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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DI)条件的日趋成熟,ODI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正在逐渐显现,其对我国产业升级的传导路径也已经初步显现。本文的目的是以先行大国美国、日本为例,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论证ODI对母国产业升级的效应,提出有关ODI的建议,以期有助于我国产业的调整与升级。本文的基本框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部分,阐明论文的写作背景、基本思路、创新点及写作难点;第二部分是对现有的关于产业升级和ODI对母国产业升级效应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归纳总结;第三部分以先行国家美、日为例,针对ODI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路径分析,并做了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是从目前中国ODI特点出发,对比美、日ODI对母国产业升级效应的理论,阐明中国ODI的产业升级效应;第五部分提出结论与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结论是,通过对先行国家美、日ODI的产业升级效应的研究表明,ODI能带动国内产业的调整与升级。这一过程以ODI的不同主导动因依次进行,包括资源寻求型ODI,市场寻求型ODI,效率寻求型ODI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DI。四种动因驱动下的ODI投资作用不尽相同,资源寻求型ODI带动了采矿业等生产工业发展快于消费品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以霍夫曼系数为指标的工业化的发展;市场寻求型ODI促进了加工组装工业的发展速度快于轻工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了工业的高加工度水平;效率寻求型ODI促使了三大产业中各个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战略资产寻求型ODI促进了信息行业、金融业、房地产与租赁行业、科学技术与商务服务业等行业的发展,增强了以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代表的高技术化水平。基于美、目的行业数据分析,运用SUR回归和VAR模型结果显示,ODI在工业化初级阶段促进了以采矿业、加工工业和建筑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轻工业的对外转移;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对于美国来说,ODI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信息行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但是,由于日本国内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比较落后,传统产业转移后,新兴的高技术产业没有得到相应发展,一定程度上ODI造成了日本90年代的“产业空心化”。中国作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体,在参考美、日等先行大国ODI对母国产业升级效应的同时,必须考虑国内的具体经济特点。由于中国ODI时间较短,较多受政府干预影响,多种动因的ODI不是依次进行的,而是基本同时存在,使我国在获取资源,寻求市场驱动的动因下,生产效率和获取战略资产的能力也在迅速增加。与此对应的是,我国工业发展初期的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以及2000年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高技术化水平的增进,这几种产业的调整与升级几乎同时存在,使产业升级呈跳跃式发展。
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跨国公司日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准入门槛降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进入山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界的概念已经慢慢淡化。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已经成为现实存在。在这种局面下,山东企业必须迎接这一挑战,因此,“走出去”进行跨国经营成为企业必须面对的课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山东企业的跨国经营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山东企业跨国经营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在跨国经营战略模式选择、战略实施等环节存在一些欠缺,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就是基于这种形势对山东企业跨国经营战略问题进行的研究,其目的就是通过思考探索山东跨国经营企业的发展,达到对山东跨国企业战略现状的较为客观、准确的认识,以便提出下一步跨国发展的战略,为有关方面的宏观决策和山东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导向。文章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是一般性的概述,介绍了本文三个层面的研究背景,即经济全球化、中国入世和山东实施“走出去”战略,界定了本文涉及的几个相关概念,并对目前有关山东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的研究作了评述,本章最后说明了论文的写作思路、方法以及结构安排。 第二章对山东企业跨国经营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本文将山东企业跨国经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初步兴起阶段、渐进成长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对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得出山东企业跨国经营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对当前山东跨国经营企业的战略现状进行了评述。 第三章分析了两个跨国经营的案例,一是山东巨菱集团跨国经营的案例,主要侧重于其跨国经营的市场进入战略:二是海尔集团与格兰仕集团跨国经营的品
对外劳务合作是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一部分,是我国当前实现“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多年来以“输出一人,富裕一家,带动一片,安定一方”的美誉深受我国各级政府和百姓的欢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国际劳务合作的发展步伐将日益加快。 我国的对外劳务合作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劳务输出大国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与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国很不相称。行业中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我国对外劳务合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充分认识和分析我国对外劳务合作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研究与制定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发展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劳务合作大国的成功经验,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全文共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 第二部分为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发展现状。介绍了当前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政策与管理体制。总结了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总体特点和趋势,对重点国别市场及行业的发展近况进行了分析。 第三部分为现状分析。首先,分析了外部环境对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影响,包括市场准入限制与障碍、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两个方面;其次,分析了企业内部的制约因素,即外派劳务结构的不合理、企业缺乏信用意识、市场开拓能力不足和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等四个方面对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影响。 第四部分介绍了国际劳务市场的发展特点,并对世界主要劳务输出国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分析。 第五部分为我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的对策研究。在借鉴劳务输出大国先进经
上海CG集团作为一家国内大型建筑企业,近些年来依托上海以及全国建筑市场的高速发展,综合实力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但随着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配套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工,以及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控制,在未来的3~5年中,建筑市场可能会出现阶段性的回落,加之其他所有制建筑企业的蓬勃发展,跨国大型建筑承包商的大举进入,加剧了国内建筑市场的竞争,CG集团以及其他国内大型建筑企业纷纷调整产业布局,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拓展海外发展空间。在这一过程中,CG集团和其他很多企业都遭遇到融资瓶颈,如何制定合理的融资策略,帮助建筑企业以最低的成本融入所需的资金,推动企业更快地实现国际化运作,是摆在每一个国内大型建筑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对上海CG集团融资方式的研究,发现现有的融资策略不能满足海外发展战略的需要,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融资渠道单一,以银行贷款为主,很容易受到宏观政策和经济环境的影响;融资过程缺乏统一规划,没有完整、系统、多维度的融资策略;集团内部资金以及其他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缺乏同时具备金融知识和建筑承包知识的专业人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很多其他国内建筑企业所共有的,制约了企业海外发
新加坡模具业在短短几十年中,从零的基础上发展到在亚洲乃至全球占有一席之地。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新加坡模具业不断提升技术和管理,大力走出去,虽然新加坡模具也没有随着制造业转移而加快萎缩,但实质上它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新加坡KM公司在新加坡的模具业发展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受整体制造业外移的情形下,KM公司的发展已达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它有较强的设计队伍和良好的管理团队,但它的模具产品单一,而且劳动成本偏高而使得它的在新加坡的发展越来越难以更好的发展,在这种关键时刻,公司应该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本文依据《战略管理》一书,来全面系统地回答这一问题。在简要的介绍了新加坡KM公司的历史发展,并详细的介绍了KM公司的特点后,本文首先对KM公司的外部环境从新加坡国内制造业和全球制造业以及中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进行详细的分析,着重指出发展中国视察的机遇。在全球化的带动下,国际制造业纷纷登陆中国,使得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到了突飞猛进的阶段,作为工业之母的模具制造业也得到了高速发展,这也为国外模具进入中国提供了基础。国内模具的发展参差不齐,管理和技术和国外比较起来都有很大的差距。这也为新加坡KM公司提供了有力的条件。新加坡KM公司的内部因素分析是本文的重点。通过对公司管理层,研发与开发,市场营销,财务状况以及公司组织文化的深入探讨,并经过实质上的分析,明确公司的自身优势和劣势。在全面审核了公司内外部环境后,本文首先运用TOWS矩阵为新加坡KM公司制定发展战略,接着通过SPACE矩阵和Grand Strategy矩阵进行佐证。对新加坡KM公司而言,最优的战略选择因该为坚持在微精密模具上的领先,坚持模具发展的多样化,加大创新和研发力度。本文最后对上述制定的发展战略进行了风险评估,指出新加坡KM公司在中国发展的风险。公司的文化虽然很成功,但在中国的公司的发展,管理层是否后能成功的移植,本土化是否能成功推行?这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虽然新加坡KM公司的研发能力与多数同行相比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它并没有核心的技术领先优势。因此,它在中国靠技术领先的发展不得不重点考虑。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根据中国环境规划院编制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技术指南》,初步核算大气污染对重庆市城市建成区房屋建筑材料损害的经济价值量,为重庆市大气污染环境退化成本核算和重庆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中间数据。根据研究目的,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内容:①通过高分辨率卫星图片的解析、样地调查等方法,获取重庆市主城区不同类型房屋建筑材料的暴露存量。②以主城区人均房屋建筑材料暴露存量或单位城市建成区房屋建筑材料暴露存量为基础,结合各郊区县房屋建筑材料暴露存量实地调查结果,推论获得整个重庆市各郊区县城市建成区不同类型房屋建筑材料的暴露存量。③通过专家咨询、资料查询和市场调查获取不同房屋建筑材料的损害阈值、维护更换费用或成本等技术参数。④根据重庆市各区县大气污染水平,结合已有的大气污染.材料损害剂量反应关系函数,对重庆市各区县城市建成区房屋建筑材料大气污染损害的经济价值量进行初步核算。通过这些研究,主要获得如下结论:①2004年重庆市城市建成区房屋建筑材料暴露总存量为36900.3万m2,其中主城区占50.3%,渝西经济走廊占的22.2%,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圈27.5%。从材料构成来看,陶瓷暴露存量最大,占房屋建筑材料总暴露量的45.85%;其次是水泥,占房屋建筑材料总暴露量的29.72%;镀锌钢相对较少,仅占房屋建筑材料室外暴露总存量的0.15%。②2004年大气污染对重庆市房屋建筑材料腐蚀的经济损失价值量为14908.2万元,十种建筑材料中,大气污染对铝的腐蚀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占大气污染房屋建筑材料经济损失总价值的47.0%;从各经济片区所占比重来看,都市经济发达圈最大,达59.6%;渝西经济走廊经济片区相对较小,仅为19.8%。③2004年全市房屋建筑材料大气污染损失价值量占当年GDP总量的0.58‰。在40个区县中,万盛区、南岸区、大渡口、渝北区和巴南区房屋建筑材料大气污染损失价值量在GDP中所占比重相对较大,均达到1.0‰,璧山县、开县和大足县相对最低,不到0.2‰。三大经济片区中,都市经济发达圈房屋建筑材料大气污染损失占GDP的比重最大。
重庆市基础工程公司作为重庆地勘局及下属107地质队市场化改革的排头兵企业,已经制定了地勘主业的发展战略。随着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导致众多矿业公司、民营企业加入到矿产资源勘探市场中来,以及我国新一轮海外找矿投资热,面临这种激烈的竞争和巨大冲击,重庆市基础工程公司核心竞争力受到较大的威胁,预示着结构调整任务之重,市场竞争压力之大,公司发展战略确有转型之必要。本文应用战略管理的理论和方法,针对重庆市基础工程公司面临新的内外部经营环境,利用优势和机遇,克服劣势和威胁,在现有发展战略的基础上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和分析,提出公司的战略转型建议。首先运用五力模型分析公司外部环境。其次使用SWOT方法分析公司的优劣势及机会、威胁,并对公司的内部因素进行评价,公司的内部优势好于劣势,高于平均水平;但评价外部环境因素时:公司的环境较好,高于平均水平,机会较多,但也存在许多威胁。其主要机会:国际矿产资源价格连续上涨、国家及重庆市走出去战略带来新的机遇;但主要威胁:随着大坝的建成库区地质市场在萎缩;其他公司加入海外找矿队伍。第三,在此基础上公司将实行战略转型,从“矿产资源勘探商”转型为“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商”。其最终定位是全国一流的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企业。第四,提出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分解阶段。最后在公司实施战略转型时,先提出战略转型的实施计划,包括老挝金矿、锰矿、铅矿项目。再提出战略转型的保障措施,重在培育核心竞争力,选择海外找矿、采矿经营战略,注重组织结构的灵活性、人力资源的优势性、资金渠道的畅通性、企业文化的号召性,成功地实现公司战略的转型。
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是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中的重要内容。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正确地把握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及其密切联系,深刻地阐述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性质、基本原则以及如何利用外资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赋予利用外资以新的时代内容和形式,创造性地开拓了利用外资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思路,经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引进、利用外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实践已证明,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是马克思利用外资理论在当代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定情况下的灵活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本文总共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提出,即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与国内全面整顿;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分工理论、列宁的利用外资理论、毛泽东的利用外资思想;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实践基础: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形成过程:酝酿与提出阶段(1975年1月到1978年12月)、发展阶段(1979年1月到1982年12月)、成熟阶段(1983年1月到1992年12月)。第二部分主要阐述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主要内容,即利用外资的性质:利用外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利用外资的原则:利用外资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相结合、平等互利、战略上大胆与战术上谨慎三大基本原则;利用外资的方式: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利用外资方式。第三部分主要阐述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特点,即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开放性、创造性、全方位性、长期坚定性。第四部分主要阐述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意义,即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实践意义:促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利用外资格局、有效地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就业质量、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完善、搭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往来的内在桥梁;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理论意义: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是对马列、毛泽东利用外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为江泽民“走出去”利用外资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为胡锦涛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利用外资观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五部分主要阐述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现实启示,即利用外资要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首要前提、营造和谐与安定的利用外资环境、实现利用外资均衡与协调发展、实施利用外资人才培养战略、要避免各种意识形态的干扰。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是我国利用外资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也是作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有效途径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正是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光辉实践,它证明了吸收并利用外资是加速我国经济建设的有效手段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进一步发展,江泽民、胡锦涛利用外资的战略是对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并随着国内外新形势的变化,不断深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指导着我国如何利用外资来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研究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全面把握邓小平利用外资理论,应对当前我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与难题,优化利用外资环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补充形式,次区域经济合作能有效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加强中国与东盟的海上经济合作,中国提出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使其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一个新的次区域合作项目,有利于区域各方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全面经济合作,进一步夯实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泛北部湾次区域的经济发展需要投资来拉动,促进相互贸易与投资是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总体目标之一。《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的签署为泛北部湾次区域的投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而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也有利于扩大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泛北部湾次区域的国际投资法律规则从国际、区域、双边、国家和地方不同层面对该区域的投资活动进行规范,应顺应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发展趋势,为促进泛北部湾次区域的开放开发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繁荣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泛北部湾次区域内各种类型的国际投资争端都有相应的解决办法,争端当事各方应根据争端的类型和特点,本着互利共赢的精神,尽量通过友好方式妥善解决实际发生的国际投资争端。中国应利用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机遇,鼓励我国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到泛北部湾东盟国家投资。作为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推动力量的广西,应抢抓时机,积极吸引外资,提升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水平。本论文共有四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投资概述首先对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含义和特点进行了界定,阐述了次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系,回顾了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提出和发展的历程,论述了在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加强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迫切性,分析了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关系,介绍了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东盟相互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推动泛北部湾次区域投资合作的有利条件。第二章先从国际、区域、双边、国家和地方五个层面对泛北部湾次区域的投资法律框架进行考察,介绍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投资协议》、《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些与国际投资有关的世界性和区域性条约,中国与泛北部湾东盟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及中国和泛北部湾东盟国家的外商投资法。由于地方政府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主体,因此特地介绍了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倡导者——广西区政府所制订的、与泛北部湾次区域投资合作有关的地方性政策和法规。再从投资、投资者、投资待遇三个方面对泛北部湾次区域国际投资合作中的主要规则进行分析和评价。第三章围绕泛北部湾次区域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而展开,因为在泛北部湾次区域的国际投资活动中,难免会出现各种类型的投资争端。该部分首先介绍了国际投资争端的类型及其解决办法,然后对在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中国与泛北部湾东盟国家之间、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不同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解决进行了论述,重点对《中国—东盟投资协议》与中国和泛北部湾东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关于投资争端解决的规定进行对比分析,以找出妥善解决上述投资争端的途径。第四章主要从利用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机遇,开展对外投资和积极吸引外资两个角度,对中国参与泛北部湾次区域的国际投资合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对国家而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促进和保护我国企业对泛北部湾东盟国家的投资,并充分发挥各种论坛对泛北部湾次区域投资合作的促进作用;对广西而言,要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吸引优质的外资,引导外资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也越来越重要,但是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种挑战,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互利互惠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为深入推进东亚合作带来了新兴的机遇。三年来,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借助论坛合力推动的区域合作,催生出越来越多的经济合作新亮点和新热点。一些合作项目已经开始实施。中国和东盟各国交通部长共同发表了《中国—东盟港口与发展合作联合声明》,签署了《中国—东盟海运协定》和《中国与东盟航空合作框架》;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的公路、铁路正在加快完善;广西北海至越南下龙湾等旅游航线已开通,泛北部湾海上旅游航线正在加快推进;农林渔业、海洋、能源等产业的合作已经开展。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在机构设立方面,2008年7月30日,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联合专家组的成立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举办以来所取得的标志性重大成果。纵观泛北部湾合作的发展,虽然在各个方面都展开了一些合作,但是对于其争端解决机制的创建尚未提上日程,笔者认为,为了能保障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良好运作,更为迅速地促进各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泛北部湾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作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使该争端解决机制能切实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全文从四个部分来分析。第一部分对泛北部湾此区域经济合作进行概述,论证争端解决机制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部分分析当前主要自由贸易区的争端解决机制的模式。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对争端解决机制在宏观和微观的具体设置给予了一定的探讨。在第一部分,以北部湾和泛北部湾的概念为切入点,分析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意义,并通过对泛北部湾合作中参与的主体、参与的对象以及法律依据方面分析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性质,为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现实需要。并从国际法的软法和硬法特点、各国法律渊源的复杂性、各国不用的利益诉求等方面论证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争端解决机制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第二部分,通过对当今主要的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组织机构、运作、优缺点进行分析,在宏观上探讨泛北部湾争端解决机制的可选模式,既要坚持和执行《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争端解决协议》,又要体现其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一个重要的海上次区域的特点,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包容性、差异性。在第三部分,从宏观上对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进行探讨。在第四部分,从微观上探讨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具体设想。
近20年来旅游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国和越南山连山、水连水,两国的国情相近,政治经济体制大同小异。边境对两国人民是一种神秘地区,而在新世纪区域合作的国际环境上发展边境旅游也是支持两国经济交易,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文化交流等之一部分。越中两国友好交往比较频繁,双方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南博会有利契机,在国际合作新框架下积极发展双边关系。在旅游领域,越中双方在旅游产品开发、旅游线路组织、旅游市场营销、旅游项目建设、旅游市场管理、应急机制建设、旅游人才培训等各方面都有良好的合作。关于越中边境旅游的发展研究也有长足的研究成果,但在国际合作新框架下的研究还不够。在介绍本课题研究的缘起,阐述课题研究的现状和意义,并介绍文章所采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基础上,本文介绍了越中边境旅游发展背景与历史。对越中边境旅游发展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分析了越中边境旅游发展的背景和各自优势,进而提炼越中边境旅游的发展特点和发展历史阶段。边境旅游发展需要相关理论指导进行演化变迁分析。本文引入利益相关者和共生演化理论来分析中越边境旅游在新国际合作框架下发展,从新的视野来认识越中边境旅游问题。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了当前越中边境旅游利益相关者相互关系模型框架,分别在越中有关政府合作机制、中越旅游企业合作和越中边境市场合作等层面上对越中边境旅游发展现状作出了分析,进一步深入剖析越中边境旅游的特点,并根据国际合作框架下提出新的看法。在新世纪框架下就越中边境旅游的发展,本文提出中国与越南,东盟在新国际合作框架下的旅游业合作,泛北部湾区域合作框架下的越中边境旅游的构建以及泛北部湾区域特色旅游线路的组合,泛北部湾区域旅游大市场,泛北部湾区域城市旅游联盟等合作构想。同时,以资本为纽带,以共赢为目标,加强泛北部湾区域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在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南—新经济走廊关系以及泛湄公河区域合作框架等不同层次的区域合作中开发特色旅游资源,组合包装特色旅游线路,合作建设旅游接待服务和文化娱乐设施,形成泛北部湾区域旅游企业全方位合作格局。中越边境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支撑下,中国、越南山水相连,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区位和交通优势则使中越边境地区位于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地区,是中国华南经济圈、西一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东面濒临北部湾,西面连接山区,背靠中国大陆广阔腹地,面向东盟十国市场,沿海、沿江、沿边,是中国与东南亚交往的最便捷通道。正基于如此的区位优势和新的国家合作大背景,文章提出了加强旅游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改善边境旅游环境,加强旅游管理,规范市场竞争等六条于越中边境旅游合作的建议。回顾文章创作过程,认为从共生演化和利益主体的角度去研究和分析在诸如泛湄公河区域合作等国际新框架下越中边境旅游提出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的进展具有独特优势,可以为大湄公河次区域旅游合作面临的困难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越中边境旅游合作发展的提出进一步构想。
梳理解析桂林摩崖石刻上的传统书法资源,探究桂林摩崖石刻的研究对“八桂书风”构建的历史价值,这应是研究者目前最为直接的现实问题。本文梳理部分唐宋历史遗存及相关文化信息,意在以孕育“形成一派地域书法风格”的氛围,使“八桂书风”的打造“背靠到一面历史的厚墙”。唐宋时桂林本土书家在孕育、萌生、成长着的同时,使这块广袤红土地上充溢着浓厚文化气氛,并使书法艺术得以争奇斗艳,熠熠生辉的是“或迁谪之经从,宦游之侨寓”的旅桂书家及其人虽未至桂林,然有辗转遗存于桂林书迹的书者,和张九龄、李商隐、周敦颐、程颢、程颐、赵师恕、徐梦莘、梁安世等诗人文学家画家们。在他们“三股势力”诗文唱和的余韵里,书画挥写的墨彩中,桂林本土涌现出一大批令人青眼相加的文人,如曹邺、赵观文、王世则、欧阳辟、毛自知等。在这些本土文人熠熠生辉的同时,本土书家们也逐渐成长起来。打造“八桂书风”文化品牌,探讨广西地域性的书法艺术,探索不同于其他地域的书法风格,使其与“漓江画派”、“文学桂军”等一起成为广西文化艺术的又一品牌,在广西书法界业已形成共识。所谓“八桂书风”,潘琦先生《八桂书风初探》指出,即研究探讨八桂书法家书法艺术的风格、风范、风度等方面,是一个地域性书法家群体的概念。所谓“八桂书风”即生活和工作在广西的书法家,在从事书法艺术创作实践中,受广西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生活环境的影响,受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熏陶,形成了一种对书法艺术追求的目标一致、书法审美的心理相通、书法理念相似、价值观念相同的书法艺术风格,称之为“八桂书风”。这一创新提法,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在桂林书法历史上特点鲜明、显著,有较强代表性的唐宋时期桂林摩崖石刻书法遗迹、书者,其数量之巨、水平之高实为唐宋书法运动具体而微的缩影。故桂林传统书法资源当为桂林书法、广西书法发展之本,创造之根。认识其对打造“八桂书风”重大的资源性意义,探求其对当下打造“八桂书风”书法理论及创作的资源化转化的方式、途径,探寻其对“八桂书风”构建的意义与价值,乃是重中之重的基础性工作。唐宋时桂林甚至广西整个文化气氛是外向性,有较强的文化开放性,书法发展尤著。这于“八桂书风”的打造尤有启示价值。数量庞大之旅桂书家、书迹作者群而综观唐宋桂林或广西书法发展,最显著、最突出的特色乃为强烈的文化开放性,甚至整个文化氛围都是外向性的。唐宋旅桂书家及遗桂书作因其无序的社会流向而逐渐为桂地本土书法传统的有机部分,现在的八桂书家们有序和向心运动,走出去汲纳他人以为己有,造就着正在运行着的“八桂书风”。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形成、发展绝不可孤立、封闭,它必须与周边、外来文化不断地接触、融合。必须有一种阔大的包容性与开放性,接纳外来文化精英,增其营养,不断发展壮大,并茁壮成长。这或许是桂林摩崖书法发展启示于“八桂书风”的构建最有意义的价值观念。衡量一个地区书法是否繁盛不仅体现在其张开胸怀,包容汲取融会区外书法者的长处,更主要的是能够输出自己的书法艺术。这也应是书法开放性观念的应有之意。
电子信息产业已发展成为我国的第一支柱产业,并且近年来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一方面,电子信息企业迅速崛起,其对外直接投资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国内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相当少,对电子信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是空白。了解电子信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增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成为当务之急。<br> 本文用实证方法,对中国电子信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方式及投资区位进行了分析,并通过SWOT方法剖析了电子信息产业及电子信息企业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势、弱势、机会和威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强电子信息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和微观的建议。<br> 由于本文对电子信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是建立在多项企业调查之上,故真实可靠、有凭有据。大多数关于电子信息产业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是可获的最新数据,具有时效性。本文不但证实了企业的规模与其对外投资的规模并无很大的相关性,而且证实了电子信息企业海外投资规模与其研发密度强相关,由此提出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的建议。
东南亚国家基于地区主义,组织东盟后,在亚太地区周旋于中、美、日的三角平衡关系,的确让东盟于区域事务方面扩大了发言空间,有鉴于此,台湾当局为避免被东南亚地区“边缘化”,于是推动综合性海外关系拓展策略一“南向政策”,范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三大领域,实施时间始于1994年李登辉政权至今(陈水扁政权),未来仍将持续执行。“南向政策”以“务实外交”为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在于深化台湾与东盟及澳纽之“互赖关系”,甚至加入“东盟论坛”与“东盟自由贸易区”。<br> 不过,肇因于中国内战所遗留的难题,分裂于台海两岸(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的中国人,因对“中国主权”的重大歧见,台湾执政党一直排斥“一中原则”,不愿接受中国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指导方针,因此,中国于国际社会主张台海问题属于中国之内政,因获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之认同,造成台湾开拓海外关系之最大障碍,因此,“南向政策”推行的结果,因事倍功半而引起诸多争议,同时,勇于开拓国际市场的台商,反而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从“南向政策”中,体会出利用策略联盟、并购等经济手段,将中小企业发展至跨国企业,为中外经济合作累积不少宝贵经验。<br>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必然的国际经济战略选择,不论将来台海两岸将以何种方式达成统一大业,如何利用台湾“南向政策”所给予的启示,去芜存菁、择优而行,甚至引为台海两岸同胞开发国际市场、中外经贸交流合作之参考材料,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入的世纪”,这是值得吾辈们作为自勉与努力的方向。<br> 本文依序撰述“南向政策”相关之理论依据、时代背景、计划原由与内容和效益评估、政策突破与发展模式研究及启示,因研究范围涵盖亚太地区,所叙述之内容部分涉及两岸关系敏感地带,所论人物大多至今仍活跃于政坛,引用之资料也因各国统计方法、汇率等略有差异,因此,本文虽尽量以学术客观立场申论主题,若有失之偏颇或挂一漏万,尚请学界先进不吝赐教。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区域化进一步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跨行政区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热潮,从理论研究到实践探索持续升温。泛珠三角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是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所作出的既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是符合东中西结合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顺时应势的重大举措,更是泛珠三角区域各省区共同发展的迫切需要。作为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城市,香港则有资金、财务、资讯、服务等优势,且具有较强的市场开发和营销能力,可以充当区内高增值服务中心,为区内提供金融、物流、旅游和其他专业服务,带动区内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香港还可以借助其高度开放和国际化的优势,引领泛珠三角走向世界,成为对外经济合作的中介和平台,在未来泛珠三角的开放发展中担当积极推动角色。同时CEPA的签署为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无论是香港特区政府还是内地,都应顺应这一区域发展趋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以及整个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