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南方政策”(NSP)的大旗下,东盟及其成员国在韩国的外交政策中享有空前的突出地位和优先地位。在“新南方政策”中,韩国致力于扩大与东盟关系的范围和深度,并且在和平、繁荣与人民三个支柱下,已经采取了有意义的举措来升级战略伙伴关系。2
本文旨在评估发展中国家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价值链中断的经济脆弱性。它使用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12个发展中国家样本中的增值贸易数据,评估了它们对来自中国、欧洲和北美这三个主要枢纽的供求关系的依赖。
疫情暴发后,对个人防护装备等物品的需求激增。谁制造或在哪制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供应不足。最初,库存可能会部分缓解影响,但无法满足隔夜需求的大量增长。在短暂时间内,医疗设备和药品的供应增加了,以满足巨大需求。贸易和全球供应链似乎已成为解决危机的一部分,而不是危机根源。
停止与中国商飞公司的业务往来可能意味着中国将反制波音和中国商飞的许多美国供应商,而这将损害这些公司的利润,降低它们的研发能力,而研发最终将对美国军方和美国战略合作伙伴有利。制裁还将促使中国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摆脱目前由美国及其盟友领导的航空航天技术等级制度。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批准《2035年前俄联邦北极地区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该战略反映了与北极持续升温相关的机遇和可感知的威胁,旨在促进该地区丰富资源(首先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目前,中国正通过国内生产总值各个组成部分的正面贡献实现复苏。中国在新冠危机最艰难的时刻起飞,部分得益于中国医疗产品出口量的大幅增长。与新冠肺炎相关的出口推动中国恢复增长,且增长势头已明显稳固。今年2月至7月,中国与全球医疗产品贸易相关的数字从8亿美元的逆差变为360亿美元的顺差。
经济学家指出,2021年的主要风险是:大规模接种疫苗无效,新一波疫情来袭,各国经济复苏受阻。专家们担心,失业率会再度飙升,由于劳动力市场转变,失业将成为结构性问题。普遍贫穷和动荡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资源再分配政策。
拜登入主白宫几成定局,拜登政府希望与盟国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对诸如世贸组织(WTO)之类的全球机构的直接威胁已经消除。贸易评论员已开始期待WTO新任总干事和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得以解决。尽管如此,不应对未来的艰巨挑战视而不见。如果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情况很可能恶化。
几乎无从了解唐纳德·特朗普在过去四年里给美国的全球地位造成了多大破坏。要恢复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彻底改变特朗普的错误政策。
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报道称,欧盟正在为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准备一份提案,该提案设想全面加强跨大西洋合作,部分目的是对抗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作者认为,该议程应包括有关如何协调工作和集中资源,以便为非洲伙伴提供更有意义发展机会的清晰思考。
海湾国家应对疫情和油价下滑这两场危机的政策要针对两个挑战。首先是短期内促进国内经济复苏和提振内需,其次是长期的财政挑战和削减政府支出。财政紧缩必然会专注于国内社会服务和公共部门工资支出,但也要解决海湾国家采取地区性金融干预措施面临的对外经济政策限制。
G20领导人已经认可了“循环碳经济”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管理各部门排放的一种方式。沙特阿拉伯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 倡导“循环碳经济”, 将“循环碳经济”视为循环经济的扩展。
欧盟在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建立了一个庞大而高效的区域价值链,同时欧盟还在继续融入全球价值链。但欧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欧盟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减少,但这不是全部。
从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全球性威胁的那一刻起,每个社会的力量、韧性和应对能力显然开始面临考验。疫情暴发已有一年,现在是时候评估谁通过了测试,谁没有通过。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答案是明确的:东亚,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出色的表现通过了测试。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约旦政府实施了经济封锁措施,限制了不必要的经济活动,受此影响,约旦经济2020年可能会停止增长。作者使用SAM乘数模型估算了封锁的经济影响并探索了约旦经济的潜在复苏途径。
人们正在进入数字经济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日益显示出通过人工智能实现自动化和进行决策的鲜明特点。这一数字化转型阶段正在向前推进,并将影响商业模式、全球价值链和世界秩序。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源自中国的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中断以及关键医疗产品的稀缺,而生产国实施的出口限制措施的增加对此没有帮助。对欧盟来说,这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世界上工业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兼最大的出口地区如何变得如此依赖中国出口的大量产品,哪些行业受影响最大,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40年来,中国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增长率,但这种众所周知的高增长正在走向终结,其原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全球因素。在分析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前景时,有三个挑战尤其引人注目:从劳动力过剩社会转变为劳动力稀缺社会,主要增长动力从投资转向创新,以及中国的全球地位从正在崛起的大国变为真正的大国。
人工智能和新数字技术驱动的全球化新阶段很可能会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就像先前阶段为制造业所做的那样:大大增加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这种前景为国内政策和贸易政策提出了重要问题。本文讨论了数字可交付服务中的贸易问题以及数字贸易政策的地缘政治。
多年来,中国的银行、企业和政府实体一直寻求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政治体系接触的新途径,无论是通过收购战略部门的资产,还是通过培养各级政府和社会关系。最近,中国推动了与该地区接触的“多层次”方式,为商业交易和政治交流创造了新的途径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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