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来,欧盟已采取措施扩大在防务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欧盟在国外的和平与稳定工作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欧盟是全球最大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提供方,也是海外军事训练任务的主要提供者,却无法直接向合作伙伴提供军事援助和设备。 这一差距可能很快就会被新采用的欧洲和平机制所填补。
拜登新政府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加快全球气候行动,并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对任何一届政府来说,一条简单的黄金法则是,到有机会和动力的地方去。这也应该是气候行动的黄金法则:在已经存在的基础上,加速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与取得进展的人合作。
海合会的决策者必须克服以往推动经济多元化工作存在的缺点,并为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激励。海合会成员国还应建立主权财富基金,避开持续需要政府支持或补贴的项目,实现收入来源多样化。最后,它们必须让公民更紧密地参与财富和经济多元化工作,包括鼓励个人储蓄和投资。
与其他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一样,日本生产力增长的最关键决定因素之一是它继续进行突破性创新的能力。然而,与美国和德国等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创新质量相对较低。本文聚焦这一典型事实,同时指出日本发明家与其他国家发明家的合作较少,并且根据证据表示,加强全球合作是推动日本创新的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现在希望在未来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北京正试图为涵盖电信、电力输送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各种尖端技术制定标准。
解决几内亚湾日益增加的海上威胁问题,需要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利用海军资产部署,应对该地区竞争对手日益增加的影响力。虽然几内亚湾可能不在拜登政府跨大西洋“待办事项”清单的首位,但该地区仍然是一个战略区域,其日益增长的动荡产生更大的全球影响,这需要通过持续国际动员来解决。
面部识别技术改进,尤其是算法开发和训练方面改进,将继续减少错误和偏见的风险。就像所有新技术一样,不断改进可以降低风险。最好通过实施适用于每种情况的规则和保护措施来管理面部识别技术风险。
美国可以选择引领建立一个新全球贸易自由化和规则制定场所,以市场为基础、志同道合的发达国家可以对非市场行为制定有意义的诸边惩罚措施,为21世纪经济编写公平的规则手册。此举目的是补充,而不是取代世贸组织。
尽管军民融合战略在美国政策圈中越来越受关注,但相对于其日益重要的地位,美国人对该该战略仍然缺乏了解和研究。这种矛盾可能不利于美国制定应对政策和向公众传递相关信息。本文旨在改善决策者对军民融合战略构成挑战的理解,以提高美国政府应对这些应急政策问题的能力。
拜登上任时,对国家目标的要求是几十年来最全面、最多样化的。他必须动员一场全国性的两党运动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投资于经济复苏。他必须弥合深刻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分歧,根除白人民族恐怖主义日益增长的威胁,同时解决系统性的种族主义问题。他称气候变化是一场生存危机,并誓言动员国际社会遏制二氧化碳排放。
国家安全和国防专业人士一直利用军事演习来更好理解想象中的冲突场景。随着网络领域冲突在国家安全领域战争游戏中变得越来越突出,本文试图找出网络战争游戏的常见潜在陷阱。本文认为,网络领域固有动荡和关于网络武器的碎片知识对网络战争游戏的3个组成部分产生负面影响:场景开发、数据可用性和跨参与者的可理解性。
气候变化对地球构成前所未有威胁,需要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将影响劳动者和社区,并对社会产生更广泛影响。政府、劳工团体、投资者、公民社会和环境组织正越来越多地利用公正过渡原则来处理气候政策的社会影响,并确保劳动者和社区在这些变化中得到支持和赋权。
本报告探讨了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建立更紧密合作伙伴关系的潜力和障碍。在许多方面,印度尼西亚是天然的合作伙伴:其自定义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包括维护主权不受任何可能成为霸权的地区国家干涉,与美国的利益相对和谐。但是美国决策者必须敏锐地意识到,印度尼西亚基于与中国战略竞争而建立伙伴关系的意愿和能力受到限制。
中国消费者正在更多地通过视频直播和视频APP购物——这个新趋势正在从传统上由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霸占的庞大市场争抢份额。
为了能找到在政治上可行的中间立场,美国乔治敦大学学者查尔斯·库普钱提出了一个中间方案。 库普钱提出的折中方案是让美国“继续扮演平息者的角色,同时放弃其作为全球警察的努力”。即使决策者能够辨别这两种姿态之间的区别,也不大可能有效抑制美国的激进主义。
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受到新冠肺炎疫苗供应不足困扰的同时,一些最贫穷的国家却在担心根本拿不到疫苗。然而,或许我们正对一种可以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方案视而不见,那就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或许很快还有印度的疫苗。
作为2021年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国,英国有机会将不同数据治理工作结合在一起,朝着全球共识迈进。英国已将数字治理确定为2021年七国集团议程的一个重要内容,既作为一个独立主题,也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其他挑战提供政策应对信息。
东南亚国家继续寻求国际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是在确保获得疫苗方面。中国正在积极回应这一呼吁。相比之下,美国一直没有参与该地区早期疫苗外交。这种缺失助长一种说法,即伤痕累累的、孤立无援的美国无法帮助引领世界走出这场危机。
过去4年,美国和土耳其关系出现一系列持续危机。虽然许多问题已化解或推迟,但它们几乎没有消失。尽管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个人愿意满足土耳其的要求,阻止了这些危机爆发,但他的做法只会加剧引发危机的根本动力。简而言之,土耳其政府将美国视为战略威胁,而非盟友,华盛顿也有越来越多人开始以同样的眼光看待土耳其。
美国国会应首先列出其首要任务,这应包括取消损害盟友利益的关税,并与它们就共同关心的监管标准达成一致。华盛顿可以将气候目标、劳工标准以及人道主义问题纳入谈判目标。国会还应考虑为供应链多样化提供支持,减少美国在关键商品上对中国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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