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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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喀麦隆》初级教材文化因素研究

近年来，在国际汉语教育“走出去”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国别化、本土化汉语教材的编写和适用问题。目前，可供海外汉语学习者选用的汉语教材往往针对性不强，在实际教、学使用过程中不太受学生欢迎，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弃教材不用的尴尬局面。汉语国际教育“走出去”陷入教材青黄不接的困境，必须加快开发国别化、本土化汉语教材。《你好喀麦隆》正是应运面生的针对喀麦隆学习者编写的国别化汉语教材，是汉语和喀麦隆文化因素融合的一次有益尝试，也预示非洲将有更多国别化、本土化汉语教材出现。 　　本文着重分析《你好喀麦隆》第一册文化因素的编写情况，从教材文化因素统计分析和学习者反馈两个方面探究中、喀文化因素的取舍问题。教材文化因素统计分析通过对比分析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展开。宏观角度:统计《你好喀麦隆》第一册中、喀文化因素在种类、数量、复现率、词汇超纲率以及呈现方式上的差异，反映出中、喀文化因素在种类和数量上呈现不平衡的情况。微观角度:对比目前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使用的《新实用汉语课本》第二舨第一册和《你好喀麦隆》第一册两套教材中每一课文化因素的编排情况，得出《你好喀麦隆》第一册具有明显的喀麦隆国别特征，通过“双语双文化”、“中、喀文化因素显、隐性对比”的方式融合中、喀文化因素，反映出编者文化安全战略以及培养双语双文化本土人才的意图。喀麦隆学习者反馈: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之下，对学习者进行调查。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倾向以及文化因素呈现方式，发现教材中呈现的中国文化因素和学生兴趣存在差距;文化因素呈现方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通过访谈，了解到学生对《你好喀麦隆》第一册中、喀文化因素融合情况表示肯定，大部分学习者表示喀麦隆文化因素有必要融入到汉语教材中，在中、喀文化因素比例上，学习者认为应该保持平等、平衡的关系。 　　根据教材分析和学习者反馈可知，《你好喀麦隆》第一册文化因素编写针对性强，具有明显喀麦隆国别特征，较成功地融合中、喀文化因素。但中、喀文化因素呈现不平衡状态;文化因素选取和呈现方式与学习者兴趣和需求存在不对等情况。因此，本文根据以上评估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喀文化选编平衡化、注重文化因素选编趣味性、文化因素呈现应遵循最近发展区和情感过滤假说、文化因素导入显性化、多样性发展以及国别化教材走中外合编的道路的优化建议。最后总结本文研究结果，指出研究不足之处。
中国民俗文化的创造性外译研究——以葛浩文英译《呼兰河传》为例

民俗文化是在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文化涉及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婚丧喜庆、岁时节日、宗教信仰等。中华民俗文化历史悠久，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民俗文化“走出去”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需求。 　　《呼兰河传》是一部具有浓厚民俗文化色彩的作品，反映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民俗民风，文中不乏民俗文化的描写。同时，《呼兰河传》也是萧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被茅盾称为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葛浩文是萧红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曾获得过首届萧红研究奖，并著有《萧红评传》和《萧红新传》。他所翻译的《呼兰河传》以读者接受和可读性为标准，对于文中的民俗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翻译，取得了较好的译介效果。葛浩文所译的《呼兰河传》体现了他的“翻译即背叛”“翻译即改写”“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翻译思想。而这些思想恰恰与译介学的核心观点“创造性叛逆”不谋而合。 　　本文从译介学角度出发，采用定性和案例研究方法，对葛浩文英译《呼兰河传》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分析。论文第一章对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以及论文结构作了一个简要阐述。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对象《呼兰河传》及作者萧红、其英译本及其译者葛浩文，其次梳理了民俗文化翻译的历史及其存在的问题，最后介绍了译介学及其价值。第三章至第五章是本文主体部分和创新之处，分别从“创造性忠实”“创造性叛逆”“创造性妥协”三方面对葛浩文英译《呼兰河传》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指出《呼兰河传》中存在大量关于民俗文化的描写，针对不同的文化内容，葛浩文采用了“创造性”的翻译方法，通过这种独特的翻译策略，最终达到了文化本质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的“忠实”。第六章为结论部分，呈现和总结本文的主要发现和观点，指出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就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坦桑尼亚职业教育发展阶段、特征及趋势研究

中国和坦桑尼亚的友谊源远流长，双方的经济合作、人文交流在近半个世纪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年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积极加强与坦桑尼亚的技术与人才方面的合作，包括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坦桑尼亚一直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较为落后，坦桑尼亚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进入21本世纪，坦桑尼亚政府更是把职业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重点领域，以期能够为国家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技术劳动力，同时能够促进就业、减少贫困。 　　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对不同时期坦桑尼亚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轨迹和主要特征进行认真总结和梳理，对当前坦桑尼亚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挑战进行分析，对未来坦桑尼亚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和希冀。研究分为五个部分:一为绪论部分。内容包括选题缘由、研究的意义、概念界定、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等，可为本论文后续研究做好铺垫;二是从四个不同时期，即殖民时期、尼雷尔时期、后尼雷尔时期和21世纪以来的职业教育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内容包括坦桑尼亚职业教育的发展轨迹、主要特征等;三是从坦桑尼亚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创新性和教育经费等方面入手，分析其职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四是针对问题提出坦桑尼亚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些举措，并对未来发展提出自己的思想和研判;最后为结语，针对现有研究不足提出今后努力的方向。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分析(1978-2016年)

当今经济、社会、科技等建设中，应用型人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与管理。我国在1978年后，由计划经济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快速走向了开放，从一国市场走向了多国市场，加入世贸组织以及通过“一带一路”逐步走向世界。在走向世界中需要人才的储备与支撑，特别是应用型人才。改革开放至今，伴随经济与社会变迁，应用型人才的内涵不断得以丰富与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也不断发生变化，作为与经济最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政策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与引领作用。本文试图综合各要素对这些职业教育政策加以分析，以期较为系统地把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发展历程。 　　本文以时间为轴，以我国促进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政策内容为纲，系统地梳理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政策。糅合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等因素，对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进行阶段划分。研究不同阶段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应用型人才的内涵与要求。基于对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对我国进行的职业教育政策文本与实践进行归纳，并且试图探寻阶段政策执行效果。对选取的职业教育政策文件，依据职业教育发展的鲜明特征与事件进行阶段划分，将研究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恢复中等教育结构，调整中等职业教育阶段(1978-1990);第二时期是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阶段（1991-1998）;第三时期是调整本专科结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阶段(1999-2013);第四时期是调整本科教育阶段，发展本科及以上层次的职业教育阶段（2014-至今）。文章依据政策颁布背景——政策内容分析——政策执行效果的思路对职业教育政策进行分析。 　　文章认为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政策分析，实质上是基于政策分析的视角下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实践的发展研究。职业教育政策在经济因素影响下不断经历弥补、调试与预测，如此循环往复，促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呈现螺旋式发展的态势。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反映出我国政府对人才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同时也显示出当下科技创新主导的经济发展中，需要实现职业教育先行，甚至主导经济发展的转型。
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思想研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全面把握我国当前海洋事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之上，运用一系列新观点、新思路、新战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海洋强国战略体系。因此，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当中关于海洋强国战略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海洋发展之路，建成海洋强国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正是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有关海洋强国的论述，拟通过四个部分内容来进行阐释，全面揭示出习近平的海洋强国战略思想。 　　第一部分为本论文的绪论。在这部分中将阐述文章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对于海洋强国战略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第二部分交代了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思想形成的三大基础。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所提供的机遇和挑战构成了现实基础;习近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理论和党历代领导集体的海洋思想的继承构成了理论基础;习近平在沿海地区任职以及在中央领导工作中不断推进海洋事业发展的实践过程，并从中形成对海洋强国的认识构成了实践基础。 　　第三部分从四个方面阐释了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思想的主体内容。一是依海富国战略思想。转变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目标。因此，要注重提高海洋的开发能力，从宏观上对海洋产业结构进行规划和指导，提高海洋科技水平。二是以海强国战略思想。提高海洋权益维护能力，实现海洋维权能力向统筹兼顾型转变，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方式。因此，要打造现代化海军，提倡依法治海，提高维护国家海洋安全的能力。三是人海和谐战略思想。树立正确的海洋意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是推进人与海洋和谐发展的重要工作。因此，要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的总体布局之中。四是合作共赢战略思想。推动和谐海洋发展观和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构建，因此要加强国际海洋合作，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第四部分揭示了习近平海洋强国战略思想中所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理论意义方面，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海洋思想，构建了中国特色海洋话语体系，进一步诠释了“五位一体”总布局。在现实意义方面，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提供了前瞻性指导，有助于中国和平崛起，有助于实现海洋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操纵理论下十七年儿童文学外译——以《小兵张嘎》和《新儿女英雄传》英译为例

翻译史研究是翻译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梳理翻译活动历程，把握翻译活动规律并给后人以启示的作用。这是由于翻译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活动，更是一项社会活动。翻译史的变迁顺应了人类社会的转化，置身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之中，翻译史亦可呈现出与之对应的不同特点。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的提出为各位译者和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随后，安德烈·勒夫菲儿(André Lefevere)提出的“操纵理论”进一步拓宽了翻译的研究领域。他重新审视了操纵三要素与翻译活动之间的关系，指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系统对翻译选材、翻译目的、翻译策略选择等翻译过程的操纵。自五四时期开始，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开始萌芽。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优秀作品在国家组织下首次大规模地外译至国外，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受阻。尽管已有中国学者捕察到十七年文学的特殊性，并关注新中国(1949-1965)外译研究，但多聚焦于成人文学。儿童文学的相关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译介史研究更是留白。 　　本文基于“操纵理论”视角，将中国儿童文学在建国后十七年的外译活动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旨在探寻其外译历程。首先结合“十七年文学”期间特殊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指出此期间新中国文学开创了以国家机构为主导、政策性翻译为特征的的对外译介模式，以及主要负责儿童文学外译的出版机构。然后从外译地区，外译语种，特殊语种，外译波动等角度出发，梳理并勾勒出中国儿童文学的外译概貌，同时辅以“操纵理论”进行历史解读。最后选取有代表性的两部儿童文学作品，《小兵张嘎》和《新儿女英雄传》的英译版为案例研究，分析在当时社会主义诗学影响下中国儿童文学英译的主要特征。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首先论述翻译史研究的学科重要性，“文化转向”及其“操纵理论”对于译介史研究开辟新视角的重要意义;然后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为文献综述。该章先简要简要梳理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外译史，接着分析了其在建国后十七年期间外译研究现状，总结其成就并指出不足。第三章以“操纵理论”为理论框架，结合新中国在研究阶段特殊的国内形势和外交关系，从对外翻译政策，出版机构，译者构成等方面出发，用量化手段对所掌握的儿童文学外译作品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勾勒出此间儿童文学的外译概貌，包括外译地区，外译语种和外译波动，从而揭示当下政治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外译的操纵。第四章以英译版《小兵张嘎》和《新儿女英雄传》进行文本分析，分析归纳出儿童文学英译在此期间的主要特征。第五章总结全文，指出对相关研究的贡献及其不足。 　　本文基于“操纵理论”视角，以英译版《小兵张嘎》和《新儿女英雄传》为案例分析，勾勒并分析了中国儿童文学在“文学十七年”期间的外译概貌和主要特征。指出儿童文学在以国家机构为主导、政策性翻译为特征的的对外译介模式下，其译介与彼时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息息相关，并严格受控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学和国家赞助系统的操纵。在满足政治诉求和文学要求的两难处境中，儿童文学译者运用了多种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及翻译技巧，一方面再现了当时主流文学思潮和创作风貌，同时为新中国塑造和传递新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本文通过对中国儿童文学在1949-1965期间的外译研究和分析，旨在对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外译的政策制定和战略实施提供一些相关经验和有益启示，以更好响应国家“走出去”的文化发展战略。
“新常态”下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研究——以浙江省义乌市政府为个案

从经济到政治，从市场到政府，从社会到个人，“新常态”正在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中国。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影响下，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政府管理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全面转型。对地方政府而言，一方面，“新常态”意味着昨天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要想明天重新过上“好日子”，就要今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这就倒逼各级地方政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另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肩负着改革攻坚、转型越坎重大任务，对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的各种尝试，加深了我们对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认识，其本身也构成了“新常态”的重要部分。 　　之所以选取浙江省义乌市作为研究的样本，是因为义乌市是一座建在市场上的县级市，承担着十余项国家级改革试点，是名副其实的改革之城和创业之城，被期许为浙江省第四大都市区的核心区。这样多层身份的叠加，使得义乌市在转变地方政府职能过程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先发优势和研究价值。本文提出了义乌在新常态下面临的四大机遇和六大挑战，结合机遇与挑战总结了义乌政府职能转变的举措以及存在的不利倾向和困难，于此基础上提出借鉴经验和解决方案。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深入研究义乌市政府在“新常态”下职能转变的背景、成效和评价，试图探索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有关对策。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论述了地方政府职能研究的背景、意义以及相关研究的成果。第二部分为理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研究所涉及的相关概念。第三部分介绍了义乌的发展概况和典型意义，指出在“新常态”下，义乌市政府转变职能既面临增长下行期、动能换档期、改革瓶颈期、政企磨合期、矛盾叠加期、需求增长期等六大挑战，也有上级领导重视、融入“一带一路”、重构城市定位、行政审批改革等四大机遇。第四部分针对义乌市政府转变职能的具体举措、经验和成效进行评价，并分析其成功的经验在于坚持了改革导向、效率导向、民生导向、人才导向、法治导向等五大导向，但也存在着五个方面困难。第五部分是对策部分，在理论研究和个案剖析的基础上，总结提出了一些“新常态”下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对策思考，认为地方政府职能要向有限政府、综合驱动型、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五大方向转变，打出一套政府职能转型“组合拳”，具体建议在科学界定职能、提升行政效率、加强法治建设、深化综合改革、强化权力监督五个方面做好文章。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地方进口食品安全监管分析及路径设计——以L市为例

随着贸易全球化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进口食品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重要的食品来源，消费者对进口食品安全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但是，进口食品也未必就如消费者所猜想的那样安全可靠，国内外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进口食品安全的管理，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不同食品品种、不同环节，都有不同的部门在管理。甚至不同地方，监管体系都有所差别。监管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职能交叉、模糊与空白地带。 　　整体性治理强调在组织结构上建立协调与整合的连结性机制，其代表人物是佩里·希克斯和帕却克·登力维。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Perri6)首倡整体性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的概念，主张21世纪的政府应为整体性政府、预防性政府、改变文化的政府及结果取向的政府。中国大陆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研究起步于1441年，最初主要集中于对这一新理论的诠释与解析，停留在引介和译介层面，近两年开始逐步转向实践运用。一种思路是引介和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兴起的时代背景、理论溯源、内涵、特征、目标、基本内容和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另一种思路是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分散性治理、无缝隙政府和新公共管理等理论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出现对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对于整体性治理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应用目前不多，在进口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更是凤毛菱角，该研究有助于充实这一领域的理论基础。 　　本文通过梳理当前地方进口食品安全监管基本情况，分析其中部门协作和碎片化管理上的突出问题，以整体性治理视角提出解决方案，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监管体系思路。运用数据分析法，对比历年进口食品相关检验检疫数据做数据分析，用以对比整体性治理前后进口业务变化，反应政策效果。运用案例分析法，以L市Q县进口商品城和综合保税仓库“一条龙”模式为典型案例，并与相关理论连接，以充分论证、详尽透彻地阐述整体性治理与地方进口食品监管关系的一种方法。案例分析贯穿全文，以更加深刻地阐述整体性治理的作用。运用文献研究法。在认真研读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总结，大力借鉴，为本文写作服务。本文的资料来源包括:国内外相关学术著作、论文、书籍、报刊、杂志等。 　　当前形势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正在蓬勃发展，进口食品安全监管问题不仅是关系国民健康安全的民生问题，更是关系国家战略的发展问题。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能更好得消除部门与部门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磨合及矛盾，完善食品安全监管链条，提升监管与服务双重效果。
基于管理者能力视角的企业价值研究——来自2006-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迅猛，2009年末中国股市的市场价值达到了252134亿元，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市值第二的市场，在国家“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战略构想与“注册制”、“新三板”等政策背景的推动下，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融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然而，对于众多成熟度较低的投资者而言，资本市场融资规模的扩大，上市公司数的增长，带来的不仅是机遇，更多是选股困境。此外，管理者作为企业的核心资源之一，受到投资者重点关注，诸多优秀管理者因个人事件未来可能缺席企业经营管理给公司的股价造成了巨大波动，这是投资者过激的反应还是管理者能力长期价值的体现，这不仅引发了投资者对管理者能力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思考，管理者能力真的会影响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预期吗？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管理者能力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者任期、学历等背景特征对企业绩效或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管理者去世、离职、再任职等特殊事件对企业绩效或市场价值影响的研究;基于Demerjian等提出的DEA二阶段方法测度的管理者能力对企业经营行为和经济效果的研究。然而，管理者背景特征、管理者离职等特殊事件对企业绩效和市场价值影响的研究，由于管理者能力测度方法的局限性可能造成偏差;其次，DEA二阶段测度的管理者能力产生的其他经济效应，虽从侧面反映了管理者能力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但不够深入，未能探究其他因素是如何影响管理者能力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最后，DEA二阶段方法虽是较利学的管理者能力测度方法，但在第二阶段剔除公司因素得到管理者能力的过程中未能考虑企业性质和区域变量。 　　基于理论和现实背景，本文参照Demerjian(2012)的做法将管理者能力界定为管理者利用企业资源创造收入的效率，以2006-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同花顺IFIND数据库等进行数据收集，利用修正的数据包络(DEA)二阶段方法测度的管理者能力，实证探究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之后进一步检验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成长性、行业竞争程度、市场化水平下，管理者能力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差异性如何。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1)就整个市场而言，管理者能力与企业价值是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管理者能力应该作为未来价值投资的一个重要指标;(2)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管理者能力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显著，作用效果更大;(3)企业成长性越高，管理者能力对企业价值影响更显著，作用效果更大;(4)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管理者能力对企业价值影响越显著，作用效果越大;(5)市场化水平越高，管理者能力对企业价值影响越显著，作用效果越大。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价值相关理论，为投资者基于管理者能力的股票价值投资提供了指导和实证经验。
政府主导下的中国教育走出去策略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提出要提高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国际影响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和两种资源。 　　在政策基础、法律基础和理论基础的指导下，主要通过资料搜集、访谈和案例等，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走出去的历程。通过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及近年来进行的一些对外教育活动，从规划性政策、来华留学、汉语国际推广、中外合作办学、跨境教育贸易五个方面归纳总结了中国教育走出去的主要内容。 　　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探讨政府推动教育走出去的权利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提出完善政府主导下的中国教育走出去的策略。 　　1.政府要充分行使统筹规划权、项目审批权、活动监督权等权利，把控好教育走出去的正确路径和方向; 　　2.政府要积极履行战略规划与引领的责任，给予教育走出去财务保障的责任，实现《留学中国计划》的责任，强化与引导境外办学的责任，推动跨境教育服务贸易的责任，探索中国教育走出去新模式的责任，充分发挥风险预警和危机干预的责任等，推动中国教育走出去的发展; 　　3.但是政府在实施权利、履行责任的同时，要注意一些不可为因素，如政府不能越位，包括各级政府间不能越位、政府在学校的职责权限内不能越位、政府在教育中介组织的权限范围内不能越位等;政府不能缺位不作为、政府间不能推诿;政府不能不监管等。 　　政府作为中国教育走出去的责任主体，在中国教育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担任好主导者的角色，厘清并建立政府的权利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以现代治理方式推进中国教育走出去。
中国教育“走出去”统计指标体系的开发研究

步入21世纪，中国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规模与质量都很显著，同时，教育国际化也越来越需要从单方面关注教育“引进来”，到谋求教育“走出去”的新高度，以期实现“两手兼顾，平衡发展”。但是现阶段我国教育“走出去”的研究略显不足，本研究试在确定教育“走出去”下的定义的基础上，努力出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教育“走出去”的统计指标体系。 　　在一定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借鉴教育国际化理论，教育国际化指标体系，宏观设计原理的科学合理成分;也同时运用文献研究法、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等研究方法，对进行教育“走出去”的上位词——教育国际化进行范畴提炼;在分析中国教育改革进程中教育统计指标的变化后，尊重我国国情和国际比较前提下，根据“教育资源”同“教育竞争力”的视角，尊重教育“走出去”统计指标架构的原则、依据，并考虑到指标统计的便利性、可行性等因素，构建出教育“走出去”的统计指标，并形成中国教育“走出去”统计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最终构建的中国教育“走出去”统计指标，其一级指标是:空间拓展维度、人力资源维度、财物资源维度、内容载体维度、教育竞争力维度，共5项。二级指标包括“境外办学”、“来华留学生情况”、“教育援外经费”、“对外汉语”、“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与竞争力”等21项，三级指标包括在“境外中国举办的幼儿园”、“教育部直属高校来华交流学生与教师情况”、“教育部用于教育援外的经费”、“国外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杂志数”、“外国人对中国教育的了解度、认可度”等74项。 　　研究结果是构建出符合中国特色的和国际共性的中国教育“走出去”统计指标体系，可供相关使用者评价中国教育“走出去”之现状贡献参考，帮助我国各教育主体就教育“走出去”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诊断，研究丰富了教育国际化理论，丰富了教育国际化评价研究，对推进中国教育“走出去”进程具有一定的作用。
大学英语多元文化缺失研究——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教材为个案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二者的息息相关已经被外语学习者和外语教学界广泛感知和认可。地球村的形成与全球化趋势发展的当今，多元文化越来越成为文化发展的趋向。多元文化与多元文化教育倡导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族裔群体享有平等的文化权利。同时，英语作为国际语言和世界通用语的进程日益加快，通过语言传播国家文化也日渐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因为这些国家认为文化应成为对外交流过程中它们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中国当前正在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因此，作为对外传播与交流的英语语言与文化在当今国内外背景下担当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众多学者发现中国的英语界存在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笔者认为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失语症现象至今仍然亟待解决。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化失语现象仍然广泛存在于大学生、大学英语教学与教材之中。笔者同时发现，英美国家主导的文化在中国多数大学英语教材和教学中被给予过度重视，英美主流国家文化霸权现象对应出现，与此相反，英美主流国家之外的优秀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却被遮蔽和弃置了。 　　为论证和探讨当今大学英语教学与教材领域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多元文化内容的失衡现象的存在和解决办法，笔者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为个案，深入分析本教材四册课本里面的课文文化内容，并以国内的大学英语指导性文件、历次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以及大学英语等级考试改革为背景分析进行研究。此研究基于如下三个主要问题:(1)根据教材文化内容的概括分类，《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教材中母语文化、目的语文化以及国际范围目标语文化的各自分配比例是什么？(2)从教师和学生的视角看，他们对《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的文化内容的期待与评价是什么？(3)关于教材的文化内容的改版，有什么建议？ 　　本论文根据量性与质性并用的方法结合文本细读和文献分析，运用问卷、测试与半结构性访谈对于所得数据与信息进行三角互证。论文包括五部分。首先第一章介绍《新视野大学英语》教材总体情况;同时，考虑到研究的全面背景，关于教材中文化主题的具体分配情况及分析、关于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主义与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体系也在本章进行了介绍。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主要阐述国内外关于中国大学英语教学、语言与文化、教材研究状况和该课题研究的意义。概括而言，这一章是回顾关于大学英语教学与大学英语学习情况的具体化阐述。第三章内容为研究设计和详细步骤的介绍。具体为，从嘉兴学院南湖学院大一和大二学生中选择二百名学生作为问卷与测试的参与者，同时，随机各选四名使用这套教材的老师和学生分别作为受访者，以提供访谈的相关信息。收集数据与信息之后，笔者借助于数据统计、文献分析和文本细读进行量化与质性的三角互证。在第四章，笔者针对大学英语政策制定者、教师、学生和教材编著者分别提出建议，以期弥补现今大学英语领域多元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缺失与失衡情况。第五章为研究结论、启示与不足的分析以及笔者对于今后深入研究的建议。
我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金融对接合作研究

2015年5月，中俄元首发表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提出将两大战略建设相对接。这不仅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经济增长，促进欧亚大陆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而且加快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势必要迅速融合到对接合作的战略框架及其所衍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之中，从而对该战略实施给予全方位的支持。 　　我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在金融合作机制、金融机构业务合作、本币结算、信贷融资以及资本市场和保险业合作方面的发展成效和存在的问题都非常突出。金融合作机制不断得到完善，金融机构互设分支机构并积极开展业务合作，本币结算和货币互换得到各国政府积极推动，信贷融资不断扩大，资本市场和保险业合作发展缓慢。但是，我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金融对接存在多边合作进展缓慢而双边合作为主的特点，这一合作平台缺乏紧密性和约束性。同时，实证研究表明，我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短期内不具备深度金融合作的基础，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双方的功能性金融对接合作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深化我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金融对接合作的发展路径。认为必须要解决金融对接合作的资金基础问题，即需要建立健全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支付体系，利用好国际开放性金融机构和各国主权财富基金;要相互开放证券市场以促进各国证券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各国应鼓励优秀企业交叉上市和加强区域性债券市场合作;健全双方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和金融监管协作机制。我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对接合作已经得到多层面的响应，我国只有积极应对才能将我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变为现实。为此，我国要积极主动加强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政治互信;充分发挥商业性与开发性、政策性银行开展对接合作的排头兵作用，在对接合作中重视保险机构的作用，以完善国内金融机构体制机制建设;加快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和人民币回流机制，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展望双方金融对接合作的未来，我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合作的发展机遇远远大于面临的挑战。我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加强金融合作面临着战略契合、经济联系广泛性等诸多积极因素，也面临着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区域内经济合作机制不健全，大国在该区域博弈复杂激烈等挑战。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不会无视中国雄厚的金融资本优势和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的领头羊的发展机遇，未来双方金融对接合作的空间广阔。
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许多企业走出国门，开始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对外投资，其中“集群式”对外投资变得更加重要，在我国“走出去”战略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国中小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如果他们采取“集群式”对外投资的方式，可以更好的在东道国实现自身的价值，使中小企业集群的优势发挥出来。在理论上，“集群式”对外投资是中小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是中小企业在国际上发挥自身优势的体现。但现实中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以何种具体模式来实现，从理论优势变为现实能力，使这种模式成为解决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的具体途径，这是一个急需考虑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本文从已有的“集群式”对外投资模式出发，找出他们的优缺点，构设新的“集群式”对外投资模式，以解决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问题。 　　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的相关理论，阐明了“集群式”对外投资的现实性，并且分析了现有的不太完善的“集群式”对外投资初级模式，指出了其缺陷，如其中的境外大卖场模式主要是功能单一，没有形成完整的价值链，而境外经贸合作区模式主要是联络机制不完善，处于价值链的末端。为此，构设了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的新模式，并按照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新模式的界定、主体、特征功能和结构及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新模式的形态这样一个思路开展研究。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新模式的三种新形态分别是商贸型“集群式”对外投资模式、工业型“集群式”对外投资模式和综合型“集群式”对外投资模式。本文认为，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模式的构建需要理论上的指导与实践的不断创新，在新模式的不断总结中，才能动态性找到符合实际的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模式。最后，从国际、国家、地方和社会及企业自身层面提出了建议，为实现这种模式提出了促进措施。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中小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发挥集群的作用;中小企业只有采取“集群式”对外投资模式，才能发挥对外投资的集群优势和效应;中小企业在实现对外投资的过程中，需要对“集群式”对外投资这种模式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创新，以适应东道国的要求和环境的变化，动态性更好地发挥“集群式”对外投资模式的功能;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的三种新形态的构设是解决中小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实现方式的新尝试，是解决中小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难”的有效途径。
中国合同公司立法研究

在企业形态相互借鉴甚至相互融合的今天，任何一种企业形态都不再是某种特定类型企业的专利。在公司形态和合伙企业形态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相互借鉴的同时竞争、竞争的同时互相借鉴的发展规律。结果便是，两者的界限在不断被跨越，逐渐呈现出“合伙法人化、法人合伙化”的趋势。一方面，在有限责任公司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合伙企业的精华;另一方面，在合伙企业的演变过程中也主动吸收公司制度的优点。合同公司是一种新兴的商业组织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和合伙企业相互借鉴融合的产物，合同公司汇集了有限责任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和有限责任、合伙的灵活管理以及单税制的税收优惠。 　　首先，合同公司的设立相当宽松，对投资的主体资格和最低注册资本不做要求，其出资形式多样化、出资责任严格化，可以实行电子化登记;其次，其内部的运营管理也有着类似合伙的灵活治理制度，基于所有权和管理权相一致，合同公司的每个成员拥有管理公司事务的权利;第三，合同公司有着非常有利的税收优惠，针对特定行业或者符合一定条件的合同公司可以实行单层税收制度，即只缴纳个人所得税，减轻了企业的税收负担。 　　世界各国商事组织形式变革的浪潮对我国的企业产生了制度竞争，加之我国可供中小企业选择的组织形态少之又少。另外，适合中小企业的组织形态本身就存在很多缺陷，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中小企业需求。而美国的LLC和日本的合同公司则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思路。相较于我国适合中小投资者的企业形态，合同公司有着极大的优势，在“双创”和“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笔者提出了建立我国合同公司的构想。 　　我国未来在构建合同公司制度时，可以渐进的方式突破对出资形式的限制，实现合同公司出资形式的多元化，同时为保证对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实行严格的出资责任。根据当下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在构建合同公司设立制度时对电子化登记做出前瞻性的规定。在合同公司的内部治理上，以合同自由和公司自治为理念构建我国合同公司的治理模式。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一致，每个股东都拥有管理合同公司事务的权利，允许股东通过经营协议的方式经营和管理公司，股东经过协商可以选择成员治理或者经理治理模式。为降低合同公司的治理成本，合同公司可以不设立股东会、监事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在合同公司的税收制度方面，从美国LLC的发展过程来看，美国I.R.S.逐步对LLC采取的宽松税制是美国LLC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在未来构建合同公司时，不妨借鉴美国I.R.S.的做法，打破法人实体必须缴纳法人税的桎梏，分别构建单层征税的合同公司（只缴纳个人所得税）和双重征税的合同公司（公司缴纳企业所得税、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对国家给与税收优惠、减免政策的特定企业且实行成员治理模式的中小型合同公司应实行单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