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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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沙产业区域发展差异性及其影响的研究——基于对经济、环境、社会影响的多元统计分析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新疆沙产业区域发展差异性，分析沙产业发展与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对加深社会以及相关部门对沙产业的认识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也能够一定程度上促进沙产业本身的良性发展。选取环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区域的和田地区和环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区域的26个县市（兵团）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为实地调查、新疆统计年鉴和新疆各地2013年统计公报等，筛选出当地沙产业发展、经济发展以及环境状况的11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对调查区26个不同区域的沙产业发展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分类比较;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了沙产业发展与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结论:(1)沙产业发展能够轻微改善环境，显著拉动经济、促进就业;(2)沙产业发展格局“北强南弱”，均衡性不足;(3)沙产业前期发展存在“挤出效应”，效益未充分体现;(4)北疆沙产业发展赶超南疆，后发优势明显。提出建议:(1)应对区域发展均衡性不足的措施是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2)削弱“挤出效应”的路径是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合理规划投资规模;(3)促进沙产业区域发展应该扩大北疆后发优势，谋求南疆先发效应。 　　目前国内对新疆沙产业发展差异性的研究还比较匮乏，本文可以一定程度弥补研究上的空白，专家和学者对新疆沙产业发展对环境、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也比较少，文章对沙产业发展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探讨，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作者认为，本研究能够一定意义上加深社会对新疆沙产业发展的了解，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促进新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特别是在建设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历史背景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中亚五国农业投资环境组合评价研究

入世之后，农业国际化成为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新常态下，要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就必须发展外向型农业。中亚五国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在世界上享有“资源之乡”的美誉。而中国在农业科技、管理和资金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且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地缘优势等也为中国农业“走出去”进入中亚国家开展投资活动提供良好机遇。中亚被认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最具有投资潜力的地区，对其农业投资环境的科学、客观评价将对中国农业“走出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研究首先基于国内外有关中亚地区和投资环境评价的现有研究成果，梳理相关理论及评价方法，发现现有文献在国际农业投资环境评价方法的选择上，多采用定性评价或单一评价方法，对组合评价方法的使用相对很少。其次从政治环境、经济发展环境、基础设施、社会与文化环境、法律环境、农业资源条件以及农产品的生产、消费状况七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中亚五国农业投资环境的现状。最后，从政治与法律、经济与对外开放、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农业生产环境4个方面构建了包含27项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在组合评价方法应用原理分析基础上，采用改进模糊Borda法对中亚五国农业投资环境进行组合评价分析。结果如下:从评价方法上看，采用的改进模糊Borda法既考虑评价值大小也结合评价序的相对秩次，得到的组合评价结果相对单一评价结果更为精确。从评价结果上看，经济与对外开放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环境、农业生产环境是影响中亚国家农业投资环境的主要方面;空间维度上，哈萨克斯坦农业投资环境相对最好，得分均值最高(254.056)，乌兹别克斯坦(131.110)、吉尔吉斯斯坦(107.158)两国次之，塔吉克斯坦(17.673)、土库曼斯坦(15.886)两国最低;时间维度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农业投资环境总体呈趋好态势，而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两国农业投资环境较差，处于不稳定状态。
乌鲁木齐自由贸易园区的构建模式研究

作为促进本土经济发展、扩大国际贸易的有效工具，自由贸易园区正在国际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几个达到国际水准的自由贸易园区也只是处于初级阶段。为此，中央政府开始着手更多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设。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乌鲁木齐市的出口加工集散地和金融贸易区等已现雏形，若能建成自由贸易园区，不仅可强化新疆的经济实力，还将对中国各边境口岸城市的发展发挥示范效应。 　　本研究试图从培育乌鲁木齐自由贸易园区并促进其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对自由贸易园区构建模式的设计和实现路径加以探讨，以期为自由贸易园区的实践提出一些见解。本文首先对构建乌鲁木齐自由贸易园区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展开分析，为构建模式的研究奠定基础;其次在归纳自由贸易园区典型功能的基础上，采用灰色关联熵分析法对园区构建时的功能选择和安排作出客观评价;并结合国内外建区的成功经验和基本原则，为乌鲁木齐自由贸易园区的构建设计出合理的模式;最后就模式的实现问题（功能分区、实施步骤等）加以探讨，并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 　　研究得出，乌鲁木齐自由贸易园区需采取分阶段“一区多园”的实施模式:近期，在乌鲁木齐市境内划出特定的区域范围，从开展出口加工和物流集散活动起步，构筑以出口加工和物流集散为主导功能的园区框架;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增设国际金融合作区和边境贸易园区;然后，兴建自由投资区、国际生态旅游区和国际购物商城，并加强各功能区的相互联系以及配套设施建设，最终形成功能充分扩展、各功能园区联动发展的综合型自由贸易园区。
乌鲁木齐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为乌鲁木齐的金融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乌鲁木齐的金融系统不断完善，与中亚国家的交通、能源、贸易等合作日益密切，为乌鲁木齐建立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机遇。 　　乌鲁木齐建立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可以维系地区政局稳定和经济合作，推进新疆与中亚区域贸易往来，推动乌鲁木齐的交通枢纽中心和商贸物流中心的建设，因而乌鲁木齐需要建立金融中心。 　　乌鲁木齐具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优势，乌鲁木齐自身的金融产业绩效、金融机构实力、金融运行效率和金融环境不断优化，不仅客观条件成熟，而且政府建立金融中心的目标明确，并已召开会议开始进行规划，有强烈的主观意愿。 　　本研究首先分析金融中心设立有什么积极影响，是否必要;其次经由统计分析法，分析乌鲁木齐创建金融中心的条件，其中主要是金融行业的条件，包括金融产业绩效、金融机构实力、金融运行效率及金融生态环境四个方面;然后通过多层次因子分析法和断裂点模型，将乌鲁木齐与西北五省和西南四省的省会城市进行对比分析，分析乌鲁木齐的金融竞争力和金融辐射力，得出乌鲁木齐的金融竞争力排名第四，较为靠前，金融辐射范围较广，但辐射强度较弱;最后针对乌鲁木齐的金融发展情况，选择建立金融中心的发展模式与功能模式，指出乌鲁木齐应通过混合模式，建立内外分离型金融中心。同时针对金融竞争力研究中的五个方面，提出乌鲁木齐应扩大金融市场交易范围，增强金融机构实力，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加强经济基础建设和提高城市建设水平。
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小麦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

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加快，虽然拉动了各国的经济增长，但也相继引发了许多世界性问题，例如粮食安全问题。发展中国家依然无法满足所有人对食物的需求与获取。人口不断增长的中国，对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只有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来弥补国内的不足。 　　论文首先从粮食安全的背景出发，阐述了中国新疆与哈萨克坦进行小麦贸易的必要性。通过对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粮食小麦贸易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中国新疆和哈萨克斯坦进行小麦贸易的潜力巨大，但是依然存在很多不足。然后，分析了哈萨克斯以及中国近几年的小麦生产和贸易现状。其次，分别从地理环境、口岸情况，相关政策等方面分析了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进行小麦贸易的基础，说明中国基本具备了与哈国进行小麦贸易的条件，而哈国也有关于此领域合作的意向。并对中哈两国小麦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表明两国小麦贸易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两国的贸易发展依然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很多问题。最后，通过构建和应用贸易引力模型得出，哈国小麦产量的增加与中国进口哈国小麦的数量呈正相关，而哈国小麦价格和汇率的增加与中国进口哈国小麦的数量呈负相关。其中，粮食安全系数和小麦的价格是影响中哈小麦贸易的主要因素。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对策和建议，为相关部门在做决策时提供参考。例如:完善两国相关的政策、增加两国粮食产业技术合作、完善两国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提高口岸通关的效率，以此来促进和深化两国小麦的贸易。除此之外，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促进中哈小麦贸易发展，其快速的物流、交通环境和人民币在其它国家直接兑换的比率提高将为中哈两国的粮食贸易尤其是小麦贸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新疆干旱区荷载应力在公路路基中的分布特征研究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不断深入，促使了新疆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交通量、轴载都产生了根本性变化，并且超载现象愈发严重，沥青路面按照现在的设计理论体系和设计标准往往还没有达到道路的设计服役时间就产生了早期破坏，需对路面开展维修工作。调查统计发现，路面结构破坏的成因70％以上都与路基变形密切相关。 　　针对新疆交通量呈“大流量、重载交通”的发展趋势，改善路基失稳病害，延长路面使用寿命，本文根据道路实际比例修筑室外单车道试槽模型，路面结构为半刚性基层、柔型基层、复合式路面三种结构类型。在路基不同深度位置处埋设土压计，通过监测试验车在标准轴载100KN、150KN、200KN、250KN、300KN不同工况作用，与试验车在静载和动载工况组合条件下荷载应力在路基中的竖向压应力;偏压工况0～2.2m范围内路基中的荷载应力横向传递距离。分析半刚性基层、柔型基层、复合式路面结构在不同荷载动、静载作用下，竖向压应力沿路基深度方向的变化规律。得到不同路面结构、不同荷载在不同工况荷载下，路基内交通荷载形成的压应力随深度的传递规律是非线性的，数学模型为P=aH2+ bH+c(0.9＜R2＜1)，并求得了其拟合解;在同一深度，竖向压应力随荷载的改变成线性变化，且速度对竖向压应力影响也为线性关系;应用多远统计分析建立模型P=aF+bV+cH+d，探讨了荷载、速度、深度三因素对路基中竖向压应力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本次试槽方案中影响因子排序依次是荷载、深度、速度。 　　最后，应用BISAR3.0计算软件计算分析了不同荷载下路基压应力的作用深度，理论值与实测结果衰变规律一致。
南宁C公司埃塞俄比亚K糖厂项目风险管理分析与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国内大型企业逐步向亚非拉等技术较为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开拓市场，进行国际工程的承包。但是由于国际工程项目许多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的因素，要避免这些风险因素，提高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这就需要对国际工程进行风险的管理，研究国际工程建设中会出现何种类型的风险;出现的风险以什么样的形式影响着项目，以及出现的风险概率大小和影响程度怎么样;如何界定哪种风险是最危险的风险;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将风险事件的影响最小化降到最低;风险出现后应采取什么样的风险应对措施;如何对风险进行预警及防范等等。我国很多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无法回答出这些问题。 　　因此本文站在国际工程公司的角度上，采用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措施等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埃塞俄比亚K糖厂工程项目的特点进行了系统的和较为透彻的研究。 　　本文首先对国际工程风险的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成果;埃塞俄比亚K糖厂项目的概况;项目所在国埃塞俄比亚的概况和该项目的建设背景进行了介绍。然后应用项目风险管理理论中的文献调查法、问卷调查法、头脑风暴法及鱼刺图分析法对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识别，识别出五大风险类别及二十个风险因素，同时对这些风险因素一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随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分析出的风险因素进行了风险大小的评估，评估得出了三个对该项目影响较为严重的风险因素，最后针对该三个较为严重的风险因素完整地提出了相应的应对风险的方法和具体措施。 　　本文的研究，是在对埃塞俄比亚K糖厂项目风险分析及应对的基础上，为国内希望走出国门去承担工程项目的工程公司，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使国内的工程公司在非洲进行项目承包时可以尽量避免和减轻类似的风险。
马来西亚政商关系与公司价值研究

政商关系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在公司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也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在当前中国诸如海上丝绸之路、自由贸易区、东盟合作伙伴以及亚投行等多种政策红利背景下，中国大规模的境外投资已成必然趋势。马来西亚作为东盟主要成员之一，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我国政策支持下，中国进入马来西亚设立企业进行投资，或是为满足国人投资需求而投资于马来西亚股票市场，都将促使我国与马来西亚在经济金融领域形成更为紧密的关系。马来西亚政商两界特有的族群属性表现为马来人主导政治而华人主导经济，对各自资源的绝对控制以及对对方资源的必要需求促使双方建立起复杂的政商关系以满足对所欠缺资源的需求。对于将要进入马来西亚设立公司的企业家和投资于马来西亚股市的投资者而言，了解马来西亚的政治、商业环境以做出正确的决策，防范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显得尤为必要。因此，本文透过马来西亚上市公司来研究马来西亚政商关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本文以2001-2013年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三种不同形式的政商关系（政商关系1、政商关系2、政商关系3）为解释变量，以股票收益率、投资资本回报率、资产负债率为被解释变量。其中，政商关系1为杰出政治家关系，即如果某一家公司的董事长或实际控制人与杰出政治家（总理、副总理、财政大臣、工业部长等）存在诸如好朋友的密切关系或该公司直接被杰出政治家所拥有、控制，则认为该公司具有政商关系1;政商关系2为政府机构持股，即如果某一家公司被政府或政府机构持有5％以上比例的股份，则认为该公司具有政商关系2;政商关系3为董事长或大股东的政府任职背景，即如果某一公司的董事长或大股东现在或曾经在政府部门担任过职务，则认为该公司具有政商关系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政商关系对上市公司股票收益率、投资资本回报率具有正向影响;不利事件期间，政商关系对周度股票收益率具有正向影响;政商关系1对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正向影响，而政商关系2对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有负向影响。 　　本文的结论意味着，政商关系在公司发展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在马来西亚，政商关系在提升公司价值上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不利事件期间，政商关系可以为公司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政商关系提高了公司的负债水平，但合理的政商关系形式可以降低公司的负债水平，帮助公司避免财务困境，稳健发展。对于无论是即将进入马来西亚设立公司的企业家，还是寻求多种投资渠道的股市投资者而言，是否建立政商关系以及建立何种形式的政商关系，如何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选择股票及股票组合，本文将给出参考意见。
广西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研究

十八大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启了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开放历程。广西沿海沿边沿江，地理位置重要，区位优势明显，为此中央赋予其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桥头堡、面向西南中南战略支点、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面向东盟重要一级的新使命，这无疑需要广西经济再一次实现跨越式发展，而这必然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金融体系，沿边金改的战略意义也正在于此，而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论文对广西资本市场历史和现状展开研究，以期提出新时期广西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思路和具体措施。 　　首先，本文对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关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其次，对广西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做了描述性分析，进而利用广西2000-2013年资本市场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数据和该区间广西GDP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广西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与GDP间都呈显著正相关，但直接融资的弹性远小于间接融资，说明广西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尚嫌不足，提升空间还很大;再次，结合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理论基础和广西的实际情况对广西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说明了广西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应立足于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建设，进而在完善该市场功能和促进广西企业新三板挂牌方面同时着力;然后，对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进行了考察并得出可咨广西借鉴的经验;最后在前面理论分析和经验借鉴的基础支撑下，提出广西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思路和具体措施。
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自1998年“走出去”战略被正式提出，目前中国已经从国际资本流入大国转变为国际资本流出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际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国。越南与中国相邻，世界银行曾评选越南为除金砖五国外的第六个具备理想投资环境的国家。可见越南是中国较实际且具潜力的重要投资合作伙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将成为新的经济引擎推进经济的稳步发展，东南亚将成为“一带一路”核心区域之一，中越投资合作将日益紧密。同时，越南需要大量的外来资本巩固其经济的发展速率，在中越双方都具备投资需求的前提下，如何才能更好的加强投资合作达到共赢？这是本文考虑的主要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就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将主流的西方FDI理论及针对发展中国家的FDI理论进行了梳理，进而在投资动因、效应及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较贴切中国FDI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形成本文的研究脉络。其次，通过投资规模、省区来源、行业及问题四个方面就中国对越南的FDI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中国对越南的FDI具有投资金额少、项目多、来源地格局显著、第二产业一枝独秀、高科技领域成为新星、基础建设恢复生机的特点。 　　再次，通过选用2008-2014年中国对越南的FDI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引入引力模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FDI效应及影响FDI的因素。得出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的创造效应不断增强，转移效应波动性大，但总体仍呈向上走的态势。目前越南对中国主要以贸易依赖为主，对于中国的资本依赖度较低，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存在互补效应，我国对越南的FDI类型属于顺贸易导向型。此外其还具有较小的就业创造效应及不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越南国内居民平均工资水平、汇率是影响我国对越南直接投资的显著因素。最后总结本文定性、定量分析的主要研究结论，将相应的研究结论结合中越两国实际经济情况探讨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加坡英语地位和功能的嬗变及其国家认同建构

新加坡建国之初，移民混杂，种族交流闭塞。为此，新加坡致力于建立高度的国家认同，以谋求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新加坡制定的一系列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政策中，语言政策的贡献尤为关键，尤其是英语的贡献。本篇论文分析英语在新加坡国家认同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中国英语教学的启示意义。 　　根据Braj Kachru的英语三圈理论，新加坡属于英语外圈国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主要通过学校教育获得，其主要功能有管理功能、人际功能和工具功能。在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新加坡不断调整英语的地位和功能，以使英语更好地服务于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发展。在1950s-1960s，英语被确立为新加坡官方语言，从此得以名正言顺的在新加坡广泛传播。1966年，新加坡推行强制性双语教育政策，英语成为学校教育中占主导地位的语言。2000年，为防止新加坡英语的使用危及新加坡人使用标准英语的能力，新加坡政府发起“讲正确英语”运动。然而，英语在新加坡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英语已经成为新加坡事实上的国语，同时也是种族通用语言，教育媒介语言;出于新加坡转口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英语逐渐发展成为新加坡的经济语言，这使英语在新加坡的重要性更加突显。新加坡英语被当作新加坡身份的标志。至此，英语在新加坡实现了工具功能向情感性功能的完美转化。新加坡政府将英语应用到种族问题、教育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上，推动了新加坡国家认同的成功建构;从而使新加坡境内不同种族背景的人团结在新加坡认同下，忠诚于新加坡，服从国家的领导，共同谋求新加坡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英语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通行证，高水平的英语能力至关重要。中国作为英语扩展圈国家，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外语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获得高水平的英语能力，对中国英语教学来说，是目标也是挑战。中国英语教学应该学习新加坡成功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审视英语在中国的地位和功能，相应地调整教学目标，以培养学生高水平的英语能力。同时，中国英语教学还应在中国“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政策号召下，引导学生端正对中国英语的态度，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文化的传播。
中美金融服务贸易比较研究

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服务贸易不仅关乎着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而且对于世界贸易的发展也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在抓住银行业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中国也要迎接金融业在卷入这场世界经济市场潮流后，随之而来的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本文以中国和美国金融服务贸易在近10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为基础，运用图表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式，研究中美金融服务贸易的差距，从而发现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具体表现在:金融服务贸易进出口布局不合理，贸易类型结构失衡，金融服务业创新能力低下而且行业中高素质人才匮乏，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度不高，金融服务贸易市场的监管力度不够。因此，针对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服务贸易结构，提高金融服务业的创新能力，加强金融人才的培养，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去”，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等，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金融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CAFTA合作框架下老中经贸合作研究

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越来越迫切，CAFTA的建立以及快速发展，以上这些都使得老挝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已经成为老挝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 　　本文将以CAFTA合作框架下的老中经贸合作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对中老贸易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以往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说明，对国际贸易理论做全面系统的论述。 　　其次，从第三章开始分别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几个不同方面，对CAFTA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对中老贸易的影响做了分析和阐述。第三章作为本文的核心章节，通过查找大量数据，进行前后纵向的对比，得出了结论:加强CAFTA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中老贸易起到了积极作用，扩大了贸易规模，调整了贸易结构，吸引了更多的国外投资，为争端解决提供了法律基础。 　　再次，本文第四章，在对中老贸易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列举出了中老合作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贸易结构不平衡、经营盲目、运输成本高、贸易针对性以及贸易动力不足等。面对这些问题，第五章阐述了两国间贸易所面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三个方面的机遇，以及老挝作为东盟新成员国保护期问题、贸易失衡问题、以及争端机制不完善三个方面的挑战。 　　最后，基于四五章所描述的这些问题与挑战，本文在第六章给出了一些切实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贸易结构、人才培养、基础建设、法规政策等多个方面。
中国-东盟海上互联互通建设研究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下，互联互通成为中国与东盟加强合作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东盟海上互联互通已滞后于双边经贸和人文交流的需要，加快推进中国—东盟海上互联互通建设，对于打造中国—东盟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以相互依赖理论和协同理论为基础，以中国—东盟海上互联互通建设为研究主线，首先对海上互联互通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对中国—东盟海上互联互通的理论依据进行了回顾和综述，阐明了加强中国—东盟海上互联互通的现实需要，主要是泛北部湾经济合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需要。其次，具体分析了中国—东盟海上互联互通的进展，从基础设施、机制构建、人文交流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发现双方海上互联互通建设相对滞后，运用跨学科研究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并对海上互联互通产生的各种效应（包括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环境方面）进行了分析，得出海上互联互通会使双方得到巨大收益。再次，对双方建设海上互联互通具备的基础条件进行了研究，阐明了中国—东盟海上互联互通建设面临的一些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政治互信不足、建设资金缺乏、技术支撑落后、南海问题干扰等方面，得出制约海上互联互通的因素比较严峻。最后，在前文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海上互联互通的建设思路与合作机制，明确建设重点和原则、建设布局和任务等，探索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根据中国与东盟合作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加强中国—东盟海上互联互通的对策，包括加强沟通交流，提高互信水平;拓宽融资渠道;制定海上互联互通建设规划;加强科技合作，提高科技水平;引导企业参与海上互联互通建设。
TPP对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经济效应影响研究

论文梳理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其对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影响的研究文献，阐述了TPP发展历程、基本框架、机制特征和未来趋势以及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发展现状，分析了TPP对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经济效应的影响机理和程度，提出了TPP对中国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美国主导TPP的谈判和发展进程，吸纳更多的国家加入，使其发展迅速，影响力日益扩大，进一步提升了TPP在亚太国家的领先优势，将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战略。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不断加强，合作范围越来越广，程度逐渐加深，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将深化双方合作，加强双方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建设，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然而一些东盟国家相继加入TPP，必然会影响到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进度受到影响，减弱其所带来的经济效应，会对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与投资产生一定的转移效应。 　　针对TPP对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建设的经济效应方面的影响，本文分别研究TPP对中国与东盟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等方面的经济影响，从而得出现阶段TPP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有一定程度的负转移效应，对投资的影响有限，因此TPP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影响力有限，中国应继续推进与东盟之间的互联互通战略，加强双方经贸合作，巩固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