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所有主要地区似乎都在经历温和的经济复苏。不过,展望未来,作者预见一些新的风险:(1)一定程度上因为危机,也一定程度上因为随后的低增长,在很多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已达到战后历史高位;(2)生产力增速及其潜在增速已下降,未来仍很低还是会提高不确定;(3)预计利率将从当前的低水平上升。
当前,201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将达到5.9%,比之前预计的增长速度高出0.2%。对2018年增长预测的小幅度更新体现出对外部需求扭转速度的谨慎观点。
在欧洲投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欧盟开展投资行为,但这样麻烦而且耗时。第二种是同欧盟成员国就投资问题进行接冾。然而,欧盟成员国将主权交给了欧盟,这种情况限制了机动空间,并不符合中国在欧洲的利益。
本文作者认为,将金融角色视为狭义的生产性投资的资金分配已经不合时宜。生产性不能独立于项目的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因为短期利益和长期影响之间往往需要进行权衡。本文提供了可持续金融的新框架,突出了从狭隘股东模式向更广泛的股东模式的转变,旨在为更广泛的社区创造长期价值。
我们认为,“一带一路”2.0指的是运作机制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阶段,这意味着积极引入市场力量,用市场化的机制甄别投资项目。同时,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风险管控体系,并构建复合型的人才梯队深耕海外市场,从而与沿线国家共同探寻解决矛盾的方案,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新走向。
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26个,辐射范围约44亿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63%;经济总量21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总量的29%。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丝路基金中国出资400亿美元。借助“一带一路”推动中国装备走向国际市场,优化外贸结构,既能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也对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新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IMF副总裁古泽满宏近期发布的一篇博客中默默表达了满意之情,对金融危机的恢复情况以及提升国家安全性的改革都表示满意。但是,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些现象。评价后危机时代的关键问题不在于赞美恢复得多么让人印象深刻,而在于这种更加缓慢的发展方式是否不可避免。如果不是,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消除制约因素。
希腊急需以约4.5%-4.7%的收益率出售30亿欧元五年期国债,因为该国想让市场以及国内选民相信,经过八年的低迷与紧缩,国内经济即将复苏。尽管最近出现关于希腊可能重回全球债市的乐观情绪,但时机远未成熟。
中国经济增长不仅稳稳保持“中高速”,并且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即增长深度极为可观。中国的增长走的不是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走过的路!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只有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还有当代产业发展背景下人的行为“跳跃式”发展——可以直接从农业社会跳转到信息社会,这是其它国家没有过的,这是中国才会有的增长深度。
尽管全球人口和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新高,全世界仍有8亿人受饥饿问题困扰。食品供需矛盾的关键限制因素之一是国际贸易障碍。为了进一步推进贸易谈判,贸易谈判方——无论是在世贸组织内、双边还是区域性平台——都可借鉴东盟—中国自贸协定的经验。
印度近期的许多举措,如“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新消费税等,都为中国投资印度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环境。中印间有深厚的联系,通过使两国的签证便利化,这种联系有望通过两国间商人、游客和学者的更多交流获得复兴。
目前,中国正在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对当年“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补充、完善和升级。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正好处在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弩之末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转型的时代。中国的“一带一路”恰好为这样的转型提供了便捷和安全的机遇。
“百日计划”是中美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时定下的合作计划,该计划在中美经贸领域打开了局面,接下来我们应该进一步探讨如何建立全方位、系统性的中美经贸协调机制:中美需要加强政策沟通;中国可以提高与美国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合作水平;全方位扩展中美人文合作与民心相通。与此同时,中国应加强对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参与程度。
新兴市场的企业债一直被认为是全球经济的一类风险因素。对于一些大型新兴经济体而言,这或是对的。但对东盟国家而言,就不适用了。东盟经济对投资者越来越具吸引力的原因在于其积极的人口趋势和较大的GDP规模。相比东亚国家,东盟国家的工作人口正在增长,这意味着东盟国家可受益于中产阶级的时期要比中国更长。
在7月轮值主席国中国的主持下,联合国安理会19日召开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公开辩论会,并听取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非盟和安委员切尔古先生的通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在发言时表示,加强非洲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是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安理会的重要职责。刘结一指出,非洲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仍面临诸多挑战,他呼吁国际社会应大力协助非洲解决困难,支持非洲加强和平与安全能力建设。刘结一强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有助于非洲实现发展,解决冲突根源性问题。
西方最重要的记者、《金融时报》首席政治评论员菲利普·斯蒂芬斯(Philip Stephens)发表“一列火车宣示中国的全球野心”的文章, 其分析不再低估“一带一路”,这说明“一带一路”国际影响力日益彰显。如果中国经济学家能与他们进行进一步交流,也许将有益于后者纠正其分析中存在的若干片面性。
通过启动和开展许多双边和多边经济连接项目,阿富汗总统加尼和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展示了双赢的经济合作愿景。这些连接项目将推动两国的经济增长,并确保整个地区的繁荣与安全。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近期中国出现了阻碍高速增长的结构性问题。随着中国的国企改革相对一致地推进,在企业整合、治理、管理制度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效。近期的中国国企改革以央企并购行为为主,通过大型企业间的并购产生大型全球性企业。
特朗普政府最新发布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谈判目标在某些方面是含糊其辞的。但一个方面是明确且令人不安的:政府希望美国易于限制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进口。特朗普政府希望限制进口的技术手段涉及贸易决策者希望如何根据新NAFTA对待“贸易救济”(即反倾销、反补贴税等限制进口的政策)。
特朗普政府近期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谈判发布了具体的谈判目标。。美国的很多目标将对加拿大谈判代表构成政治挑战,因为这些目标将要求对政府政策进行实质性改变。但多项既定目标可以改善双边贸易环境,包括呼吁提高规章和技术规则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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