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美国地下经济的决定因素进行了长期分析。结果显示,更大的贸易开放度和更强大的政府减少了地下活动,通货膨胀和繁荣在统计上无关紧要。
近期,一些跨国企业将其生产或采购活动带回企业原籍国,以利用创新技术和自动制造技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来一直预测德国的财政盈余将会下降,但盈余一直在上升。这一次可能有所不同,但德国需要证明这一点。坦率地说,德国现在应该推出一些额外的刺激措施,以确保这一点。
英国议会以432票对202票的绝对优势否决了首相的脱欧协议,这使得英国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英国无协议脱欧将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无法享受进入英国市场的免税待遇。
欧盟委员会认为,如果欧元在全球发挥更大作用,欧元区将受益。但作者认为,这未必如此,欧元未能成为真正的世界货币或许是一件好事。
2014年至2016年间,俄罗斯经济遭受因油价暴跌和俄乌冲突而爆发的货币危机。虽然由于采取了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油价上涨,2016年下半年俄罗斯摆脱了危机,但经济复苏仍然乏力。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源合作是重要内容之一,这些年的合作项目涉及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技术研发、炼油厂或矿山的投资等多个方面。这些项目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解决了电力不足、技术落后、能耗低效等问题,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好处。能源的国际合作带来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进口量的显著增长和进口来源地的多元化。
互联互通对于开展交易、管理组织和利用经济主体的比较优势潜力是必要的。因此,从原则上讲,连接性是一种可以提高互联结构整体福利的驱动项目。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的趋势是加强全球互联互通。
《俄罗斯报》2月14日发表题为《走向东方》的文章称,在近日举办的一场会议上,与会专家认为,“一带一路”对俄罗斯意味着新前景、新机会和一系列经济特惠,是俄罗斯借鉴中国经验实现基础设施升级的良机。
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网站发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繁荣与发展项目主任丹尼尔·伦德的文章《值得关注的趋势: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称,部分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使得全球范围内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有所上升,“一带一路”倡议对于这些国家具有强烈吸引力。
近日,美国国会众议员肖恩·达菲(Sean Duffy)提出一项立法,旨在“创造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作者指出,该提案没有正确理解互惠问题,还威胁要通过向美国消费者征税来纠正这种状况。特朗普总统也误解了互惠原则。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发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菲德尔·维内莱斯发表题为《"一带一路"好处巨大 东盟和中国应努力落实》的文章称,东盟和中国应努力采取更多措施,落实"一带一路"项目,东盟将从"一带一路"的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作者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改进相关项目,以确保成功。这样做对东盟来说尤为重要--如果措施得当,东盟地区将从"一带一路"的投资中获得巨大利益。
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专家Khalid Chandio发表题为《中巴经济走廊和沙特阿拉伯》的文章称,2018年下旬,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访问沙特阿拉伯后,该国成为了中巴经济走廊的新合作伙伴。这一进展获得了巴基斯坦民众的欢迎,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沙特是会真正地作为一个合作伙伴加入中巴经济走廊,还是仅会对走廊旗下的一些大型项目进行投资?
世界经济论坛(瑞士)发布名为《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促进循环经济: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塑料包装》的白皮书称,过去100年的技术进步推动了社会茁壮成长,全球人口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1955年的48岁上升到72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1.9%左右。世界各地迅速发展壮大的中产阶级正在推动消费。随着更多消费者消费能力的提升,其对商品的需求也在增长。
罗伊研究所国际经济项目负责人Roland Rajah发表题为《东亚不太容易受到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的文章称,目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且美国出于国家安全原因希望与中国脱钩。这种情况给东亚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带来了风险。但在某种程度上,东亚不太容易受到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Daniel H. Rosen发表题为《与中国达成更好的协议》的文章称,中美两国商业关系的旧基础已经破裂,两国关系的新基础仍未确立。几十年来,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总体上是互利的,不直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部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被其他领域的增长所抵消,消费品价格的下降提升了美国家庭购买力。但过去十年中,中美两国利益与挑战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
无异议函(NAL)和监管沙箱政策是重要建议,代表着消费金融产品的监管环境可能会有重大改善。这些政策若执行得好,可以带来相当大的好处,但若执行得不好,也可能对消费者、创新和竞争构成重大风险。
如果从欧盟免税进口商品在经济上是有益的,那么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商品也是有益的。如果关税不像留欧派所声称的那样重要,那么降低关税不会在未来的贸易协定中造成议价能力的重大损失。
有证据表明,减少银行家的责任增加了冒险行为的发生几率。比如,如果一家银行的行长在《已婚妇女财产法》出台后结婚,其管理的银行则可能存在更多杠杆,批准长期贷款和违反放贷规定的几率更大,并且在1873-1878年的大萧条中损失更多资本和存款。
随着经济发展,印尼开始逐渐从接受援助转向为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但印尼并未在多边开发银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印尼应当在多边开发银行中拥有更多代表,尝试对多边开发银行增资,以及考虑建设自己的多边开发银行以扩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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