，出口模式很难改变，它们对增长和发展有影响。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使用了联合国贸易数据库(Comtrade)中1995-2010产品数据集。关于研究方法，本文用 Lall（2000）指数,来了解捷中贸易的技术结构，以及用Rodrick（2006）指数来确定捷中贸易的技术复杂度。本文通过对捷克整体进出口和捷克向欧盟进出口的情况进行比较得出结果。 　　通过1995-2010年的数据分析，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其中有一些与其他研究者所得的结果相似，但有一些在文献中没有提及。（1）中国向捷克出口的技术结构越来越单一并集中在四个技术类别HT1, MT3, LT1和 LT2，而且中国向捷克出口商品中的大多数是用于进一步深加工的电子器件，这和本文的结论是相符的。（2）捷克对中国出口的技术结构发展趋势刚好相反，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度迅速增长的趋势。虽然只有少数研究人员专注于捷克对中国出口的结构或复杂度，捷克研究人员还是注意到捷克出口到中国的通常是奢侈品。（3）中国向捷克出口的的复杂度表现出缓慢和稳定的增长，而捷克对中国的出口复杂度则有比较大的波动，其主要原因是贸易结构的不一致。目前并没有发现集中研究捷中贸易复杂度的论文，这将使本文的结论更具有创新意义。 　　在文献回顾的帮助下，本文将把结论设置在于它特定的历史和经济背景下，并为每个结论提供可能的解释。事实上双边贸易的大多数特点是几种可能的解释的结合。 　　中国出口到捷克的技术类别结构比较单一这个特征可以通过中国整体出口结构的变化来解释（中国不仅对捷克而且对其他欧盟国家的出口结构都改变了），也可以通过捷中产业内贸易的上升来解释，当中国的电子元件出口到捷克后，在那里进行组装再销往各个欧盟国家。捷克对中国出口的技术类别的多样化可能主要是因为斯柯达汽车决定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以及中国国内机械生产能力的增长所导致在出口当中的汽车类别份额的逐渐降低。捷克对中国的出口比中国对捷克出口更为复杂的解释可能是由于中国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捷克低于欧盟的平均收入水平使捷克国内市场更具有价格敏感性。中国对捷克出口的复杂性缓慢而稳定的增长可以通过有利的捷克进口法规来解释。捷克对中国出口的复杂程度的巨大波动可以通过以下因素来解释：捷克出口商缺乏经验或捷克出口商不具备能力出口对于中国产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基于上述根据实证结果总结出来的特点，本文对改善捷克对中国出口的贸易结构和平衡主要提出以下几点策略上的建议：（1）出口应集中于在数量和复杂程度方面都有不断增长趋势的技术类别HT2，MT3和PP上。不过应该指出的是PP类别虽然符合上述要求，但其复杂度表现出太大的波动趋势，而且传统上PP在捷克出口中份额不大。（2）要重点扶持捷克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类别（LT2）以及在中国有需求和增长预期的类别（RB1）。（3）积极参与欧盟和中国合作的平台项目。许多正在进行中的项目侧重于在环境保护方面使用新技术，这倡导了捷克加强对HT2出口的重视。此外，由于捷克公司在中国声誉并不高，参与欧盟合作项目将是一个宝贵的自我宣传的机会。（4）在本文参考的文献中重复提到了捷克出口商进入中国市场后遇到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捷克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触礁后突然迅速撤离以至于出口结构产生大的波动。本文建议捷克公司（特别是 HT2和 MT3类别的出口商）应该提前做好市场调查和法律咨询方面的准备工作。 　　第一部分介绍本论文背后的动机，评价其利弊。本部分还包含了文献综述，它分为两个主要方面——中捷双边贸易的文献，以及不断演变的如何衡量贸易方式的文献。 　　第二部分结合图形和图表显示定量进出口总值和双边贸易关系发展的历程。这部分是根据特定时间段来分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1949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到改革开放之初(1949-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直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78-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2001-2015年)。 　　第三部分通过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来更深入地分析数据，重点关注双边贸易的技术内容。在第一部分中，本文使用 Lall（2000）指数来分析双边贸易的技术结构，在第二部分，本文使用基于Rodrick（2006）指数的交易商品的价格和收入水平来确定双边贸易的“质量”。 　　第四部分进一步阐述第三部分的结果，并对捷中贸易模式做了进一步解释。 　　第五部分进行总结并且概述当前促进刺激捷中贸易发展的因素和未来捷中贸易发展的机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影响因素研究

上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革旧鼎新，信息技术革命等推动国际服务贸易迅猛发展。一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日益成为衡量其经济发展前景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到了由量及质转变的关键时刻，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积极支持以“互联网+”和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并由此获得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竞争新优势成为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万千之重。值此经济转型的攻坚克难之际，国家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如何打造“中国梦”实现的丝绸之翼，更好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来往，促进我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以东亚诸国为代表的区域体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令世界瞩目，在世界版图里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本文研究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总量较大，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发展极不均衡，服务贸易总额排名前十的国家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额的73.48%。通过比较“一带一路”各国服务业发展优劣势，寻求“一带一路”各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使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中各国增强补弱、优势互补，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业大发展。 　　本文选取了2005～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服务贸易数据，从整体总量、进出口总额、贸易增速、对外系数、RCA指标等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现状及竞争力，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总体在国际上占有一定地位，但区域各国发展极不均衡，竞争力差异极大。通过比对指标排名居前的8个代表性国家，发现中国、印度、新加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综合实力较强。对“一带一路”服务贸易出口额居前的8个国家整体和行业的RCA数据分析，得出印度、新加坡具有较强的整体国际竞争力，泰国、土耳其、波兰竞争力一般，马来西亚、俄罗斯、中国竞争力很弱；泰国、土耳其在旅游业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新加坡则在运输、金融服务行业竞争力较强，印度在其他商业服务和通讯计算机信息服务行业世界领先，俄罗斯则在建筑行业占有一席之地，中国、波兰强于加工贸易。由RCA指标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多强在传统行业，而金融、知识产权费用、保险等新兴服务行业发展滞后，同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在国际上竞争力很弱，未来需大力促进其发展。其次，根据波特“六要素”模型，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A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实证结果显示，城镇人口（UP）、服务贸易系数（STI）、服务业增加值（SIAV）、服务业就业人员（SIE）这四个变量对RCA影响显著，增加这四个变量值，可以显著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工业附加值（IAV）要在不同国家区别对待，各国仍应加大知识产权费用（PF）投入，小国可酌情提高储蓄额（SR）。接着，归纳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竞争力研究的结论启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在世界市场具有一定地位，但发展极不均衡，竞争力差异极大，虽然各国的整体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但是在不同行业又极具国际竞争优势。作者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扬长避短、巩固既有行业竞争优势，大力扶持新兴服务业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深化开放政策等的措施，还着重强调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发展中的领导者作用，根据以上结论，最后作者独列出“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四点启示。 　　第一章引言。这部分对本文进行整体性概述，包括选题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的框架结构，并就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创新不足和必要补充做出解释。 　　第二章国内外文献综述。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梳理总结了学者对服务贸易竞争力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国外文献从早期服务贸易研究、区域经济体和不同行业三个角度描述。国内学者是从区域经济体和行业来概览。此外，本章第三部分还着重回顾了国内学者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研究的优秀文献。 　　第三章服务贸易相关经济学理论。简单回顾了服务贸易及竞争力的概念，沿着经济学的历史长河回溯了关于服务贸易的理论精髓，主要有古典贸易理论里的绝对优势理论和相对优势理论，新国际贸易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第四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主要介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概况和数据来源，分别从服务贸易发展概况、进出口总额、贸易收支、服务贸易系数、贸易增速和贸易结构等角度对比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归纳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竞争优势表现。其次，选取2005～2014年的服务贸易数据，比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的整体RCA指数和各行业RCA指数，得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和行业国际竞争力水平。 　　第五章实证分析。选取变量、构建模型，本部分以“六要素”理论框架选取了10个解释变量对RCA变量实证分析，发现5个变量因子对RCA显著性影响，2个变量对RCA不显著相关。 　　第六章结论与启示。总览前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和影响因子进行整体概述，发现问题，得出结论。在结论的基础上得到启示，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服务贸易斟酌出针对性的建议。 　　本文的特点在于，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首次使用“一带一路”框架对该区域内国家的服务贸易数据分析比对、构建模型，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强弱。对出口额指标排名居前的8个代表性国家重点研究，分析RCA指标异同。构建实证模型过程中，选取了26国的变量数据，找出竞争力影响因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带一路”众多小国可以出口额排名前8国家为例，借鉴上述国家发展服务贸易的独特经验，把实证结果中的普遍性影响因素和自身优势相结合，促进经济增长。 　　囿于篇幅，本文在分析现状，计算RCA数值的过程中，以排名前8国家为例，没有细化到“一带一路”每一国家，可能会造成或然偏差。在实证分析中，没有对各国竞争力因子逐一分析，只能选取总样本、区分子样本检验，得出一个共性的结论，共性有余而个性不足。实证分析基于历史数据，对传统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变量考察充分，但对新兴服务业发展因素没有较好考察。此外，模型剔除了公共教育支出（EPS）、商品贸易（MT）、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FDII）三个解释变量，作者希望在未来的研究，能较好的的将上述变量纳入模型之中，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成本研究

从贸易成本角度研究国际贸易已是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对贸易成本的探索已不再局限于贸易成本是什么，贸易成本是多少等直观领域，更多的学者将贸易成本渗透到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等问题的研究中。Obstfeld和Rogoff（2000）就曾在文章中指出“贸易成本是开启宏观经济领域秘密的钥匙”。尽管对贸易成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新月异，但从实践角度来看，贸易成本仍是世界贸易发展最为重要的阻碍。因此，本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试图从贸易成本角度窥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状况，深入剖析影响贸易成本的具体因素，以及国家和地区间的差异性。并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和政策建议。 　　文章在梳理和总结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贸易成本是双方经济交流的重要阻碍。基于此认识，本文综合了Novy模型和随机前沿模型，设计了研究贸易成本的“三步走”方法。首先，本文借助Novy模型实际测度了2002—2011年期间，中国对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美日等四个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总体上高于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而且国别差异和地区差异明显。其次，本文将前述测度的贸易成本引入随机前沿模型，估计了同期中国对上述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结果发现，在剔除贸易成本影响作用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总体上高于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这说明贸易成本依然是阻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最后，本文设计了贸易成本分解回归模型，实证探究了具体贸易阻碍因素与贸易成本的关系，结果发现，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贸易阻碍因素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是有差异的。通过上述“三步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具体结论： 　　（1）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流量增长迅速，出口贸易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在贸易流量上，一方面贸易总量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比重不断攀升，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与该区域内国家的贸易量仍有很大的增长潜力；相对于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也呈总体下降趋势。贸易成本的下降是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流量增长的重要因素。 　　（2）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国别差异、地区差异十分明显。除东南亚国家和个别西亚国家外，中国对“一带一路”大部分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均高于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在分地区讨论时发现：东南亚国家是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低的地区（历年平均数为0.39）低于同期对发达国家的贸易成本（历年平均数为0.39）；西亚地区的国别差异明显，对沙特的出口贸易成本已降至0.4以下，而对土耳其等国仍高于0.5的水平；东欧和中亚地区是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高的地区，但是对中亚地区的出口贸易成本下降趋势最明显。 　　（3）剔除贸易成本因素，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效率相对较高。中亚（0.73）和西亚（0.70）是中国出口贸易效率较高的地区，除东欧（0.24）地区外，中国对其它“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均高于对发达国家（0.29）的出口贸易效率。结合贸易成本的研究结果，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有较高的出口贸易效率，但也同时有较高的出口贸易成本，说明贸易成本仍然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重要阻碍。 　　（4）具体贸易阻碍因素对贸易成本的影响有国别和地区差异。针对于“一带一路”亚洲国家而言，贸易伙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货币自由度和是否签订贸易协议等因素是影响中国出口贸易成本的显著性因素；而对于东欧国家，贸易协定、投融资条件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却显示与经验研究相左的现象，另外，运输成本仍是影响中国对东欧地区出口贸易成本的显著因素。 　　结合对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出口贸易成本研究，本文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贸易领域的推进提出以下建议: 　　（1）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充分发挥丝路基金（SilkRoadFund）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建设性作用，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不仅要完善港口、铁路等传统运输设施，而且要涉及互联网等现代通讯设施，让“互联网+”模式助力“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商流、信息流的互通有无。 　　（2）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自贸协定。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签署自贸易协议有助于降低贸易双方的贸易成本。因此，中国需要通过与相关国家以自由贸易协定规范双边商品和服务要素的流动，达到降低贸易成本的目的。另外，东欧国家因为是欧盟成员，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协议或许对东欧国家并不合理，因此，中国与东欧国家需要寻求新的合作模式。 　　（3）扩大人民币的辐射范围。当前人民币已经被纳入SDR，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人民币作为该区域的主要交易货币的条件逐渐成熟。建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范围内主要交易货币地位，一方面可以降低贸易双方的换回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4）鼓励企业“走出去”。根据本文的研究，贸易伙伴国的投融资水平实际上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成本有增加作用。因此，鼓励企业“走出去”，一方面可以使企业有效规避贸易壁垒，以投资生产形式节约贸易成本；另一方面，鼓励企业“走出去”，也可以淘汰国内的过剩产能，促进产业升级。 　　（5）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且因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因素各具特点。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要关注国家和地区间的差异性。比如：针对中亚地区，关键在于帮助其建立便捷的基础设施；而对于东欧地区，则在于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合作机制，寻求双方的互补性。 　　（6）培育、支持重点项目和企业。“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政府间的沟通只能起到引导和服务作用，战略目标的实现最终要落实到具体的项目和企业。因此，需要培育、支持一批重点的项目和企业，通过微观层面的具体合作逐步减少双方经贸往来的阻碍因素，降低贸易成本，保证“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 　　与同类文献相比较，本文的创新有两点：第一，将贸易成本与贸易效率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可以直接测度贸易成本，另一方面可以用贸易效率来反证贸易成本；第二，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将中国的出口贸易成本分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研究。当然，限于作者的水平，文章不可避免存在一些不足，如：因为数据搜集的问题，贸易成本和贸易效率的测度并没有更新到最近的年份。另外，文章并没有将研究深入到行业领域，这也是“一带一路”贸易成本研究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最后，请大家多对文章提出宝贵意见。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经济波动联动性分析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中亚四国和东盟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此后该战略构想受到广泛地关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也让世界各国经济体之间联系的更加紧密，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周边国家彼此影响，逐渐形成了类似东盟这样的区域经济体。总之，各国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经济波动的联动性是宏观中一个热点问题。现有的文献对于区域之间经济波动的研究比较全面，从研究对象上可分为：国家和国家之间经济波动的联动性，国家和区域之间经济波动的联动性。从研究的内容上可以分为三类：经济波动联动性的检验，经济波动产生的原因，以及国家或者区域经济波动联动性的传导机制。通常，已有的文献先使用 HP滤波法分离经济系列中的周期趋势和长期趋势，然后检验经济波动联动性，最后会进一步分析跨国的传导机制，得出国家间经济波动联动性的影响因素大概分为：国家政策、贸易强度、产业内贸易、产业结构、对外直接投资强度、其他因素（比如金融一体化、石油和商品价格、美元和日元的汇率）等。“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新的战略构想，从现有文献来说，对它的研究较少。经济波动的联动性地研究往往都是局限于和某一区域间的联系，而不是系统的将中国与这些国家群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本文以经济周期理论为理论基础，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经济波动的联动性。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的24个国家，并将这些国家分为6个国家群，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国家和行业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在微观层面，本文研究的是某个国家或者某个行业受到的全部波动的大小，即微观经济波动的大小，实证的结果为：行业的典型波动大于国家的典型波动。也就是说，对于某个经济冲击，行业的受影响程度要大于国家的受影响程度。接着进一步分析微观经济波动在同一国家的不同行业内和不同国家的同一行业内相比哪个传递能力更强。实证结果表明：国家内相关系数大于行业内相关系数，即微观经济波动在同一国家的不同行业内比在不同国家的同一行业内更有传递性，经济波动在国家内联动性更强。通过判定系数做进一步的分析时，也得到了经济波动在国家内更具有传递性的结论。 　　在中观层面，本文研究的是国家群内各个国家或者各个行业的实际经济波动的大小。实证表明：行业的实际波动大于国家的实际波动，与微观层面典型波动的结论一致。国家间相关系数大于行业间相关系数，在实际经济波动的联动性方面，国家间联系更紧密。因此，一方面，行业在抑制冲击的扩散方面更有效力，另一方面，也可借助国家之间较高的同步性达到稳定整体经济的目的。然后，本文通过构建简单的模型分析影响国家间经济波动的联动性因素。其中，经济规模、经济水平的差异对经济波动的联动性均为正向作用，而距离越远，经济波动联动性越低。影响行业间经济波动联动性的因素主要为行业集中度和行业比重积，行业集中度越低，行业规模越高，行业间经济波动联动性越高，联系越紧密。 　　在宏观层面，研究了国家群整体经济波动的情况，研究对象从单个国家或者行业变成国家与国家，行业与行业，再到整个国家群层面时，经济波动的幅度会依次有所下降；第二，对于某一个国家群而言，不同层次的经济波动联动性在很大程度上使不同经济层面的波动有所不同。 　　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第一章介绍了本文题目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以及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介绍了经济周期的相关内容的文献综述部分，经济波动联动性相关研究的学习和总结。第三章对本文滤波方法的选择以及数据的预处理进行说明。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是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研究。第七章则针对研究的内容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比如可以从行业的角度出发，抑制经济波动冲击的扩散；国家群发生整体的波动时可借助国家之间较高的同步联动性达到稳定经济的作用。
“一带一路”首期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出口效应实证研究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为了提高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都纷纷制定了开放的经济制度，同时各国共同努力通过区域、双边等多种形式建立了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合作组织，因此传统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的阻碍作用逐渐被减少。而关税壁垒的大幅降低仍然未能使国际贸易的成本等于或者低于国内贸易的成本，国际贸易的成本依然很高，“贸易的非效率”作为一种“隐形”的市场准入壁垒正在逐步取代传统贸易壁垒的地位。贸易便利化能简化贸易程序、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所以日益受到众多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贸易界的普遍关注。自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至今仍未完全复苏，同时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世界经济和各国的贸易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鉴于此背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促进全球经济和地区发展的中国方案，而“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但是“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众多，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开展“一带一路”的建设工作时应首先确定建设的重点。因此研究“一带一路”首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分析其对首期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其次对“一带一路”国家、“一带一路”首期国家和贸易便利化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再次对本文的研究框架以及研究方法进行梳理，最后提出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全面回顾并梳理了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关于贸易便利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从贸易便利化理论基础研究、贸易成本测算研究、贸易便利化衡量指标研究、贸易便利化对于贸易量影响研究以及基于“一带一路”的贸易便利化问题研究五个方面来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述。目前国内外主要采用引力模型、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以及以调查为基础的分析法这三种方法来对贸易便利化问题进行研究。国内针对“一带一路”贸易便利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单边贸易和双边贸易这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而单边贸易研究居多。第三章对首期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现状进行了简单的概述，通过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测算出2010年到2014年五年期间的首期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结果表明，新加坡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最高，菲律宾、俄罗斯、巴基斯坦、乌克兰和柬埔寨这些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相对较低；发达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要整体高于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虽然名次与发达国家接近，但是贸易便利化的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第四章利用贸易引力模型来对首期国家的出口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是影响首期国家出口贸易最重要的因素，其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远远超过了关税、距离等其它因素；基础设施建设对首期国家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超过了贸易便利化的其它三个方面，也即海关环境、规制环境、金融与电子商务；发展中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状况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加强本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为发达国家提供好处，而且更能为自身的贸易带来巨大的利益；海关环境和规制环境对首期国家的出口贸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海关环境对其出口贸易的影响要大于贸易便利化的其它三个方面；规制环境对发达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要大于贸易便利化的另外三个方面；金融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在沿线的首期国家中差异巨大，发达国家的金融与电子商务发展相对较好，而发展中国家却极度落后，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利用金融与电子商务来促进本国国际贸易的发展。第五章对研究得出的结论进行了总结，认为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首期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改善都将促进它们的出口贸易，而发展中国家则能从“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获得更多的福利。然后本文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和各国家、区域的贸易便利化发展现状对如何提升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水平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第一，加快沿线发展中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沿线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身特点积极制定出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契合的交通基础设施计划，而发达国家和中国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力较强的国家要主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本国的交通基础设施；第二，加强沿线国家通关措施的协作与兼容和海关体制机制的创新，沿线的国家应积极参加WTO贸易便利化谈判，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措施来简化海关通关手续和缩减通关时间；第三，沿线国家应积极改善规制环境，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发达国家应加快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投资协定谈判，同时加强与沿线国家间的政治沟通与互信，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第四，加快推广PPP模式、建立多种投融资平台和双边金融监管机制，以此来减轻政府机构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的融资、建设等压力，并且可以有效的防范和应对跨境金融所带来的风险；第五，加快建设并完善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积极推广互联网的应用，同时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为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商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
亚洲丝绸之路经济带土地退化时空格局及驱动力
老挝与中国经贸关系发展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和东盟自由贸易合作区框架
委中经贸合作及对委内瑞拉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高铁产业“走出去”竞争策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