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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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经贸合作模式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这一历史大背景下，中国与毗邻的中亚五国在双边政府及上海合作组织等机构的推动下经贸合作往来日益频繁，贸易与投资便利化取得了较大进展。2013年习近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意味着包含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在中国与中亚五国均占有重要地位，深化双方农业经贸合作既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也是重中之中，必将融入到这一历史进程中来。中国与中亚五国自建交以来双方在农业经贸合作领域已取得较大成就，但也面临不少问题;为进一步深化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推动双边农业经贸合作健康有序发展，对双方农业经贸合作进程中现有模式、演变规律及其未来模式创新开展研究已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从模式的角度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业经贸合作展开深入研究，研究认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业经贸方面存在广泛的合作基础;当前的几个典型区域经贸合作模式在现阶段能较有效推动双方农业经贸合作发展，但仍存在局限;现有农业经贸合作模式存在较大改进空间;自由贸易区是未来区域经贸合作的最佳选择，农业经贸合作模式将在此框架下进行构建，并在最后对未来农业经贸合作模式进行了展望。 　　具体方面本研究共分八章，第一章对主要对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阐述，对相关理论及文献进行综述整理，对研究的方法、数据的来源，拟解决的关键予以阐释，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研究的内容予以说明。第二章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业经济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业经贸领域存在广泛合作基础。由于农业经贸合作模式与区域经贸合作模式存在辩证统一关系，因此首先要弄清楚现有区域经贸合作有哪些典型模式，故本文第三章首先对当前能最有效促进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经贸合作发展的几类区域经贸合作模式进行了分析与整理，它们分别是:上海合作组织模式、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模式、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及亚欧博览会模式;认为这些模式尚处在以实现贸易与投资便利化阶段。并从投资、科技、农业发展援助及其它这四个方面对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经贸合作进程中的主要模式进行了概括，认为这些模式对推动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经贸合作乃至区域经贸合作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第四章对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经贸合作进行了SWOT分析，认为中国在与中亚五国在开展农业经贸合作的进程中要最大限度的发挥自身优势，克服自身不足，抓住机遇，客观认证面对并迎接所面临的一切挑战，占据合作主导权，并积极推动合作深入发展。本文第五章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国与中亚五国整体农产品贸易模式演变及贸易额增长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无论是在贸易模式方面还是在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因素方面双方均呈现出不同特点，认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模式还存在较大改进空间。第六章同样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国与中亚各国农产品贸易模式演变及贸易额增长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是在贸易模式方面还是在对贸易增长的影响因素方面，中国与中亚各国均存在异同。第七章首先通对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四种典型经贸合作模式进行借鉴，认为自由贸易区是该地区未来的合理选择有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两种种模式可供选择。并提出了切合实际的中国与中亚五国未来农业经贸合作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目标;认为在农业经济合作模式方面，可有农产品出口加工基地模式、合资共建模式，企业+基地型合作模式、农业合作示范区模式、目标集聚型合作模式、合同进入模式、农业跨国公司模式、国际农贸批发市场模式及国际农业专业合作社模式这八种可供参考选择;在农产品贸易模式方面，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改变，从中长期来看则会发生较大变化。第八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研究

知识经济的到来，世界各国对于人才的竞争愈发激烈，教育作为发展一国人才的基本策略，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现，世界已经进入“教育谋划”和“教育变革”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构建了“教育强国”的伟大梦想。因此，通过不断吸收借鉴先进经验，通过“派出去”和“请进来”等办法，在多方面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成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构建“教育强国”的重要途径。 　　中国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周边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相邻，是我国东联西出的桥头堡。作为我国西进排头兵，新疆如何发挥自身地理优势、文化优势、外部环境的优势加强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合作，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之一。如何加强新疆对外交流力度，提高教育国际化水平，成为自治区乃至国家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借助相互依存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博弈论和经济一体化理论，结合管理学、经济学、地缘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围绕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研究这一主题展开研究。 　　首先，从理论上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进行辨析，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证实了中国GDP与财政教育投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我国财政教育投入每增长1％，长期国民经济将有0.330347％的增长;从短期来看，财政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模型缺乏说服力，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不明显，需要建立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有效发挥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旨在强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经济学意义。 　　其次，梳理了中国新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和问题，并展望其未来发展前景。 　　然后，分析了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合作的必要性，从地缘、语言环境、人文、学科专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总结其合作优势，并从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中国“入世”、西部大开发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视角剖析其合作机遇。 　　再次，从平台与机制建设、汉语国际教育、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和区域与国别研究等不同方面透视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的高等教育合作现状，深入挖掘存在的问题。 　　最后，借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东盟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经验，结合实际探寻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高等教育合作总体思路、战略、合作模式和合作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以期提升双方高等教育合作层次，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合作水平，加速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塔吉克斯坦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也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造成危害的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性基础上的经济、社会、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而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经济发展不能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是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自然资源约束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资源供给数量的减少、质量下降、开发利用难度变大和资源禀赋优越所引起的自然资源供给短缺或过剩，对经济增长形成制约的现象。而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系统的重要基石。 　　塔吉克斯坦是位于中亚东南部的内陆国家，境内多高山，约占国土面积的93％;水利资源丰富，位列世界第八位，其储藏量占中亚一半左右;矿产资源种类丰富，部分矿产资源储量大，已发现400多个矿带，探明有铅锌、金、钨、锑、银及锡等贵金属，以及油气及石盐等50多种矿物质，其中银、铅锌、锑及石盐等资源储量居世界或亚洲前列。近些年，塔吉克斯坦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以上，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5亿美元，一、二、三产业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1％、23.2％及55.7％。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而国内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4％。 　　本论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自然资源约束理论为基础，分析自然资源约束下塔吉克斯坦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探寻影响其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以期找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分析;(2)分别从塔吉克斯坦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环境资源等方面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进行分析，并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资源环境的综合支撑能力进行测算和分析;(3)在分析塔吉克斯坦经济增长特征的基础上，对其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质量进行定量分析;(4)构建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协调度模型，评价和分析塔吉克斯坦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水平;(5)分析塔吉克斯坦经济可持续发展潜力及其主要问题;(6)借鉴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经验，探讨塔吉克斯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阶段特征，给出促进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塔吉克斯坦自然资源中石油及天然气资源、土地资源等十分短缺，对经济发展形成硬约束，而矿产资源多处于勘探开发阶段，目前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较低。 　　二是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水平低，对外依存度高，劳务经济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2012年劳务汇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同时，工业发展滞后，工业产值占GDP比重低，占GDP的14.4％;城市化水平低，农业就业人口比重高。与国际比较，塔吉克斯坦尚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 　　三是塔吉克斯坦自然资源及环境的支撑能力体现在:①石油及天然气资源、土地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弱，而水资源、环境状况、矿产物质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能力相对较强。②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支撑能力较强，反映出塔吉克斯坦资源环境支撑经济增长的负荷低。 　　四是目前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处于弱可持续性状态。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度测算结果显示:塔吉克斯坦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度较高，但协调发展度较低，表明目前其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损耗程度还较低，处于经济与资源环境低水平协调发展的状态，对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也低。 　　鉴于以上分析，结合塔吉克斯坦资源环境状况和经济发展能力，本文从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升级、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与服务业、发展民营经济、积极发展边境走廊、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参加“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方面，给出塔吉克斯坦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同时，为了摆脱或缓解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塔吉克斯坦应注重发展循环经济，不仅可以保障可持续发展对策的实施，还可以提高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利用率，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
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业行业投资选择研究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剧，“走出去”对外投资已经成为解决本国弊端产业的一条有效途径。农业作为保证国计民生的一项基础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发挥本国农业上的优势，解决本国农业的弊端，农业“走出去”已恰逢其时。2012年中国对外农业投资总额相比前年增长了3.2％，达到30.1亿美元。 　　中亚五国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地广人稀，与中国相邻。中国投资于中亚五国具有地缘优势。本文通过分析中亚五国农林牧渔业的发展状况，找出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业的互补性;根据投资引力模型确定影响跨国投资的因素，定量分析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业行业投资的影响因素;确立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业投资行业所选择的基准，即选择中国趋于或正处于比较劣势的农业行业而相对中亚五国而言是具有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行业进行投资。进而根据所选择的标准确定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业行业投资选择战略，得出: 　　在畜牧类行业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畜牧类农产品具有优势。在种植类行业中，中亚五国普遍具有优势的农产品是小麦、大麦、葡萄、番茄、胡萝卜、杏子。在动植物油脂类行业中，中亚五国发展比较落后，没有竞争力。在食品饮料烟酒类行业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该行业中具有竞争力。在皮革毛皮类行业中，中亚五国均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是生羊皮、马皮、牛皮。在纺织原料和纺织制品类行业中，中亚五国出口棉花量显著地高于进口棉花量。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业投资是农业资源导向性的，中亚各国中自然资源禀赋越高、农业劳动力禀赋越高或者农业科技水平越高的国家，中国会显著性的投资于以上国家。中亚各国市场规模以及双边贸易量对中国在中亚五国的农业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道国吸引外资政策以及距离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
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便利化研究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两大趋势，那就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的发展，既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集中表现，也是崛起中的中国与中亚五国进一步发展的有益选择。1996年4月，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发展注进了新鲜血液。2013年9月，“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进一步带动了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发展。对于中亚五国来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加之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的新时期，各项贸易措施的负面影响也在凸显，提升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便利化以促进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是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方向。 　　本文中以贸易便利化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分析了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现状，并从口岸物流、海关环境、规章制度和商务环境四个方面全面探究了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农产品贸易便利化现状及问题。在此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统计的数据和世界经济论坛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借鉴发达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经验，提出推动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便利化的运行机制。 　　本文通过模型的实证分析和问卷的定性分析，均得出贸易便利化的发展对农产品的贸易影响重大。尽管中国的农产品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高于中亚五国的水平，但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便利化的水平较低，可见中国与中亚五国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道路还很长。在全面分析贸易便利化现状基础上，提出推动农产品贸易便利化的机制，在国内设计了包括政府机关、相关企业、行业协会和学术团体在内的四位一体运行路径。在和中亚五国合作方面，建立推动中国与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便利化的合作委员会，建立多层次、网络状的区域协调体系。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价值评估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经济金融一体化发展的今天，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价值最大化已逐步成为企业经营的战略目标。企业的价值是其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是企业获利能力与企业核心能力的指示器，是企业相关者的利益体现。而企业价值评估是进行企业价值管理，实现企业价值增长的基础。伴随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我国将成为国际资本进驻的重要市场之一，无论是我国企业“走出去”，还是国际资本“引进来”，都需要合理、科学地评估企业价值，从而实现交易的公平公正。 　　正是基于这种现实的需要，本文通过对价值评估理论及方法的初步探究，同时通过不同的价值评估方法对具体案例企业进行价值评估分析，探索适合我国上市公司价值评估的思路和方法，希望能为投资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同时也为我国企业价值评估的实际操作提供可参考的案例操作流程。 　　而本文主要是针对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螳螂或金螳螂公司）进行价值评估，希望评估结果对金螳螂公司的内、外决策和未来的价值发展战略有所裨益。内部管理者可以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公司发展战略，使企业价值达到最大化;外部投资者可以根据评估结果做出科学合理的投资决策，为相关投资者提供重要参考。此外，笔者也希望本文对金螳螂的案例研究，能对我国评估行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问题研究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资本输出国同资本输入国间所订立的投资保护协定，是以保护私人海外投资为目的的国际法体制中普遍行之有效的条款，是当前活跃的国际投资领域重要的保障手段之一。《华盛顿公约》和由此建立的ICSID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用以解决投资争端的最重要机制。 　　本文首先从定义和特点出发详细阐述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并且就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争端解决部分做了重点介绍。对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争端解决的类型做出区分，并解释了投资者—东道国投资争端发生的原因和及其争端解决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次，介绍了用以解决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投资争端的国际仲裁机构ICSID。从成立的背景出发阐明了其在保护国际投资领域发挥的作用。并对成立以来的仲裁实践进行了概括总结，指出了ICSID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再次，介绍了中国加入《华盛顿公约》以来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情况，并分阶段地分析了中国与外国所达成的协定的立场与态度，说明了中国从早前的保守、不愿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转为后期全面开放ICSID管辖的过程及原因。并对争端解决条款的演变情况和两件涉及中国的ICSID仲裁案进行了分析。最后就中国与美国间正在进行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从争端解决机制与用尽当地救济的关系、投资争端适用的范围及例外、最惠国待遇、仲裁透明度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国外向型直接投资：基于汇率变动影响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虽然于西方国家相比起步较晚，但经过三十年发展已初具规模。尤其是近几年，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推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根据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已居世界第五位，存量居17位。于此同时，面临着国内外的升值压力，中国进一步推进了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开始逐步升值。 　　本文旨在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的影响。首先文章分别从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两个角度对国内外针对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其次，本文从人民币汇率变动水平及汇率波动两个侧面对中国1982年-201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以及定性分析。文中使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来衡量汇率水平，对于汇率波动的估计则在对月汇率水平序列进行退势之后，采用了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GARCH)计算所得。经过对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及协整检验，建立了以对外直接投资为因变量，国内生产总值，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以及计算所得的汇率波动方差的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的升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会带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相比之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波动对其的影响并不明显。随后，文章又通过对2005年以及2010年两次升值之后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以及投资方式进行了定性分析，得出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投资结构以及投资方式有一定影响的结论。
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商业银行在“鼓励中资银行走出去”的政策支持下逐步开展国际化经营。全球金融危机过后，我国商业银行更是加快了国际化进程。在建设一个覆盖全球的金融服务网络的过程中，区位选择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尤其在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起步阶段，准确的区域定位不仅能给银行带来短期的利润，更能为银行积累宝贵的经验，为后阶段的海外扩张奠定良好的基础。因而本文旨在研究中资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的决定因素。 　　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的现状，包括其海外分支机构的区域分布特点以及对我国商业银行一些区位选择主要原因的归纳总结。结合相关理论和文献研究以及现状分析，我们提出相关假设并选取相关变量量化研究。以我国五大商行在各国的海外分支机构数量作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研究经济一体化程度、东道国体制特点以及东道国市场机会三大类因素对海外选址的影响。回归结果说明中国与东道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是决定我国商业银行选址的重要因素。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遵从“跟随客户”假设，主要在我国对外贸易量以及对外直接投资量较大的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并且偏向于在地理及文化距离上都更近的亚太地区开展国际化经营。值得注意的是结果表明双边贸易量只影响海外分行的选址。东道国的体制特点也是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经营选址过程中会考虑的因素。我国商业银行倾向于进入金融市场集中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而东道国银行业的监管力度将会影响海外附属行的选址。对于此前的研究中争议性最大的东道国市场机会，回归证明东道国银行业提供的信贷规模影响我国商业银行此阶段国际化经营的区位选择，但其他变量都证明无关。这可能与我国商行对海外当地客户的市场渗入程度低以及贷款为主要海外业务的现阶段业务情况相关。 　　此前关于银行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的文献主要关注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经营。我国商业银行一直以来缺少海外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国内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然而为数不多的几个实证研究采用的都是2008年前的数据。全球金融危机过后，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加快，有必要使用最近数据进一步研究。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中国海外利益的风险分析与外交管理

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已延伸至海外，“海外利益”在此背景下兴起并迅猛发展。一方面，中国海外利益的规模日益扩大，海外利益的风险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海外利益保护制度建构和行动能力还跟不上现实的需要。这其中，外交战略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外交能力不足是一个关键性原因。海外利益的拓展与风险防范，需要中国外交与时俱进，为其保驾护航。 　　文章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中国海外利益面临的主要风险，从内、外两个层面阐述中国海外利益风险存在的原因。文章通过具体的两个案例的比较分析，探讨中国外交在不同利益风险面前所采取的不同外交策略，及其产生的不同影响。面对海外利益的拓展与风险防范，中国的外交能力仍十分欠缺，这既有来自外部世界客观压力的影响，也与中国外交自身存在的缺陷有关。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根本因素，国家利益的变化、海外利益的兴起需要外交政策的革新、外交能力的提升来适应。拓展中国海外利益、防范海外利益风险，中国外交亟需加强管理，不但要调整战略、革新观念，还要在外交制度建构、外交机构设置、外交工作模式创新等方面下功夫。唯有这样才有助于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的树立、和谐的国家关系的发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能力的增强，才能为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与拓展做好外交服务工作。
海通证券在量化投资背景下的发展与创新

伴随着国内证券市场复杂程度日益提升，市场规模日益庞大，投资品种数量与日俱增，以往单纯依靠投资经理个人主观判断为主的传统投资面临较大挑战。越来越多的专业机构开始关注量化投资，量化投资的重要性也逐渐被认识和认可。国内市场掀起了一股量化产品发行热潮，包括基金、券商、私募等专业机构都纷纷推出各自的量化产品。 　　量化投资在海外的发展已有30多年的历史，由于其投资业绩稳定，市场规模和份额不断扩大、得到了越来越多投资者认可。从1970年定量投资在海外全部投资中占比为零，到2009年定量投资在全部海外投资产品中的市场交易份额中占30％以上，主动投资产品中大约有20％到30％使用定量技术。而在2010年中国定量投资规模总量大约不足200亿元，在全部基金管理规模中占比不到1％。可以说量化投资在中国目前还是一块需要开垦的处女地，未来发展空间非常巨大。 　　本文从量化投资的基本概念出发，阐述了其与传统投资的不同之处;阐述了海外量化投资的发展情况，进而分析了其在中国投资市场的土壤中发展的现状和预期;对适用于当今国内证券市场的若干典型量化策略的原理和应用进行了介绍;着眼于量化投资的主要特点，从多方面对量化投资对国内现有证券市场带来的变化进行了分析;最后，介绍了海通证券在业务中对于量化投资的部署，以及今后推进量化策略的方向和措施。
中印崛起对韩国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韩国国家利益的分析与思考

冷战结束后，亚洲及国际秩序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由于经济危机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传统的大国美国与日本的势力相对衰落;二是随着亚洲经济迅速增长，新兴大国中国与印度相继崛起。中国和印度均为亚洲大国，还是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强。它们的同时崛起不但对亚洲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亚洲国家，韩国政府与学界均已经认识到中印两国在亚洲乃至世界日益上升的重要地位。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遭到重创，但中印两国却逆势而上，经济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成为亚洲率先摆脱危机的国家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就同处亚洲的韩国而言，中印两国的崛起在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等领域对韩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意味着在中印同时崛起的背景下，韩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总体来看，其中蕴含的机遇要远大于挑战。 　　总体而言，中印两国的崛起总体上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但如何化解挑战，把握机遇，则是当前韩国面临的重要课题。从韩国的角度来说，它目前需要充分利用中印两国同时崛起的态势，尽早制定具体的中期和长期规划，进一步加强与中国和印度的合作关系，以确保韩国与中印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争取它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对韩国立场的支持，提升韩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地位。 　　本研究从一名在华留学生的视角和经历出发，力图客观地分析中印崛起的现状，深入探讨中印同时崛起对亚洲、尤其是对韩国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研究和提出韩国的应对战略。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对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间经济关系产生的影响的研究

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后迅速和很多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这种对外开放让中国在经济上更富有，许多没有签订协定的国家也正在争先恐后地和中国签订协定。 　　2010年6月台湾和中国内陆签订的两岸ECFA自2011年开始正式生效。但是对于该协定对中国和台湾的经济影响的见解是不同的。虽然中国和台湾长期没有进行政治交流，但期间坚持不懈地进行了经济交流。这次协定对双方的主要影响会有所不同，邻国则将其定义为“中国台湾时代”的开始。 　　特别是这成为了和中国最邻近的国家之一，和台湾有着相似的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韩国的威胁要素，同时ECFA成为了拥有巨大贸易收支的中国和韩国间贸易关系的刺激剂。现在中韩FTA已经持续地进行了产学协同研究，韩国和台湾的贸易竞争也日益激烈。ECFA将直接或者间接推动台湾经济的发展，并且吸引很多海外投资商。 　　很多韩国企业家和专家对ECFA持有否定的见解，主张应该根据和中国签订的FTA协定快马加鞭地行动。韩国有必要反省在1992年和中国建交以后，同台湾断绝外交往来的举动。虽然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同南北韩关系相似，但我认为尝试从政治外交方面往来的中国的姿态是韩国应该学习的重要部分。同时，虽然整合东亚地区经济的相互竞争非常重要，但也应该制定相辅相生的战略。
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演变及发展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数据表明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世界第八，发展中国家第一。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的活跃表现也引起学术界商业届的广泛关注。笔者希望通过从1978年以来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的变迁以及探索变迁背后的原因，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走出去”政策影响下，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增加对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宏观发展历程的了解。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道路，从1978年至今，针对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经历了“封闭”，“合法化”，“试验期”和“走出去”的阶段性变化。根据宏观数据反应，政策的改变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影响是快速而且有效的。在探究各阶段背后政策改变之余，笔者重点考察“走出去”时期，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与特点:参与企业所有权种类，投资组成，跨国并购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比重，投资流向以及投资行业。 　　在探索宏观中国对外投资发展之后，笔者从微观角度，通过案例研究方法，选取反应当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势的公司做深入调查研究，探索宏观政策以及行业政策影响下，该公司的战略变化以及国际化发展路径以及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深入探索。笔者对比当前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并购理论，不仅仅通过案例反应政策作为宏观变量对企业战略和国际化道路影响，而且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将吉利-沃尔沃的跨国并购过程各阶段逐一呈现，与现存研究跨国并购理论相比较。通过案例研究与现存理论基础，提出对于跨国经验不丰富的新兴国家企业，跨国并购知识能力不仅考察组织内部学习能力，还需要增加借助外部知识的能力。从文化角度来看，现存理论体系多从国家文化，企业文化角度探索，但是由于吉利作为中国民营企业起步的特殊背景，企业家领导力对企业发展以及跨国并购的影响更不容忽视。笔者希望通过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的研究，以动态角度加深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解，也通过当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案例与前沿理论的比较，加强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论创新.
汇率的变动对中国和韩国贸易的影响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地位逐步变高，与世界各地的交流量也变大，中国汇率变化受到十分关注。中国不但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因而中国的汇率问题不是中国单一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地慎重考虑的问题。韩国，所谓是中国的近邻，也需要对中国汇率的问题加以慎重考虑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中国汇率的变动目前大大影响韩国的进出口贸易。此论文正对这些问题做研究。在中国汇率的上涨的情况下怎么改善中国对韩国的贸易赤字的关键问题。而且中国是韩国投资最多的国家，金额也快速增多。韩国对中国的海外投资会不会影响贸易，这也是关键问题。 　　本论文收集两国的贸易数据，数据的期间从1992年至2012年，使用的程序是Eviews，并证明中韩两国的贸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