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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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距离理论框架下的称谓语研究

本论文的研究源于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的现实需要，意在通过分析称谓语的中西差异所折射出的文化差异，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提高异文化环境中的跨文化适应力。本论文以人际距离理论为纲，通过详尽的分类分析、对比和总结，挖掘出中西方称谓语与人际距离的内在渊源和关系，从学术的角度对跨文化交际实践和教学提出指导和建议。 　　本论文由绪论、文献综述、正文三章、结束语、参考文献组成。在正文第一章解释了綦甲福博士的人际距离理论的社会性、符号性和文化性三大属性，并逐一解释其理论构成。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际距离的重要功能，即交际功能、调节功能和评价功能。接下来通过分析人际距离的表现形式:非言语层面的体距、体触、副语言，以及言语层面的称谓语和道别语，得出人际距离理论与称谓语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文第二二章是本论文的重点部分，在人际距离理论的基础下，从文化距离、社会距离、心理距离和身体距离几个层面分析称谓语的不同情况并分析其根源所在。称谓语作为人类言语交际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不仅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双方的亲疏关系，社会地位以及一个语言群体的文化习俗。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长达五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使尊卑等距离观念深入人心，反映在称谓语上尤其鲜明。而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也使得其称谓语更显得简单、平易。了解异民族文化的取向体系，反观本文化的取向体系，在两种文化中相互关照提高跨文化能力才是我们外语学习者的真正目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需要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注意文化差异带来的语言差异，真正的跨文化交际者应该不止于语言的表层学习，对于深层次的文化和习俗学习并运用到跨文化交际实践中去。 　　第三章提出了一些对跨文化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的现实指导建议，对英专及非英专的所有大学生都应该充分培养其文化意识，不要只专注于字词、语法等表层语言的学习，而应该加重中西文化、习俗方面的深入渗透和正确、全面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这样不只可以将我们的文化不失偏颇的“走出去”，也可以让留学海外的同学快速适应异文化，学成归来，建设祖国。在论文的最后一部分，对整篇论文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指出了本论文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并支出本论文的局限和尚待今后研究的方面。总结本论文，我认为，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是以本文化的经验为基础，在经历异文化环境中的差异过程中，不断思考、提高自身文化认知和适应新文化、新环境的能力。在人际距离理论的强大基础下，对中西的称谓语的对比、分类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实践意义和创新尝试。
东道国环境规制对我国企业FDI区位决策的影响——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施“走出去”战略后，我国的FDI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和生态资源愈加拮据等环境问题凸显，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各国环境保护政策也都在不断的建设完善中，FDI和环境管制的关系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本文以在中国大陆A股市场上市的制造业企业通过FDI设立的境外企业为样本，基于2007年开始截至2012年284家中国制造业上市跨国公司在68个国家设立的757家分子公司的实际区位选择，通过构建各备选投资国环境规制综合指标，运用文献归纳法和条件Logit等多种研究方法，利用Statal2.0计量软件对51746个样本数据进行计量运算，实证分析并检验东道国环境规制在我国企业FDI区位决策中的影响，也对其他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且考察了不同行业对环境规制敏感程度的差异，最后探讨了哪些国家容易成为污染天堂。 　　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倾向于环境规制严格的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整体来说，东道国严格的环境规制吸引了FDI的流入;环境规制对污染程度不同的行业的影响存在差异，高污染行业受到的影响更大;就具体国家而言，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规制提高了我国企业对其直接投资的倾向，而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较松弛的环境规制吸引了寻求廉价劳动力等污染型跨国公司的投资，从而有可能形成污染天堂。上述研究结论可为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提供实践经验和实证支持，为我国科学合理地制定环境政策和吸引外资政策提供建议。
区域贸易协定演进研究

区域贸易协定是国际社会区域范围内经贸合作有序推进的基础性法律文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载体，直接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质量。当前，随着多边贸易体制陷入发展困境，国际贸易新格局出现，加强区域经贸合作、参与实施区域贸易协定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破解发展难题的不二选择。一方面，以TPP为代表的新区域贸易协定层出不穷，不断突破多边贸易体制对之的规范与限制。协定之间彼此或者重叠、或者冲突，不论是成员方，抑或发挥作用的空间、时间与调整对象，都有大量的交叉，缺乏统一有效的国际监管。另一方面，多边贸易体制自身存在的问题导致对区域贸易协定处于监管无力的“失控”状态，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尚未形成。法律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国际社会对于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贸易协定的规范体系的“制度不足”导致区域合作发展的“无序化”与“混乱化”，最终阻碍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 　　文章以区域贸易协定及其演进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以GATT1947的生效和WTO的成立为主要时间节点，分述了萌芽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和全面发展时期的区域贸易协定的演进及特征，结合同时期国际法的发展，分析同期区域性贸易协定（区域优惠性贸易安排等）的典型样本及其演进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法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新发展，针对区域贸易协定的“意大利面碗”困境，提出了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协调发展的建议。最后，在全面分析我国参与实施区域贸易协定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就我国进一步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充分利用多边贸易体制，积极争取多边贸易领域的话语权，整合现有机制，扩大合作层次和范围，构筑中国区域贸易协定全球合作网络提出建议。 　　主要包括如下八个部分: 　　第1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选题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文章采用的研究方法等，旨在说明论文的成文基础和研究价值。 　　第2章区域贸易协定基础理论，主要是在国际法基础上，对区域贸易协定的概念、性质、特征、相关概念进行研究，为全文做好基础理论铺垫。本章的创新点在于基于国际法作出“区域贸易协定”的概念，致力于解决现存相关概念的模糊与不确定性，为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提供基本法律依据，是本文的理论基础部分。 　　第3章萌芽时期的区域贸易协定演进及特征，主要分析了1948年GATT生效之前的国际社会的区域贸易优惠安排的演进与特征。罗马法中的万民法对于区域经贸合作、区域贸易协定的形成、模式选择与内容都发挥了重要影响;传统国际法具有明确的区域性特征，在这一时期缔结的双边条约中出现的有关自由贸易的内容对于区域贸易协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4章 GATT时期区域贸易协定演进与特征，本部分以现代国际法为背景，以GATT的第1条、第24条、第四部分“贸易与发展”、1979年“授权条款”等对于区域贸易协定的法律规范为理论基础，对包括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典型区域贸易协定的演进及特征分析，得出了本阶段区域贸易协定的主体开放性与内容发展性紧密结合，合作形成不断升级，合作机制日渐完善的演进特征。 　　第5章 WTO时期区域贸易协定演进与特征，这部分以国际法在本阶段的新发展为背景，分析了多边贸易体制对区域贸易协定的新的规范:GATT第24条的谅解、GATS第5条、监督审议机制的建立、透明度机制等。对该阶段出现的典型区域贸易协定，如TPP、RCEP、TIPP进行研究分析，概况总结出区域贸易协定在本阶段演进及特征:本阶段区域贸易协定的主体全面化、内容全面化、模式多样化、机制竞争化等，并指出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对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第6章区域贸易协定的困境与协调发展。本章以多边贸易体制的困境与国际贸易新格局为背景，以现代国际法回应“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需求”的新发展为理论基础，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困境进行分析，提出只有坚持以多边贸易体制为主导，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贸易协定互相竞争、互为补充的协调发展的建议，为区域贸易协定的“意大利面碗”困境破解探寻出路。 　　第7章中国参与实施区域贸易协定的建议，全面回顾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特征的基础上，对中国参与实施区域贸易协定提出建议:从战略层面进一步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探索“一带一路”与现有机制的对接;从制度建设角度继续利用好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中国特色区域贸易协定体系;从操作性的角度提出扩大协定覆盖范围，提升广度和深度;从国内改革的角度，提出建立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的市场开放补偿机制等内容。 　　结论，区域贸易协定从萌芽到规范的建立与完善，经历了长期演进过程，体现出不同演进特征，成为国际社会经贸合作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并行发展”已成为客观历史事实，并且会继续发展下去。不能舍弃多边贸易体制，需要不断推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向着目标继续发展;同时需要加强对区域贸易协定的国际法引领、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对之的规范与协调，以保障区域经济合作与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一致。
我国O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及区域分析

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深，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加快了全球经济的步伐。虽然我国OFDI起步比较晚，但随着我国越来越重视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OFDI抓住迅速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在我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研究我国OFDI是否推动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主要为我国更好地进行OFDI来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提出建议。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并在回顾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实证分析了我国全国范围内的时间序列以及全省和中、东、西部的OFDI对各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的作用。首先分析我国OFDI和国内产业结构的整个发展现状。阐述了OFDI的总体的发展趋势，OFDI国际地位、行业和主体分布、地区差异，分析发现我国OFDI发展呈现多样化发展，并且中东西部地区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我国产业结构整体向合理化发展，但第二产业大而不强，第三产业比重相比发达地区较小。总体上，我国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根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将我国OFDI分为技术寻求型的OFDI、资源寻求型的OFDI、市场寻求型的OFDI和战略寻求型的OFDI四类。分析它们对母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制，OFDI可以通过获取国外关键资源，转移边际产业，扩大出口规模，获取先进技术等途径来推动母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以上理论机理分析中选取了相关的变量，为构造下文实证分析模型提供理论基础。实证研究部分，首先基于VAR模型并运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OFDI对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长期来看，我国OFDI一定程度上和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有着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来看，我国OFDI与产业结构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总体上，我国OFDI对第三产业的影响逐渐大于第二产业。然后在分析我国区域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我国中、东、西部的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东、西部地区对各自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应差异并且各个省不同的地区之间作用差异较大。东部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最后，根据前文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我国应该积极推动我国OFDI的发展，注重引导鼓励我国投资企业向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进行海外投资，投资企业自身完善投资区域及行业进而不断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另外，进步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及支持力度进一步缩小中、东、西部地区的差异。
中国巴基斯坦经贸合作区发展研究

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在全球化战略下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和措施。在国家政策引导和扶持下，经过八年的投资建设，国内企业到境外进行投资建立的经贸合作区，不仅推动了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还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了平台。 　　中巴两国外交关系友好，巴基斯坦不仅是中国的重点贸易伙伴，而且就地理位置来说还紧邻中国的西部城市，随着“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战略的提出，加之巴基斯坦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和本国丰富的资源，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企业到巴国进行投资，使巴国的国外资本迅速增长。中巴经济走廊北起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瓜达尔港自贸区的建设，既是中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巩固和加强的重要举措，又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质推进。 　　本文首先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概念、提出的背景及建设现状进行了界定与概述;然后对中巴贸易现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战略意义进行了分析;进而对中巴海尔-鲁巴经贸合作区的建设背景、政策环境、产业定位、园区规划情况、生产经营和引入企业情况及园区发展的优势、问题和建议进行了探讨，为中国企业到巴基斯坦投资提供参考意见;最后对中巴瓜达尔港自贸区的建设背景、政策环境、发展历程、功能定位、园区规划、吸引投资情况及园区发展的优势条件和面临的挑战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在政府、合作区、企业三方面提出建设意见。
中埃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研究

随着各国之间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建立境外自贸区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本国经济的首要战略决策。近年来由于世贸组织(WTO)在推动多边谈判过程中一直受阻，这使得各种境外经贸合作区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飞速发展;从国内环境看，作为改革开放的工具，无论是早期的经济特区还是2014年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都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建设“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中国在新的复杂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实现“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促进区域经济全球化及实现经济发展的创新型道路。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起源可以追溯于1994年，埃及时任总统穆巴拉克访问中国，惊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高速发展，因而希望中国政府帮助埃及建立一个开发区。胡锦涛在2006年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宣布了对非的八项实施措施，其中包括“非洲地区未来三年之内打算规划3-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从此中埃经贸合作区开始提上日程。2016年中、埃在迎来两国建交6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也把埃及作为2016首访中东地区的三国之一，且与1月21日同埃及总统赛西为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揭牌并提出双方要将各自发展战略和愿景对接，将埃及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 　　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建立既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又给中国乃至整个非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中埃两国建立的合作区为中国今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往来提供更多的参考经验，从而保证中国可以积极的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来，并且可以从这些合作中获取利润。 　　在该背景下，本文对建立中埃境外自由贸易区的理论基础、基本情况、两国经贸关系以及贸易效应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结合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区效益理论和区域一体化理论等相关理论，运用访谈与调研、定性与定量与案例分析等方法，对中埃苏伊士的发展历程进行归纳总结，其发展历程主要包括建立背景与目标、建区的区位因素、产业类别、管理模式以及开发模式等，并对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贸易潜力属于潜力挖掘型，并针对其发展中的不足及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针对该研究过程提出的解决对策主要有:第一，运用市场化手段，实现机制提升;第二，加强区内的投资收益比;第三，建立境外投资风险防控预警机制;第四，加强入区企业与当地人才培训。在投资方面，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带来的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还能增加区内外的投资，但两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各不相同，同时又存在外界社会不稳定等因素，所以造成区内投资分布不均衡。
土库曼斯坦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认知与应对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2013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了亚洲、欧洲、非洲三个大洲，惠及沿线53个国家，旨在加强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土库曼斯坦作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一，利用地缘优势搭载中国经济的“顺风车”，在此契机之下调整本国的发展战略，将土库曼斯坦优势的资源输出，劣势的方面寻求他国的支持。在丝绸之路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在土库曼斯坦的投资和活动不断扩大，这些活动不仅对土库曼斯坦的经济产生影响，还将涉及政治、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和发展也为两国的合作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对于土中建立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论文通过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结合大量图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分析了在土中合作的背景下，土库曼斯坦如何应对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国家安全等方面，以及社会各界对丝绸之路的观点和看法。土库曼斯坦各界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立有利于促进双方合作、共同发展、对土库曼斯坦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新能量。据此本文得出结论，即:土库曼斯坦各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总体呈积极的态度、认为该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土库曼斯坦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该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及现实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的泉州城市外交——一种基于SWOT框架的分析

城市外交是当前全球各国发展国家外交的重要途径，也是21世纪中国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的发布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总体的推进，泉州作为战略的核心区与整条丝路的核心起点，具备发展城市外交的巨大潜力。泉州如何发展城市外交，将直接影响到战略整体的实施与布局。通过开展良好合理的城市外交，泉州不仅可以在城市综合竞争力上大幅提升，也为新时期中国发展与东盟的友好外交关系提供了有益支撑。 　　本文运用SWOT分析框架模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旨在从S（strengths优势），W（weaknesses劣势），O（opportunities机会），T(threats威胁)四个方面论述“一带一路”背景下，泉州在实施城市外交策略时所具备条件、所处环境的综合分析，归纳总结出泉州应加强与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组织的多层次对外交往，并积极参中央总体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在未来城市外交发展中多开展人文交流和城市品牌建设，进而得出泉州城市外交模式对中国地方城市开展城市外交的借鉴意义。 　　泉州自身历史悠久，区位优势明显，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借助与国外的经贸联系，泉州强化了自身在国际外事交往中的重要地位，构建起了自己的利益集群。但泉州在过去的城市外交发展中，由于策略偏颇和历史问题，导致并没有构建起较为成熟的机制，也缺乏高度有效的部门功能整合与全面布局，城市外交总体发展程度不足。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进，泉州调整对外交往策略，转变城市外交发展方向，已初步建成合理的发展框架，城市外交工作开展顺利，发展前景良好。 　　中国的地方城市承载着现阶段中国外交外事发展的前沿任务，在发展中国城市对外交往的进程中，泉州仅仅是其中一个代表，但从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的城市外交对于一国的外交战略影响日益显著。此外，加强城市对外交往的研究，对城市自身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对接国际舞台，与对国际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双重满足，意义都极为重大，所以这一议程具有重要的的城市发展意义和外交指导意义。
冷战后日本对华文化外交探析

文化软实力是国际社会衡量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考量因素。当今世界各国在发展对外战略的同时，都逐渐将文化的分量看的越来越重。文化外交有着其他外交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它以其“和平性”的内涵，潜移默化地提升着一国的软实力，塑造着良好的国际形象。日本很早就十分重视文化外交的开展，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的文化外交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为日本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地位及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日本愈发重视对华文化外交的开展，并视中国为其文化外交的主要对象国，对华文化外交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开展会对中日关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日本通过文化外交加强了同我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然而，日本的文化外交在文化输出等方面也客观上给我国造成一些不利影响。因此，对于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文化外交，我们应当辩证地来看待。探析冷战后日本对华文化外交，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文化外交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认识，提高我国对文化外交及文化软实力的重视程度，加强我国对日本对华意识形态输出以及价值观外交的防范;另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借鉴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成功经验，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国门，促进我国文化外交事业在国际上的发展。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归纳研究法、图表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冷战后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展开研究。全文共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 　　引言部分就论文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作了简要的介绍。 　　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介绍了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背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进行分析，并分别从日本的国内背景与国际背景两方面进行概括总结。 　　第二章对冷战后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战略目标进行了探析，将该阶段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战略目标概括总结为:“通过文化吸引力改善在华国家形象以谋求政治利益”、“通过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以谋求经济利益”、“通过对华文化输出以扩大文化影响力”、“通过价值观外交遏制中国崛起”四个方面。 　　第三章列举了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各种具体实践，同时分析了冷战结束后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阶段性特点。该阶段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具有多样性、创新性、民间化特色、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厚的特点。 　　第四章分析了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影响，包括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部分。该阶段，日本通过对华文化外交一定程度上既缓和了中日矛盾，加深了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同时又扩大了双边经贸合作，促进了两国经济的发展。然而也存在一些消极的影响，例如:危害我国文化安全、侵蚀我国民众思想、冲击我国文化产业。 　　第五章提出了我国应对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措施。首先，我们要以文化开放包容态度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其次，要理性地认识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活动;第三，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第四，要完善我国文化外交的理论框架建构与战略机制建设;第五，要全面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构建文化软实力;最后，我国发展文化外交还应当重视开展政府与民间相结合的多元文化外交。 　　文章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概括与总结，进一步强调我国发展文化外交的意义与重要性，并对我国文化外交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综上所述，通过本文对日本冷战后对华文化外交的分析，我们对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战略目的及具体实践将有更加客观与清楚的认识。我国文化外交的发展应当借鉴日本的经验，同时结合自身国情，不断完善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机制，使文化外交成为我国在国际上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和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强大助推力。
冷战后中泰两国的文化交往：成就、问题及对策

泰国地处东南亚地区的中心，是东盟地区的重要国家。历史上，中泰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史，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关于两国交往的历史记载。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对泰王国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由美苏两极争霸开始向多极化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间的文化往来在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抓住这一来之不易的时代机遇，营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中泰双方在这一时期开展了多层次多领域的文化交往，为推动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章通过对冷战结束后，中泰两国在文化交往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特点进行总结归纳，对出现的问题分析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本文的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在这一章中作者阐述了论文的写作背景及研究意义，对该问题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和评述。第二部分对文化及文化外交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对文化在外交中的作用以及发展中泰关系对我国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第三章对中泰两国在开展文化交往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特点进行总结归纳，并从中泰文化交往的经验中探寻对我国开展文化外交的借鉴作用。第四部分对两国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随后在第五部分，提出了促进两国文化往来进一步发展的可行性解决对策。通过弘扬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繁荣，发展宗教艺术文化往来等手段，推动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最后是论文的结论，通过对全文进行概括性的总结，对两国文化交往的发展前景和广阔空间进行了充分肯定。 　　近年来，随着中泰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往来不断深化，两国逐渐构建起合作伙伴关系。双方高层领导间往来互动频繁，推动两国政府在宗教艺术，语言教育，科学技术，旅游产业等方面建立了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机制。同时由于历史上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文化领域的进一步交流合作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间的友好感情，为推动双方关系深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自双方政府在2012年签订《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后，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全方位健康发展。泰国作为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发展中泰关系对中国的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尤其是在我国政府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战略以后，推动中泰发展对促进中国同东盟地区国家共同发展繁荣，推动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学者对中泰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于经济和历史等方面，关于冷战结束后，中泰两国在文化交往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两国的文化交往方面进行力所能及的研究。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的战略分析——以亚投行为例

中国在现有的以美国霸权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被动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发展，在此过程中，逐渐显示出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利因素，为了实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长远发展考虑，立足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视角，同时承担负责任大国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长远稳定发展，由中国倡议并在多数亚洲国家共同意愿的促进下成立亚投行，作为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和提升而成立的，由中国参与并主导的第一个多边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打破了美国控制下的对国际性金融组织的垄断，能够为亚洲经济提供高效可靠的中长期金融支持，夯实基础设施建设，并与“一带一路”互为支撑，相互呼应。促进区域内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建设，并且为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改变旧有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承担历史给予中国的应有责任。既是出于以民族国家做为国际社会中心的的考虑，同时也是尊重别国合理发展利益，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要求的，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拥护。 　　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低谷，发展中国家发展艰难，都是源于二战后由美国一手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历史进程，主要是由于现有秩序严重制约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全球治理理念形成于冷战结束后，其理论与实践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全球治理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全球治理是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国际组织为了共同应对全球经济、环境、安全问题，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全球治理的核心内容是逐步健全和完善一套维护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形成一套合理可行的全球规则和制度。全球治理应该以增强全球经济活力为目的，让所有的国家有更多的平等参与全球竞争的机会，实现全球共赢。但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首先，全球治理体系还处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格局之下，很难彻底摆脱发达国家的操纵和控制;其次，全球治理的规则和制度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再次，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济组织治理的加强与日益增多使得全球治理对国家主权有一定的削弱，为霸权国家干涉他国内政、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提供了条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它们实施全球治理的效率越来越低，其原因是没有根据国际状况的变化适时调整战略。因此，中国要积极地加入到全球经济治理的行列当中，促进全球治理的方式应该向更加公平、更加民主的方向转变。 　　文章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入手，根据国家主义理论、相互依存论为出发点，分析中国参与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以及权力来源，结合亚洲地区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反思，进一步说明，由中国倡议并设立的亚投行对于改变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经金融秩序具有巨大的作用，同时为亚洲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现状，找到了出路，也为中国现阶段国内产能过剩，急需海外市场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迈出重要一步。 　　中国作为亚洲地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为新时期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建，承担历史应有的责任，亚投行的成立，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事件。与“一带一路”一起，共同成为引领世界经济恢复发展的动力。 　　以往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贯以韬光养晦埋头经济发展为策略，是因为二战至今一直以来的国际社会发展状况的客观现实决定的。但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从经济总量，科技、军事等综合国力都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及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目标，实现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相应地要求中国由一个国际经济秩序的参与者，逐步成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立足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要求中国主动作为改变和打破阻碍中国发展的国际规则，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相应机制，已经成为必然选择。自亚投行的成立以来，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多渠道主动式的外交政策正在形成。
当前印度反恐形势严峻的原因及其应对

众所周知，国际安全形势日趋严峻。世界各个地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从地球的南端至北端到处迸发着恐怖主义的邪火，发生在校园的枪击案、公共交通的炸弹、盛会的人体炸弹、外国人居住地的枪击、信仰不同的仇杀等等时刻吞噬着无辜群众的生命，威胁着社会的安定与繁荣。在南亚地区更为严重印度地区安全形势日趋严峻，严重威胁着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中国与印度是近邻，印度的安全稳定关系着中国西南地区的稳定和和平。印度应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和措施直接关系到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深入的了解印度国内形势并分析发生的原因，提出相关举措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归纳概括法。以恐怖主义概念为切入点，深入分析了恐怖主义相关概念及其历史渊源，以及在当代尤其是印度的具体表现，并且深刻的分析了发生的原因，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解决举措。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论述了恐怖主义定义的界定与辨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探求恐怖主义发展的历史渊源，从古代至当今恐怖主义发生的过程。第二，了解其定义，明晰世界各国学者及其政府部门都对恐怖主义做出哪些定论。当代的恐怖主义是基于一些政治目的而对特定群众或者是特定群体展开的使用暴力，或者是用暴力的形式来威胁，以期达到某种目的行为。使受害群体陷入恐怖当中，逼迫受害全体做出有利于施加者的事情。通过对恐怖主义以及其他概念的辨析使得我们在分析问题的过程当中更加清晰。 　　第二部分当前印度反恐严峻的形势。主要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印度恐怖主义组织名目繁多，且有很深的群众基础，能够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同时印度教派林立，各宗教为团体利益展开一系列暴恐行为和敌对行为。第二，印度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为印度产生暴恐提供温和场所，民众生活水平低下，各个邦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第三，印度周边安全形势严峻，中东的恐怖势力渗透，周边国家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第四，科技的发展为恐怖主义的传播和实施提供了便利，使得印度控制和消除恐怖主义更加有难度。 　　第三部分分析了印度产生恐怖主义的原因。第一，从经济发展上印度国民经济经过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经济速度呈中高速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当中经济实惠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民众。除此之外各个表列部落发展层次不同，地区差异性显著，造成贫富悬殊。经济领域印度虽然国民经济起步较晚，但是经过国家计划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是国家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却没有惠及更多的民众，导致新老贫困交替。第二，文化上印度的文化与其说是民族文化不如说是宗教文化，在印度几乎人人都信教，在印度不信教简直就是不能想象，正因为宗教数目众多，教义不同，进而造成信教民众互相之间的敌对。第三，安保力量是保障民众生命财产的最后防线，印度是世界上警察分布不足的国家之一，人数缺乏加上武器装备低劣，训练跟不上国内时事变化。第四，在国际合作方面阐述其预防、根治恐怖主义的难度点，印度与周边国家存在一定的争端致使印度反恐得不到周边国家强有力的情报支持和信任。 　　第四部分是印度为消除恐怖主义所实施的举措。第一，印度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充分利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技术发展民生事业，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缩小地区之间的差异，最终实现均衡发展，共同富裕。第二，印度国内两大宗教要相互包容，兼容并蓄，互相尊重生活习惯尊重相互关切的利益，和睦相处，最终实现国家团结，民族团结。第三，印度国内应加强警察力量的建设，增强威慑力，改善装备与训练情况，加强同世界发达国家警察部队之间的联训以增强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第四，周边国家的安定于发展直接关系着印度国内安全形势，因此同周边国家保持信任、畅通的联络机制，有助于印度处理国内不安定情况。 　　总之，只要印度能够认清恐怖主义发生的根源，并且能够切实的落实各项治理措施，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南亚一定能够实现繁荣、安定的局面。
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华文化在中亚国家的传播（冷战结束以来）

广义的“中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今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狭义的“中亚”，在苏联解体后，主要指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的范围。本文中的“中亚”即狭义概念所指的上述中亚五国的地理范围。 　　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彼此的交流有着不同的内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通过对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可以看到: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中国与中亚地区友好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中国与中亚地区在数千年交往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各族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和民族亲缘关系是当今中国与中亚国家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深厚基础和背景。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曾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中亚国家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还有着巨大的潜力。冷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最早承认中亚国家独立并与中亚五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之一，与中亚国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得到了更全面、深入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与独立后中亚国家的友好交流步入了新的阶段。 　　本论文综合运用传播学、历史学、地缘政治学、文化软实力、“一带一路”战略等相关理论与内容，并合理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探索研究。 　　论文是从传播学的视域下，时间段主要是冷战结束以来，也就是中亚五国独立以来，对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大概也就是90年代左右，所以将三者有效结合，将论文分为五部分。 　　第一章是介绍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内容包括传播学的概念、特点、要素以及传播学与文化的关系。 　　第二章介绍中华文化在中亚国家传播的基础，为了便于研究，需要先把中亚地区做简要介绍，包括地理、历史、人文情况，冷战结束后，中亚国家走上了独立的道路，是从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方面来了解独立后的中亚国家发展情况。中华文化在中亚国家能够有效传播是离不开一定的传播基础的，但是毕竟是不同文化的互相碰撞与融合，如果实现中华文化在中亚国家的传播还是需要传播基础的。 　　第三章介绍的是中华文化在中亚传播的成就。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国家的政治能力，经济实力相辅相成的，所以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会发生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四章介绍中华文化在中亚国家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传播内容是否符合对象国实情，传播方式上不能拘泥于形式，传播过程中对异质文化的理解是否有偏差等等问题都是我们将要面临并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五章面对以上发现的问题和情况，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论文小结，通过各章的研究，对于冷战结束以来中华文化在中亚国家的传播的总体状况:1、中国与中亚地区数千年的交往基本上是和平交往的历史。2、中国与中亚友好交流的历史是与丝绸之路密切交织、不可分割的历史。3、中国与中亚各族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亲缘关系是今天开展友好交流的积极因素。4、中国与独立以后中亚国家的关系是完全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面对现状，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以便于中华文化更好地向中亚国家传播。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战略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更加紧迫。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所以，在此背景下，中华文化向世界战略成为国家的重要对外战略之一。 　　当前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重大的转型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实施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全球化趋势下，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明显，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形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成为我国维护文化安全的积极应对。第二，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能够通过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抵消中国威胁论。第三，在国际舞台上，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一旦落后，就意味着综合国力中无形的精神性要素等的缺失和不足。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助于赢得国际话语权和提高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力。第四，文化走向世界战略是我国根据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顺应全球经济和文化发展规律而提出的一项综合性的国家战略，决定了我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同时，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着眼于促进人类进步与文明，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塑造中国现代文明新形象，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华文化的智慧。 　　本论文的研究分两条路径来进行，一是理论支撑路径。从理论上探索、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化理论和世界交往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化开放与文化传播思想，分析了文化全球化理论和跨文化传播理论，以期构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理论支撑基础;二是实践研究路径。从整体上分析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实施框架。一般意义上讲，跨文化传播学源自传播学，所以贯穿这部分的主线是从传播的模式和功能演进到跨文化传播的模式和功能:从拉斯韦尔传播过程的“5W”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何种媒体渠道、对谁及产生什么效果）到布雷多克的7要素模式（在5W模式基础上，增加了在“什么情况下”和“为了什么目的”），针对文化走向世界作为跨文化传播方式的混杂性，本文梳理了这样一个研究思路: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来思考研究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理论基础，分析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实施主体、传播载体、传播对象以及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战略措施。基于跨文化传播视角思考了中华文化如何更加有效地走向世界，面对文化全球化与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如何运用传播学的方式、方法提高文化走向世界的效果等问题，形成了文化自信是依托、综合国力是基础、政府支持是保障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指导思想和理清了谁去传播、怎么传播、向谁传播、传播什么、传播的目标是什么的战略指导思路。 　　本文的章节设置及主要内容安排如下: 　　导论和第一章主要是进行理论分析。导论部分详细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论题的研究综述、研究思路、内容与研究方法及学术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基础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既是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原理，也是对外文化传播、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根本渊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化理论和世界交往理论已经暗含了文化对外交流和传播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有对文化宣传、文化传播的相关论述。文化全球化给中国文化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发展机遇，使中国文化发展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变化。跨文化传播理论和文化交往理论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核心理论基础。 　　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着力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现代转化，着力于现代核心价值和文化精神的建构，以文化内容建设为根本和灵魂，尊重差异，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从而达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树立国家良好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赢得国际话语权，为世界文化繁荣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等目标。 　　第三、四章分析了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传播主体和传播载体。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实施主体和传播载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实施主体对应的是谁去传播的问题，传播载体对应的怎么传播的问题。 　　第五章分析了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受众对象。受众对象即是信息接受者，接收者是信息传播的对象，信息只有被接收者接受才完成“传通”的过程，所以，受众对象是文化传播的核心角色。世界文化具有多样新的特点，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受众对象也是多样、多元的，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甚至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会有不同的文化样态，这样导致了文化接受习惯和价值认同方式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需采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 　　第六章分析了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总体战略。在中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基础上，不断完善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思路:文化自信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依托。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我国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对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持自信，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保持自信，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保持自信;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保障。从外国政府对文化传播的态度上可以看到，西方文化能快速地成为世界强势文化，国家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有了国家政府这个强大的力量做后盾，本国文化才能更快地向外传播;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基础。只有中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了，只有中国能够向世界展示一个富强成熟的文明形象，中华文化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关注和欣赏。另外，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既要注意对精英受众的影响，又要注重在普通大众中的影响力。在以新兴媒体和自媒体为载体的大众媒介可以“立竿见影”地改变人们的“认识和态度”的社会里，影响国际关系行为的因素和力量比以前更为广泛复杂、更为直接和个人化，应当越来越重视文化对于普通大众的影响力。 　　总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战略制定与实施时间不长，理论界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探索大都起步不久，而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更好地实施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战略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2015首届“丝绸之路城市合作论坛”会议同声传译实践报告

本文是一篇汉译英同声传译任务实践报告，描述的口译任务为笔者在首届“丝绸之路城市合作论坛”会议中的同声传译实践工作，该会议由一带一路城市联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23日举办。本论文以笔者为一带一路公司董事长在会议上的致辞所做的同声传译为案例分析对象。本文针对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策略。本论文共分为如下四个部分: 　　第一章，本部分描述了翻译任务，包括实践任务背景和对译员的要求。 　　第二章，重点描述了“译前准备阶段”，译前准备阶段共有三个时期，分别是前期、中后期和会前临时准备时期，笔者列出了每个时期的具体准备内容。并在口译进行阶段，描述了整个实践过程。 　　第三章，笔者选取了口译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在释义派理论的指导下，从三个部分对此次同声传译任务进行了具体分析，即:“顺句驱动的应用”、“合理简约策略的应用”、“目的语信息重组”。 　　最后，通过对本次口译实践任务的描述与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1.译前准备对现场口译的各个环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口译实践之前务必进行充足的译前准备。2.在现场翻译过程中，译员临危不惧的心理素质来自于日常的严格训练，要想在实际演练中各项能力达到协调，需要在平时多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