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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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与防范的法律分析

我国的海外投资活动在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指引和入世机遇的推动下发展迅速，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但面对东道国复杂的政治、法律环境风险，海外投资遭受了很多投资失败的经济损失，也严重损害了我国的经济利益。本文立足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在概括总结了投资风险类型和成因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对我国投资影响较大的政治风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海外投资中应对政治、法律风险的防范措施。 　　本文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我国海外投资的基本情况。首先界定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概念并简要总结了我国海外投资活动的发展历程，其次深入分析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内在动因和意义，并结合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说明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活动的特点。 　　本文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企业海外投资中常见的风险。首先从商业风险和非商业风险的视角划分了风险类型，并着重分析了非商业风险中的各类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的表现形式及影响。其次，从东道国、我国自身和投资者的角度分析了风险对海外投资不利影响的成因。 　　本文第三部分着重研究了对我国海外投资影响较大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从我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遭遇的安全审查实际案例入手，重点分析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具体内容，并提出了应对审查的有效策略。 　　本文第四部分就我国防范海外投资风险提出了措施建议。我国首先应当充分利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并结合相关的争议解决机制来从国际法层面保护海外投资，其次完善国内立法并积极推进投资保险制度，尽快颁布海外投资法，适当简化审批程序而增加对投资企业的保护制度，并注意与国际惯例的协调一致。企业自身应当提高风险防范认识，做好项目风险评估，并积极投保合理化解投资风险。
离岸人民币银团贷款法律问题研究

离岸银团贷款业务，作为离岸金融市场中的主要交易形式，因其具备“资金批发式”、“货币选择灵活”以及“监管宽松”等特征，而为离岸交易人即离岸货币贷款人和离岸货币借款人所青睐。目前，国际上的离岸银团贷款业务的交易货币均以可自由兑换的国际性货币为主，而我国因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制约了离岸人民币银团贷款业务的发展。为了突破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我国政府于2007年提出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发展战略，积极倡导转变国内经济增长方式并鼓励国内企业做大做强后走出国门坚定不移的实施“走出去”战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成为国内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桥梁，中央政府通过大量的政策支持有意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香港人民币市场日益活跃，主要包括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离岸人民币债券业务、离岸人民币银团贷款业务、离岸人民币投资业务等。在日益活跃的香港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离岸人民币资金池经历了迅速、大规模增长到饱和、增长停滞的阶段，进而影响了离岸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尤其是离岸人民币银团贷款业务。本文着眼于离岸人民币银团贷款法律问题，在介绍离岸金融市场发展过程、离岸银团贷款业务自身特性的基础上，立足香港这一初步形成的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梳理中央政策法律对离岸银团贷款业务的影响以及其中的法律问题，分析香港离岸人民币银团贷款业务在法律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风险，有针对的提出宏观法律构建和微观法律风险规避方面的合理建议。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介绍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包括对离岸金融市场的介绍、对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简述以及对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立过程的梳理。第二章在分析离岸银团贷款的特征的基础上厘清离岸银团贷款、涉外银团贷款、国际银团贷款这三大概念，进一步探讨离岸人民币银团贷款的概念，并介绍离岸人民币银团贷款的发展现状。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重点:第三章在梳理离岸人民币银团贷款宏观法律政策的基础上，从人民币资金池的形成、人民币资金回流制度的构建以及香港开展离岸银团贷款业务的制度优势三个方面探析离岸人民币银团贷款业务的宏观法律问题和发展前景;第四章则从微观的角度、立足离岸人民币银团贷款业务中的核心法律文件一离岸人民币银团贷款协议，分析其中的银团贷款普适性法律条款和离岸人民币银团贷款的特殊法律条款。第五章则针对前文所述的法律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提出合理建议，包括充裕香港人民币资金池、完善人民币回流机制、形成离岸人民币拆借利率、国内企业借款人、中资银行贷款人应注意的问题以及完善人民币银团贷款风险转移机制。
试论中国外派员工的相关法律问题

通过分析我国企业当前所面临的机遇，本文分类探讨了外派员工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借由与类似概念的对比，笔者详细梳理了制度内部存在的法律关系，并提出完善该制度的个人意见。 　　第一章主要阐述中国企业外派员工的背景。社会背景主要从金融危机给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带来的机遇角度入手，介绍“走出去”战略对我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理论背景重点介绍外派员工的特殊性，例如:身份的双重性、工作的跨地域性、群体的支持性等。 　　第二章着力探讨外派员工制度的现状及其中存在的问题。站在法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行分析和研究，结合典型案例之间的对比作出归纳总结。 　　第三章重点从合同法、劳动法、国际法三个部门法结合的角度释明外派员工制度与其他相关制度的区别，通过实践案例的分析揭示存在于外派员工制度中的特有问题和解决方法。 　　第四章提出对完善我国外派员工相关法律制度的构想。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第五部分结语总结全文。
中国在拉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自实行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作为中国第二直接投资目的地的拉美，无疑是世人瞩目的，研究和解剖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的动因，对中国企业在下一步再次投资是个重要参照指标。 　　本文首先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背景，以中国和拉美的经贸合作关系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作为基础展开中国企业对拉美直接投资的情况来综合考察，如中国对拉美的投资规模、投资区域分布、投资特点和模式等情况作为参考依据。 　　通过计量方式，构建模型和采用面板数据的GLS最新二乘估计方法，进行回归分析，选用2003-2011年中国对拉美10个国家，即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等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进行回归分析，中国对拉美投资的存量和流量受什么因素影响。 　　通过对中国在拉美投资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回归结果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中国在拉美国家投资与拉美市场规模(GDP)有负相关关系，即GDP越高，无论是存量和流量都越低;其次，中国对拉美的双边贸易具有正相关关系，中国与拉美的贸易额越大，中国对拉美投资就越多;再次，拉美吸收外资的存量和流量(FDIS、FDII)都影响中国对拉美投资的主要因素，起到正效应的影响;最后，政治风险(PR)和经济开放程度(OP)都是对中国在拉美国家投资的负效应影响因素，虽然模型变量的选择有些不一样，但根据调整后得出的回归结果还是比较显著的，这也说明本文采取的计量回归模型还是很大的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对拉美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本文的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分析结果后，本文再提出影响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所面临的问题和障碍以及提出中国企业在拉美投资的企业层面和政府层面的建议。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文化产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战略性朝阳产业，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引领文化潮流及重新架构文化格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各国经济领域占据越来越关键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2年文化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为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先后出台部署了一系列扶持文化产业的政策和措施，为该产业的快速壮大提供了有力保障。但十年左右的时间，对我国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研究而言，尚处于初级阶段，当前国内文化产业财税政策的整体框架和具体条款均处于散乱状态。反观世界各发达国家，有关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的研究深度早已发展到中高级阶段，形成了与各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相匹配的财税政策体系。在此背景下，本文以财税政策为切入点，对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效应分析，说明财税激励政策是文化产业能否实现长足发展的关键推动力。此外，通过梳理国内文化产业现行的各项财政、税收政策，发现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结合国外发达国家引导文化产业发展时所采用的财税政策，试图从政策制定原则、具体财税条款、税收优惠设计等方向出发，对构建贴合我国国情及文化产业发展实际的财税政策体系提出理论建议。 　　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即; 　　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就当前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着重指出本文要研究的三大关键问题，即研究财税政策支持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上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效应;研究目前国内文化产业在财税政策方面的出台落实情况，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促进国内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财税激励政策等相关建议，并明确了研究方法、可能存在不足和创新之处。 　　第二部分界定了文化产业的相关概念并阐述了文化相关政策的基本理论，包括公共物品理论，即文化产品和物质产品有根本性的区别，文化产品具有典型的经济学的公共品特性;市场失灵理论，即市场失灵是产业政策存在的理论依据之一，文化产业政策最普遍的作用，就是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公共政策评价理论，具体的政策评价也即政策评估，作为政策实施程序里的关键一环，是评价相关政策是否科学的主要方法。在明晰相关理论及概念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方式分析了财政及税收政策介入文化产业的理论及其效应，表明财税政策除了可以在文化产业领域内发挥强大的推动引领作用外，还可以有效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其他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部分对国内目前的文化产业财税政策进行了系统归纳，同时详细探讨了这些政策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包括公共财政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不足、税收优惠设计不够科学、具体财税政策力度不够等;另一方面，当前文化产业财税激励政策尚不系统，除了政策的立法层次较低，法律效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外，在政策的落实上也存在贯彻不彻底、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在该章的最后，则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成因，即受到政策出台层次偏低、政策设计缺乏事后效应分析、政策制定体制单一等因素的掣肘，导致当前我国财税政策对文化产业的保障、激励、引导、扶持等作用尚未能充分体现。 　　第四部分是以美国、英国、法国、韩国及日本等四种不同的文化发展模式为典型，着重就国外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所采用的主要财税政策进行了汇总，如加大对非营利文化产业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强对文化人才的培养、对于处于濒危状态的优秀民族文化和关系国家文化安全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给予重点财政扶持、实行差别税率以调节文化资源配置、提供文化产业融资便利、运用公共技术采购及财政补贴等方式对技术研发的文化组织进行扶植等。借鉴国外这些行之有效的举措能对完善我国文化产业财税政策设计产生重要的启迪作用。 　　第五部分是从宏观战略层面着眼，秉持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宗旨，契合当前“营改增”、“费改税”等税制改革大环境，明确文化产业财税政策制定的四大原则，并以此为依据就系统整合当前零散的财税政策，出台更具针对性的财税扶植政策提出了合理化建议，确保政策设计不缺位、不越位;同时贴合各种文化企业类型，设计促进中小微型文化企业、文化骨干企业及高端文化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从而保障文化产业真正实现多元化发展，促进更多的优秀的民族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企业“走出去”，为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切实保证文化产业实现持续、高效、健康、稳定的发展。
全球生产网络下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影响研究

近些年，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以跨国公司为首的全球生产网络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通过“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摆脱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锁定，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成为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新一轮开放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 　　鉴于我国现阶段外汇储备庞大、投资过度、产能过剩的现状，鼓励企业“走出去”和资本输出，通过直接投资和跨境并购，在海外开拓新市场，发展新渠道，将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从理论上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并从实证上分析了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 　　理论研究方面，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其决定因素。具体来说，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从逆向技术溢出和产业转移两个渠道作用于产业升级。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还受到企业自身及其所在行业因素的影响。实证分析方面，本文通过构建分析模型，选取2006-2011年我国1151家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数据，结合企业性质和行业特性，分析、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微观企业层面上，在考虑了企业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企业所属行业的行业特性（如研发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贸易依存度）等控制变量后，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其研发水平的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地，将企业按所属行业分类检验后，发现技术需求较高的行业企业更容易对其研发水平产生正影响。从行业层面看，整个行业的研发水平也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相关关系。结合企业和行业两个层面均能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对研发水平有促进作用。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国外先进厂商的技术和研发成果，通过技术外溢和主动吸收至本国，带动了研发投入的增加，最终间接推动了本国的产业升级。 　　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本文最后从政府引导对外投资的政策措施层面和企业对外投资的实践策略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海外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估与保险解决方案研究

自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迅速增加，投资规模和密度前所未有，然而中国的海外投资项目成功率并不高，主要因为海外投资项目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比国内项目复杂，而国内企业一方面对风险认识不足，缺乏系统的风险评估，另一方面又缺少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导致发生损失时，无法获得补偿，轻者海外投资项目失败，重者危及企业生存。 　　本文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项目为研究对象，从阐述企业价值最大化、风险管理、可保风险等现有理论入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风险评估与保险解决方案。 　　虽然风险评估的技术和方法多种多样，但基本评估流程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三个子过程。本文着重探讨风险矩阵评估法及实施应用，通过定性及定量分析，从风险的发生概率和损失后果严重性来构建风险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风险规避、风险转嫁、风险自留等不同的风险应对策略和建议。 　　保险作为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之一，本文阐述了东道国的保险法规、市场承保能力等不易忽视的影响因素，并详细探讨保险解决方案的构架、组合、条款、索赔流程等设计要素，从而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保险保障提供对策。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在有效减少贸易摩擦、优化配置全球资源、快速获取全球经济效益以及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二战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呈现奇迹般的增长，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膨胀发展，日本一跃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而海外投资的快速发展也有效拉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到今天，经历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恢复期、发展期、膨胀期、停滞期和调整期等多个发展阶段的日本在国际投资的产业、区位选择，投资主体选择，进入方式选择以及政策措施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对后来许多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尤其是对于隔海相望的中国。21世纪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增长。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高达878亿美元，我国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但是，在喜人的数据之后我们还应看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与发达国家间仍有较大差距，离成为真正的对外直接投资强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仔细对比现阶段的中国与二战后的日本，我们发现，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国际经济环境、本币升值压力、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等诸多方面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可是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方面，我们却与日本有着不小的差距。鉴于这一实际情况，本文在详细探究日本战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基础之上，继续将中日两国海外投资情况进行比较探析。研究发现，我国在对外投资产业、区域分布和主体选择的多元化程度上较为欠缺，且对外投资政策体系仍待完善。为此，文章总结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经验，以供我国进一步发展海外投资所借鉴，力求取其之精华，补己之不足。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研究——以浙江省的境外合作区为例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对外直接投资在这演进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成为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新亮点，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基于政策扶持上的优势，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企业发挥企业集群优势，降低海外投资风险，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目前，这种新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如何从理论层面来剖析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机理并提出深化对策建议，则是本文的聚焦点。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深入挖掘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结合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中国境外合作区的现状，构建了一个适合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分析框架，试图从对外直接投资和集群的理论模型着手，深入剖析驱动境外经贸合作区兴起的内在机理和产生的效应。通过对中国及浙江省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现状的描述，对照分析框架解析浙江省的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合作区、泰中罗勇合作区这两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典型案例，尝试挖掘浙江省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及建设合作区带来的绩效，印证前文对机理的分析。 　　通过对理论和典型案例的研究，本文发现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产业升级、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是转移产能规避贸易壁垒的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新模式，认为应从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深度辅助企业投资，在切实利于中国经济全局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避免过度干预。最后，本文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设提出若干的针对性的实践的建议。
基于复杂网络的对外投资企业战略风险识别及预警模型研究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极鼓励符合“走出去”要求的中国企业到国外对外进行各种形式的投资，其目的很明确，希望中国企业能从更高层次和角度获取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促进本国企业的经济结构调整、转移和升级，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但是自中国企业开始对外投资以来，在对外投资行动中损失惨重，教训深刻，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大中型企业因对战略风险估计不足或者错误决策导致企业出现大规模亏损。在全球经济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所面临的海外市场错综复杂，在对外投资中忽视了动态变化的政治、法律、管理、文化差异等战略风险，对自身估计不足，更加注重了交易价格等具体因素，而导致投资失败，造成巨大损失。企业在制定企业战略时，忽略了环境的动态变化，没有认识到投资宏观环境以及微观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及时采取对策，修正已制定的企业战略，缺少动态战略。 　　本文从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失败的案例进行分析，首先进行了对外投资企业战略风险机理分析，然后通过环境扫描，并结合以往研究成果扫描出对外投资企业所面临的宏观战略风险环境因素，给出了根据具体问题寻找企业宏观战略风险环境因素的方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前提下，战略风险研究应该更强调动态性和环境因素的动态变化，针对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本文在方法上引入复杂网络建立了中国对外投资企业战略风险宏观环境因素复杂网络，通过复杂网络的有关知识概念，建立一套动态识别风险和预警的方法，其中对建立的对外投资企业宏观环境风险因素识别模型，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进行了说明，模型结果很好的解释了次贷危机发生的各种经济现象，不仅找出了宏观风险环境因素，而且通过模型还能更具体的分析出造成风险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力—风险率。在建立的复杂网络的基础上，通过网络上动力学分析，提出了网络风险阈值定理，并建立了战略风险宏观环境因素预警模型，为战略管理理论体系的完善做出贡献。最后通过华为公司投资美国的案例，对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也说明了模型的准确性。
中国钢铁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长期高速增长的中国钢铁产业等中国工业经受严重冲击，产融结合成为大型钢铁企业集团优先发展的方向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和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新的发展方向。通过产融结合将企业集团培育成为产融结合财团，继而成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成为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点之一。产融结合是产业经济与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和影响的过程，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从全球领域看产融结合是大势所趋，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融结合之路颇有挑战。宝钢等中国钢铁企业集团公司已经开展了产融结合的实践与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 　　以中国钢铁产业和钢铁上市公司为例，研究产融结合在企业集团中有着怎样的作用，如何实施产融结合促进企业集团的经济效用更好，就成为本研究关注的主题，也便于研究和区分产融结合不同行业不同阶段的一般特点和共同规律。基于以上分析，按以下内容展开: 　　(1)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概念界定。通过对宏观层面（金融经济学方面）、中观层面（产业层面）和微观层面（企业层面）的定义比较与辨析，界定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2)基于竞争优势和企业价值观点的企业集团产融结合作用机理分析。分析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动因和影响因素，基于资源观点、核心能力和企业集团核心竞争力有关理论对产融结合带来竞争优势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基于企业价值理论对产融结合提升企业价值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3)企业集团产融结合有效性分析和模型构建。构建企业集团产融结合成本-收益模型，将经营绩效、企业价值作为有效性的评价标准，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对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有效、无效和最优化进行分析。 　　(4)中国钢铁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现状分析。结合中国钢铁产业的产业特点，探讨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钢铁产业和企业造成的直接影响和金融危机过后的战略困境，指出新形势下产融结合是中国钢铁企业集团优先发展方向之一，对中国钢铁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现状进行评析。 　　(5)产融结合对中国钢铁企业集团影响的实证研究。以中国钢铁上市公司为例，根据产融结合作用机理，提出理论假设，通过实证研究设计，对金融机构参股钢铁企业（由融到产）和钢铁企业参股金融机构（由产到融）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产融结合对钢铁企业集团的影响。 　　通过上述内容的详细研究，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1)从企业集团角度分析产融结合作用机理 　　认为企业集团实施产融结合可以带来竞争优势，提升企业价值。首先企业集团进行产融结合的动因，主要有促进资金融通，降低交易费用;实现多元扩张，获取高额利润;实现协同效应等动因。其次，认为企业集团产融进行有效结合主要受到市场因素、制度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与实力、持有股权比例、人才因素、风险管理水平等企业内外部条件影响。第三，基于资源、能力、企业集团核心竞争力和企业价值视角，认为实施产融结合可以带来竞争优势，提升企业价值。 　　(2)提出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有效、无效和最优化理论 　　通过建立企业集团产融结合收益与成本模型分析，发现存在企业集团进行产融结合的有效区域、无效区域，并且有效区域存在最大值;认为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产融结合持股比例会存在一定的合理有效区间，如果持股比例在这个有效区间内，企业集团实施产融结合行为就是有效的，否则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的;企业集团实施产融结合就应将持股比例调整到有效或最佳比例，取得最佳公司绩效。 　　(3)由融到产对中国钢铁企业集团的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产融结合对经营绩效、企业价值有正向直接作用，还可通过绩效的改善间接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作用;产融结合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通过Loess方法证明，确实存在最佳结合点，使得产融结合行为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企业价值影响最大。 　　(4)由产到融对中国钢铁企业集团的影响 　　研究表明参股金融机构，尤其是参股财务公司，对实体企业（母公司）带来的经济效应满足正的三次函数关系;参股金融机构给企业集团带来投资收益明显，可以提高经营绩效，但不同结合模式带来的指标影响不同;不存在绝对好的结合模式，与创业投资公司结合的模式相对较好;莱钢集团的案例表明产融结合关键是对金融子公司进行有效并购整合，理论上要基于价值创造，实践上要与企业整体规划有序对接。 　　本文可能有的创新点: 　　首先，以中国钢铁产业和企业集团为例研究，更易发现和区分不同行业不同阶段的产融结合特点和共性规律。其次，提出企业集团产融结合无效、有效和最优化的理论观点。第三，提出和构建金融机构参股钢铁企业产融结合实证模型，证明产融结合可以对经营绩效、企业价值有多种作用;通过Loess非参数加权多项式回归方法用实证方法来证实存在最适宜的产融结合点。第四，提出和构建钢铁企业参股金融机构产融结合实证模型，发现参股金融机构，尤其是参股财务公司，对钢铁上市公司（母公司）带来的经济效应是正的三次函数关系。 　　本文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以钢铁产业为例研究产融结合的理论将有助于延伸产业经济学理论，对钢铁工业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一种新思路，为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一条新方法。对提升工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提供一条新路径，对中国钢铁企业走出当前经营困境和大型企业集团“走出去”国际化战略有借鉴和参考价值，为企业集团改组成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提供一条新途径。
中国税务机构商务模式创新探讨

中国税务机构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得以迅速恢复并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和税收管理体系的改革，税收体系及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我国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目前中国税务机构的“商务运转”模式，却存在着与我国经济发展、纳税人需要不相适应，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的扩大，经济全球化的加剧，我国企业的“走出去”以及外国企业的“走进来”频繁发生，税务机构的税收管理将面临着巨大挑战。本文通过学习翁君奕老师的“商务模式创新”课程，运用“商务模式”的观点，对当前我国税务机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结合国外税务机构的运作模式，进行对比研究，以期能对我国税务机构提出新的价值主张，对税务机构“商务模式”进行管理创新，为我国下一步税收管理体系改革提供战略模式。 　　本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税务机构商务模式界定。简要分析商务模式理念和观点，阐述中国税务机构商务模式所处的环境因素，提出税务机构作为服务于广大纳税人客户，同样也要象一个“企业”那样，存在商务模式创新的必要，并简要分析税务机构的商务模式理念及构成，以及税务机构商务模式的实践。 　　第二章中国税务机构商务模式创新意义。简要分析中国税务机构发展现状、商务运作模式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创新的意义。 　　第三章国外税务机构商务模式借鉴。简要介绍国际上一些主要国家税务机构商务模式的特点，分析他们的特点。对比国外税务机构的商务模式，分析我国税务机构商务模式存在的差别。 　　第四章中国税务机构商务模式创新。以商务模式创新的观点，分析税务机构面对税收在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如何应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实现新的价值主张。通过分析细分客户，提出新的客户领域，寻找新的税收增产点;通过分析财政、税收体制的变革，提出进行合理的机构重组以及内部整合，人员的合理配置，解决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问题，以期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的工作效率，优化税务机构商务运作模式，全面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纳税人。
母国特定优势下中国ODI区位选择研究

自1978年始，中国ODI经历了二十余年的蛰伏，直到2002年以后才以爆发式增长引起世界注意，也就在过去短短十余年时间，IB领域涌现出大量中国ODI研究文献，围绕中国ODI投资特殊性展开激烈讨论，横亘在这一轮讨论背后的深层次思考为，中国ODI特殊表象是否需要突破既有FDI理论，抑或只需对既有理论进行中国维度的拓展？即经典的“Chinese theory of business V.S.Theory of Chinese business”争论(Alon and Child，2011)。虽然就此问题的结论，学者莫衷一是，但既有研究都一致聚焦到母国视角，纷纷将中国ODI分析镶嵌在中国国内宏观经济发展背景之下，并几近达成共识:目前中国经济转型是中国ODI特殊性的主要成因。 　　延续这一研究思路，并弥补既有国际商务理论对中国ODI区位选择行为研究缺乏系统框架的缺陷，本文采用制度兼容与技术适宜优势理论搭建母国宏观因素作用微观企业投资区位选择行为的桥梁机制。本文将新兴FDI理论和传统FDI理论关于企业所有权优势与企业投资动机的讨论置于一个框架中进行分析，借用新新贸易理论的企业异质性思想，修正HMCFMECM模型从而构建企业ODI区位选择一般化模型;在此基础上，从制度兼容和技术适宜两个方面抽取出企业所有权优势中的母国来源，并将此概括为“母国特定优势”，继而母国特定优势包括制度嵌入优势和技术适宜优势。至此，本文得到“ODI企业区位选择模型→母国宏观因素基于模型的切入点→母国特定优势影响企业ODI区位选择”这一完整的逻辑链条，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母国特定优势下企业ODI区位选择机制。此外，本文利用母国特定优势下企业ODI区位选择机制框架，揭示中国ODI在母国转型背景下，如何充当政府促进边际产业转移与区位限定(location bound)资源获取工具，从而受政府作用调整，表现出区位选择偏好。 　　本文主要得到以下三方面结论:第一，母国特定优势促进传统型ODI投资流向制度和技术环境与母国相近的东道国。第二，母国特定优势促进战略型ODI投资流向制度和技术环境与母国差距适度的东道国。第三，在经济转型宏观背景下，政府强化中国ODI母国特定优势，令2003-2010年中国ODI稳定集中在三类、共计50个国家，分别为:自然资源丰裕但风险较高国家、廉价劳动力丰裕发展中国家、战略资产丰裕但与中国有过密切FDI往来的发达国家。 　　本文回应了关于中国ODI区位是否具有特殊性的争论，认为，中国ODI企业投资并未脱离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且当前中国ODI行为也未脱离企业所有权优势基础，而企业所有权优势恰恰是IB领域分析企业ODI的出发点。故本文针对中国ODI区位选择特殊性争论的观点呼之欲出:中国ODI区位选择在理论层面上并未脱离既有IB领域的一般分析框架，其之所以表现出不用于先行国家企业ODI的“一般性规律”，关键原因在于当前中国ODI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凭借的企业所有权优势，非发达国家ODI企业普遍具备的技术优势，而是较大比重来自母国特定优势。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经济现实导致母国特定优势具备一定特殊性，这就是为何目前中国ODI表现出稳定的三类区位选择偏好。 　　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为两个层面:从理论层面看，区别传统型与战略型ODI投资差异的同时，更将两类企业ODI投资行为统一到同一区位选择模型之中，为其后研究企业区位选择提供系统的模型框架。弥补既有IB领域缺乏系统区位选择模型的缺陷（鲁明泓，1999）。此外，本文创新性提出“母国特定优势”思想，母国作用影响企业ODI投资行为研究构建系统的分析框架，并夯实既有FDI理论关于企业所有权优势研究。从实证层面看，发现了一条特殊的中国ODI区位选择经验规律，那就是在2003-2010年中国ODI集中在三类制度环境和资源禀赋迥异的东道国。此外，还解释了中国国内经济转型如何造成ODI区位选择偏好特征，关键在于母国特定优势逻辑下的政府作用。
我国民营企业跨国并购文化整合速度及模式选择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很多企业已经无法仅满足与国内市场的竞争，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意愿不断增强。与全球化早期只针对不发达国家进行商品以及劳动力的输出不同，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海外投资的目光瞄准到上游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获取企业所需的品牌、核心技术以及海外市场等要素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跨国并购。 　　在企业跨国并购中著名的“七七原则”就揭示了在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时候，70％的企业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失败的原因当中70％是因为文化整合的不成功。我国企业跨国并购起步较晚，经验不足，在并购过程中，只考虑到企业战略以及财务上的可行性，忽视了文化因素的影响，往往导致并购时整合效果与理论上相差甚远，最终导致并购的失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仅在企业规模和制度上具有显著地差异。而且，在参与到全球并购的浪潮中，所面临的政治以及经济因素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研究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时，不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加以区分是不科学也是不合理的。 　　本文专门从民营企业的角度出发，主要解决民营企业在跨国并购文化整合中所面临的最主要的三个问题。 　　第一，目标企业是否适合并购问题。本文从民族文化、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三个方面的核心层、中间层以及表面层三个层次进行研究，分析了我国民营企业在跨国并购中所面临文化的各种影响因素。并根据不同文化类型匹配程度的并购潜在效果，为民营企业决策者判断目标企业是否适合并购提供参考依据。 　　第二，文化整合全过程速度选择问题。本文参考Kurt Lewin的经典模型将文化整合过程划分为解冻、移动和重新冰冻三个阶段。并依据不同文化差异的风险和收益分析，判断出企业在不同阶段所应当采取的文化整合速度。 　　第三，文化整合模式的选择问题。本文以并购双方企业接受对方文化程度为研究对象，划分出九种不同的文化整合模式。由于双方彼此接受程度是始终处于动态的变化中。因此，我国民营企业应当根据双方文化接受程度动态变化选择合适的整合模式。 　　最后，本文以民营企业的典型代表三一重工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的成功案例，来验证本文相关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从而为今后民营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在文化整合方面提供理论参考
燃气管线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有关部门针对燃气管线工程项目安全管理问题曾经做过多方面的实践和讨论，并且提出过相应的解决方法和改进措施。但是，我国燃气管线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制度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天然气市场的开放化程度越来越高，作为清洁能源的天然气对企业和居民日常生活日益重要。我国燃气管线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的相关管理制度，以及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有些滞后。2010年6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以下简称《管道保护法》）。《管道保护法》首次从法律角度界定了石油、天然气管道等相关各方的权利及义务，明确了管道活动中的相关法律之间关系，界定了管道管理的主体责任及其保护措施，对有效维护我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障石油及天然气输送安全，以及保护国家能源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与维持公共秩序的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管道是现代五大运输方式之一，我国的大部分石油（约70％）和几乎全部的天然气（约99％）是通过管道运输的。燃气管道管理直接关系社会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本文在这种新形势的内在驱动下，通过对山东省某公司燃气管线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的制度分析，对我国的燃气管线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制度进行创新。本着“走出去，请进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原则，学习、引进与推广应用国外先进的燃气管线工程项目安全管理模式，经过深入剖析我国燃气管线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存在的制度障碍，提出燃气管线工程安全管理制度创新体系，整体上提升我国天然气安全的管理水平、社会效益和层次，从安全管理制度上保障社会的公共安全和居民的公共利益，以期提升我国燃气运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