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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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塑造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越来越快，企业公共外交的现实需求日益扩大。企业在海外发展中面临的也挑战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代表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企业发展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形象塑造需要企业开展公共外交，企业开展公共外交是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塑造国家形象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企业塑造企业形象，获取海外公众的信任，取得竞争优势的内在选择。企业参与海外竞争是以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为前提，然而仍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开展企业公共外交可以维护企业良好的形象，进而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保证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可见企业公共外交与塑造国家形象具有内在同一性。同时企业是非国家行为体，在海外发展、传播文化中有较好的接受度，与政府外交优势互补。在企业公共外交塑造国家形象的路径选择上，需要强化观念，重视品牌建设和质量建设，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服务。再次需要建立相应的文化传播、企业责任、风险防控的体制机制等。最后作为企业本身需要加强人才的培养和本地化运营，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赢得信任。对国际政治风险和跨文化陷阱，懂得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益。 　　企业公共外交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和障碍，这些问题具有共性，主要表现在企业自身实力不足、跨文化差异以及外部舆论的压力等方面，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企业缺乏公共外交意识、公共外交能力不足;企业单打独斗，尚未与政府和民间组织等形成合力;而且复杂的国际环境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开展公共外交、塑造国家形象的最大阻力。针对这些问题，首先要提升企业公共外交意识、法律维权意识并加强政府引导;其次，要尊重企业东道国的文化，求同存异，主动促进文化融合;然后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倡导合作共赢的理念;最后要处理好舆论问题，加强与当地媒体合作，借助当地媒体说好中国故事。政府在企业公共外交中要做好引导工作，完善企业海外投资立法，推动企业公共外交研究，为企业开展公共外交提供法律、制度、智力支撑。
武汉城市外交研究

全球化的日趋深入重构了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以国家为主体进行外交活动的传统外交模式正在悄然发生改变。以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行为体开始活跃在外交舞台，城市外交的发展丰富了传统外交的形式和内容，城市外交逐渐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外交形态。从城市发展角度来看，它为地方竞争力的提升和自我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而在更深远的层面，城市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之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城市为维度的外交战略能为国家总体外交打开新局面，以点带面，促进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将武汉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城市外交研究。 　　自清朝末年通商开埠，武汉市揭开了城市外交的序幕。本文先后回顾了晚清时期、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二十世纪末的武汉市城市外交历史，并介绍了新世纪以来武汉市的国际化战略和当前“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为武汉市带来的新机遇。武汉市城市外交也抓住机遇，广泛开展对外经济和文体交往，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外交和国际友好城市外交，尤其以武汉市同法国在各领域合作最为亮眼。但目前武汉市城市外交仍面临国际化程度不够、缺乏城市外交领域高端人才、城市自身特色挖掘不足、缺少与友好城市实质性交往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加快转变武汉市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并建立新型城市外交运行机制。其次，要立足地域特色，准确进行城市品牌定位并细致维护城市品牌，运用媒介推广传播城市形象。此外，还要发挥地方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大对武汉市城市外交人才的培养力度，保证武汉市城市外交资金充足，建立发达的城市外交服务设施，为武汉市城市外交营造良好环境。武汉市正处于“复兴大武汉市”的战略阶段，这些举措将为武汉市这一中部崛起领头羊提供实现宏伟蓝图的机会，这也契合了武汉市“国家级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
中印农产品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逐渐成为国家之间合作的新形式。“一带一路”是中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常态下探索农业发展新形势的有力举措。中国和印度同为农业大国，又都是金砖国家的成员。截止到2016年，中国是印度的第二大出口国家，印度是中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国。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继续推进，两国经贸、政治关系得到持续好转，双方的农产品贸易发展也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双边农产品数额不断增长，农产品贸易结构也持续得到优化。但是中印两国的农业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对较高，印度农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笔者经研究发现，双边的贸易发展不稳定与不平衡共存，中国的农产品贸易始终处于逆差的状态，并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由于中国是个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国家，可耕地面积较少，因此中国对印度主要集中出口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印度作为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可耕地面积占据国土面积的60％以上，土地资源型的农产品占有比较优势，印度对中国主要出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鉴于资源禀赋间的差异，大力发展两国农产品贸易，值得大力研究。即在“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推进过程中，探索如何进一步扩大中印农产品贸易发展规模，如何有效的规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两国农业发展水平，实现中印农产品贸易平衡等问题。 　　笔者基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中2001-2015年中国和印度农产品贸易数据，采用SITC Rev.3分类标准，利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法，综合分析了中印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论文在综述贸易理论和梳理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印农产品贸易总量和产品特征关系，初步得出中印在农产品贸易领域具有互补性的结论。然后利用SITC Rev.3下的二分位数据计算了中印农产品贸易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贸易结合度指数(TII)、贸易竞争力指数(TC)、产业内贸易指数(IIT)、农产品贸易互补性指数(TCI)，定量分析中印农产品贸易关系。研究表明，中印双边农产品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同类农产品更多是以互补性为主，不存在竞争性关系;印度在农产品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中国在对印度农产品贸易方面处于劣势，竞争力优势偏低。 　　最后，笔者综合上述的分析，结合“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推进，侧重于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发展中印农产品贸易的政策建议，主要从政府和企业两个维度，包括加强政治互信，建立中印自贸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构建农产品物流体系，运用电子商务营销，扩大农产品贸易的种类等。
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贸易潜力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和美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在两国贸易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经济全球化为中美贸易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两国的经贸合作进一步加强，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飞速发展。据联合国数据库数据表明，2002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额仅为161.65亿美元，2015年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到1259.41亿美元，13年间翻了近8倍。因此，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贸易潜力对进一步促进中美贸易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文结合相关国际贸易理论，在查阅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介绍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历程，然后剖析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特点，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主要以加工贸易形势呈现。紧接着论文论述了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相关因素，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两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度重视，由于中国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美国政府又对其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实施管制，科研人员数量和专利申请数量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贸易的深化和扩大。随后，笔者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就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贸易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笔者分别对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非效率模型进行回归，测算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等国出口的贸易效率值，并以此为基础剖析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诸因素。最后，针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笔者在定性、定量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潜力较小，其中贸易效率值虽呈不断增大的势态，但增长幅度较小。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表明经济规模、人口总量等核心变量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贸易有显著地促进，而地理距离则有显著地阻碍作用。贸易非效率模型的结果显示自贸协定、班轮运输等非效率项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额正相关，而政府监管质量则与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额负相关。
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研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将“开放发展”单列一章，并入五大发展理念，成为全会的一大亮点。开放发展理念将对外开放放在发展战略的高度地位，深刻揭示我国开放发展的基本内涵。开放发展作为发展战略的对外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它不是只在强调对外经济活动，如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吸引外资、经济合作等，而是把对外开放上升为一种理念，更多的要求人们在所有工作中用全球视野、全球眼光来谋发展，利用好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开放发展理念要求以共赢开放为最终价值、以全面开放为核心内容、以公平开放为唯一尺度、以安全开放为底线标准。 　　改革开放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变化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给我国开放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国际环境上，从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转入低速增长期;世界大国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相对不平衡性，使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重要，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推动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新一轮产业革命蓄势待发，全球价值链分工在深化;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新分化，发达国家争先夺主导权。国内环境上，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增长速度、发展动力、经济结构等方面出现新的特点和趋势;国内改革长期处于攻坚区和深水期;当代中国正在跨越三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准确定位我国当代的具体国情;中国经济依靠的劳动力和资源红利发生新转变，将对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首先，开放目标要实现东西并进、陆海并举、内外联动的空间平衡;其次，实现开放发展以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为重点、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和自曲贸易区建设的开放格局、依托完善健全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以港澳台人民共享开放红利为最终归宿、努力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这些思想呈现以下新特点:将马克思主义开放理论同当前中国开放实际相结合，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统一;将提高自我开放能力同实现世界共赢目标相结合，体现包容性与竞争性的统一;将开放红利惠及全国人民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达到人民性与民族性相统一;中国的开放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繁荣离不开中国，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融合。 　　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体现新时期的开放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在国际上，有助于维持世界经济平稳发展，促进各国合作交流;促进亚洲区域性发展，加强区域一体化进程;为其他国家开放道路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其次对于国内，有利于促进我国改革伟大事业的不断前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阶段目标;深化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丰富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内涵新特点。
鄂南羊楼洞地区茶文化发展研究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茶文化是广大人民在茶叶种植、加工、饮用等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羊楼洞地区主要是指以羊楼洞所在地蒲圻（今赤壁）为核心的鄂南地区，该地区人民在近代中国茶业发展中，结合本地茶业发展优势，创造了独具本地特色的茶文化。这一茶文化通过中俄茶叶之路传播到远在万里之外的蒙古、俄国等地，对本地和茶叶输入地产生重大影响:推动本地区乡村近代化进程，促使茶叶输入地形成“不可一日无茶”的饮茶风气。现今，该地茶文化仍充满活力，成为茶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 　　因而，全方位研究羊楼洞地区茶文化发展历程，从历时性出发，分析该区域茶文化的生成、发展、传播、传承等，对于理解茶文化实质、丰富中国茶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和“万里茶道”申遗的提出，羊楼洞地区作为“万里茶道”重要节点的历史地位得到肯定，茶文化传播的历史意义也得到认同，该地茶文化知名度也随之扩大。在此背景下，研究羊楼洞地区茶文化，对于有效挖掘该地茶文化资源，促进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结合历史学、茶学和文化学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以羊楼洞地区茶文化为研究对象，对羊楼洞地区茶与茶文化的嬗变、茶文化的积淀、茶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其影响、茶文化的传承与复兴等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羊楼洞地区茶及茶文化的发展历程，分兴起到发展、兴盛到鼎盛、衰落到复兴这三个历史阶段来阐述该地茶文化嬗变的过程。第二章具体分析羊楼洞地区在茶业发展过程中积淀的具有本地特色的茶文化元素，包括茶文化建筑、运茶工具，茶类、砖茶品牌、制茶技艺、茶风俗和茶文艺等，总结该地茶文化特色。第三章从动态视角，研究羊楼洞地区茶文化的传播及其影响，从传播的历史契机、传播主体及路线、传播影响等方面来探讨羊楼洞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第四章探讨“羊楼洞地区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综合分析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万里茶道”申遗视域下，如何实现羊楼洞地区茶文化的当代复兴。主要从传承砖茶制作技艺、复兴淳朴茶俗和保护羊楼洞明清古街这三个方面论述茶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与保护;从整合砖茶品牌资源、打造茶文化艺术节、发展茶文化旅游等视角，论述茶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结语部分，阐述茶区人民将传统的业茶精神、智慧和毅力在茶文化复兴中继续发扬，或可借助“万里茶道”申遗东风，实现“砖茶之乡”当代崛起。
从汉硕论文选题对比看两岸华文教育的协同创新

世界汉语教学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随着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尤其是“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构想的提出，如何加强两岸对外汉语教学的交流合作，实现两岸对外汉语教学的协同创新，无疑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尝试通过对比考察两岸汉语教育硕士的毕业论文选题情况，来窥探两岸对外汉语教学的系列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协同创新策略。 　　本课题经过对比考察，认为两岸在对外汉语教学上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教”的层面。大陆视野较为宏观，而重点不够突出，而台湾在与国际接轨方面较为领先，更具创新性和针对性;大陆更重视对汉语教师储备力量的培养，台湾更重视对在岗教师的能力提升。主张，两岸可以合作定期举办华文教育论坛、合作开展对外汉语教师的培养培训。 　　二，在“学”的层面。大陆更关注学习者本身及习得规律，而台湾更重视通过“学”的研究来探讨“教”的改善，两者的倾向性不同。主张，两岸可多交流沟通，共同探索新时期对外汉语教学的思路与模式。 　　三，在“教学以外”的层面。大陆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而台湾侧重台湾的本土文化以及华语文化的推广。主张，两岸应当在正视双方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在文化传播实践中取长补短，协同创新。两岸测试标准和语言本体研究各有侧重，则需要两岸能够合作建立规范标准的测试评估体系、整合双方的华语文教育学术资源。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肯尼亚合作研究

当前国际上政治经济新秩序面临深刻调整，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仍然存在，各国经济复苏乏力，而国内改革也步入攻坚期和深水期，面临着新形势、新变化，“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出现深刻变化所提出重大举措。“一带一路”坚持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原则，在已有的合作机制上推动地区建设，实现各地区的繁荣发展，以实现战略对接，打造利益共同体为目标，而肯尼亚相继提出“向东看”政策和制定《2030年远景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带一路”战略形成了战略对接的态势。现阶段，非洲已经被纳入“一带一路”的重要区域，而肯尼亚的地理位置优越，海陆交通便捷，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在非洲地区的重要战略落脚点国家，同时也是新时期中非产能合作的前沿试点示范国家，当前，中国与肯尼亚的合作正在务实推进，并取得早期硕果。 　　本文以“一带一路”为切入点，分析中国与肯尼亚合作的进展、挑战以及展望。首先分析肯尼亚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肯尼亚不仅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历史的渊源，还占据着地理位置，和拥有独特的地缘经济价值。其次，分析了中国与肯尼亚的合作基础、合作方式、合作进展以及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肯尼亚合作的发展机遇。然后，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与肯尼亚合作必然会受到多重风险性挑战，从战略安全方面、公共债务风险、安全稳定环境以及大国竞争因素分析对中肯合作的影响。最后，虽然中国与肯尼亚的合作面临多方面的制约因素，但是机遇大于挑战，并从战略对接、经贸合作、风险规避、合作平台等4个方面，提出深化合作的路径。
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研究

国际话语权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日益成为各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争夺的战略目标。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的实践，利用“主场外交”和“首脑外交”在国际活动和重要外事场合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尽管如此，中国国际话语权仍然与其实力处于失衡状态。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努力构建与中国身份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进一步提升中国形象，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威慑力。 　　国际话语权是塑造国家大国形象、提升国家影响力的重要保证。拥有国际话语权，可以依据本国利益参与国际议题的设定、国际规则和秩序的评判、以及引导国际舆论的发展，从而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本文是以十八大以来为时间跨度，利用文献研究、图表对比分析等方法着重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文稿进行分析，以探究公共空间之上的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国际话语权构成要素分为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平台、话语反馈五个部分，论述了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十八大以来中国构建国际话语权所进行的各种实践，并利用国内外各主流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报道论述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状。尽管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但是中国仍然面临国际社会中话语权“西强东弱”的不平衡格局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等问题。针对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这些挑战，本文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提出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改善中国话语环境的路径选择:一方面要做好经贸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等“硬”文章，另一方面要做好“媒体传播”、“人才培养”等“软”文章，软硬配合、相得益彰。
佐科执政后中国与印尼经贸合作探析

被誉为“千岛之国”的印尼地处亚洲东南部、横跨赤道，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也是全球人口数量世界第四的发展中大国。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也呈现出新的变化。佐科执政后中国与印尼双边贸易合作的诉求上升到新高度，受外部环境影响、印尼自身产品进出口结构的优化等因素影响使得双边贸易结构和规模有所调整，投资环境的改善促进了中印互联互通以及双边产能合作的深入，双边经贸合作呈现出印尼较依赖中国市场，双边发展战略高度匹配，双边贸易关系机制化的特点。在全球经济回暖背景下，中印双边经贸面临政治交流机制良好、经济需求互补、区域合作发展、印尼经济改革的新机遇，同时也面临来自印尼国内与外部因素的双重挑战。在新形势下，印尼应进一步加强经济建设，优化投资环境，中国应兼顾投资与风险防范，处理好与经贸地区的关系，更需要中印双边在战略合作、区域合作、扩大合作领域方面共同努力。
中国与巴基斯坦文化交流研究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关系是国家间关系的主要构成部分，这四种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国家关系具有重要影响。文化关系是国家间关系的内在交流，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的精神载体，是国家深层次关系的象征。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同时，作为国际外交的一种手段，文化交流和文化外交在国家外交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作为两种不同政治文化体制的国家，中国与巴基斯坦却有着非常良好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随着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中巴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但是，相比中巴政治、经济、军事关系，中巴文化关系发展非常滞后，中巴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巴民间文化交流比较少，从而阻碍了中巴全面性和深层次关系的建设。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巴基斯坦的渗透日益加强，越来越多的巴基斯坦年轻人逐渐向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看齐，这对中巴文化关系乃至中巴全面关系的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巴基斯坦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不能仅限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而是要建立一个全面的长期的合作关系，包括文化关系，任何一部分都应该重视。中巴友好关系来之不易，文化关系作为中巴全面关系的短板，需要通过加深中巴文化交流来维护和升华中巴全面关系。而加强中巴文化交流正是本文研究价值所在。本文主要研究中巴文化关系现状、异同点及困境，并提出一些促进中巴文化关系发展的措施，希望能对中巴文化关系和全面关系建设起到一定的作用，并为中国文化外交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区域选择、现状、风险及防范、盈利绩效情况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中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正逐渐丧失其主导地位，但仍将在现阶段持续起到重要作用。中国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是获取战略矿产资源。因此，中国采矿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最重要的标准是东道国的资源是否丰富，同时当地政府是否政策友好，不会阻碍我国采矿业企业的进入。我国采矿业企业应特别重视行业敏感性的问题，这往往是我国矿企海外并购失败的头号强敌。而海外并购过程中的“本土化”，将会有效帮助企业全方面应对海外并购中的各种风险。宏观方面，中国政府应借鉴美国、日本政府对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力度。在商业信息情报和融资贷款等企业难以控制的方面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持。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结合数据与案例，并参考第三国采矿业OFDI发展历史，以及本国采矿业企业海外并购案例，希望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企业，了解本课题现状情况，帮助企业在海外投资活动中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指导实践，有所借鉴。
香港人身保险的发展及其对境内保险的借鉴

近年来，随着海内外保险业务范围的逐渐扩大，国内保险业发展增速显著。但是伴随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深，国内人身保险行业面对来自海外市场的逐步渗透，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尤其是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出现持续贬值，在这样的形势下，香港人身保险兼具保障功能、美元资产配置功能以及税务筹划功能的特点，成为境内投保人竞相追逐的优质海外投资标的。 　　本文首先从总体上分析了人身保险的相关理论。其次，以香港人身保险的发展为切入点，将之与境内人身保险对比，从而发现境内人身保险现存的问题。最终得出结论，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香港人身保险发展历史悠久，具备相对完善的监管制度。首先，主要体现在立法对人身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要求较低，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对于部分违法行为上升至刑事责任的高度，以及中介监管从“自律”走向“他律”的监管侧重等方面。其次，近些年，香港人身保险公司开始打造“合资公司”、“金融服务集团”的保险高级发展模式，这种模式高度依赖于银行及保险公司对合作利益理性追求的“满意度”。境内虽然明确分业经营的金融发展模式，但各家银行也纷纷开始以收购人身保险公司的方式将银保合作逐渐向混业经营靠近。本文将以中国银行收购中航三星人寿保险公司为例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最后通过本文的系统性分析，提出境内发展人身保险的可行性建议，包括进一步完善立法和监管制度，加强银保深入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产品更加简单而丰富，这些才是调整境内人身保险行业供给侧的立足之本，也是维护境内人身保险市场秩序的有力保障。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发的进程，国家经济实力的持续增长，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稳步增长，已居世界前列，我国正处于由引入外商投资国转变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转折点，因此，在我国进一步推进“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尝试研究有哪些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样，随着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化的需求和意愿日益增强，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朝着市场化进程做出了多次改革，以配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努力满足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的实际需求。 　　鉴于此，本文选择聚焦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化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研究对象，整理了国内外对汇率和FDI两者关系研究的文献，结合成本效应、财富效应、风险规避效应等理论基础对二者之间的传导机制进行了阐述分析。在详细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人民币两次重要汇率制度改革的情形后，本文选取了1982-2015年人民币年均汇率和我国OFDI流量作为样本数据，对人民币汇率变化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之间的关系和动态进行了分析实证，通过使用描述性分析、ADF单位根检验、AEG法协整关系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得出结论: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人民币升值都会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增加，贬值的作用则相反。 　　最后，本文根据经验研究的结论，在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我国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引导等方面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中资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创新及风险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

当前，国家正在紧锣密鼓地布局“一带一路”，该战略的深入推进将带动我国众多企业的国际贸易融资发展，国际贸易发展势头的加快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在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往来，促进我国国际综合实力的提高。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层次、水平不断提升，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国际贸易融资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这对中资银行的国际贸易融资服务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需求。在“十三五”以及今后十年、二十年间，国家必将持续对沿途国家的投资、贸易、金融等方面进行建设。显然，中资银行将在这些地区获得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实施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经贸合作面临较大风险和挑战，给中资银行开展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带来了较大的障碍和风险。中资银行应如何正确把握这个新时期，进一步调整出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 　　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战略对中资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发展的影响这一角度来探讨中资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经营发展问题。首先，基于现阶段中资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现状，对新形势下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呈现的新特点进行研究和分析，然后阐述了中资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主要品种和展业模式，着重梳理了现阶段中资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发展中受到的制约因素。 　　其次，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实践层面总结出中资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如何从产品创新、结构创新、管理创新和布局创新四个维度寻找业务突破口，通过理论与案例相结合，探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资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创新的路径。 　　再次，从实务操作层面分析了新形势下中资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面临的风险。主要从地缘政治、代理行资信风险、商品市场风险、客户信用风险几个角度分析。 　　最后，文章结合国际环境，从理论上和具体措施上对中资银行如何加强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风险控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