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资源包括中文学位论文和外文学位论文，中文学位论文，涵盖“一带一路”的各个学科领域。

构建南海经济圈的基本思路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南海问题不断升温，随着域外势力的持续干预，导致了南海局势愈发复杂。中国虽然始终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从现实情况看来，中国始终没有实现对南海地区岛屿以及海域的有效控制和管辖。本文试图通过提出南海经济圈这一可行的规划和方案，真正实现中国对南海的管理，构建中国与其他环南海国家合作的框架，真正落实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坚持的原则。构建南海经济圈的基本思路分为四部分。首先，提出南海经济圈依据，从区域经济合作理论、认知共同体理论以及成本-收益的经济合理性角度分析南海经济圈的构建是合理可行的;从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倡导的睦邻友好、共同发展传统而言，南海经济圈遵循历史依据;从战略环境、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以及资金和基础设施支持方面来看，南海经济圈建设具有现实可行性;地中海两岸经贸合作模式以及北部湾经济区合作均可以为构建南海经济圈提供经验借鉴。第二，阐述南海经济圈构建的原则和目标，区域化原则意味着南海经济圈将南海问题视为区域问题，而非中国一国的问题;一体化原则意味着南海经济圈通过区域制度、合作体制和信任机制的建立解决南海问题;全球化原则意味着南海经济圈包容性和开放性。南海经济圈构建的目标有:实现对南海海洋国土资源的管理，推进中国与其他环南海国家的合作与共同发展，促进南海争议的和平解决。第三，对南海经济圈的范围及范围扩展、南海经济圈的空间布局予以解释，南海经济圈以主要发展极核为依托，形成东西两条纵向经济带，对南海海域的旅游带和油气资源开发带形成环绕之势。第四，分析构建南海经济圈的两大支持系统，一是支撑南海经济圈的集中型行政管理体制，中国目前形成了管理主体众多、各个主体管辖范围不明确以及三沙市发挥作用有限的局面。南海经济圈要求建构一个核心的决策机构以指导南海经济圈的战略规划;建设支持南海经济圈的强有力的行政体制支撑;形成权力较为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改变现有的权力分散的多层级结构。二是支持南海经济圈运行的认知共同体:国内现已存在南海认知共同体的雏形，可以此为基础构建起环南海国际认知共同体;环南海认知共同体形成的前提是满足对知识权威性的要求，其次要具备引发交流的主导机构，最后通过常态化的议题协商平台实现共识的落实与修正;环南海认知共同体最终要为推动南海经济圈的构建发挥作用。
“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对东盟和欧盟的比较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两种基本形式，也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两种重要模式。投资与贸易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来”战略取得巨大成功，通过大力引进外资，积极发展出口贸易，迅速推动我国成为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而同样作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渠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却相对缓慢。2000年我国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得益于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近年来中国企业掀起了海外投资的热潮，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160亿美元，而同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195.6亿美元，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如何将多年来吸收外资的巨大成果与新兴对外直接投资力量相结合，改善我国企业单纯依靠出口拓展国际市场的发展模式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议题。 　　东盟和欧盟是我国最为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其中东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而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实体，通过对于中国对这两大区域经济体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比较研究，探索投资贸易关系的国别差异性，更好地引导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推动我国“走出去”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于这一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根据蒙代尔、小岛清、马库森、拉奥等人的经典理论，结合中国对东盟和欧盟的投资贸易发展实际，从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三个角度对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机理进行静态分析;从出口引致型、关税引致型和技术引致型三个角度对于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机理进行静态分析，进而在全球供应链的视角下，对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动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双向投资贸易引力模型，选取中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来2003-2013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可行的最小二乘(FGLS)和面板校正标准误(PCSE)两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提高了面板数据回归估计的有效性和稳健性，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对东盟和欧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本文定性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替代性，是一种效率和市场寻求的复合型投资;而我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与进口贸易呈显著互补关系，对出口贸易则没有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技术引致型投资。本文研究认为在目前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已不满足于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通过“走出去”对以东盟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南南投资，中国企业正逐渐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不断开拓新兴市场;通过对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行逆向投资，中国企业正向供应链上游的产品设计研发及核心零部件生产等环节进行渗透。“走出去”战略使得原先作为资源供应方出现在供应链上游的东盟国家逐渐成为了下游重要销售市场，而原先作为下游主要出口目的地的欧盟国家则更多的表现为上游的技术提供方，因此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新常态能够扭转中国对东盟的逆差，缩小中国对欧盟的顺差，促进贸易收支的平衡。最后本文指出，无论是对以东盟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对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我国“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都不是“带动出口”。因此，应当积极转变与调整仍以“出口激励”为主的相关政策与措施，进而更好地适应和发展我国对外经济的“新常态”，提高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层次、水平和效益，推动我国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参与国际分工。
中非石油贸易潜力研究

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至2013年底上升至60％左右，2013年10月更是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非洲是世界八大产油区之一，也是中国石油第二大的进口来源地，2012年中国进口的石油30％来自非洲地区，但是2013年这一比例略有下降，约占23％左右。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国内石油产业产量增长缓慢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石油进口依赖逐年攀升的主要原因，非洲丰富的石油资源、良好的双边政治经济合作基础、以及长时间的石油合作历史都是中非石油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尽管非洲是中国最大的份额油来源地区，但中非石油合作仍然是以短期的石油现货贸易为主要的贸易合作方式。非洲石油有效弥补了中国的石油缺口，中国石油长期严重依赖中东的局势有所改善，也使中国的石油进口来源更加多元化，这对于维护中国的石油安全有重要意义。石油外交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开展对非洲的石油外交对中国政治和外交而言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运用引力模型研究影响中非石油贸易的主要因素，并进行贸易潜力测算。通过构建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研究发现，中国的GDP、非洲石油生产国的石油产量和人民币汇率对于中非石油贸易量有正向的影响，而非洲的GDP增长在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的更好的同时也对其向国外的出口石油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利用基于时间序列的引力模型对中国与非洲各石油生产国进行测算，研究发现阿尔及利亚属于贸易潜力巨大型国家，安哥拉、尼日利亚、刚果、苏丹和利比亚属于潜力开拓型国家，赤道几内亚和埃及则属于潜力再造型国家。中国与非洲多数产油国的石油贸易潜力较大，石油贸易量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运用ARIMA模型研究中非石油贸易的发展趋势，并进行短期预测。基于ARIMA模型的中非石油贸易潜力研究发现，中非石油贸易量符合ARIMA(1，1，1)，在完成模型的构建并检验后进行预测实验发现，中非石油贸易量在未来的几年内依然是一种波动上升的趋势，中非石油贸易潜力巨大。 　　基于中非石油贸易的发展现状，要从国家宏观调控、国内石油产业发展和石油企业发展战略三个层面推动中非石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要继续坚定的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政策立法等层面支持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发展;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石油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加强石油业的合作，行业的上下游一起介入石油市场，并注重与其他产业的跨部门合作，以获得全行业的共同发展;国内的石油企业要加强与其他石油公司的合作开发，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树立中国企业良好的企业形象。
兰新线张掖物流园区项目风险管理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等新的战略规划的提出，越来越广泛的区域间贸易活动在未来将得到迅猛的发展，物流园区的建设在区域贸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物流园区的建设是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重点，但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物流业发展整体水平还很不足，西部地区只有少数的物流园区正在使用，并且这些物流园区不管从物流设施、物流管理水平还是物流人才数量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尽管西部地区的矿藏、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产量很大，但落后的物流业制约着这些大宗商品“走出去”，使得整个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因此，西部地区建设和发展物流业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物流园区的投资建设能够强有力的推动当地物流业的发展。 　　本文以张掖物流园区项目风险为研究对象，在对兰新铁路线张掖地区货运吞吐量以及未来需求量进行预测的基础上，确定物流园区的投资规模，并利用WBS（工作分解结构法）分析出张掖物流园区项目风险的影响因素并建立基于熵权系数法的风险管理评估指标体系，提出了利用WBS（工作分解结构法）和熵权系数法相结合的项目风险管理全生命周期风险研究模型，依据紧密的逻辑关系，从项目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过程解决这一问题。本篇论文采用图论、概率论等方法，对工程项目风险管理进行分析，并且，将工程项目的特点融入到文章当中，研究出了一系列关于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分析的理论与方法。 　　通过研究张掖物流园区项目风险，一方面能够对张掖地区的货运吞吐量、货运特点、物流园区建设位置以及建设规模等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通过前期的一系列研究，结合相关研究所得结论来分析不同的因素对张掖物流园区的项目可能造成的风险，并对造成各风险的影响因素的权重值进行计算，这对于未来张掖物流园区的投资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建立了张掖物流园区项目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根据风险管理工作分解结构法和熵权系数法来分析和解决张掖物流园区项目未来的发展问题，避免项目可能产生的风险。
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与出口贸易关联度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国际分工的进程不断加快，国际贸易发展迅速。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国际物流产生与繁荣。国际物流是国际贸易中货物转移至关重要的媒介，是连接各个国家的桥梁。国际物流与国际贸易之间联系密切，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物流的重要性突显出来。世界上的贸易大国越来越重视本国的物流发展与国际物流合作。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国际贸易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视国际物流的发展。2013年10月，提出的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战略，是我国航运市场的建设带来了新契机，同时也对我国航运业提出了新要求。 　　本文从国际物流中的运价出发，通过运价指数研究了运价与出口贸易的联系。以上海的集装箱航运市场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与出口贸易额两个变量，建立VAR模型。在对VAR模型估计结果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两个变量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SCFI的综合运价指数、美国航线、澳大利亚航线、西非航线和南非航线的出口额与运价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欧洲航线、波斯湾航线和韩国航线的出口额对运价指数有负向作用，运价指数对出口额的影响不显著。东南亚地区航线和台湾航线的运价对出口额有负向作用，但是出口额对运价的影响不显著。南美地区航线与香港航线的两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显著。日本航线的出口额对运价指数有正向作用，而运价指数对出口额影响不显著。在对各条航线上运价指数与出口额的联系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航运业的发展提出建议。船运公司要根据航线特征合理分配运力和调整营销策略，根据国家政策倾向制定经营策略。相关部门应该科学计算运价指数，充分发挥运价指数的功能。 　　本文对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与出口贸易关联度问题进行了研究。明确了在上海集装箱运输市场中，运价指数与出口贸易额联系密切，不同航线的运价指数与出口贸易额之间存在不同的联系。并且，根据实证分析结论对航运公司和航运市场的建设提出建议。以上海航运市场为例子，引起对我国整体的航运市场的运价指数与出口贸易额关联度问题的思考。本文研究结论对增强我国航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促进我国航运市场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实现我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战略具有积极作用。
港口经济与腹地经济互动发展研究——以日照港为例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港口以及港口经济腹地在地区经济贸易发展中正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照港作为我国沿海主要港口之一，其港口经济发展已成为日照市乃至港口省内直接腹地—鲁南经济带对外开放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出台和实施以及“一带一路”海上发展战略的确立，使日照港在山东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作为鲁南地区的重要出海口，日照港必须担负起振兴鲁南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山东经济协调发展的历史使命。深入研究日照港口经济与其腹地经济互动发展无疑具有非常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从多个角度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对港口经济和腹地经济进行概念界定，探讨了港口与腹地经济的互动发展机理，分析了港口与腹地经济相互促进的经济效应。列举国外典型港口经济发展经验，以期对日照港发展提供理论经验借鉴，为日照港口经济的发展带来有益的启示。 　　其次，运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等计量方法对日照港发展水平与腹地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日照港的发展与腹地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具体来说，日照港的发展明显带动了腹地经济的增长;而腹地经济增长虽然对港口拉动作用不明显，但作用也在逐步增强。 　　最后，对当前如何能更好更快地提高日照港发展水平，继而带动腹地经济的增长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大力发展港口集装箱业务，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加大港口融资力度，扩宽港口融资渠道;大力发展港口物流，提高港口服务意识和能力;加强临港工业发展，辐射地区经济增长;拓展港口经济腹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建立港口竞合的良性关系，促进相邻港口的分工与协作，实现共赢发展。
中国参与北欧五国非生物资源开发的国际投资法律问题研究

囿于地理位置与环北极国家态度，中国无法直接获取北极资源并进行开发利用。环北极国家中，北欧五国丹麦、挪威、冰岛、瑞典、芬兰投资环境开放，与中国通过双边投资协议等方式构建了良好的双边投资法律关系，与中国一向保持着密切友好的贸易经济关系合作。投资北欧五国境内北极非生物资源为中国实际利用北极提供了机遇与可能。因此，本文将视角投向北欧五国的国内投资法律环境分析研究，考察整合北欧五国具体的投资立法及主张，明确中国与北欧五国的投资法律关系与投资优势，分析地缘政治对中国实现投资北欧五国非生物资源的影响及对策，并反思了利用国内法路径解决国际法问题的思路。 　　本文首先指出中国针对北欧五国北极非生物资源的投资法律路径是中国获取北极资源与利益的现实选择。一方面北极非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面临着北极国家划界争端与北极法律地位和管理机制不统一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北极地区复杂的政治局势与法律规范下中国依照海洋法公约应有权利难以实现，因此中国应另辟蹊径，从北极国家设置门槛较少、政治敏感度较低的投资法律路径实质性获取北极利益。北极国家中，拥有丰富北极资源的北欧五国投资法律环境开放，为中国资本进入提供了相当的便利与空间。 　　其次，本文系统整理了北欧五国的投资法律环境。北欧五国的分别国内法体系中皆存在有关国际投资、北极非生物资源开发的立法，对外国资本投资开发其领域内北极非生物资源进行了规范。五国的非生物资源开发的法律规范存在诸多类似共通之处，法律规范与政府声明中也体现了相关的官方主张。本文将北欧五国北极非生物资源相关投资法律环境视作整体进行梳理整合。 　　进一步，本文对中国与北欧五国分别订立的投资法律文件进行梳理，按照国际投资法框架整合中国与北欧五国的投资法律关系。在前述基础上总结北欧五国非生物资源投资法律环境为中国资本进入开放的广阔投资空间，同时重视北欧五国对于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开发其领域内北极资源的官方立场与表态，证明中国投资北欧五国北极资源的法律路径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上述基础上，本文发现北极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下，北极国家为外国资本参与北极非生物资源开发设置了更多的准入障碍，可能使中国参与北极非生物资源开发遭遇国家安全审查风险、政府特许审查风险等非商业风险。对此，可通过构建地缘政治非商业风险评估和预警制度、构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鼓励民营企业投资等措施予以规避。此外，我国双边投资协议和国内立法应作出相应完善，应对中国投资北欧五国的地缘政治准入障碍。 　　最后，本文对传统国际法问题解决思路进行思考，发现通过国内法路径解决通过国际公法难以胜任的问题，未尝不是一种绕过困境、实质获益的有效手段。
俄罗斯北极政策及其决策机制研究

二十一世纪伊始，全球气候变暖加速了北极地区冰盖的融化，人类开发和利用北极已经从理论变为现实，北极的地缘环境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地理边缘逐渐地向地缘政治边缘地带演变。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价值、军事价值、交通价值、资源价值和科研价值等战略价值骤然上升，尤其是近年来，北极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围绕北极地区的边界划分、军事安全、资源开发、航道利用和生态保护等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作为北极地区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尤其关注在北极地区的战略利益。俄罗斯把北极地区作为其未来的资源战略基地，北极地区的自然资源将成为俄罗斯外汇的主要来源以及国际原材料与能源供应基地，对于俄罗斯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影响。俄罗斯将北方海航道视为其今后的国家运输干线，北方海航道的商业利用价值已经显现，并有望改变现有的世界航运格局。北极海域亦被视为其可靠的战略屏障，北极地区的海冰融化，使俄罗斯拥有了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走出去的广袤的出海口，北冰洋将成为俄罗斯新的战略发展空间和势力扩张方向，势必影响冷战以来北极地区形成的均势格局。以往俄罗斯仅需投入较低的安全成本即可获得较高的安全收益，但如今北约势力已经推进到俄罗斯西部和西南部边界，因此，俄罗斯迫切需要北冰洋方向的战略纵深。 　　在北极国际法的创制和北极国际治理等诸多方面，俄罗斯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国欲参与北极事务无法绕开俄罗斯，必须正面同俄罗斯打交道，打交道的前提是了解俄罗斯北极政策，而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和外交政策，首先要了解它的历史，历史中保持着国家性格和国家发展的“基因编码规则”。如果要较为深入地理解俄罗斯的新北极战略必须了解其北极政策的演进过程，以及俄罗斯的北极政策决策机制，对开展对俄北极外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文梳理了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北极政策的演变进程，以时间为轴，将俄罗斯北极政策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总结了各个时期的政策特点。本文将俄罗斯北极政策决策机构划分了五个层次:俄罗斯联邦会议下设北极事务相关委员会;俄罗斯联邦总统下设北极事务相关机构;俄罗斯联邦政府下设北极事务相关机构;北极地区的地方政府相关机构;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和经济实体，本项研究亦将介绍相关机构的职能，以便更有效地开展对俄北极外交。 　　近年来，中俄积极推动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两国的区域性经济合作正在由边境地区向内陆地区延伸，由能源、资源领域向基础设施、高端制造业和金融等领域拓展，由商品贸易向直接投资、研究开发转变，互利合作的层次和水平不断提高。俄罗斯开发北极区域对扩大中俄区域合作范围，丰富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所处的时代背景，为双方开启北极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关系的深化对启动中俄北极关系建设创造了条件和现实可行性。文章最后，探讨我国与俄罗斯构建北极外交关系的方式和渠道。
中俄海洋安全战略合作探究

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战略合作处在“低网格”、“鲁棒性”、“复杂性”的国际背景之下，因而战略目标契合产生的合作的经常性、利益不合引发的摩擦经常性、关系互动的复杂性都很明显，为了避免“历史印象主义”导致的先验论和对合作的过分期许导致的信任层级相攀下降、负能量环绕的安全困境出现，给两国的合作奠定“双赢”、“互利”的基调十分重要。同时安全合作不只是本地区国家间的事务，必须注意到“外部性问题”，即域外大国的干涉和周边势力的制约。从技术角度考虑，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进行分析更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观察方式上借用了时殷弘的微观探视、实证审视、印象主义三种路径;将传统的“亚太”语境替换为“泛亚”语境，与“大周边”政策相呼应。 　　探究中俄海洋安全战略合作首先要认识中国和俄罗斯的海洋安全地缘环境。中俄两国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这类国家有着不可避免的双重易受害性，易受到来自陆上和海上的双重进攻，并且两国都面临着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战略封堵的现实危机，海洋安全有高度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中国因脆弱性而形成了防御性的传统，得到了和平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两个重大因素不可偏废、参与地区安全建构与维护自身利益相协调、实现与其他国家战略合作同时保证自身战略灵活性这三点经验，而俄因此脆弱性形成了进攻性的传统，面对西方国家的封堵，俄始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进行着拉锯式的斗争，俄对于海权的研究和认识都要早于、细致于中国。 　　从力量对比、机制构建、观念塑造三个角度分析中俄海洋安全合作，涵盖了权力、制度、文化这三个层面。目前中俄实力对比的情况是中国的整体实力要强于俄罗斯。在合作过程中中国应注意不要被“盟友”关系绑架，要保持战略灵活性，用一种略带“功利主义”的眼光和“大周边”的视野来规划中俄合作。而合作的框架可以立足于“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和中、俄、东盟的三角关系构建。中俄两国之间历史上存在着误解和冲突，在合作过程中利用文化软实力，弥合分歧，促进“亲、诚、惠、容”的观念塑造也是必须考虑的。 　　最后两国合作的定位应是减弱甚至抵消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地位，为两国赢得战略机遇期和战略喘息空间。俄国应借中国“一带一路”之力发展轻重工业平衡的经济，优化经济结构，避免能源陷阱。在东海、南海问题上，中国要勇于拉俄罗斯“下水”，以承诺换承诺，以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不会白白接受馈赠，战略互惠，有来有往反而更有利于两国健康。
中俄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在新形势下，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构想，新丝路北线计划则涉及到我国与俄罗斯以及西北欧之间的海上船舶货物运输贸易需求，同时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北极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从未来我国商船在北极东北航道尤其是是以俄罗斯北方海航道为主要航线中的航行谈起，引出俄罗斯国内法上对于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相关规定。并以此为切入点，力争重点通过对中俄国内法上关于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的具体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对比，并对俄罗斯国内法上的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相关法律规定进行阐述和了解，为未来我国商船在北方海航道的通航事先作一个制度上的介绍和知识储备，以有效应对未来我国商船在该航道有可能发生的船舶燃油污染损害赔偿以及保险法律争议等问题。 　　全文共分为七部分，首先在绪论部分重点阐述了本文的写作背景和研究价值，以北方海航道对于未来我国商船远洋运输的重要性，引出下文进行中俄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比较的意义。第一章主要是对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概念界定，以及对中俄国内法上关于该制度的法律规定背景进行介绍。第二章到第五章则通过将俄罗斯国内法与我国国内法上的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其中具体包括对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主体即船东互保协会法律地位的比较，船舶燃油污染风险变更制度的比较，污染损害第三人直接诉讼制度的比较以及船舶燃油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比较。第六章则结合近年来我国沿海海域船舶燃油污染损害赔偿的实际状况和严峻现实问题，思考并讨论完善我国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具体措施。 　　通过对中俄国内法律制度进行比较的方式，发现并反思目前我国国内法中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在制度设计上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船东互保协会作为承保主体的法律地位界定不明，船舶燃油污染风险变更因果关系区分不清，缺乏对于燃油污染损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诉讼权的配套规定，以及船舶燃油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限额偏低等。本文针对国内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所存在的不足，并以俄罗斯国内法上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具体法律制度规定为参考，针对每一项制度当中所存在的问题，重点探讨其完善措施，如建议在保险法和海商法中对船东互保协会进行重新界定，明确风险变更的因果关系，提高船舶燃油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限额等，力求不断完善已在国内初步建立起的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为船舶燃油污染责任保险界和船舶航运实务界提供点滴助益。
海尔空调中东地区国际化战略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稳定的发展环境、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宽松优惠的投资政策，吸引了大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海尔、华为等一大批中国企业也纷纷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国外建立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开始了其国际化进程。在国内市场取得成功的大陆企业，其国际化进程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企业成长与壮大的必经之路。国际化促进了国际技术的转移、国际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源的全球配置。进入21世纪，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进入了关键时期:一方面，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壮大自身的机遇，另一方面，国际化进程，也充满了威胁和挑战。 　　海尔自1999年在美国建厂开始了其国际化进程，至今，海尔的国际化经历了播种、扎根、结果三个阶段，目前已经将国际化战略覆盖到了17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3年，海尔冰箱登陆中东市场，随后，陆续开发了大容量洗衣机、大容量冰箱、热带空调、阿拉伯文电视等产品，受到当地消费者的欢迎。2003年12月，约旦工厂生产出第一台海尔空调。本土化生产、销售的海尔产品迅速满足了中东地区消费者的需求，也迅速提升了海尔产品在中东地区的市场竞争力。目前海尔空调在国内外共有16个生产基地，生产几十个系列，上千种产品。 　　2006年开始，海尔集团继实施名牌战略、多元化战略和国际化战略之后，开始全球化品牌战略阶段，2013年之后又进入网络化战略阶段。海尔空调在中东地区的战略也随之进行了调整。本文重点研究海尔空调事业部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部署，并针对海尔空调在中东地区的国际化提出了作者的观点。 　　本文将以国际化战略管理理论为依据，通过PEST分析、五力模型、SWOT分析等方法，在公司战略的层面分析海尔空调中东地区业务国际化战略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结合海尔国际化发展历程、现状及发展趋势，从海尔自身发展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对海尔空调中东地区业务国际化战略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及威胁、优势与劣势进行分析，同时指出了海尔空调在中东地区国际化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所遇到的瓶颈问题，并提出海尔空调中东地区业务国际化进程的解决方案，进而提出海尔空调在中东地区国际化的战略决策。 　　本文拟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调研法，实地调查法，归纳分析法，系统分析法。 　　本文一方面是以自己所学到的知识结合企业的实际来分析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提高自己运用知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提出优化海尔空调中东地区国际化实践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分析海尔空调中东地区国际化战略的情况，能给海尔集团中东地区业务以及中国家电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发展有所帮助，同时更希望海尔空调在中东地区的国际化发展取得更高的成就。
我国大家电行业供应链资源整合研究

我国家电行业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在我国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形成了一批领军的名牌企业，他们开始走出去谋求更大的发展。但是大家电企业存在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各企业不断完善自身供应链的同时，大部分企业对供应链的应用还只是停留在及时送达、减少库存、提高生产效率的阶段。供应链的目的是创造价值，所以我国大家电行业供应链需要优化。 　　本文主要通过理论分析和对比的方法进行研究。首先，指出我国大家电行业供应链存在的问题，并用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进行分析，在这种博弈中没有纯粹的纳什均衡。再次，对我国珠三角地区的小家电行业和汽车行业供应链的现状剖析，使用完全信息博弈进行分析，在这个博弈中存在着均衡，且供应链创造了剩余价值。不同的是，珠三角地区的小家电供应链优化是市场为主体进行的，供应链创造的价值最终流向了消费者，实现了消费者价值剩余。汽车行业的供应链优化可以认为是有组织的优化，供应链优化创造的价值一部分留在了供应链的内部，这种优化实现了汽车整车厂和供应商的产业升级，形成了良性循环。通过分析H公司供应链资源整合取得的效果，进一步说明供应链资源整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建立我国大家电行业供应链完全信息博弈模型，为实际操作提供理论依据。 　　我国大家电行业供应链的优化需要组织者，实现完全信息博弈。现阶段我国大家电企业的竞争意识强、排他性严重，要实现完全信息博弈更需要有一个组织者，这个组织者最好是家用电器协会或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他们作为第三方与企业没有竞争关系，还可以提供一定的支持。同时，我国家电行业的转型升级也是他们的职责。另外，成立有供应商深度参与的大家电领军企业组成的联合研发中心也是实现供应链优化的一个措施，联合研发可以节约资金、降低风险、缩短研发周期，由于有供应商的深度参与可以迅速的转化为批量生产，促进供应商企业的规模效应，各参与方共享研发的技术专利，还可以破除专利的弊端。为促进大家电行业的供应链优化实现竞争力的提高，国家还要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使参与企业更加积极的将成果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中国建筑企业对外工程承包营销策略研究

中国建筑企业承接海外工程承包业务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业务板块不断延伸，现已基本覆盖了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化进一步推进和我国继续奉行“走出去”战略的情况下，从事海外工程承包的中国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日益激烈，使我国对外工程承包企业面临着更多的标准和要求。要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除了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一定的营销策略的运用也是十分必要的，运用得当还可以有效的提升营销的效果。 　　对外工程承包企业要通过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来增强营销的作用，而鉴于国际工程承包营销不同于一般产品营销，受工程所在国的宏观环境因素和企业的微观环境因素影响比较大，需要特别注意有关营销策略的影响因素对工程营销的影响，并且熟悉掌握海外工程承包市场的发展特点和不同区域市场情况的变化，运用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定位的有关理论，在大量文献资料和数理统计方法收集的信息支持下，通过SWOT分析法对建筑企业自身的优势、劣势与工程承包市场的机遇、威胁进行有效的分析研究，帮助找到我国建筑企业的目标市场区域和承包方向。通过在目标市场运用一定的国际市场营销策略从而推动对外承包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对我国建筑企业在对外工程承包市场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些建筑企业见标就投，中标效果较差，导致市场业务范围仍主要集中在非洲、亚洲以及中东地区，而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的欧美市场份额仍然比较低且开拓难度比较大;由于投标竞争的激烈化，大多数以施工项目为主的中国建筑企业为了低价中标，偏离实际报价，盈利能力极低;一些中国企业施工管理不善严重影响企业的形象;对于现在需求旺盛的BOT、PPP、EPC等综合服务项目大部分中国建筑企业缺乏服务意识，导致技术、管理、融资等服务能力不足很难承接到此类项目，只有少数大企业具有承接的能力;受地域限制工程信息获取不畅，大型项目中标困难;与工程业主、工程师等缺乏沟通，工程实施常受阻，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我国建筑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发展进程。 　　针对我国建筑企业在海外市场开拓中现存的主要问题，对比国际大承包商的成功营销经验，不难发现，市场营销策略应用到对外工程承包领域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加强对国际工程市场的细分以及根据企业自身情况的市场定位，找准企业服务的市场;通过投标价格策略的运用可以保证企业在低价中标的同时增加盈利;通过良好的项目口碑铸造建筑企业的品牌形象;通过对产品差异化、融资服务、技术服务、项目运营等服务意识的增强和水平的提升更好地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通过对国际营销渠道的构建增强开拓海外市场承接工程的能力;通过对国际公共关系的维护加强与工程业主、工程师、政府、社会公众等的社会关系，从而为营销活动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A化工外贸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对外贸易也取得了令人瞩日的成就。中小外贸企业为我国贸易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我国加入WTO后，随着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很多生产型企业、跨国公司和私营企业涌入外贸行业，小型企业A化工外贸公司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而近年来，在国内出口退税率下调、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成本上升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下，A外贸公司经营环境日益恶化，甚至出现了生存危机。因此，对A化工外贸公司来讲，如何冲破困境、实现公司的长期生存发展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本文运用战略管理尤其是环境分析和发展战略的有关理论，遵循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导逻辑，基于A外贸公司的具体实际和发展目标，对A化工外贸公司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出了该公司应该采取后向一体化战略向原料端延伸和采取国际市场开发战略向美国市场拓展等两个主要发展方向。 　　第一，论文运用PEST模型对A化工外贸公司外部环境进行了分析，包括经济，政策，资源等。通过研究发现，目前外贸出口环境依然恶劣，但整体经济有望复苏，特别是我国政府提出简化出口报关手续、缩短退税时间、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方向，都有利于A化工外贸公司的发展。 　　第二，论文依照五力模型的分析思路对A化工外贸公司的产业环境进行了分析，对主要竞争对手、潜在进入者、供应商和客户进行研究和比较，得出同行业之间日趋激烈的竞争，客户直接从生产工厂采购是必然趋势等结论。 　　第三，论文从资源与能力视角对A化工外贸公司的内部环境进行了分析，将该公司的创建情况，公司简介，发展历程一并介绍，对A化工外贸公司的内部资源与能力进行分析，综合企业内部经营现状，结合企业自身所具有的资源状况，找出A外贸公司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即A化工外贸公司在产品供应方面劣势较为明显，目前急需解决采购能力不足的现象。 　　第四，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没有合适的工厂对A化工外贸公司进行大力支持，产品在质量、价格上都没有竞争优势，另外，对于A外贸公司的主营产品来讲，美国是最大采购市场，但目前为止A外贸公司还没有打开美国市场，因此，本文客观地确立企业的后向一体化战略基本方针，同时采取重点开拓美国市场的营销策略。 　　第五，提出了A化工外贸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措施与保障条件，主要从六个个方面开展，即:创建企业文化、设立有效组织部门、提高业务员谈判能力、加强风险控制和提高战略执行能力，以此来保证战略能够全面、高效、有序的落实和推进。
适应与选择：以《生死疲劳》葛浩文译本为例

葛浩文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葛浩文教授翻译了萧红、莫言、苏童、朱天文、姜戎、贾平凹等多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被誉为中国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教授热爱汉语，多年从事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良好的双语基础以及他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是其译作在西方读者市场上广为流行的重要原因。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影响力也因葛浩文的翻译而有很大提高。近年来，在中国文学作品“走出去”思想的影响下，对葛浩文译作进行评析的文章不断增多，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在各学科生态思想持续渗透、跨学科研究势在必行的背景下，清华大学教授胡庚申以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为指导，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作为一个较新的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在受到广泛好评的同时，也激起了不少译学研究者的异议。 　　本文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角度对葛译小说《生死疲劳》进行研究，分析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本文从需要、能力、环境三方面分析葛浩文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针对译者对习语的处理和对原文文本的大量删减现象进行文本分析，探讨葛浩文的适应性选择。本文试图在证明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过程的解释力的同时，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可行的建议。 　　本文指出:第一，翻译适应选择论对翻译过程确有一定解释力:第二，葛浩文在翻译《生死疲劳》的过程中，由于其对汉语及汉语言文学作品的兴趣、对翻译事业的责任心、良好的双语基础，他较好地适应了《生死疲劳》的翻译生态环境，并根据他对翻译生态环境各要素的特点的适应，做出相应选择。他根据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第三，汉学家译者模式可以被应用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