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迅速变暖加剧北部的野火,而永久冻土融化和北极野火会排放出碳,这些没有被完全计入全球排放预算,将会大大影响人类为了将升温幅度控制在1.5°C或2°C以下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努力。
可再生氢可以显著加快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增加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可能性。可再生氢为中国提供显著优势,可帮助北京实现气候和污染目标,同时避免对进口燃料的更多依赖。
2020年9月,中国宣布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美国于2021年1月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似乎在气候变化方面有合作的希望。然而,拜登政府面临的最大气候合作问题是国内的党派分歧。中国在疫情后的迅速经济复苏可能会影响其净零碳排放计划。
当下的新能源投资依然不足,其主要原因是项目审批时间过长,预期风险和收益仍不透明。另外,政府将气候政策用作实现其他政治目标的工具,这让事情变得更糟。为消除这些障碍,政府需要更加坚定,积极促进清洁能源领域的私人投资。
全球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很可能主要由私营部门提供资金,包括公用事业公司、企业、项目开发商和各种投资基金。各国政府将通过提供监管框架和政策解决方案,应对私营部门投资放缓的挑战,在扩大可再生能源产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4月初,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拒绝约旦再次要求向其提供300万立方米水的请求,然后在持续承受公众压力后改变主意,这反映双边关系的失败和以色列缺乏区域思维。任何以色列政府都需要就与约旦关系以及如何利用水、能源和绿色革命展开战略对话,以促进建设性区域合作,造福各方。
欧盟2050年气候中立目标已经扩展到渴望加入欧盟的东南欧六国。绿色议程有望成为在西巴尔干地区促进气候和能源政策措施的工具。绿色议程能否实现将取决于来自西巴尔干和欧盟的承诺。
作为到2050年实现全经济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战略的一部分,雄心勃勃的家庭电气化激励计划是确保美国所有住房使用高效电器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的先决条件。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加强减排目标的措施以及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的经济影响,为韩国提出政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与众多环境问题密切相关。在2020年4月举行的第11届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上,参与国家都认识到了“绿色复苏”的重要性,各国应将经济重建与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相融合。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倡导的“3R”(Triple-R)框架或将在这方面大有作为。
现在最相关的问题不是如何让中国承诺实现更雄心勃勃的目标,而是如何确保中国能够以公平公正的方式成功履行其当前的气候承诺。在实现碳中和的道路上,中国必须应对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包括不可避免的失业和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带来的后果。本文研究了中国这一全球生产中心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面临的独特公平性问题。
在碳中和的背景下,大家都很关注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绿色转型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30·60目标”)。大家都有一个说法,“30·60目标”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怎么理解?
美国情报机构需要确定自己需求,发挥自己优势,调整队伍,以更好服务于自己的使命。需要与盟友和对手建立更深层次合作,与私营部门发展新的关系,并以全新的心态应对气候变化,以寻找和发现别人忽略的东西。
减轻冲突对环境造成损害的框架已达到一个关键时刻。至关重要的是,各国和其他行为主体抓住机会,着手实施新框架。各国应承认国际法委员会的武装冲突相关环境保护原则,并继续参与执行。
本文概述了中国的气候特征、气候预测、面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气候变化的行业影响以及气候适应重点。本文提供了有关中国的关键气候参数及这些参数的变化情况,并分析了这些变化对社区、民众生计和经济的影响。本文有以下主要发现:
2021年,澳大利亚人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有所加剧。60%的受调者认为,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且紧迫的问题。人们应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即便这可能成本巨大。持这一观点的人较2020年增加了4个百分点。另外,55%的受调者认为澳大利亚政府能源领域的主要优先事项应是减排。
当前的粮食系统存在四大缺陷:它们容易造成浪费并且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破坏环境;饮食贫乏对人类健康有害;数十亿依赖粮食系统的人们无法获得体面的生计。因此,未来的粮食系统必须从根本上改变。
人们越发关注可能影响全球地缘政治稳定的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对国际安全的战略影响已被学术界、多边组织和国家机构充分记录下来。另外,国防行动者已开始将气候变化纳入其战略,强调气候变化会增加国家政治、经济和资源基础的负担。然而,这种发展并未促进该领域的国际合作。
本文介绍公司如何在企业层面设定水目标的过程,从而在公司价值链中最重要的地方解决最重要的水相关风险。本文旨在帮助企业尽其所能应对共同水资源挑战,并将其努力集中在正确的高优先领域。通过设定企业用水目标,企业可以改变其价值链中最重要的方式和地点,从原料投入到如何运营或提供商品。
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并且提名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斯科特·普鲁特担任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这大大降低人们对美国气候变化应对政策的期待。而在拜登2020年当选美国总统后,相关期待大幅上升。本文研究了公司股价对上述两种不同情况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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