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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内市场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不断加大,我国粮食市场出现生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现象,且出现粮食生产结构不平衡现象,部分品种出现阶段性过剩,而部分品种对外依赖度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对粮食生产数量安全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粮食生产数量安全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粮食供需现状、警情评价及预警进行研究,提出有利于加强我国粮食生产数量安全的政策建议。<br> 本文从粮食生产数量安全现状及历史出发分析粮食生产数量安全,对粮食生产、消费、贸易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影响粮食生产数量安全的因素,并求解了影响粮食生产数量安全的人均耕地阈值和粮食安全储备阈值。从粮食生产、消费、价格和供需平衡的角度,设立粮食产量增长率、粮食自给率、玉米自给率、大米自给率、小麦自给率、粮食实际价格指数和粮食消费波动系数等7个指标,组成粮食生产数量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历史数据和理论分析,分别对各警情指标的警限阈值进行划分,划分为无警、轻警、中警、重警4个警度,其中有警警度分为正向有警和负向有警,分别代表粮食生产过剩和不足。利用警限阈值,对我国改革开放后警情指标的警度进行分析,得出粮食产量增产率、玉米自给率、大米自给率、小麦自给率是最容易发生有警警情的指标。利用独立性权数法确定7个警情指标的权重,并分别对不同警度进行赋值,计算出每年的综合系数。通过对综合系数值进行分析,划分综合系数的警限阈值,对综合指标进行警度的划分。利用综合指标的警度对历史各年综合警情进行分析,得出1984-2015年无警年份21个、轻警4个、中警4个、重警3个。发生中警和重警的年份主要是由于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和粮食生产品种不均衡引起,价格和消费波动的影响较小。综合指标评价结果与历史粮食供需失衡较为接近,说明设立的警情指标体系符合历史事实。最后,综合全文研究结果,提出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提升科技水平、优化粮食生产结构、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和完善监测预警体系的政策建议,提高我国粮食生产数量安全的综合水平。
近年来,我国食糖进口贸易呈现出激增的态势,我国食糖进口量占世界食糖进口规模的比重不断攀升,至2016年我国已经成为当年世界上食糖进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因此我国食糖进口贸易有可能存在大国效应。鉴于此,本研究采用VAR模型,就当前我国食糖进口贸易是否存在大国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食糖进口与蔗糖产业安全进行了探讨。<br> 通过构建平稳的VAR模型,本研究应用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技术,研究发现当前我国食糖进口贸易不存在大国效应,即当前我国食糖大规模进口并不会显著影响国际市场上食糖的价格。同时基于我国食糖进口数量和国内外食糖价格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在短期内国内外食糖价差是当前我国食糖大量进口(甚至激增)的主要原因,而在长期内,我国食糖进口主要是为了弥补国内食糖产需的缺口;与此同时,我国食糖进口量对国内食糖价格的影响程度较高。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来看,食糖进口量都对国内食糖价格形成较大的冲击影响,尤其是当前这种食糖超过配额外的大量进口,会对国内食糖价格形成打压,不利于保持国内食糖价格随生产成本的攀升而上升,因此会挤压国内食糖生产的利润空间,并且在目前这种食糖内外价差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食糖进口量超过配额外的进口将会成为当前我国食糖贸易的常态。另一方面食糖国际价格的上涨,从长远来看会对我国食糖进口规模产生抑制,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食糖的贸易条件,从而扭转当前食糖进口激增的局面。<br> 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开放的视角,重点就蔗糖产业安全、蔗糖产业保护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和剖析。研究认为出应该摒弃传统的、机械式的以进口规模和对外依存度来评价蔗糖产业安全的做法,而应该树立开放、动态和全局的蔗糖产业安全观念。在立足于保障国内食糖长期稳定供给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合理的食糖进口规模,有保有放,把蔗糖产业保护的重心放在提高蔗糖单产,提高蔗糖产业的效率和未来产能上。<br> 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指出不仅要认识到食糖进口贸易存在大国效应的条件,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到大国效应的两面性,充分认识利用国际食糖市场和国外农业资源的合理性;针对蔗糖产业产能,本研究提出了提升蔗糖产业产能的具体措施;针对食糖进口的政策管理,本研究提出应该抓住食糖贸易博弈的主动权,打击走私,确保食糖的有序进口,分散进口来源地,降低我国食糖进口的贸易风险;而针对保证国内食糖的长久稳定供给,本研究提出还可以大力发展淀粉糖等蔗糖的替代品,以及到海外投资食糖产业等政策建议。
最近几年,电子商务的变化发展可谓是瞬息万变,城市与农村的电子商务的发展差距以及农业与其他行业的发展差距都是比较大。经济的全球化,国际间的交流愈发频繁,用电子商务进行的商贸活动成为了大家节省时间又节省钱的方式。恩施地区的优势产业之一就是农业,恩施州农业资源条件优越,全州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值较高,所以把恩施州的特色农产品和电子商务有效地结合起来,对加快州内的农业传统产业的升级来说意义非凡。本文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有查阅文献、实地调查和资料查询法,论述了农业的电子商务基础理论,对湖北恩施农业的电子商务发展的现状进行了调查,举例说明了恩施州目前几种特色的农产品的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阐述了恩施在发展农业电商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要素和条件。同时看到了恩施的农业电子商务发展中的劣势并进行了分析,但也看到了恩施州发展农业电子商务所拥有的优势,然后结合劣势与优势,提出了解决对策。目前恩施州的农业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着成本高,供求信息不能及时更新,供应链不成熟、电商人才缺乏等问题。<br> 通过研究发现我们是可以看到恩施州发展农业电子商务的前景是非常好的,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发展农业电子商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为促进恩施州地区农业发展,改变州内闭塞的状态,需要积极建立大型的物流园,龙头企业、农户与物流企业进行合作,改善当前的物流环境,还需要积极培养电商人才,政府可与湖北民族学院商讨开设有关农业电子商务的课程,营造出学习农业电子商务的氛围,培养更多的电商人才提高州内整体的经济水平,还要加强对农民的互联网认知度,让农民看到互联网能够让农产品走出去,不愁农产品没有出路。当然,政府的作用不能忽视,政府不仅要给予大力的资金支持,还要在法律制度上面支持,加强农产品的标准化建设,鼓励恩施州的大学生硕士生回到家乡,建设家乡,给予大学生更多的创业补贴,特别是电子商务专业的大学生,鼓励他们能回到恩施为全州的电子商务及经济建设作出贡献。湖北恩施州的农业的电子商务目前有三种模式,初级模式、高级模式和第三方模式,但是发现,第三方模式采用的最多,然而由于农产品知名度的问题,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所以在采用成本、门槛最低的第三方平台模式时,不仅要打造出自己的产品知名度,还要结合湖北恩施的特色农产品,既要借鉴国内外现有的成功模式,又要实现自我创新,利用外部机会,发挥内部优势,迎接外部挑战,把恩施打造成一个充满着恩施味道、具有恩施特色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从而实现全州的快速健康特色的发展。
随着贸易成本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加重,其已经开始演变为决定贸易行为是否发生的关键性因素,是当前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研究的重点。中国茶叶贸易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据着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如今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下,中国茶叶出口贸易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以往文献主要侧重于对茶叶贸易竞争力和茶叶贸易比较优势等方面的研究,在茶叶贸易成本这一研究视角处于空白状态,而在实际的茶叶贸易中贸易成本是客观存在的,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使本文研究和分析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理论意义。<br> 本文从茶叶贸易成本角度出发,从贸易成本的涵义、中国茶叶贸易成本的测度以及茶叶贸易成本对茶叶贸易增长的影响效应这三方面,参考以往众多学者们对其相关研究方法,建立起中国茶叶贸易成本的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对于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茶叶贸易成本进而促进中国茶叶贸易增长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理论意义,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br> 本文首先运用国外学者Novy(2011)由改进的引力模型推导的贸易成本测度公式(该公式是目前国内外测度贸易成本最具有全面理论基础的方法),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中2005-2014年近10年的中国对外茶叶贸易数据,对中国茶叶贸易成本进行测度,并分析其近10年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茶叶贸易成本随时间推移整体基本呈现下降趋势。2005-2014年间中国茶叶贸易成本整体下降了21.58%,下降幅度较大。其中,中国与亚洲茶叶双边贸易成本在这10年间下降了7.57%,与非洲下降了16.47%,与欧洲下降了3.81%,与北美洲下降了15.10%,与南美洲下降了33.34%,与大洋洲下降了30.47%。<br> 在贸易成本测度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贸易增长影响效应模型进行构建,发现茶叶贸易双方的产出总规模增长和茶叶贸易成本下降是中国茶叶贸易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实证检验了茶叶贸易成本对茶叶贸易增长的影响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贸易双方的产出总规模增长对中国对外茶叶贸易增长的影响效应最高,为71.48%;茶叶贸易成本下降的影响效应次高,为65.13%;而多边贸易阻力增加的影响相应为负值,说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茶叶贸易增长。还发现,对不同贸易地区,茶叶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影响程度不同。茶叶贸易成本下降对促进我国与北美洲茶叶贸易增长的影响效应最高,达到79.73%;与亚洲、欧洲、南美洲以及大洋洲的茶叶贸易成本下降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效应也较高,分别为68.47%、72.57%、64.70%和70.31%。<br> 根据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从提升茶叶生产水平和推动茶叶贸易发展、加大对外开放程度并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强基础交通建设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提出四点进一步降低我国茶叶贸易成本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茶叶贸易增长的政策建议。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政府和企业正在积极调整思维,开拓非洲市场,以便能借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在博弈非洲市场中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非洲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使得非洲市场环境有了很大的差异,政治不稳定、经济欠发展、社会基础不完善、技术水平落后等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安徽种子企业要走出去、参与非洲市场竞争,那么安徽种子企业如何进入非洲市场?选择进入什么地区的非洲市场等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目前非洲作为发展不成熟的国际市场,世界各国企业都在积极参与,但是相对于国际种子企业米说,安徽种子企业经济实力弱小,中小企业在进入非洲市场时存在明显的盲目跟风,主要原因是企业对自身、对市场的认识不足,缺乏有效系统的营销策略。因此,了解安徽种子企业和非洲市场的投资环境,对于安徽种子企业进入非洲市场,有效提高安徽种子企业的参与度、积极性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br> 本文以“结构—行为—绩效”理论(SCP)、SWOT范式、PEST范式以及“市场细分—目标市场选择—市场定位”理论(STP)为依据,综合运用文献查阅和实证分析法:运用SCP理论分析了中国种业市场竞争环境并且通过DEAP软件测算了中国种业市场绩效;SWOT范式分析了安徽种业市场优劣势;以PEST范式为框架,运用主成分分析了非洲市场国别环境。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进军非洲市场的目标市场营销策略(STP),最后以安徽荃银高科进入非洲市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进入非洲市场目标的选择、市场拓展的方式以及市场服务体系的建立。<br>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国内种业市场已经饱和,继续开拓国内市场的难度较大,同时安徽种子企业相对于其他种子企业来说,有些明显的不足,但是安徽种子企业已经具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的力量;第二,非洲各市场发展极不平衡,从国家投资环境来看,排名前四位的是加蓬、南非、尼日利业和阿尔及利亚,从地区投资环境来看,非洲南部市场、北非和中非投资环境较好,最后是西非和东非市场;第三,在实施营销策略时,从非洲整体市场来看,非洲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应采取无差异性营销策略,但是从地区市场米看,应采取差异化营销策略,从国家市场来看,应实施集中性营销策略;第四,以STP营销策略为基础,以安徽荃银高科进入非洲市场为例,系统的阐释了安徽荃银高科进入非洲市场近10年的历史,在这10年的发展过程中,安徽荃银高科是如何进入选择目标市场,如何拓展目标市场以及利用本身的优势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市场服务体系,最后,安徽荃银高科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取得巨大的效益、在开拓国际市场方而获得了丰富的市场经验,这对其他安徽种子企业进入非洲市场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农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为缓解我国资源环境约束、粮食安全形势、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鼓励和加快企业“走出去”成为了迫切需求。在农业“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下,民营企业近两年发展迅速,成为超过国有企业的主力军。但由于农业行业具有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敏感性强等特点,民营企业产业链条整合度低、规模较小、竞争力不强,融资渠道窄、审批程序繁杂,加之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复杂多变,竞争激烈,使民营企业对外农业直接投资(简称OFDIagr)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科学准确的风险分析和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民营企业对外开展农业直接投资活动成功的基础和保障。<br> 本文选择四川、云南两省在境外开展农业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区域经济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国际投资风险理论和已有研究成果构建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因子分析法和熵权-TOPSIS法对民营企业OFDIagr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价。主要内容包括:(1)依托项目组对两省企业对外农业直接投资信息数据的采集,描述性统计分析两省民营企业OFDIagr的现状;(2)运用SPSS20.0软件和因子分析法构建民营企业OFDIagr风险评价指标体系;(3)将熵权法和TOPSIS法相结合构建复合评价模型,对两省民营企业在东南亚投资的6个国家进行风险评价;(4)为民营企业未来开展OFDIagr决策和风险应对提出对策建议。<br> 研究结果表明:(1)两省民营企业OFDIagr的增速快,发展地位重要,且地缘性投资明显,集中在亚洲东南亚地区,但资产规模较小,投资年限较短,专业性人才缺乏,行业投资不均,投资效果有待提升;(2)民营企业OFDIagr面临风险复杂,其中农业企业国有化风险、利率风险、农产品税收风险、企业发展战略风险4个风险因素与其他19个风险因素相比,重要性相对不明显;(3)19个风险指标提取7个公因子得到政治风险、资源风险、技术风险、环境风险、市场风险、交易风险、管理风险,构成7个一级指标和19个二级指标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4)两省民营企业就单一风险下在东南亚6国投资的风险大小各不相同,从综合评价来看,老挝、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的投资风险逐渐递增。<br> 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对策建议:(1)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加大政策支持;(2)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3)重视技术和人才,增强国际竞争力;(4)合理做出投资决策,避免盲目投资;(5)加强企业自身管理,提高风险应对能力;(6)严格实施社会责任标准,树立良好企业形象;(7)建立国家风险评价体系,正确引导民营企业投资。
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其可持续发展却受到农业发展深层次矛盾的制约。农业投资属于长效过程,涉农公司有着其独特的一面,面临许多现实问题,比如进入门槛低、同业竞争大、产品受季节等自然因素影响大等,其发展遭遇瓶颈期。作为农业生产组织的排头兵,涉农上市公司引领着农业企业的发展方向,承担着创新和现代化的重任,提升涉农企业绩效成为研究农业经济的重中之重。此外,不容忽视的是,人情关系是中国的重要属性,在各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禁引起我们思考,是否可以通过顺应中国风土人情来伺机发展农业经济呢?在此背景下,企业的关系投资能否为企业谋求利益最大化成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br> 本文通过梳理关系投资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在委托代理理论、行为金融理论、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的基础之上,界定涉农上市公司、关系投资等相关研究概念。手工搜集整理CSMAR数据库和巨潮网关于我国涉农上市公司2008-2015年政企关系投资、银企关系投资、企企关系投资的具体数据,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关系投资指数,综合衡量企业主要的关系投资,创建实证模型,采取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远回归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涉农上市公司关系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还以产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其在涉农上市公司关系投资对企业绩效中的调节作用。<br> 研究表明:第一,我国涉农上市公司盈利性偏低,政企关系投资、银企关系投资、企企关系投资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第二,不同类型的关系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向不同。政企关系投资与企业绩效呈现“U型”关系,仅当政企关系投资达到一定比例时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作用;银企关系投资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高昂的关系维护成本不利于提升企业绩效;企企关系投资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增强企业合作将推动企业发展;综合关系投资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第三,所有权性质在关系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存在负向调节作用。<br> 研究启示:第一,理性看待政企关系投资,找到企业最优政企关系投资临界点,避免出现政企关系投资不足或出现崩盘效应。第二,全面认识银企关系投资,以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企业谋求发展的要素。第三,灵活运用企企关系投资,增强自身谈判能力。第四,加强对外交流学习,坚持“走出去引进来”方针。
由于我国人口数量众多、经济基础薄弱,中国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扶贫工作一直是我国政府工作的一项重点和难点。其中,产业扶贫是一项有效的脱贫措施,依托产业对区域进行扶贫开发可以保障扶贫成果的长效性。在我国,贫困地区往往具有位置偏远、资源匮乏等特点,难以依托第一、二产业进行区域扶贫开发,因此旅游扶贫成为了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手段,依托旅游业进行的扶贫开发在过去多年取得了较好成效。2013年精准扶贫的概念提出以后,旅游扶贫的实施机制开始逐渐与精准扶贫理念相结合,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开始探索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如何利用精准扶贫的理论体系,更好实现旅游精准扶贫成为近年学者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同样也是本篇论文研究的重点。<br>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旅游扶贫开发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实施中的障碍,指出了旅游开发中存在贫困户识别和保障贫困户精准受益等难题。本文结合精准扶贫理论中“四个精准”即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的要求,指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探讨了旅游精准扶贫中需要精准识别旅游帮扶地区、人口;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培养旅游发展意识、差异化开展扶贫、精确帮扶主体责任四个措施进行精准帮扶;精准管理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过程;最后对精准旅游扶贫措施进行精准考核。<br> 本文根据精准识别的要求,将旅游扶贫开发类型根据扶贫目标地区依托的优势旅游资源进行了分类,总结出生态旅游型、文化旅游型、景区依托型三种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类型。通过实地调研和资料总结,分别以四川省生态旅游型扶贫示范点——雅安市“茶产业生态文化旅游经济走廊”、文化旅游开发型扶贫示范点——阿坝州理县桃坪乡羌寨、景区依托型扶贫示范点——甘孜州稻城县为例,分析精准扶贫视角下三种主要类型的旅游扶贫类型采取的具体精准帮扶措施,将乡村精准旅游扶贫理论具体化,以期能充实我国乡村旅游扶贫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滞后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也越来越严重,由于基础设施的经济特性和技术特性,如何集中足够的资金来确保必要的基础设施投入一直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道难题,我国也不例外.传统融资方式,如利用外资、金融机构贷款等,由于种种因素限制,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而加强基础设施投资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迫切性使得融资方式创新成为必然,资产证券化正是实现这一目标最有力的工具之一.资产证券化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种金融创新之一,其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资产证券化融资的基础是具有可预期的稳定现金流入的资产,这对于流动性较差的经营性基础设施存量资产是一种较好的变现方式.本文试图将资产证券化与基础设施项目相结合,在对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运作原理、模式、风险及其控制等作出剖析的基础上,希望探寻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道路.论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第1章组成,从阐述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况开始,介绍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情况以及融资困境,并指出资产证券化是解决基础设施资金短缺的有效途径.第二部分由第2章至第4章组成,主要针对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概念和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论述.包括资产证券化产生和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资产证券化融资结构;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程序等,并对资产证券化的收益、成本与风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将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工具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现实意义.第三部分由第5章至第6章组成,对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具体运作模式进行了实质性探讨.首先对在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市场的重大意义进行阐述,然后分析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及其难点,以期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中丌展资产证券化融资业务.然后以我国当前的法律、市场、政策等条件为基础,提出了在我国开展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融资业务的两种交易形式,即国内资产—海外投资者形式和全部国内化形式.
自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利用各种优惠政府吸引制造型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而大部分制造型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都采取了商品进入、契约进入和投资三类主要方式进入和机会性试验者、战略投资者和市场主导者三个阶段循序渐进.而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传媒市场时,而是根据中国政府对外资传媒政策开放的程度变化来决定进入中国传媒市场方式和阶段的程度.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传媒市场时,与制造型跨国公司逐步由低层次进入高层次的方式不同,一般一开始便进入较高层次,主要采取传媒产品进入方式.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大陆传媒市场也可分三个阶段:广告、出版分销、影视传媒产品三个阶段.跨国广告公司是改革开放初期随制造型跨国公司一同进入中国大陆传媒市场的,并控制了在华几乎跨国公司的广告业务;继跨国广告公司之后跨国传媒集团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大陆出版物市场,以出版物分销为主,如一些与时政新闻关联程度较低的软性杂志、期刊、非新闻类书籍作为进入我国出版物市场的突破口.随着政府对出版物限制的逐渐取消,跨国传媒集团通过投资、合办等形式,国外一些原版杂志、期刊、报纸和书籍也逐步进入了我国出版物市场.由于电视影响大,中国政府对跨国传媒集团电视媒体的进入采取严格的审批制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在大陆工作的外籍人士和级别较高、规模较大的教育、科研、新闻、金融、经贸等确因业务工作的需要,通过中国政府批准的各家境外卫星频道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代理,播出的内容必须统一到一指定的个平台上再上国内指定区域播出.目前,境外电视媒体进入大陆主要有三种模式:与国内媒体联合播送;向国内电视台、宾馆出售电视节目;电视频道直接落地.现在还没有一个境外电视频道可以直接进入全国的有线网络--目前国内有线网开放还仅限于广东一地.传媒特区虽限于广东,但全国传媒企业和媒体都可通过特区学习境外传媒运作方式,同时也可降低国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影响,让人们有个适应期.对境外跨国传媒集团采用限制性进入、对等落地协议和开辟传媒特区的方式无疑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创新之举.在一定范围和限度内让跨国传媒集团落户内地,带动中国传媒业的产业升级.这种走出去、请进来的渐进式竞争策略不仅体现了我国传媒业及其管理层积极参与传媒全球化竞争的气魄,也表明我国政府在选择一种更有效、更灵活、更务实的机制.
经济发展被看作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而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这种变革的主要特征.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间,专业市场,这一独特的浙江现象的产生发展以及与对浙江经济的推动,无疑是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在现实中的最佳诠释.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在全国普遍建立以及中国的入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专业市场面临着功能与地位下降的现实问题与理论争议.专业市场如何立足于分工与专业化,寻找新的比较优势,从而进入新一轮的现代化创新与转型——即自身功能创新和外向型的发展策略,以更好地服务于浙江经济,成为本文的写作初衷,并在文中尝试着解答这些问题.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步骤展开.首先通过对斯密、杨格及杨小凯等人的分工理论与模型,从理论上验证专业化分工对浙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专业市场是分工与专业化的产物;通过相关性的分析,得出专业市场的发展又进一步加深了分工与专业化,推动浙江省经济的市场化与区域区际间分工深化,进而提高了浙江省经济的竞争力.其次,客观分析了专业市场目前面临的困境及机遇.通过对内生与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整合,分析并得出了专业市场要向现代化的流通组织形态演进,其主要手段就是自身功能的创新与走出去的外向型的发展策略的结论,并结合前文的分析结果提出些许参考性的建议.文中插入了大量的小资料和小案例以丰富说明.此外,社会资本与专业市场结合的提出,是本文未作深入但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对外工程承包在我国外经贸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发展对外工程承包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更让我们意识到积极发展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事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目前我国在发展对外工程承包方面还存在诸多的制约因素,面临着很多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我们对对外工程承包的研究在一些方面(如:供需判断、微观行为决策、制约因素及其对策等)也还存在着不足.本文即针对当前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之处,根据形势的需要,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对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发展展开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本文首先对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市场环境、发展历程、战略定位及发展现状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宏观供需判断和微观决策问题进行了研究;然后,又进一步考察了我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制约因素,并对其内在成因做出了较为深入的探究;最后,就我国对外工程承包发展策略提出了相应的建议.通过分析与研究,本文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得出结论和建议:我国对外工程承包总体上还处于供给决定状态;在区位和行业的选择上要巩固原有优势,并逐步开拓新的增长点:同时在企业改革、技术创新、金融服务、人才培养、工程咨询和信息获取等方面也要逐步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相对较低,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区位和方式选择上存在着若干值得加以深入探析的空间,因此就有必要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为依据,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实践为基础,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和分析.这既是本文的出发点,也是本文的目的.本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范围、方法和框架;第二章则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回顾综述,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这些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问题;第三章主要介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以及现实状况,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利用外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以明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位和发展方向;第五章考察日本、韩国和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以提供我国应借鉴的经验;第六章分析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区位选择的基准,并提出了具体选择策略;第七章通过比较对外直接投资三种进入方式的不同特点,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进入策略.
在世界经济格局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中国通过“引进来”境外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文化思想等,在发展的浪潮中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已经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开放,不仅中国的企业走了出去,“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更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了良好机遇。然而,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文化殖民主义”都成为横亘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上的阻碍。<br> 文化殖民思想源于殖民主义阶段。殖民时代后期,西方殖民者逐渐放弃以领土制服和武装霸权进行的殖民主义活动,通过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文化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输出,实现征服他者的目的,而城市物质空间则是这种文化殖民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其中,文化殖民主义实施力度最高、体现最充分的城市物质空间便是殖民地的规划建设。定位为殖民政府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成为宗主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试验田,为了彰显其文化话语权,快速实现统治阶层的权力与地位,殖民地规划和建筑具有浓厚的文化政治思想。当今,这种文化殖民并未消失,只是以更为隐匿的姿态进行延续。<br> 笔者借鉴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方法,通过分析伪满洲国时期的长春“新京”规划、法属摩洛哥时期的拉巴特和卡萨布兰卡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法属阿尔及利亚时期的阿尔及尔炮弹规划,以揭示“殖民地”城市物质空间形式与文化殖民的关联性。本文旨在认识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内在逻辑,促使我们对当前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诸多现象产生的原因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通过解构西方霸权话语,判断在城市和建筑空间中是否暗含文化侵略思想,避免文化“引进来“时的无意识“被殖民”;另一方面,寻求合适的方式构建对外城市建设和文化交流,规避可预见的问题,避免文化“走出去”时遭遇文化殖民误读。
在文化外交日渐频繁的今天,孔子学院作为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前沿阵地,作为各国了解中国的窗口,肩负着让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使命。汉语学习者通过学习中华文化,不但能进一步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有一定的认知,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不必要的障碍和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获得国际舆论支持,增进中华民族与世界民族的感情。<br> 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文化教学始于2007年,已形成自己的规模和特色。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是中国在喀麦隆语言文化交流的平台,不但增进了中喀两国文化交流,也为今后开展更多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可能。<br> 本论文主要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论文研究意义和方法以及相关研究综述,并对论文中几个重要的概念加以界定。第二部分主要是文化外交概述,主要讲述了文化外交的概念、文化外交的功能、文化外交与其他外交的关系和区别,以及文化外交的相关实践。第三部分主要是通过介绍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的文化组织功能,分析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在喀麦隆的重要作用。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目前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文化教学的现状以及在文化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第五部分着重阐述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文化教学的特点。第六部分通过站在文化外交的视角下,对雅温得第二大学文化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以便提高其文化教学水平。第七部分主要阐述了汉语教师与文化外交的关系,通过对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文化外交意识的调查,分析汉语教师文化外交意识和能力在文化教学中的重要性,最后阐述汉语教师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的文化外交能力,<br> 本论文主要通过站在文化外交的视野下,以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为个案,分析文化教学特点和作用以及文化教学所表现出的文化外交功能。论文通过分析强调汉语教师在提升自身的知识技能外,还要在文化教学中注重提高自己的文化外交意识和能力,从而使孔子学院的文化教学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发挥更大的文化外交功能,进一步促进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