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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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凭祥-越南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方案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合作方式的创新。跨境经济合作区作为一种促进沿边地区开放的新模式，逐渐成为我国平衡东部沿海与西南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其中，构建中国凭祥—越南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便是一项重要设想。 　　本文对中国凭祥—越南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方案进行研究。首先，从地理区位、经济贸易、政治基础和往来交通，管理配合、贸易结构、越方贸易壁垒、安全隐患和配套设施等方面分析建设的优势和劣势条件。接着，对国内外典型的跨境经济合作案例进行分析，提炼典型化特征，提出建设中国凭祥—越南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可以从中借鉴的经验。结合上述分析，根据凭祥、同登的实地调研情况，本文提出了中国凭祥—越南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功能定位与基本思路，构想了产业规划，主要包括跨境贸易、进出口加工、国际金融、现代物流、跨境旅游和配套产业等。本文还分析了中国凭祥—越南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建成后对中越两国产生的合作效应，如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投资扩大效应、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效应、降低边界屏蔽效应、辐射效应和试验示范效应等，并对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等区域合作项目，展望合作区的发展前景。最后，本文提出了中国凭祥—越南同登跨境经济合作区在贸易、金融、税收、通关、市场准入、管理机制、法律与安全等方面的政策举措。
产业集群、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率

本文从企业创新效率这一问题出发，发现我国大量的研发投入并没有有效的转化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高新技术，创新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如何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集群知识溢出以及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所构建的二维创新环境的角度对企业创新效率进行研究。结合“新-新贸易理论”以及“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借鉴Melitz、Ottaviano(2008)异质性模型，通过微观企业数据建立集群与OFDI行为的双重技术溢出模型，综合使用PSM估计、PSM-DID估计以及生存函数模型估计等研究方法对创新效率进行研究。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发现，无论是集群企业还是非集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于集群组而言，是否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密集度以及创新效率的影响均显著大于非集群组，说明产业集群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对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进一步的扩大作用，从而使得集群企业创新效率明显偏高。OFDI能够降低企业终止创新的风险率，而集群行为所带来的双重知识溢出能够显著的延长企业创新时间周期。从进一步的分类别回归来看，OFDI行为所带来的延长企业创新效率持续期的作用也会因产业集群特征的影响而有所差异。 　　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在现有政策基础之上进一步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力度，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寻找自身产业定位，最大程度吸收国际先进生产技术经验，为我国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在国内加大专业型以及多样型产业集群建设，创造技术溢出的多重环境，加快信息技术交流，促进我国企业从“模仿中学习”走向“创新中学习”，缩短模仿中创新的时间，积极推动“模仿效应”向“创新效应”转变。
中国技术寻求型OFDI产业升级效应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深入实施和“一带一路”战略付诸实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不断扩大，投资东道国地区结构和投资流向的行业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中国产业结构历经调整阶段、升级阶段和优化阶段而不断趋于先进，但产业结构仍然不够合理，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的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关系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当下，中国OFDI的动机不断从传统的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向战略资产寻求型转变，而技术寻求型OFDI作为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了中国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 　　中国OFDI产业升级效应存在直接传导机制和间接传导机制两种理论机制。直接传导机制依托于产业转移，通过边际产业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推动中国国内产业升级;间接传导机制依托于技术进步，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先进技术追随效应推动中国国内产业升级。中国技术寻求型OFDI产业升级效应的理论基础是间接传导机制。 　　在宏观层面，本文将L-P模型中对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的测度引入Chenery“标准结构”，以Hoffman系数和产业层级系数测度中国产业升级情况，利用2005-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技术寻求型OFDI产业升级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技术寻求型OFDI通过影响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影响中国产业升级，这种逆向技术溢出需要中国国内人力资本吸收才能更好发挥技术寻求型OFDI产业升级效应。 　　在微观层面，本文选取中国企业技术寻求型OFDI成功与失败两方面案例:中国吉利汽车公司并购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案例和中国TCL集团并购法国阿尔卡特通讯公司案例，根据Dunning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所有权(O)、区位(L)和内部化(I)三个视角分析两案例结果差异的原因，佐证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 　　结合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结论，本文认为:中国应鼓励企业向能够带来逆向技术溢出的先进企业投资，并从重视技术人才引进和培训等方面采取措施以充实人力资本，充分发挥技术寻求型OFDI的产业升级效应。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及其效应分析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多边贸易体系被逐步边缘化，区域贸易协定已成为区域合作的新手段。“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面对深刻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采取的开拓对外合作开放空间、激发国内经济增长活力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众多，合作方式复杂多样，尽管国家已经出台战略蓝图，但是对于具体战术并未做细致说明。那么在“一带一路”开展的过程当中，究竟要采取怎样的合作模式，中国与沿线国家具体能收获哪些利益，下一步如何开展FTA建设，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签订（多）双边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稳定经贸关系的重要手段。本文在对国内外经济政治局势研判的基础上，以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抓手，针对“一带一路”创新地提出了四大合作模式。其中，双多边特惠式合作模式和多维度泛化式模式从产业角度对合作方式进行了探究，其模式可概括为“三通三达”。战略要塞重点突破的丝绸经济之路模式及合作伙伴全线贯通的海上丝路合作模式则从地区角度开展研究，二者在兼顾合作区域全面性的同时考虑将中亚作为重点合作区域，其特点可概括为“一个点五条线”。 　　本文运用GTAP模型，设计了三种不同的贸易政策，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进行模拟。从宏观经济与产业变化两个角度对“一带一路”沿线诸国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全面测度了GDP、社会福利、贸易条件、产业等的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大量的实验与计算，对“一带一路”下我国未来FTA战略路径进行了分析和预测。 　　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实施的贸易自由化会给中国与沿线国家带来正向激励，而对未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产生负面效果。从宏观角度看，倡导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会使中国和沿线国家在宏观经济层面产生正向推动效应;从产业角度看，通过降低关税，中国及沿线国家产业将朝着各自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中国土地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受益于关税减免将得到发展，而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由于市场放开将受到冲击;在我国下一步FTA战略选择上，本文通过模拟实验得出先与印度、俄罗斯、伊朗开展FTA谈判的结论。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研究——基于经营绩效与交易绩效维度

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和企业“走出去”战略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步伐不断加快，参与跨国并购的企业和涉及金额随之不断增加。因此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究竟如何，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分析。 　　本文选取2010-2014年沪深两市参与跨国并购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财务指标研究法和事件研究法分别从长期的经营绩效和短期的交易绩效两个维度对企业跨国并购的绩效展开研究。在财务指标研究法中，本文选取定位于企业盈利能力、资产运营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四个方面的9个财务指标对跨国并购的经营绩效进行了研究。在事件研究法中，本文测算了样本企业股价在跨国并购事件期内的每日平均收益率和每日累计收益率，从股价异常波动的角度对跨国并购的交易绩效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跨国并购的发生非但没有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反而使其下降。从短期来看，跨国并购的发生的确提升了企业的交易绩效，企业股东获得了明显的超额收益。此外，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企业持有国家股比例、并购后对目标企业控股权的不同会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的经营绩效和交易绩效。就经营绩效来说，跨国并购进入北美洲的企业的经营绩效最优，欧洲次之，大洋洲最差;国家持股比例越低，对被并购企业的控股权越高，跨国并购的经营绩效越优。就交易绩效而言，跨国并购进入大洋洲的企业的交易绩效最优，欧洲次之，北美洲最差;国家持股比例越低，对被并购企业的控股权越高，跨国并购的交易绩效越优。最后本文分析和总结了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双边贸易：三重距离视野的分析与实证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贸易是最重要的一根支柱，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聚焦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间空间跨度大，地理距离远近不一，文化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有大有小，在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下简称“海丝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中，不仅受地理距离的影响，而且受文化差异、制度差异等非地理因素构成的某些障碍的影响。有研究将此类障碍也视为一种距离。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就地理、文化和制度意义之三重意义的“距离”对于中国与海丝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梳理与实证研究。 　　现有研究文献基于传统的和扩展的引力模型的实证方法，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对于贸易的影响整体为负，但已有研究的一个明显缺失，是缺乏一种综合视野，将三重距离置于一个框架下考察。在距离的测量方法上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也均以欧式距离为普遍测度方法，本文试图通过在基本回归基础上加入门限回归来求得距离影响力的门限范围，并探索新的距离测量的方法即因子分析法。 　　在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现状梳理中发现，双边贸易总体势头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外一直保持良好。基于贸易成本和贸易风险双重视角，本文分别对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对贸易的影响机制做出了分析。 　　通过2002-2014中国与海上新丝路沿线27个国家的实证分析，本文证实了双边的贸易流量由GDP、人口等基本国情因素决定，同时距离对贸易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传统引力模型中的地理距离，三重距离对贸易的影响均是显著的。其中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有其门限值，在门槛范围内与贸易的关系显著为负，超出了门槛范围则负效应会减弱。
Dear Life（节选）汉译实践报告

“地球村”时代的文化交流要求我们本着“走出去”与“引进来”的精神理念，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文学翻译，尤其是小说翻译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基于自身的翻译实践和兴趣爱好，笔者以加拿大女作家AliceMunro(艾丽斯·门罗)的短篇小说集Dear Life为翻译实践和研究对象，并撰写了这篇论文。源文本选自Dear Life的第一章(To ReachJapan)、第二章(Amundsen)和第十章（Dolly）。本文旨在以翻译的目的论作为理论指导，从译入语的视角出发，对所选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动作、环境描写以及小说中独具特色的诗歌进行了汉译研究，通过仔细揣摩中西方读者的接受视角和文化背景差异，在阅读分析和理解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并采取恰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进行汉译，致力于实现译文在目的性、连贯性以及忠实性上的有机统一。 　　本翻译实践报告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是翻译任务描述，对翻译任务和翻译要求进行了简要描述;第二部分是译前准备，主要包括文本特点分析、理论准备以及平行文本阅读;第三部分是有关原文翻译难点的案例分析及采用的翻译方法;第四部分是结语。 　　本论文在翻译目的论的指导下致力于在使译文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期望，希望本文能对Alice Munro小说的相关研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我国中西部城市商业银行脆弱性评价研究

银行体系是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银行体系健康地发展对国民经济平稳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银行体系脆弱性的一面，而银行体系脆弱性正是爆发银行危机的前奏。城市商业银行的前身是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城市信用社，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甚至部分城商行的核心指标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银行的平均水平。我国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发展战略后，中西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不仅在推动这些战略实施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帮助当地中小企业融资方面也起到关键作用。此外，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区域间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距，也造成了不同地区城市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差异。在此背景下，对中西部地区城商行脆弱性状况进行研究是有必要的。 　　本文选取了中西部地区18家城市商业银行进行脆弱性评价分析，样本涵盖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四个地区，能够代表中西部地区城商行的经营脆弱性现状。 　　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 　　(1)介绍了中西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历程及脆弱性现状，并归纳出我国中西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现阶段的发展新趋势; 　　(2)分析了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 　　(3)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评价分析了18家样本银行2008-2014年脆弱性状况; 　　(4)针对实证结果，并结合成因分析，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降低我国中西部城市商业银行脆弱性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为: 　　(1)城市商业银行脆弱性因素既来源于银行内部因素，又与当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2)中西部城商行脆弱性主要表现在资产质量脆弱性、资本状况脆弱性、资本金补充压力、操作风险这四个层面; 　　(3)北京银行、包商银行、洛阳银行排名相对靠前;长沙银行、徽商银行、重庆银行、成都银行、富滇银行排名处于中游;宁夏银行、兰州银行和青海银行排名长期处于末位。从整体结果来看，城市商业银行的脆弱性程度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中部和西南部省会城市商业银行的脆弱性程度要低于西北部地区城市商业银行。
长沙窑的灵魂——釉下彩瓷纹样的深层审美探究

纵观古今中外文明史，长沙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监略妥注》中有:“舜陶于河滨，而器不苦窳”，记载了长沙窑铜官陶瓷烧制技艺的源远流长。早于殷商之前，舜帝就带领先民在湘江河滨开始了制陶之业，进行原始的陶瓷创作。釉下彩是瓷器釉彩装饰的一种，又称“窑彩”。它的问世，对后来的宋、元、明、清时期，甚至现今的产品开发，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釉下彩瓷从单色釉的局限中打破，首创了色彩斑斓的陶瓷，成为长沙窑最突出、重要的成就。随着世界关注的“海上丝绸之路”热潮以及“黑石”号、“南海1号”、“碗礁1号”等古沉船的发掘，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们将研究的课题转向这个文化与经济并存的热点。通过对比众多沉船中的文物，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面世的古船遗物中，数量最多的是中国古陶瓷产品，因而更有学者称其为“海上古瓷器之路”。正是“黑石”号考古工作的开展，56500多件长沙窑瓷器带来了巨大的归属感，一瞬间将长沙窑置于学术界的关注浪尖。长沙窑最著名的釉下彩装饰，其装饰内容包罗书法、绘画等多维文化内涵，使得其能够安然屹立于唐代“南青北白”的背景中。 　　纹样，又称纹饰，是衬托主体的辅助装饰，如绿叶之于红花，与主体物呈现珠璧交辉的效果，通过对长沙窑彩瓷纹样的审美探究，能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它的制作工艺、装饰手法以及同时期唐代整个社会的审美习惯，同时也能弥补这让长沙窑沉睡千年的遗憾之情。本文从长沙窑釉下彩瓷的纹样着手研究，以时间为序对其纹样进行详尽而系统的归纳，分析当时的工艺技术、历史背景、经济背景、中华文化，探索作为长沙窑发源地的湖湘文明，从多维度解读唐朝人民和工匠的文化底蕴，对中西方文化交流起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对构建新的文化传播渠道和产品开发建立了一座桥梁。
基于读者接受的《孟子》英译与传播研究

《孟子》是我国儒家传统经典，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四书”。《孟子》不仅是文学经典，也是哲学巨著，具有丰富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哲学思想内涵。《孟子》的文化和思想价值决定了该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有文献记载的《孟子》英译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现有英译本品种丰富、数量繁多、形式多样。但本研究读者问卷调查和网络销售与评价统计却发现，目的语读者对《孟子》英译本的接受不容乐观，海外传播效果十分有限。读者接受理论重视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强调读者对作品理解和接受的意义，肯定读者在阅读中的主动地位，认为读者与译作有着复杂的关联，读者应参与到译作的生产过程。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背景下，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成为检验译本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读者接受被赋予了新的现实意义。如何化解当前《孟子》译本层出不穷、译本极为丰富但传播效果却不甚理想的矛盾，需要从过去的“作者中心论”转为“读者中心论”。 　　基于以上矛盾，本研究拟运用读者接受理论，从读者对译本接受的视角出发，寻找《孟子》英译与传播的有效范式，以期为当前和今后的中国文化典籍对外传播提供可操作性的参考。本研究将主要集中解决五个问题:国内外《孟子》英译及《孟子》英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外国读者对现有《孟子》译本的接受情况;广受读者欢迎的代表性《孟子》英译本的特征;基于读者接受的《孟子》英译范式的建构;基于读者接受的《孟子》英译本的对外传播。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分析与总结《孟子》英译的成功经验模式，归纳能被读者接受的《孟子》英译与传播范式。本文研究发现，影响目的语读者对译本接受的因素众多，既有形式也有内容，既有语言也有结构，甚至有译本的定价等，但对读者影响最大的是译本的可读性和实用性。因此，提高《孟子》译本语言和内容的可读性、增强译本内容的实用性应成为提高读者接受的整体指导。翻译与传播脱节是影响《孟子》对外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应增强以传播为目的的《孟子》英译以及英译为传播服务的理念。 　　翻译是传播的前提，传播是翻译的延续，读者是翻译与传播的受众，三者相互关联，互为条件、彼此影响。强调目的语读者对译作的接受，并以此推进《孟子》的翻译和传播，是当前形势下包括《孟子》在内的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与传播的有效范式。
中国对非援助模式之研究——以坦桑尼亚为例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援助经历了将近60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援助推动了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与解放，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同时也契合了中国“走出去”的国家发展战略，提升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正面形象。基于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在对非援助上，中国采取了有别于西方传统援助国的援助理念、形式与方法，形成了特有的对非援助的“中国模式”。就“中国模式”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将丰富国际援助体系的理论构架，促进对非援助实际效果的提升，同时消除外界对中国对非援助的种种猜测与非议。考虑到中国对非援助相关材料的复杂性，本文选取坦桑尼亚作为主要援助案例，分析和研究中国对非援助模式的内容与特点。文章主体部分有四章。第二章结合相关的政策文件及新闻报道分析对非援助“中国模式”的内涵，强调中国的对非援助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以不干涉为基本原则，以促进非洲的长远发展为战略目标，方式则是平等协商。同时按照《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的标准，从资金提供形式和项目提供形式两方面介绍了对非援助“中国模式”的形式，相关援助案例以坦桑尼亚为主。第三章分析对非援助“中国模式”的三个发展阶段，并分别以坦赞铁路、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坦桑尼亚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为典型援助案例说明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对非援助的特点。第四章从援助实践的角度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特征，重在分析中国到底是怎样进行援助的。分析认为，中国的对非援助以政府主导、各部协同为推进方式，以提升非洲国家的发展能力为援助重点，并且结合了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因而援助项目推进迅速，援助效果引人瞩目，使中国的援助更利于非洲的长远发展。第五章是对非援助“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评估与发展性前瞻。一方面以援助坦桑尼亚为例，比较中国与西方传统援助国在援助方式、效果上的差异，评价对非援助“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主要针对中国援助过程出现的有关问题以及外界对中国援助的种种非议探讨进一步完善对非援助“中国模式”的途径和方法。
浏阳市建设湘赣边界区域中心城市研究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做出了一系列优化资源整合、促进区域合作的战略部署，提出“一带一路”、“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一系列区域发展目标。通过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加强湘赣边界区域合作，带动区域发展，既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湘赣两省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对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经过对湘赣边界区域实际情况的分析，本文首先对研究区域进行界定。然后，对湘赣边界10个县（市）的综合实力进行对比，通过中心职能指数和中心职能强度方法测量湘赣边界各城市的中心度，结果表明研究范围内浏阳市城市中心度最高，为选取浏阳市作为湘赣两省边界中心城市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依据。其次，通过对浏阳市的SWOT分析，梳理出浏阳市建设湘赣边界中心城市所具有的优势和短板。最后，结合断裂点模型和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对浏阳市的辐射范围进行层级划分，将第一圈层（核心辐射范围）划定为以浏阳为中心的、包括平江县、醴陵市、上栗县、铜鼓县、万载县的“1+5”区域;其余的湘赣边界区域属第二圈层。为了尽快将浏阳建设成为湘赣边界中心城市，以带动湘赣边界区域的全面发展，本文在对策部分，针对第一、二同圈层分别提出浏阳市辐射力拓展策略和吸聚力提升策略，并对法律、组织、资金、市场等方面的保障措施，以及平台建设提出了初步设想。
完善我国的反国际避税法律规制研究——以离岸公司的国际避税法律规制问题为视角

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的加快，离岸公司这一跨国投资形式逐渐浮出水面，为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者所利用。大量的国际投资者正是看中了离岸公司的严格保密、税率低、无外汇管制、税收政策优惠等等优势积极进行海外投资，以期望达到国际避税的目的。离岸公司为跨国公司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也对国际经济环境带来一定的挑战，它是对国际税收协定的扰乱，是对一国税收制度的破坏，打破了经济领域公平竞争。这一系列的消极影响都强迫我们必须正视离岸公司的存在，在看到其所带来的巨大利润的同时，也要对其予以限制。而目前，我国国际避税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对于离岸公司和离岸法域进行界定，如何防范离岸公司进行国际避税的规定也十分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本文将具体分析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或者国际组织的相关规定，针对离岸公司和离岸法域的界定、完善受控外国公司规定、完善我国的税收监管制度等方面提出建议，期望能够完善我国对离岸公司国际避税行为的规定。
我国珠三角地区港口群功能优化问题研究

珠三角地区港口群港口数量众多，其中包括我国重要的大型港口，分别有香港港、广州港、深圳港和珠海港。四大港口经济腹地大部分重合，各港口在其发展中只考虑个体利益，呈现无序竞争的状态。各港口群盲目扩大规模，竞相压低服务价格等，造成投资浪费和低效益运营，各港口功能定位问题有待研究。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重要的国家战略。珠三角港口群应该抓住“一路一带”这一战略，大力发展区域经济，提高整个港口群的综合实力。 　　21世纪以来，船舶大型化乃至超大型化的发展趋势十分明显。但实际情况并不是所有的港口都拥有接受大型船舶靠泊的能力，大型、超大型船在靠泊时会受到港口的吃水、装卸能力等港口硬件基础设施的限制。这使希望大型、超大型船舶靠泊的港口面临更大的挑战，各港口要根据自身基础设施等条件，找准自身在港口群中的定位。 　　本文从港口群的角度出发研究珠三角港口群中四大港口之前的竞争问题，对港口各自发展进行研究分析，从而优化港口群的内部竞争环境，使整个港口群降低整体的物流运输成本，实现区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实现整个港口群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港口之间的协调发展。 　　本文主要通过对珠三角港口群中四大港口的发展现状和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并对国内外主要港口群的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然后分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船舶大型化和粤港澳自贸区等外部环境对珠三角港口群发展造成的影响。最后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船舶大型化和粤港澳自贸区背景下，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和多目标规划方法，研究四大港口的功能定位问题，并对各港口功能进行优化，提出珠三角港口群的发展建议。
我国西北地区内陆港层次布局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亚会议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为复兴古老丝绸之路带来了新机遇，同时充分展现了我国对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的深刻认识。西北地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深居内陆，距海遥远，交通不便。根据数据显示，西北地区现价人均GDP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因此可以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机遇，通过建设内陆港延伸沿海港口的功能，降低区域物流成本，带动我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建设内陆港能够扩大沿海港口的经济腹地，增加母港的吞吐量，完善供应链功能，还可以实现内陆城市、港口、运输企业、货主等多方共赢的局面。西北地区相对沿海地区而言，其交通网络的覆盖面较小，这一现状增加了对西北地区进行全局统筹、统一规划难度。从西北地区长远的发展角度出发，根据国际经验利用现代物流绿色理念对西北地区内陆港选址进行科学规划选址才是内陆港发展之道。合理的内陆港选址可以降低内陆港的区域经营成本，减少货物运输成本，并对带动地区的经济与环境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因此要根据西北地区的特点为其寻找出最优的内陆港选址方案，为西北地区的发展提供平台。 　　本文首先在研究国内外内陆港选址及绿色内陆港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内陆港及其选址的相关理论进行解说。其次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背景下，对西北地区的内陆港的发展及其前景进行分析，指出西北地区应把握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机遇。通过分析内陆港选址的影响因素，如区域经济、自然环境、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等，为实例分析中的备选内陆港提供理论依据。并通过对内陆港的选址布局理论及相应的一些选址方法阐述，从内陆港的等级建设成本及运输成本、环境经济效益、客户满意度的角度建立了基于绿色物流理念多目标内陆港选址模型，将其与潜力模型结合建立适合西北地区内陆港层次布局模型。最后利用遗传算法进行实例求解，说明多目标规划模型的可行性，并对西北地区提出了建设内陆港的相关意见以及对文章做出了总结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