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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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结构调整效应研究

中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近些年来始终备受关注。中国的贸易量自从加入WTO之后持续高度增长，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贸易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稍晚，但近几年的增长速度十分惊人，中国的政策也由注重引进外资为主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贸易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很多出口制成品遭遇了贸易壁垒及其它限制措施，而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也在逐渐丧失，中国的贸易品必须更注重结构优化才能继续保持自身优势。目前的文献较多的研究为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基础上，本文分析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结构的调整效应，并利用中国的出口和投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对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结构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设定了本文的研究框架;之后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数据进行了整理，对其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将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本文引入了出口产品附加值模型，对中国2002年-2012年在SITC三位数标准下的贸易品附加值进行了计算，将中国的出口产品结构高度进行了量化;之后将中国整体出口产品结构与对欧盟和东盟的出口产品结构分别设立模型进行了回归并得出结论。 　　经过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结构的高度有明显的优化效应，本文同时还验证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研发支出、加工贸易等对中国的出口结构高度也有所影响。此外，对于发展阶段不同的经济体，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所造成的贸易结构调整效应也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对不同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动机不同所造成。根据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政府必须继续加大对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扶持。
信用风险与异质性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研究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沿，企业异质性假设是该理论与先前理论的根本区别，也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创新。基于微观层面分析，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对当前企业国际贸易以及对外投资的问题具有较大的解释能力。因此，运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解释各国对外贸易及投资问题成为目前及未来国际贸易学的研究热点。当下，中国对外贸易在国内以及国外经济增长中都显得不可或缺。对外贸易成为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发动机，也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数一数二的位置。同时，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步伐不断加快。到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已经位列世界第三。结合这些经济事实，运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对中国企业出口以及投资的研究不断呈现。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生产率角度、融资约束角度以及国内市场分割即贸易成本角度。本文另辟蹊径，认为由于国内商业信用体系不完善导致企业面临的信用风险会出现差异，从而影响企业自身流动性，对企业出口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文章总结了国内外关于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的研究，作为整篇文章与已有理论和研究的衔接点，同时作为文章创作的起始点。随后，文章对比了不同类型国家的信用体系状况，包括征信国家与非征信国家，指出中国目前的信用体系处于建设初期，是信用体制不健全的状态，作为整篇文章创作的体制背景。接着，文章Melitz(2003)的模型、Helpman et al.(HMY，2004)的模型以及引入融资约束的Melitz模型（Chaney，2005）。在此基础上，引入商业信用风险因素，给出信用风险下的Melitz模型的一般性阐述，作为整篇文章创作的理论基础。 　　以现有的研究以及文章的信用体系对比分析、理论分析为前提，文章给出关于信用风险、技术水平、市场开拓成本等因素对企业出口决策、出口量以及对外投资决策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分别用截面数据、面板数据验证信用风险对企业出口决策以及出口量的影响。实证的研究结果表明:面临信用风险较小的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较大，进一步，在已经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中，面临信用风险小的企业出口量也较大;技术水平较大的企业出口的可能性反而较小，同时出口量也是较小的，这是中国企业出口的“生产率悖论”问题，但是我们经过一定的稳健性检验，发现悖论的出现与生产率的构成有一定关系:当我们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代替近似全要素生产率(ATFP)以及全员劳动生产率(LP)的时候，所谓的“生产率悖论”消失了。需要指出的，生产率指标的替代都没有改变信用风险指标的稳健性;企业市场开拓投入即营业费用越大，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是增加的，同时企业的出口量也是较大的;外资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更大，而国有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更小。综合信用风险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结果，文章提出应健全信用体系，为企业出口提供更好的信用环境。 　　文章利用截面数据分析了信用风险等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用风险越大的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是越小的;技术水平越高的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是越大的;外资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是较小的，而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大于非国有企业。结合这些研究结论，文章提出应健全信用体系，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在此基础上，应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走出去”。
我国电影产业财税扶持政策绩效研究——一个国际竞争优势培育视角的考察

财税政策扶持常常被认为是国家发展影视产业重要着力点。以2001年为起点，我国开始启动影视产业“走出去工程”;同时，国家层面与各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扶持政策，推动电影产业竞争力的培育。本文考察了电影产业相关财税政策后发现，面向国际贸易层面的财税补贴致力于电影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培育;而电影产业国内财税政策扶持目标却不清晰，而且，由于各区域财税政策并没有促进产业资源向集群方向演化，反而推动资源碎片化分布，进而消解了我国超大国内市场规模这一国际竞争优势培育的天然基础。电影产业国际面向与国内面向的竞争力培育政策的冲突是我国电影产业竞争力培育面临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面向未来，我国影视产业财税扶持政策应该着力于打通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发挥我国大国国内市场规模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对非洲资源型投资问题研究——如何走向“合作博弈”

2000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国内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浪潮，中国政府提出了“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国内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纷纷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加，特别是在矿产领域的直接投资引发了世界经济和学术界的关注。 　　非洲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与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伙伴关系，成为我国资源类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向之一，中国“走出去”战略在非洲与我国对非合作相结合，成为中国与非洲经济合作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经营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走出去”企业在非洲经营过程中遇到了劳资冲突、违规生产、破坏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指责，也使部分非洲政府和民众更审慎地对待中国投资。甚至，因为“走出去”从事资源类投资的国有企业比重较大，中资企业的行为往往被认为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被西方舆论贴上了“新殖民主义”的标签。 　　本文以中色集团在赞比亚铜矿投资作为典型案例，选取博弈理论视角，将中国对非洲投资看作一个博弈机制，研究中国对非洲投资现状与问题，及如何从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 　　全文共分为绪论、“走出去”战略与“新殖民主义”争论、中色集团在赞比亚投资概况与问题、中色在赞比亚铜矿投资的博弈格局及其变化、如何走向合作，以及结论与展望六章内容。采用了实证研究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对非投资如何走向合作博弈进行了研究及政策建议。 　　首先，文章就“走出去”战略、中国对非洲投资、“新殖民主义”理论分别进行了理论和文献梳理。研究发现在“走出去”战略引导下，中国对非洲资源投资与中非经济合作战略紧密联系，“新殖民主义”争议暴露出中国政府对非洲投资模式的问题。 　　其次，文章就中色集团在赞比亚铜矿投资案例进行了大量细致文献资料研究，展现出该国有企业在非洲从事资源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工人罢工和政府强制停产等经营困境，并分析出矛盾冲突的出现具有中资企业工资待遇较低、中资企业管理层排斥工会体制、企业安全生产存在隐患以及中赞员工间文化隔阂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都体现出中资企业在非洲的生产经营缺乏社会责任意识，忽略当地社会价值意识，这也是中国投资者被指责为“新殖民主义”的主要原因。 　　最后，文章运用博弈理论，构造了一个动态博弈树模型来解释中国对非洲投资的互动博弈变化，并通过博弈决策机制分析决策双方的策略选择。进而得出文章核心结论，认为中国投资者在非洲经营困境，是因为中国的粗放型投资模式不能满足非洲国家的利益期望，随着非洲投资环境变化和议价能力提高，冲突矛盾日益凸显。为建立双方合作博弈机制，中国转换对非洲投资模式势在必行，变粗放式投资向精细化转变，并且实证分析表明中国政府和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尝试改变。 　　在具体政策建议层面，如何将投资模式的变化落实到企业具体的投资行为是政府政策需要达到的目的。通过与同为新兴国家开展对非投资代表，同时也是在赞比亚铜矿投资大国——印度对非投资模式，以及经合组织对跨国企业投资规范进行对比，总结出中国政府可从三方面采取政策措施，即调整对非投资结构，鼓励制造业、科技产业、环保产业走出去;积极加入国际投资冲突协调机制，增进国际交流对话;并建立跨国企业管理机制，以切实引导企业负责任的商业行为。
中越经济走廊对越南经济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东亚已成为世界经济最具有潜力和活力的地区，而越南是东亚地区中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自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两国融入全球经济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程度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对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增强。中越经济走廊是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两廊一圈”次区域经济合作区中的“两廊”，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起了新的桥梁，促进了越南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从中越经济走廊角度出发，研究中越经济走廊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分析中越经济走廊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挥的作用。 　　本文首先总结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越经济走廊的研究，阐述中越经济走廊的相关理论。之后，阅读大量资料与搜集最新的数据，分析了中越经济走廊的形成、发展与建设因素，接着探讨中越经济走廊的“东廊”与“西廊”分别对越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从两廊沿线上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情况对越南的贸易、投资、旅游等方面进行研究与分析。然后从从不同角度分析中越经济走廊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作用。最后对中越经济走廊如何进一步促进越南经济发展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我国煤炭价格形成机制及其实证研究

本文从供给、需求、运输、库存、国际替代能源等角度出发梳理了国内煤炭价格的形成机制，并且提出了区域性煤炭市场及其价格机制的存在，并运用VAR模型对上述因素对于消费地、中转地、产地煤炭价格的影响分别进行了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并进行比较。 　　通过对各影响因素对秦皇岛煤炭价格冲击的的实证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带动的需求因素对国内煤炭价格波动的贡献率是绝对的，中长期稳定在59％的贡献率;同时煤炭生产成本、煤炭产量、国际煤价、厂商库存对煤价的影响较为次要，分别在短中长期内达到了6％-7％的煤价波动贡献，而煤炭海运价格和电厂煤炭库存的影响则较小，一直在2％以下。 　　同时实证结果也验证了区域性煤炭市场的存在:1）在供给和需求端对煤价的冲击和贡献率上，秦皇岛煤炭价格（中转地）＞广州港（消费地）＞大同煤价（产地）;2）国际煤价的冲击与贡献率上，秦皇岛、广州港＞大同;3）煤炭开采成本的冲击:大同＞秦皇岛、广州;4）电厂库存的冲击:短期内秦皇岛＞广州 　　最后，本文结合实证的结果对我国煤炭行业运行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把包括加大资源税和环境税的征收力度、采取合适的需求端措施来调整国内能源结构、企业应加大走出去步伐及提升内部经营管理效益。
中国大陆电视剧国际竞争力培育的政策体系创新

从2001年开始实施影视“走出去”工程至今，我国电视剧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始终处于尴尬境地，曾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我国电视剧价格过低、制作商利益得不到保护而造成的。但是，2007年之后我国电视剧价格一路飙升，而其国际竞争力却仍然没有同向变动，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文章对我国电视剧产业政策进行了检视，认为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即:微观上，未能优先保护生产商权益，导致产业创新受到了阻碍;宏观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政策价值取向相冲突，从而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天然优势被消解。 　　文章分析了2007年之后电视剧价格飙升的原因，并考察了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得出了政策优化的基本方向。 　　最后，文章对如何优化政策以提高电视剧国际竞争力提出了建议，认为政策必须着力于钻石模型四要素关系结构优化，在宏观上促进超大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发挥，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政策体系的一致性，并在微观上形成保护生产商权益的利益分割制度。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研究

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呈现迅猛增长的态势。然而，中国投资美国也面临着较高的政治风险。政治风险研究是对政治风险表现和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本文首先总结了前人对政治风险的研究成果，并针对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特点，建立了一个政治风险的新分析框架。 　　结合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案例，借鉴前人对政治风险研究的既有成果和运用新分析框架对中国在美国投资的政治风险进行分析。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主要有四类:国家安全审查风险、技术转移限制风险、投资保护主义风险、经济民族主义和社会不稳风险。中国投资美国面临政治风险的原因包括:国际体系层面，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中美在生产结构中的竞争性质，主要表现为中美在全球能源市场的竞争格局;国家行为体层面，包括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美国政府的政治决策易受国会政治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导致对涉及国内同类领域外来投资的保护主义风险加大，国家安全审查也将趋于严格;美国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导致国内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引发经济民族主义的高涨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国家互动层面，中美两国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认知差异和中美经贸摩擦的扩大是形成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面临投资保护主义风险、技术转移限制风险和对国有企业的安全审查风险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美国政治风险对我国投资美国的重点项目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在国际、国内和国家互动三个层面的影响下，中国投资美国未来还将面临这些风险。 　　文章认为，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根源是由于我国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美国担忧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会对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构成挑战，并进一步对美国掌控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导权构成威胁，因此，美国为维护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导权而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进行遏制。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背后凸显了我国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固有弊病。海外投资对于促进我国企业内部改革、改进公司治理结构以及打造具备全球运营能力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对中国投资美国政治风险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国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培育真正的跨国公司和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一个契机。
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总体效应与横截面效应：香港股票市场实证研究

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之间的关系是金融学研究中的重要命题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起，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影响的实证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这一命题，学术界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文献，研究对象也从最早的美国股市，逐步拓展到全球各大主要股票市场。然而，香港市场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却几乎从未被任何研究涉及。这与香港股票市场在股票投资领域实践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随着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渐开放，境内投资者海外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香港股票市场由于其中国背景将很有可能成为境内投资者主要的境外投资目的地。因此，更好地理解和研究香港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情绪对指导境内投资者的对外投资具有重要的前瞻意义。 　　行为金融理论认为，由于现实金融市场中套利行为的有限性，投资者情绪将会系统性地影响股票价格。投资者情绪的高低不仅会导致股票市场整体的高估或低估，而且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各类股票的价格及收益。本文通过选取香港股票市场换手率、IPO发行量、新股融资规模、看跌/看涨期权比率和VIX指数5个间接投资者情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香港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数和投资者情绪变化综合指数，成功地对香港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情绪进行了量化测度。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将香港市场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区分为总体效应和横截面效应两个层面，并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 　　1)在香港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影响的总体效应是显著存在的。在短期，香港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与市场收益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动量效应，越高涨（低落）的情绪预示着越高（低）的市场收益。在长期，香港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与市场收益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反转效应，越高涨（低落）的情绪预示着越低（高）的市场收益。 　　2)在香港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影响的横截面效应是显著存在的。非参数分析的结果表明，总流通市值较小、上市年限较短、收益波动率较大的股票对于投资者情绪的敏感度更高。构建套利组合的结果表明，总流通市值和收益波动率的投资者情绪横截面效应是显著的。在投资者情绪高涨（低落）时期，对于投资者情绪敏感度更高的股票较其它股票估值更高（低），从而导致此后的收益较其它股票为低（高）。
电视纪录片《大黄山》跨文化传播研究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世界信息与通讯技术迅猛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日益呈现国际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交流和碰撞也日益扩大。尽管文化传播的频繁一方面促进了多元文化交流，但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尤其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凭借其计算机网络和卫星技术上的绝对优势，积极拓展、甚至谋求控制世界思想文化资源，实行文化霸权。对中国新闻媒体而言，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肩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任、传承和保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对外开展文化传播，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中的文化地位和政治形象。而纪录片作为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展现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之一。以它为切入口研究中国对外文化传播的状况，将有利于反思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以及思考其未来走向。 　　《中华民俗大观》、《美丽中国》等。2014年的人文地理类纪录片《大黄山》正是其中一个优秀案例。它由中央电视台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并邀请奥地利航拍团队参与拍摄的六集（人间仙境、生灵天堂、石破天惊、筑梦徽州、山水画卷、秘境之地）高清纪录片。该片在戛纳电视节播出后，赢得了大批海外受众的认可和支持，已经有美国、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购买该片的播放版权，可谓是国产纪录片“走出去”进行对外传播的典型优秀代表。它之所以能够受到全球人民的关注和喜爱，一方面在于成功呈现了民族特色文化，另一方面在于它在拍摄中充分考虑过海外受众的审美、心理和接受习惯等特点，将本土文化用国际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文化全球化和不平衡化的背景下，电视纪录片在对外文化传播方面的战略价值是有目共睹的，而出现阶段我国电视纪录片在对外传播策略和内容选择上仍存在不少弊端，使得中国纪录片的海外市场有限。通过对《大荒山》这个优秀作品的研究，深入分析它的拍摄内容、叙事手法以及商业化营销策略，可以解读出它能够取得良好对外文化传播的原因，从而尝试在全媒体时代的新语境下，对我国电视纪录片未来发展走向进行归纳和总结，进而推动中国在国际上形象的建构以及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湛江市生态环境建设研究

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日益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当今研究的热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湛江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的质量不断下降,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开发建设力度的加快,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趋势更加迅猛.森林覆盖率不断下降,河流水质不断恶化,吴川、遂溪、麻章等地区水土流失依然严重,西南0部干旱愈演愈烈等等.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环境的建设和管理,已成为湛江当务之急.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结果显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较好的地区,其自然生态环境的质量较差,而自然生态环境较优的地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不足.具体来说,市区的综合评价得分最高,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但其自然生态环境质量最差;廉江市综合评价排名第二,自然、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得分均居前列,三者的协调性较好;遂溪和吴川经济社会发展虽处于中等水平,但其自然生态环境也已出现一定程度上破坏;徐闻和雷州自然生态环境较优,但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整个市域中最慢的地区.因此,在进行湛江市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自然、经济与社会三者的协调发展.湛江市生态环境建设应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经济战略为重点,生态建设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措施,如形成综合决策和部门协调的机制、建立和完善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创新系统、形成政府主导、企业自律、公众参与的全民行动格局等;二是实施生态建设工程的措施,如生态公益林建设工程、城镇绿化工程、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等;三是进行生态功能分区建设,把湛江市域划分为北部丘陵生态功能区、沿海生态功能区、城市与经济走廊生态功能区、其他区域生态功能区.
珠江三角洲跨国公司网络生长与空间差异研究

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跨国公司大量涌入是国.由于珠江三角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区位条件优越,因此相比其他区域,跨国公司投资机构最集中,但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并不是跨国公司投资机构最完善、最成熟的区域.为了研究跨国公司投资在珠江三角洲的发展程度,该论文将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机构及地方相关机构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进行研究,提出跨国公司网络的概念.即跨国公司总部及其海外投资直接投资机构与投资地城市相关机构之间相互联系、相互配合构成的综合体.珠江三角洲跨国公司网络是这一综合体的一个子系统.这一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基于对跨国公司在珠江三角洲投资发展的实际,另一方面基于对世界跨国公司发展的研究.概念提出的目的一方面试图比较全面的把握跨国公司及其投资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城市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空间上探讨这些关系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针对珠江三角洲跨国公司网络生长的属性、机理和空间差异进行探讨,以确定跨国公司及其投资机构生长的状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新一轮的跨国公司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背景下各城市招商引资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策略和建议.跨国公司网络作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生经济力量,具有独特的属性和生长规律.该论文将跨国公司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机构称为网络节点.在对跨国公司网络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根据网络的一般属性,从空间、效益和产业(行业)三个维度对跨国公司网络进行综合研究.这三个纬度也就是跨国公司网络的三个属性:网络密度、网络强度和网络稳定度.
欠发达地区政府、企业、金融协调机制研究

近年来,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成为了世界性的热点问题,世界各欠发达地区纷纷出台相应的开发政策,加强与发达地区的经贸合作,并致力于其该区域内部各种经济要素的自我完善与协调,努力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以缩小同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中国政府在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口号,并逐步推出了各项开发措施,政府在经济和政治政策上不断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从而给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注入了活力和能量,大大促进了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掀开了中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新的一页.但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还特别大,欠发达地区在许多方面存在缺陷,其经济发展所依靠的经济主体在其自身的发展程度和相互的协调性上都比较差,这些都成为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协调性的发展,只有协调才有稳定、只有协调才有良性的发展,当然经济要进行社会经济的协调就离不开经济协调主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政府、企业、金融都将在经济协调主体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它们之间的协调关系是经济环境塑造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关键.在欠发达地区,其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地区政府观念和体制都比较陈旧,而且其财政收入有限,对地区经济的支持能力较弱,虽然在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对经济的主导性较强.作为微观经济的主体和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它所处的环境中软硬条件都较差,其自我的发展能力也较弱,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力不很突出.而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状况就更为落后,因为金融往往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发展来的,它既是经济发展情况的指示器,也依赖相应经济的支持,落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同时决定了落后的金融发展现状.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企业、金融不但自身发展较为落后,而且它们之间的信息沟通也不够畅通,这就极大地影响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协调,阻碍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该文将就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企业、金融的特点和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为中国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论苏丹经济发展状况和运行趋势及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关系中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实施走出去战略是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是行使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权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需要,是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培育中国跨国公司的需要.这一战略的实施动机和目标就是要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有利于中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和后劲,将走出去战略纳入中国总体发展战略之中,是国家发展战略在全球的延伸和体现,是在世界范围实现更高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升级,实现真正意义上国力的增强.该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阐明走出去战略的内涵及其提出的背景和意义,并根据当今世界在对外投资方面比较权威的理论,说明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更高层次地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实现更深入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第二部分介绍了苏丹概况并阐述分析了苏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第三部分阐述苏丹对外贸易特点及苏丹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第四部分从苏丹政府提出的发展计划纲要、鼓励投资政策、工业现状、目前主要鼓励投资方向和领域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入手进行分析,结合200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苏丹经济状况的最新评估报告情况论述苏丹经济贸易发展状况和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第五部分介绍分析中苏贸易发展现状和中国企业在苏丹的主要投资和工程承包项目及经济技术合作情况,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最后在综合分析苏丹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及中国对苏贸易情况、主要投资项目和工程承包现状后,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中国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建议和对策,以企能为更多的企业提供借鉴和指导.
我国制造业FDI市场进入研究

当前,中国部分企业正通过FDI(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这既是新时期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中国当前一项重要的经济发展政策.在中国企业以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实践中,存在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主体的定位、目标市场的选择和市场进入方式的安排.由于这三者的紧密内在联系,它们构成了论文的三大部分,并整合为该论文的选题——对中国制造业FDI市场进入问题的研究.在主体定位部分,通过对中、日、韩三国FDI主体定位的比较分析以及对中国制造业FDI的内在需要和国内、国际优势的探讨,得出了中国制造业应该成为中国FDI主体的结论.目标市场选择部分,在对中日韩三国企业FDI目标市场选择的比较分析以及相关理论研究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目标市场选择新四维分析模型和目标市场选择综合加权法,并以此为工具探讨了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市场的选择问题.市场进入方式安排部分同样按照目标市场选择部分的分析架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