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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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企海外项目投融资所面临的困境分析及对策

“一带一路”以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需要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做出相应的调整。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人口超40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蕴含着巨大的市场潜能。面临巨大的机遇，中国国企有责任、有能力也有义务承担起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龙头企业。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中国雄厚的资金实力无疑是吸引各国看好中国企业并且愿意和中国企业合作的动力之一，中国公司在海外承揽项目的模式也从纯承包商过渡到带资承包又过渡到完全自主投融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融资就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中国企业境外投融资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如何通过企业自身的调整降低在这场投融资浪潮中自身企业的风险，成为了中国公司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
老挝南椰2水电站项目投资风险研究

随着新兴市场的乐观预期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电力投资的领域也从传统的欧美、澳洲这样稳定且成熟的目标国家和地区逐步向非洲和东南亚地区迈进。中国电力企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逐渐成熟，体系完善，部分领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很多企业开始探索在海外进行电力投资。伴随中国电力企业“走出去”的同时，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电力企业海外投资也面临着日益增加的风险。 　　本文瞄准老挝市场，在客观分析老挝电力市场现状的同时，以老挝南椰2水电站项目投资风险为研究对象，对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在投资老挝南椰2水电站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主要风险进行识别与评估，并提出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最后文章总结并提出了中国电力企业如何顺利在老挝开展电力投资的相关对策建议，希望给予其他电力投资企业以启示。
国有企业海外工程项目投资风险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形成，很难再有企业能够置身于这个浪潮之外。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工程类企业，在面对国际市场巨大吸引力的情况下，在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与支持下，也变得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在出海的过程当中，有的企业可谓名利双收，有的企业却也只能铩羽而归。市场终究存在风险，更何况面对完全未知的海外市场，在看似丰厚的利润背后，实则暗流涌动。很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风险频发。而我国国有企业，由于企业成分的特殊性，在为企业与国家创造更多利益的同时，也肩负着更多的义务与责任。 　　本文汇总并列举了中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投资海外工程类项目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风险以及相应的防范措施、规避方法，并通过实际案例加以分析，希望能够对于其他海外工程项目参与者起到参考之用。
长沙县开放型经济评价与发展对策研究

在当前全球经济纵深化发展、国际政治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环境。长沙县位于长沙东部开放型经济走廊的核心片区，是长沙市乃至湖南省对接国内、国际的关键节点，在引领长沙东部开放、带动湖南省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长沙县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不仅是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应有之义，更是为实现湖南科学发展新跨越和率先崛起于中部的必然抉择。本研究以此为切入点，对长沙县开放型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探索。 　　首先，在较为系统的梳理国内外关于开放型经济研究动态的基础上，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两方面，对与本研究相关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整理和评述。 　　其次，对长沙县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现状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沙县实际，建立开放型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从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和综合开放度三方面对长沙县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进行评价，并将长沙县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与江阴市、昆山市、湖南省以及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结果显示2005-2015年间长沙县开放型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其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在湖南省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但与江阴市和昆山市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也明显偏低。 　　再次，为进一步分析开放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文章综合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了长沙县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能促进长沙县经济增长。 　　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指出长沙县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其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归纳，并基于实际就如何提高长沙县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从交通体系、经贸合作、产业开放合作、开放平台、公共服务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对策。
N银行南京分行跨境人民币业务营销策略研究

自2008年跨境人民币业务起步以来，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推动下，跨境人民币业务蓬勃发展，对于银行来说该业务领域内机遇与挑战并存。N银行南京分行做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也是国内首批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的银行之一，尽管在业务开办初期抢得先机，但业务发展进程相对缓慢，在新竞争压力驱使下，N银行南京分行急需优化跨境人民币业务的营销策略以赢得市场。 　　本文在总结梳理商业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特点的基础上，对N银行南京分行跨境人民币业务的营销现状从业务发展、客户特点、产品结构、收益状况及营销模式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其在业务营销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客户基础薄弱且目标客户不明、产品同质化且创新活力不足、渠道优势弱化且团队联动差、定价机制不科学等，并分析了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业务重视度不够、营销模式不完善、营销人员队伍建设滞后、考核激励制度不健全。针对该行存在的问题以营销管理理论为指导，结合N银行经营特点及整体经济金融环境特点，对N跨境南京分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客户进行了细分归类，提出南京分行选择的目标客户群体，应重点发展地区龙头性进出口类、基础结算类、资本类等重点行业客户，培育人民币流通度高的重点区域客户及建设有农业“走出去”金融需求的特色优势客户群等。对其营销策略从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四个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和优化:巩固传统产品优势，加强产品创新及功能性开发，灵活采用差别化定价方式，保持风险收益双平衡;充分发挥网点优势渠道，加强部门间、境内外联动，加快电子渠道建设;采取人员、公共关系、广告宣传等促销手段;同时为保障营销方案实施制定了人员、技术、考核激励、风险防范等方面的辅助配套措施。 　　本文的研究旨在帮助南京分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在市场营销方面进行优化，使其能充分发挥优势，提升综合竞争力，实现跨境人民币业务稳健有序发展。
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研究

农产品贸易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思路，将中亚地区作为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同时颁布了多项政策促进中国与中亚地区的合作，在这些政策当中，农业作为一个重要的合作领域被多次强调，可见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业合作与发展具有较大的空间。 　　但是近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发展存在总额不高，市场分布不均衡，进出口产品单一等问题，究其原因，贸易双方的优势未能互补，需求与供给不对称是双方贸易难以扩大的主要原因。因此分析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各方面的互补性并且根据此结果提出扩大双方农产品贸易的相应建议是本文解决的主要问题。 　　因此本文首先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将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的各项指标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得出双方农产品贸易发展的方向与存在的问题。其次本文运用修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和贸易结合度指数对近十年双方的贸易数据进行测算，得出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的比较优势、贸易互补性以及贸易结合度，并且根据这一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研究表明: 　　(1)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业自然资源和资金、劳动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2)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总量与其他伙伴国间的贸易总量相比仍然较小，分布不均匀。其中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总量最大，与一些国家例如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的贸易体量很小，而与乌兹别克斯坦的贸易逆差较大。 　　(3)在显性比较优势方面，中国在第二大类农产品上的比较优势较大，其余三类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普遍不高且数值层次不齐。 　　(4)在贸易互补性方面，中国在第四大类农产品方面与中亚五国较多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呈现较高的水平，其余三类互补性有待提升，同时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存在互补性不均衡的情况。 　　(5)在贸易结合度方面，中国在肉及食肉杂碎、食用水果及坚果、咖啡、茶及香料、蛋白胨及其衍生物几类上面与中亚五国的贸易联系程度较高，而在谷物、蔬菜、水果加工制品和杂项食品方面的贸易联系程度不高并呈现起起伏伏的发展态势。 　　本文通过对上述贸易描述以及互补性结果的分析，得出了从多个方面加强中方与中亚五国农业贸易的建议。
江苏省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于企业的案例分析

农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基础，随着我国农业资源的日益减少，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正日渐受到重视。江苏省不仅是经济大省，也是一个农业大省，过去的几年，江苏省凭借其经济基础和优越的沿海地理位置，已经率先开始了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探索，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省份之一。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江苏省农业获得更多资源和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摆脱发展瓶颈，实现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江苏省企业积极开展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应该总结借鉴已经“走出去”的企业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教训，帮助以后开展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分析政府应该如何引导以及企业自身应该采取的相应对策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本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江苏省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以及投资规模、经营状况、区域分布、投资来源、行业结构、投资瓶颈等现状特征，对江苏省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有了较全面的了解。通过对具体的企业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江苏省农业对外投资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在投资动机、投资模式、经营中出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对策中的共性问题，并据此提出促进江苏省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江苏省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初具规模，且经营状况良好，不管从区域分布、投资来源还是行业结构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江苏省企业在农业对外投资活动中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点:投资动机主要是资源导向和市场导向;投资初期都选择了绿地投资模式;建立加工中心成为投资中后期的选择;投资中注重与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建立良好关系;投资中普遍存在语言障碍、资金短缺、综合管理人才缺失等问题。针对江苏省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和案例分析中得出的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面临的与政府部门信息不对称、管理难度增加、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等问题，政府应该健全完善相关体系与政策、做好信息平台建设、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开展投资，企业自身应该重视项目风险评估、重视跨国管理人才培养、处理好与东道国人民的关系、注重品牌建设，以促进江苏省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好更快发展。
我国种子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农作物种子对于农业的发展、农业科技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拥有优质的品种资源在农业竞争中占据重要的优势地位[1]。当今世界种子市场份额基本被排名前10名的跨国种子企业独占，自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实施以来，我国的农作物种子市场对外开放，跨国种子企业在我国加快战略部署，我国种子企业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我国种子企业“走出去”有利于解决我国种子企业面临的高端人才和种质资源缺乏的问题，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全球资源能源，从而在全球种业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据统计，我国成功走出去的企业数量较少，主要以杂交水稻为主，品牌较为单一，推广的国家也主要在东南亚以及非洲，采用的方式多为出口贸易，进行海外制种以及直接投资的占据少数。与跨国种子企业相比较而言，我国种业“走出去”处于较低层次和水平。因此，探究我国种业走出去的影响因素对于我国种业能够成功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的梳理，对我国种子企业“走出去“存在问题及原因的深入分析，结合部分企业预调研信息，识别出影响我国种子企业“走出去”的若干因素，包括企业的研发能力、企业管理水平、国内生产成本、市场秩序、市场相关政策、政府支持力度、行政审批手续、我国对种子出口的限制、东道国检验检疫标准、东道国禁止直接进口种子、知识产权保护。根据指标的特点，从企业创新能力、国内市场环境、政府环境以及东道国环境四个方面构建实证分析框架并作出假设;通过因子分析法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研究了各因素对我国种业“走出去”的影响程度及显著性;最后通过案例分析，总结成功走出去种子企业的经验以及模式，并对我国种子企业“走出去”给出对策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及政策模拟分析

本文描述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变化趋势和特征，通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和贸易互补性指数(TCI)的测算，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竞争优势和贸易互补性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Dyn)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FTA双边进口关税减免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及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具有如下特征:(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发展速度快，但农产品贸易的基数小，双方农产品贸易在各自农产品贸易中所占份额低;(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区域集中度高，中南半岛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进出口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四个区域出口相对均衡，但进口更加向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倾斜;(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产品结构单一，特别是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进口主要集中在棉花、植物油、油籽等少数几类产品;(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竞争优势变化朝着更有利于双边农业贸易方向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土地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优势明显提升，可以更好的弥补中国土地资源的不足;(5)“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在不同年份间波动较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农产品集中在少数品种，个别农产品的进出口波动对双方贸易互补性产生较大影响;(6)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不高，并呈现下降趋势，由于双边农产品贸易在各自农产品贸易中的重要性（份额）极低，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并没有朝着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进口结构的方向调整，这将制约双边农产品贸易增长和发展潜力。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减免进口关税显著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福利增长。中国在双边关税减免中受益最大，其次是中南半岛，孟印缅、新亚欧大陆桥和西亚受到负面影响，经济福利明显下降。中国实际GDP增长0.54％，贸易条件提高1.38％，经济福利增长208240.0百万美元。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农业部门受影响程度取决于双边农业关税结构和贸易状况。中国农产品出口显著增长的是加工食品、蔬菜水果和其他农作物，我国羊毛、植物油、糖、油籽、棉花等农业部门的产出受到负面影响，由于国内畜禽肉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我国猪禽肉和牛羊肉在产出增长的同时，出口明显下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关税的减让对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进口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进口增长最显著的农产品是植物油、糖、油籽、棉花和加工食品。由此可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农业进口关税的减免，将进一步提升双方优势农产品的出口。 　　综合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在“一带一路”总体发展战略中，应不断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基于互惠互利原则，适时达成促进双边农业合作和贸易自由化的贸易协议，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开放时间和开放程度做差异化安排。将“一带一路”农业合作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促进我国农业向高值农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加大双边物流等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同时在制度和体制上推进与“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电商，加大双边市场融合的速度和深度。
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以《农谚800句》（种养篇）英译为例

农谚是长期以来农业生产和生活方面的经验总结，在农民中耳口相传，世代相承，成为千百年来农民组织生产、指导生产的一种手段，影响深远。其用语精炼生动，简洁明快，富于哲理，以生活化的语言向人们揭示规律、传授经验、播种智慧等。中国农谚代表着中华灿烂的农耕文明，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农谚应当被视为我国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继承和对外传播。 　　作者选取了《农谚800句》（种养篇）的内容进行翻译实践，翻译字数共12000余字。通过细读文本，作者发现文本中存在大量文化负载词，将其翻译成英文是本翻译项目的一个难点。因此，本文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总结出农谚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以期对其他领域的谚语翻译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任务描述，主要介绍项目来源和作者的任务内容;第二部分是译前准备，主要分析农谚的词汇特点和翻译难点、文化负载词的定义及其英译研究的回顾、英语平行文本的寻找、翻译工具的介绍以及翻译策略的确定等五方面;第三部分从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的关照下，总结出农谚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六种方法，其中包括意译法、替换法、直译法、直译加注法、音译法、音译加注法等;最后一部分是实践总结，详细分析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得失，并总结了文化负载词在其他领域的翻译指导意义。 　　通过对农谚中文化负载词翻译实践的总结和反思，作者认为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归化与异化应该是相辅相成，并有互补的统一关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必须立足文化信息的交流，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感受，客观估计读者的文化接受能力，采取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翻译时需要采取宽容和开放态度，不能过度地“归化”或者“异化”，“归化”有利于让异域读者理解和接受，而“异化”可以传播我们特有的民族文化;“归化”时应不失去原文的味道，“异化”时应不妨碍译文的通顺易懂，这样的译文可兼两策略之长而避其短。
论农谚中修辞格的英译——以《农谚800句》（节选）英译为例

农谚是劳动人民长期生产实践的智慧结晶，是我国农业非物质文化的宝贵遗产。农谚中蕴含了丰富的农业知识，揭示了诸多生产经验和规律，其语言凝练精湛，生动形象，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在倡导继承和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农谚应当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瑰宝加以继承和传播，翻译则是中国农谚对外传播的一种手段和途径。 　　本文是对《农谚800句》一书中“农时篇”和“种养篇”英译实践的总结和反思。农谚中大量使用修辞格，为农谚增添了语言的生动性和艺术感染力。翻译好这些修辞格，使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框架下能够得到全方位展现，使译文读者能够得到近似阅读原文的体验，是农谚英译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因此本文选择修辞格的翻译作为主要讨论点。 　　农谚指集中反映农民生产生活的谚语。在内容上，农谚具有科学性。农谚植根于农业生产经验，在历经实践检验后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大多科学有效。这要求译者注重农谚中农业科学知识的准确传达;在表达上，农谚兼具精炼性、通俗性和艺术性。农谚形式精炼短小，以口语形式流传，取材于普通劳动大众的生产生活，富有泥土气息的同时又有许多带有修辞的文学性表达。这要求农谚翻译需要避免复杂的句式和术语，形成亲切友好的风格，并保留一定的修辞特征。总之，农谚翻译在内容准确性和还原原文风格方面都有较高要求。 　　修辞格指任何赋予言语形象性、增强言语表现力的语言手段或修辞手法。农谚中修辞格的使用，增加了其文学性，也反映了旧时代农民的丰富情感，是农谚语言表现力的重要部分，翻译好修辞格对于译文的生动性和表现力至关重要，但修辞格面临着难以跨语言移植的困境。人类思维和思想感情的共同性构成了可译性的基础，而民族思维方式、文化背景、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又往往造成语际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思维和文化的共性使得某些修辞格同时存在于英汉语言中，可以相对容易在译文中得以呈现，而语言文化的特异性则使得某些修辞格与源语言文字特征密切相关，在译文中难以保留其原有形式。由此修辞格分为相对可译和相对不可译两类。 　　《农谚800句》一书中收录的农谚使用了多种类型的修辞格，其中比喻、拟人、夸张、对比、排比五类属于相对可译修辞格，而借代、双关、顶针、回环、押韵这五类属于相对不可译修辞格。在翻译过程中，作者发现，对于农谚中的相对可译修辞格，大多可采用直译法保留修辞格;对于相对不可译修辞格，只能舍弃修辞形式，保证译文内容完整准确。总之，译者应当以读者为优先，在保证译文内容意义准确的前提下，尽量保持原文的修辞形式，使译文读者也能有近似于阅读原文的感受。
埃及农业发展的评价与前景研究

目前多项研究结果显示，农业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一种摆脱极端贫困的潜在资源。在农村，农民依赖销售农产品维持生计。在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影响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埃及有潜力和有利的农业生产条件来开展符合农民思想和农业政策的农作物，比如小麦、稻谷、玉米和甘蔗的生产. 　　基于前人研究，目前本文研究使用年代差分析法，建立一个农业发展评估系统具体指数，例如，物质装备水平，科学技术普及水平、操作和管理水平、支持水平、产出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和四个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水平。原始数据包括主要农作物、生产率、种植面积、机械、产量、人口、收入和农业增加等主要采用埃及的公共动员和统计中央局、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本文已经完成了这些数据的收集，用来评价埃及农业发展水平与英国、美国、法国、日本、韩国、巴西、南非、中国和印度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 　　评价的总体结果表明，埃及农业整体生产技术落后，土地分散，缺乏农业多样化，主要农作物的生产成本高昂，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大等，由于这些原因，目前埃及农业发展水平正在处于农业发展成熟过程最初阶段。，埃及与中国农业发展水平相比，存在较大的年代差。实际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个年代差更大，这些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农业发展水平就很高了。2014年埃及与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之间的年代差分别为48.86、49.6、45.18和43.32年，埃及与南非、中国、巴西、印度分别为27.58、6.46、21.67和-3.13年。 　　由于目前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埃及仍然处于农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因此强烈建议埃及政府应该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致力于从整体上发展农业。在新总统和埃及新政府看来，埃及与中国有着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埃及政府鼓励私营部门在一般的投资农业领域以及特殊的农业机械领域投资，鼓励农业和其他部门之间联动，为重新发展而努力。 　　根据农地生产力增长速度的结果显示，在新的农业政策下，农业发展能够满足农业预期发展前景。采用高技术播种，灌溉和收获新增面积63万公顷，在2016年可持续发展战略“埃及愿景2030”下，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埃及农业发展取得预期的高发展水平。
中国粮食安全的系统评价和实现机制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注重谋求以量（包括数量与质量，但更偏重数量）为核心的粮食安全，并取得了粮食生产“十二连增”的骄人业绩。但产量偏好型的粮食发展导向，却使我们在粮食产量不断增长的同时，整个粮食产业的竞争力和综合效益却出现严重弱化。成本高企、联动乏力、效益低下、后劲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影响着后续粮食生产的发展并危及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事实证明，“粮食安全”应该是“粮食产业的安全”，而不仅仅是粮食“量的安全”。只有以产业整体为视角的粮食安全战略才能够真正确保粮食的安全，而只追求“量的安全”可能恰恰会使我们失去粮食安全。因而，我们有必要从粮食产业安全的角度来审视和定义粮食安全的概念，重构粮食安全评价系统，研究粮食安全的实现机制。 　　本文认为，粮食安全概念不仅包含粮食总量安全，还应包括粮食质量安全、价格安全、营养安全和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内容。这5方面相互作用、互为前提，共同组成粮食安全的概念系统。基于此概念系统，本文从5个子系统中选取16项指标，通过AHP-GRAP综合评价法对2000-2014年粮食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认为中国粮食安全呈现逐步改善的趋势，具体表现为粮食产能逐步提高、食品质量状况有所改善、粮食价格波动总体稳定、居民购买力持续增强、居民营养状况趋于合理、生态资源条件逐步好转。但同时，中国粮食产业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粮食生产依然没有脱离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对环境资源影响严重;粮食经营依然没能转变小规模、低效率的经营方式，生产成本偏高;粮食产业依然没有改变“短、平、弱”的状况，产业链条不完整、产业综合效益不高，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基于粮食安全的系统概念和评价结果，本文认为，保障粮食安全需要建立有效的粮食产业运行机制，从“保产量”转到“保产业”上来。从目标层面看，应该以高粮食自给率和低储备率相结合的目标驱动解决粮食总量的结构性矛盾;从动力层面看，让粮食产业经营者获得应有的利益，尤其是使种粮农民实现增收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动力;从组织创新层面看，需要整合粮食产业链，培育多元化经营主体，完善新型粮食经营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优化产业经营组织方式，将粮食安全的外部性内部化。建议树立以产业为核心的粮食安全新观念，将粮食产业发展的各个重要方面和关键环节都纳入粮食安全考察体系进行综合考评，从全产业的角度推动粮食产业各方面均衡有效发展;完善粮食管理体制，按照产业链条，将分属不同部门的粮食管理权限进行整合集中，从整体上优化粮食安全管理体系;加强财政和社会资本投入，完善粮食产业基础设施和物质装备，提高粮食产业基础保障水平;以市场机制引导粮食适度规模化生产，加快产前、产中及产后科技装备的研发推广，培育本土化粮食生产、加工、经营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提高粮食产业市场竞争力和整体效益;注重粮食资源有效开发和保护利用，积极推动粮食产业“走出去”，推动粮食产业国际化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精饲料供需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畜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饲料粮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的突出问题。仅考虑个别品种易产生偏差，因此需要从整体上厘清精饲料供需。 　　从主要精饲料原料生产与供给看，饲料可供给总量增长远远超过产量增长速度(1980-2014年增长比例分别为281％和113％)。影响精饲料原料生产的因素在种植业有饲料粮市场价格波动、与竞争品成本收益比较、国家种植结构调整政策、技术进步、自然灾害等。加工业则考虑主产品生产因素、工艺水平、深加工产品深度与需求及本身饲用性能等。借鉴Nerlove的适应性预期和局部调整模型，建立玉米和豆粕糠麸饲料供给量对价格的供给反应两个函数，通过SUR回归发现，前一期饲料供给量与自身价格在模型中都为显著的正影响。玉米饲料与豆粕糠麸饲料供给都具备短期与长期均缺乏弹性的特征，但短期弹性小于长期弹性，供给反应有很强的滞后性，其调整周期不到1.5年。 　　从精饲料消费量来看，我国精饲料消费量从1980年到2014年增长了接近7倍，增长是主要精饲料可供给量增长的2倍多;其中生猪养殖精饲料消费比重最大，但在下降;耗粮量与饲料谷物消费量虽在上升但比重有波动;蛋白饲料比重渐渐达到合理水平;精饲料原料间存在价格边际效应。影响中国精饲料消费变动的因素主要是畜产品需求与饲料报酬。畜产品需求从我国食物消费模式与需求弹性分析。饲料报酬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养殖模式与行为变化、工业饲料普及率提高、科技与管理因素等。通过对精饲料消费影响因素定量分析发现，肉类结构变动对精饲料需求有显著的负影响，即禽肉相对猪肉比重越高，精饲料消费量越小;生猪平均料重比对精饲料消费量正影响较大且显著，肉鸡平均料重比的正影响较小且不显著。 　　从精饲料原料国际贸易看，主要的蛋白饲料原产品大豆与油菜籽自1996年开始净进口且逐年迅速攀升;饲料谷物在1985年后长期供大于求，依靠出口消化产能。然而，2002年后净出口量逐年下降，2008年后净进口量为正，2011年后主要精饲料原料全面净进口。影响我国精饲料原料国际贸易的因素主要有:国内供需平衡情况、国际贸易可供给量、国内外价差、中国购买商的购买能力、中国与主要贸易国粮食与贸易政策。 　　我国精饲料原料供需是否平衡？本文从重量与能量两方面进行了分析。从精饲料供给量（重量）来看，大多年份是超出需求的。从能量角度看，2011年饲料供给能量也超过了动物生产所需能量。未来伴随着饲料转化率与工业饲料普及率提高，精饲料需求可能减少，而供给量略有增加，然而供需矛盾仍然突出且随时间推移加剧。总量上仅是蛋白质饲料不够，然而从结构看能量饲料中的饲料谷物缺口也很大，能量饲料内部结构矛盾同样突出。 　　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四方面对策建议:从供给角度，打“组合拳”提高常规精饲料原料供给数量、质量以及利用效率，增加多种蛋白饲料供给，大力开发与促进非常规饲料的使用;从消费角度，合理引导与调整畜产品生产结构。进一步加大饲料科技的支持力度、加快科技转化率;从国际贸易角度，适当进口肉，保持贸易政策稳定以保证供应，梳理现有农产品相关贸易政策使之形成合力，进口来源多元，充分合理布局全球市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从研究角度，尽快改进与整合目前统计体系，从而能对精饲料供需有更准确把握，为预测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GAMS的全球一般均衡模型构建及应用——以“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自贸区建设为例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共同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积极推进与亚欧非各国的战略对接，同沿线国家合力消除贸易壁垒，共同商讨构建“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激发合作的潜力。中国和中亚国家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中有着很强的互补性。且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理位置毗邻，存在着合作的潜力。“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中亚自贸区建设将极大的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 　　本文构建了基于GAMS的全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并利用模型分析了中国-中亚自贸区建设对中国和中亚各国的影响。从模型构建来看，借鉴了GTAP模型的基本结构，模型中的方程分为五个模块，分别为价格模块、生产模块、贸易模块、机构模块、市场出清模块。根据模型中的变量设置，编制了模型的数据库，即119个国家的社会核算矩阵。对其中的农业生产部门进行了详细的刻画，设置了8个种植业部门，4个畜牧业部门以及林业渔业。社会核算矩阵中的数据主要来自GTAP第九版数据库，结合各国投入产出表以及海关数据等对社会核算矩阵数据进行更新。用最小二乘法对更新后的SAM进行平衡处理。在实证分析中，政策情景设置为中国-中亚地区区域内关税全部降为零。模拟结果表明自贸区内关税减免对成员国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GDP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均有增加。微观层面上产业的产出、进出口影响情况不一。自贸区外国家宏观经济受负面影响。 　　本文共有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思路、文献综述、论文创新点和论文结构。在文献综述中主要综述了CGE模型的理论、发展与应用，社会核算矩阵的构建方法以及自贸区建设对农业的影响;第二章为基于GAMS的全球CGE模型的理论与结构，包括全球CGE模型的五大模块并详细介绍了本研究构建的全球一般均衡模型的方程设置;第三章为全球社会核算矩阵的理论与构建;第四章利用所构建的中国-中亚CGE模型对中国-中亚自贸区建设的影响做实证模拟，介绍了模拟背景、模拟数据来源、模拟原理、模拟方案设置、基准情景模拟结果和实证模拟结果的分析;第五章为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