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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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区位分析

随着近年来“走出去”战略的不断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在海外投资建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这其中，近年来饱受债务危机影响的欧洲国家成为了中国投资者的重要目的地，低廉的资产价格、卓越的国际品牌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都是吸引中国投资者前往的理由。但欧洲国家众多，且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优势各异，选择在哪些国家投资，即所谓区位选择问题，便成了中国企业赴欧投资的首要难题。 　　本文就是旨在通过理论模型、实证研究等方法，结合数据对比、拟合等途径，从中国企业在欧洲的地理分布现状出发，来研究影响中国企业在欧洲分布的主要区位因素，即究竟是哪些区位条件的存在使得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某国而不是其他国家。 　　本文首先在第二章回顾了相关领域的理论及过往的研究情况，接着在第三章，文章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以及行业分布、所有权分布、区位分布等多个角度展现了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现状。在第四章，文章承上启下，从前文描述的现状出发，逐一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来初步获得影响企业区位分布的区位因素，接着又借用波特的钻石模型为全文的理论分析搭建了框架，最后再通过区位因素的量化和实证分析来验证前文得出的区位因素对直接投资影响的显著性，进而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的结合中得出了全文最后的结论。 　　结论表明，对于从事不同行业类型、不同所有制成分的中国企业，影响它们对欧直接投资的具体区位因素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从大类上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需求条件、国家战略，结构及对抗、政府政策三大类要素对中国企业赴欧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都较为显著;而生产要素、相关及支撑产业这两类要素对中国企业赴欧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都较不显著。 　　本文在分析过程中不但注重经济数据，也重视政府政策、国家历史、文化等众多非经济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所谓“逆向投资”显得十分重要。
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监管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中国企业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需求和进程也日益加快，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以人民币结算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的扩张又同时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和人民币全面推进国际化的背景下，将近年来兴起的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纳入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无疑是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扩大人民币资本输出的一种有益而必要的探索。然而，就现阶段而言，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以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仍为新鲜事物，其涉及私募股权基金、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跨境投资等多个方面的相关法律问题，本文将针对这一交叉领域的法律监管问题展开讨论。 　　本文第一章介绍了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和法律特征，在此基础上，将本文讨论对象与主权财富基金、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平行基金、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和自贸区跨境股权投资等现有对外投资参与主体或形式进行辨析。 　　本文第二章从商务部门、发改委、外汇管理局、税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的审批权限和职责出发，详细分析目前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以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所涉法律监管方面的立法现状。 　　本文第三章围绕域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监管制度经验借鉴和启示展开，以美国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以韩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典型，从其立法现状、机构设置、监管内容等多个方面阐释其制度的可取之处。 　　本文第四章则在分析我国目前法律监管不足的基础上，借鉴他国成功经验，提出相关问题和缺陷的解决之道和完善途径。
1999-2012年中国期刊业实物贸易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文化产业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增强，期刊业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出版蓝图的一个重要课题，期刊贸易的发展空间逐步扩大，迎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伴随着中国步入世界期刊大国行列的步伐，期刊业国际贸易日益凸显的国际化和效益化，已成为中国期刊业发展进程中颇受关注的问题之一。 　　本论文选择1999年至2012年这一时间段的期刊实物贸易进行分析，试图收集、整理、分析1999至2012年内，中国期刊实物贸易的相关数据，以图表形式，分析中国的期刊实物贸易的发展趋势;分析中国期刊业实物贸易存在的逆差问题及产生逆差问题的原因;结合当前中国出版业发展现状，参考相关出版理论与实践，借鉴国外期刊出版的优秀经验，为提高我国期刊的国际贸易水平提供一些对策建议，以期供参考。中国期刊走出去也在另一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论文最后一部分重点论述了中国期刊走出去与文化软实力的平衡。
我国动漫产业国际竞争力培育政策研究

本文对我国动漫产业的研究基于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动漫产业自2004年开始受到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大力扶持，其发展走上快车道，然而做大的目标是要做强，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动漫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否与其成长速度相匹配，当前政府过度干预的动漫行业未来的走向是本文重点研究问题。 　　文章从国内产业市场规制出发，采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方法，研究政策力量在动漫产业链构建中的作用与局限，并且以国内动漫产业表现较突出的城市，长沙和杭州为案例，以迈克尔.波特“钻石模型”为分析框架，对比分析区域差异，探讨如何通过政策协调四要素的关系优化，扩大政策在实际落地后的效用，最终提升我国动漫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国际方面，参照美国、日本、韩国三个动漫大国，各自动漫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政策培育方式。
赛科达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上海赛科达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科达）是一家新材料的上市企业，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服务，已成为我国复合材料领域的领先企业。 　　赛科达面临我国汽车进入家庭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和国家支持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新机遇，也面临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带来汽车轻量化所需的复合材料大规模应用的新挑战，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的竞争格局，企业盈利增长速度放缓等新形势。 　　制定好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对赛科达发展至关重要。在此重要的发展时期，赛科达如何在复合材料技术不断升级和客户需求多元化的前提下继续保持可持续增长？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将国内市场领先者的角色延续到全球市场，逐步成为全球化优秀新材料企业？ 　　针对此背景，笔者以赛科达公司为研究对象，以战略管理为着眼点，分析存在的问题，应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等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赛科达公司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战略分析、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等问题。首先，运用PEST对赛科达公司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进行分析，同时分析了产业环境，并运用五力模型对赛科达公司而临的竞争环境进行分析。其次，运用SWOT分析方法对赛科达公司发展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深入分析。第三，结合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和SWOT分析结果制定赛科达2013-2020年发展战略。最后，立足赛科达实际，从组织变革、营销策略、运营系统、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和领导力等六个角度提出发展战略实施的具体路径。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分区域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我国正处在从吸引外资向“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阶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通过吸引外资获得了经济增长，但随着竞争的加剧、利润的缩减以及投资企业对核心技术的保护，吸引外资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我国长期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需求。从2001年我国加入WTO，并且强调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但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和技术水平还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在复杂的全球分工协作环境下，探索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如何提高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实现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大的战略和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回顾并评述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文献。接下来着重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发展现状和特征，提出了我国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少和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一致等问题。然后分析了逆向技术溢出的微观模型和其作用机制，并且从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次深入分析了逆向技术溢出的机理，完整的提出了从进行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反馈到母公司，进而提升母公司技术创新水平，并且通过技术扩散到产业与关联产业，获得传统产业优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最后促进国民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链条。 　　在实证方面，本文选取了2003年至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应用LP的国际R&D溢出模型，实证检验后发现全国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存在，但是与国内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比，效果相对微弱。由于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再分别对东、中、西部的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各区域的效果不尽相同，相比我国中、西部，东部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和逆向技术溢出机理，本文从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次详尽分析了全国和各区域的实证结果，并辅以定性和定量分析来解释其原因。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技术水平、经济体制、金融环境和对外投资的发展等各方面都与发达国家更加接近，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大。 　　最后根据前面分析的结果，同样从不同层面给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并且针对我国各区域发展状况，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和技术发展水平的不同，给出了适当的政策建议。
南通某建筑施工公司海外发展战略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建筑施工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参与到国际市场竞争去。而随着知识化、信息化、技术化的加速发展，建筑施工企业的发展环境在国际市场上更趋复杂，大大增加了风险性，完全打乱了企业原有的竞争条件。企业发展战略就是每个企业发展的思路、谋略与方向，是企业发展的灵魂与纲领，对企业生存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建筑施工企业走出去，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海外发展战略。 　　本文以南通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海外子公司为实证案例研究，应用战略管理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建筑行业海外发展的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实际情况，为南通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海外子公司拟定了一套系统的的海外发展战略。此系统的海外发展战略包括海外公司的发展层次和阶段、解决近期、中期、长期发展的命题，海外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解决要做什么的命题，海外公司的市场发展布局战略，解决去哪里做的命题，海外公司的发展模式设计，解决海外公司如何发展的命题，海外公司的战略保障性措施设计，解决的则是海外公司如何保证战略落地的命题。 　　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绪论，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研究的意义，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框架;第二章是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分析，包括建筑市场海外环境分析、当前建筑施工企业海外发展面临的政策和挑战、对外承包工程的商业模式、对外承包工程的核心竞争力;第三章是公司内部情况分析和SWOT分析;第四章是标杆企业海外发展的战略借鉴，借助对中建集团、中信集团发展战略的分析研究，需求自身发展的战略模式;第五章是公司海外发展战略确定，通过对公司整体战略的分析对公司海外发展战略的内容与布置进行具体策略研究;第六章是海外发展业务拓展战略实施的具体措施;第七章是结论与展望。
金砖四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比较研究

近些年来，世界经济舞台上正发生着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在迅速发展，其中金砖四国的表现尤为突出。它们是世界主要的新兴市场，由于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贸易顺差使得外汇储备高居不下，从而促使了它们的对外投资规模日益壮大。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金砖四国做比较研究的文献比较匮乏，因此深入对金砖四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首先本文选取了几个指标比较分析了中国、印度、巴西以及俄罗斯四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包括: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匹配程度;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趋势;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与地理分布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代表企业等。本文通过对四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有以下几点主要特征:第一，四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自身的经济发展程度并不匹配，都处于偏低水平;第二，除印度外，其他金砖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业的投资比例比较低，不利于优化其国内产业结构;第三，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是中小规模企业，而中国与俄罗斯则以国有企业为主，投资主体的结构关系到投资的效率;第四，四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动机都比较明显，同时中国、巴西以及俄罗斯都积极开拓周边国家的市场，而印度则对创造性资产尤为重视。 　　随后本文通过传统的经济因素以及制度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来建立计量模型对金砖四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与巴西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主要是创造型资产与市场寻求型投资，俄罗斯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主要是资源寻求型与市场寻求型投资，印度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主要是创造型资产与资源寻求型投资。四个国家在海外投资时对创造性资产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加，但是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重视程度偏低。由于金砖四国在诸多方面的相似性，其他金砖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对中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最后本文结合四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共性以及不同，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出相应的建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中国应注重增强企业产业选择动机，调整投资结构;第二，加快中小民营企业支持体系的建设，发起中国中小企业产业基金;第三，中国跨国公司应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做好人才准备;第四，中国应加快双重避税协定以及双边结算协议的签署，从而实现中国企业更有效的“走出去”。本文在最后为对外直接投资未来的研究方向也提出了一些想法，这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金融危机改变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么？——基于H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并购是企业实现快速规模扩张的重要方式。19世纪末以来，美国兴起了五次并购浪潮。在我国，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及IPO的多次暂停，并购已超越IPO成为我国企业实现规模扩张，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快速发展的重要融资方式。 　　在国内并购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也在不断的刷新历史记录。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股市市值大幅下跌，中国企业“走出去”迎来难得的机遇。2013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规模高达700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32％。但是海外并购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中铝并购力拓的失败案例历历在目，上汽收购双龙汽车遭遇“工会门”陷阱不断地敲响警钟，2008年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上亏损更是高达2000亿元。面临着海外并购的风起云涌，我们不禁要问:海外并购到底是否提升了中国企业的业绩？又有哪些因素影响了海外并购的绩效？金融危机前后海外并购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关于并购绩效问题的研究国内文献莫衷一是，而对于危机前后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对比实证分析少之又少。因此，研究分析金融危机前后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对于指导中国企业参与海外并购具有重要意义。 　　考虑到A股市场有效性不足，以及会计指标无法反应并购的战略价值等问题，本文基于H股的视角和事件研究法，选取了2003年到2014年十多年间，收购方为H股上市公司的海外并购交易事件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其在金融危机前后是否发生了改变。 　　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平均绩效为正，但总体上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正绩效，海外并购的绩效因具体事件波动非常大;金融危机前，海外并购绩效显著为负;危机后，海外并购绩效并不显著为正，但相对于危机前，危机后的海外并购绩效得到了明显提升;从危机前，危机中到危机后，海外并购绩效经历了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从整体上看，人民币升值，高财务杠杆率对海外并购绩效有显著正面影响，国有性质，支付方式，拟购比例，并购企业本身估值因素对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目标在发达国家的并购及大规模并购在危机前后的影响发生了显著改变，危机前显著降低了海外并购的绩效，危机后显著提升了海外并购的绩效;危机后，能源、周期性消费品行业的海外并购绩效显著为正，机械、金融行业的海外并购绩效显著为负，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也提升了海外并购的绩效，而自由现金流比率的增加则降低了海外并购的绩效。 　　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提出了金融危机后改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启示与建议:对企业来说，一要制定海外并购战略，避免盲目并购;二要总结前人成功经验，提高海外并购整合能力;三要结合具体经济形势，合理选择并购行业、地区及支付方式，同时利用财务杠杆提升海外并购绩效;最后，企业要加强自身治理，降低内部代理成本。对政府来说，一要放松汇率管制，实施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二要坚持“走出去”战略，对外加强国际沟通，对内完善相关法律政策;三要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利用资本市场促进海外并购发展。
论金砖国家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民待遇条款

金砖国家从一个经济学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固定的合作机制，五国间在双边直接投资领域存在很大的发展潜力。本文从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投资协定的国民待遇条款出发，分析了现有国际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和实践中国民待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并对金砖国家各自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特别是金砖国家相互之间直接投资进行了比较，统计了金砖国家对外双边投资条约缔结情况和金砖国家相互之间双边投资协定的缔结状况，重点阐述这些国家对外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对国民待遇条款的理解和实践。 　　回顾中国在国民待遇条款上的法律立场和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双边协定中国民待遇条款。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对该条款的理解都比较谨慎，但是近期随着中国选择“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开始海外投资以控制原料供应和拓展市场。如今的中国不仅是资本输入国，同时也是资本输出国，我们需要将投资保护和市场准入纳入国民待遇的考虑因素中去，传统的准入后国民待遇原则开始出现松动。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与美国政府开始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协调新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此外，中国已经在上海自贸区开展关于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的试点工作。 　　本文在兼顾国家安全和投资自由化视角下重新审视传统国民待遇条款。期望为中国在与其他金砖国家的投资协定谈判或者更新，以及中国在未来参与其他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提供一种思路。
对外产业转移与母国贸易技术结构升级——基于日本的经验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国际分工水平的深化，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方式的对外产业转移活动，成为世界经济中普遍的经济现象。对外产业转移对母国经济具有怎样的影响，在欧美日等对外产业转移大国，一直处于政策争论的中心，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用各种先进的经济学方法以及计量经济学手段，准确量化对外产业转移在生产、就业、贸易等方面对母国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以便从数量的角度准确回答对外产业转移对母国经济是具有“正面”的影响，还是具有“负面”的影响。 　　从结构的角度看，对外产业转移是母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历史经验表明对一国经济长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经济结构的升级。一国的经济结构与贸易产品结构的关系是一种“镜像”关系，贸易产品数据在产品分类水平、统计口径、数据的可追溯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此本文以贸易产品的技术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衡量指标，从长期视角研究对外产业转移对母国贸易产品技术结构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国际分工水平也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化到产品内的生产工序和环节，日本对外产业转移的方式也从20世纪80年代“雁行模式”的产业链整体的转移，发展到以构建国际生产网络为目的的“网络型”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按照各国不同的区位比较优势，对既有资源和分工进行重组，把产品拆分成各个模块，并按照成本最低创新最高的原则选址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专业化生产和组装，从而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形式，形成国际生产网络。国际生产网络的出现是最近二三十年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特征。 　　本文以日本为主要研究样本，从对经济结构长期影响的视角分三部分来研究日本对外产业转移对日本贸易技术结构的影响及其机制。针对研究中的新发现，探索未来中国通过“走出去”完成本国经济的结构性升级和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从的机制。 　　首先，要研究日本对外产业转移对贸易结构的长期影响，就要对日本贸易结构的现状进行准确的量化分析，分析日本贸易结构是如何演变的以及演变过程中的特征。本文从贸易产品的技术构成和贸易平衡两个角度定义了贸易结构演变的动态特征和静态特征，得出结论为:从现状上看，2011年日本17.51％的贸易产品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贡献了3/4的出口总量，从静态特征来看，日本贸易产品的技术结构仍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从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特征来看，1976年到2011年只有17.5％的贸易产品完成了贸易结构的动态升级，有38.71％的贸易产品出现了结构性衰退。从时间趋势上来看，1997年之后日本贸易结构升级的速度小于衰退的速度，贸易模式呈现出恶化的趋势。 　　第二，本文采用日本不同产业对外产业转移和贸易技术结构的数据，从中观层面对1976-2011年36年间日本对外产业转移对贸易技术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对外产业转移的实质是通过资本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过程。从总体水平来看，日本对外产业转移促进了贸易技术结构的升级;从不同技术水平产业所受影响数量程度的比较来看，对外产业转移对中、高技术水平产业贸易技术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尤其的明显。日本的经验表明，对外产业转移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 　　第三，本文对产品内分工和国际生产网络存在的条件下对外产业转移影响贸易技术结构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深化到产品内的生产环节和工序，这种分工基础上日本对外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就是构建国际生产网络，这一时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特征就是“网络型”对外直接投资。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构建了两国两要素三部门垂直资本自由流动模型，制造业部门产品的生产效率从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中获益，资本可以在相同的产品部门间跨国自由流动，劳动力在两国间不能自由流动。跨国公司为了追求最大利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对资源禀赋要求不同的生产环节布局不同的国家，优化本国的资源配置，其结果就是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通过国际生产网络，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效应、资本和创新的循环累积作用、集聚的经济性三个渠道促进母国贸易技术结构的升级。本文利用空间面板回归技术，对这一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的样本覆盖范围为日本的25个主要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并按照东道国的区域性特征将25个国家的样本分为亚洲国家、欧洲国家、美国及其周边国家三组，对整体样本以及分区域样本的网络效应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发现通过国际生产网络的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母国对东道国贸易技术结构的升级，同时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要求对母国贸易技术结构必须随之升级，否则就会引起贸易结构动态衰退。 　　基于日本的经验，中国应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构建实现本国资源最优配置的国际生产网络，进而实现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和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地位的提升。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和建议。
韩国对中国汽车产业FDI的贸易效应研究

2013年中国的贸易总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7.6％，创下4.1603万亿美元记录，中国跃上数十年来由美国占据的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地位。在过去，中国经济自1992年正式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呈现了急速增长。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后，最近10年间保持了年平均10.7％的增长趋势。结果，中国超越日本，理直气壮地登上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地位。而今天，中国以2013年为基点，在世界贸易中也跃升至第一位。在这样的世界贸易环境下，韩国的对中国贸易逐渐显出了其重要性。 　　韩中建交后，韩国和中国维持着相互补充性的合作关系，在贸易、投资等经济交流领域迅速成长。2011年两国间贸易规模与1992年相比，增加约34.6倍，2004年以后，中国成为了韩国的最大贸易对象国。此外，建交之后，出口和进口各增加50.6倍和23.2倍，中国跃升为最大出口对象国和进口对象国。特别是，韩国的对中国年平均出口增加率为22.9％，与同期对世界年平均出口增加率相比，以2倍以上的速度迅猛增加。 　　在这一中心位居着韩国的汽车产业。一般来说，汽车产业因其对韩国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的影响和经济性波及效果，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产业。以2011年为标准，韩国的汽车产业占据制造业生产的10％，是国民经济比重大的韩国的核心主力产业。另一方面，2000年以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汽车市场迅速成长，尤其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后，内需市场急速膨胀。2012年，中国汽车销量达1，931万台，与上年相比增加4.3％，其销量和生产量均占据世界第一位。最近，为了迎合急速增长的中国汽车需求，全球汽车及配件企业加快对中国的投资进军。以代表韩国汽车产业的现代-起亚为中心，汽车及汽车配件企业为了迅速提高在中国的占有率和生产能力，从各方面进行着努力。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汽车产业海外投资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 　　因此，本论文将重点放在汽车产业的对中国直接投资会对对中国进出口产生怎样的影响上。为研究韩国汽车产业的对中国直接投资是会代替并减少出口还是补充并增加出口，是会出现返销效果，还是会出现进口转换效果，针对以汽车产业5个品种的横截面资料和1990-2013年24年时间序列资料为基础组成面板资料，进行了实证分析。本论文的分析结果为，韩国汽车产业的对中国FDI不仅对出口，也对进口产生增加效果，随之，针对韩中贸易，FDI具有促进产业内贸易的效果。所以，为了韩国贸易的持续性扩大和确保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即中国市场，韩国汽车产业的对中国投资进军须持续扩大。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微观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分析

过去10年是中国和欧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的10年，中欧双边经贸合作成就瞩目。但是相比中国对欧盟出口贸易的规模，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虽然增长迅速，但存量金额占欧盟收到世界所有国家直接投资的比例仍然很小，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促进中欧投资符合双方利益，因此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启动伊始，有必要通过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进而为双方政策谈判和制定提供有益的建议。 　　本文首先通过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分析，发现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具有起步晚，起点低，但发展快的特点;通过地区和行业分布分析，得出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地区和行业分布具有分布广，集中度高的特征。在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中，本文通过知识—资本模型的应用，对影响微观中国跨国企业投资决策因素进行了分类，建立了局部均衡分析框架下的企业利润最大化模型，推导出东道国市场大小和东道国贸易保护程度是影响水平投资型中国跨国企业的因素，自然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是影响垂直投资型中国跨国企业的因素，而东道国劳动生产率，母国与东道国间地理距离，东道国离岸金融中心属性，东道国企业税率和东道国政治及制度因素会同时影响两种类型投资的跨国企业。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通过欧盟成员国层面面板数据的回归，检验了各影响中国跨国企业对欧盟直接投资因素的显著性和稳健性，表明中国企业对于欧盟的直接投资仍然是以水平型市场进入动机为主，因而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加大垂直型直接投资的力度，通过战略资产的获取，提升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最后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欧盟和中国政府两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东亚国家OFDI政府支持的比较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跨国公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对外直接投资逐渐变成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要素。这个过程中，对外直接投资也引起了许多国家政府的关注，政府政策对其也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以东亚经济体为研究背景，选取中国以及邻国日本作为研究对象。日本是一个海外投资大国，六十多年来积累大量的对外投资存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管理体系;虽然中国近年海外投资增势迅猛，但是相关政策体制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借鉴日本的经验对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体系，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本文从国家政府的宏观层面，回顾了二战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繁荣背后的政府支持政策，以及近年来中国直接投资快速发展背后的政府政策因素，比较分析了两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各阶段政策的异同，为中国今后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建议;从跨国公司的微观层面，选取中国政府对于大型跨国公司——中国石油海外投资的支持为案例，构建了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国有企业的支持模型，并讨论了与日本政府的支持模式的异同，提出了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建议。 　　第一部分分别回顾了中日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总结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资料。第二部分描述和比较了中日两国政府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异同，分析了现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支持体系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善的建议。第三部分的案例描述了中国政府是如何介入国有大型企业的海外投资与扩张，除了在第二部分中涉及的普适政策外，中国政府对国有大型企业有着其他的直接帮持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国有企业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的原因。尽管日本初期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是源于对海外自然资源的开采，但是政府与大型石油公司之间却没有如中国这样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有利有弊，中国迅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公司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是这种关系有利的一面，但考虑到过于庞大的国有企业的缺点以及私有部门对外直接投资的弱势状态，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活力，中国政府可以借鉴日本政府鼓励对外投资的方式，先支持大型企业的海外投资，以大型企业开路，将其与相关产业的中小私人企业组成商团联合的形式，利用大型企业在投资国前期投资的经验信息与关系脉络，为中小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便利条件。
中国海关对报关行业管理改革探析

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之后，李克强总理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要简政放权，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海关作为国家机关也要积极推进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 　　海关因对外经济贸易和交往而生，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对外经贸合作发展壮大，报关行业也同时应运而生逐步发展。海关对报关行业的管理也是从无到有，逐步地发展。海关对报关行业的管理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比较规范的体系，在一定发展阶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推动了报关行业的发展，保障了对外经贸发展。然而在行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海关对报关行业的管理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无证报关、有证不用、人员素质和企业专业水平不高，导致了资源不合理配置、通关速度受限和违法乱纪行为频出，最终造成资源浪费、经济受损、政府受害。 　　造成这些问题和危害的直接原因是现有的管理措施未能实现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提升报关企业的专业化水平的目的，然而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成因，这些问题和危害的产生与“政府失灵”密切相关。 　　本文通过梳理现有的海关对报关行业管理制度，并对报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和企业的访谈及问卷调查和网上文献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出当前海关对报关行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危害，然后针对发现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深层成因，最好针对问题成因提出了海关对报关行业管理改革既要防止政府失灵，又要遏止市场失灵，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强化政府监督和调控职能，寻求与社会力量的合作治理，促进报关从业人员和企业提升能力，最终要达到促进贸易便利和安全，降低交易成本，增进公共利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