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在天津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智能科技展华为展台参观（5月16日摄）。

韩国东亚所发表香港城市大学教授Douglas B. Fuller题为《寻找中国的技术冠军:从过去的结构性缺陷和政策失误中寻找当前政策成功的可能性》的文章称，高科技产业已成为许多国家的新增长引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努力缩小技术差距。然而，中国大陆的科技水平依然落后于邻近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尽管中国大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但相较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其国内的科技巨头企业较少。本文作者对这种状况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中国对产业政策的无效追求和对市场的过度国家监管阻碍了科技产业的发展。

产业政策限制

作者认为，中国在寻求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的道路上存在四大限制性障碍：（1）国家机构的结构——中央政府的优先权设定能力较弱，而地方官员享有“软权威约束”，能按其偏好解读政府政令；（2）国家对国有企业或国家扶持企业的贷款分配偏向，以及由此产生的管理缺陷；（3）由中国庞大的地理面积和人口规模所导致信息不对称。中国的庞大规模与跨国企业在华较强的市场影响力使得政府必要的政策制定和协调变得困难；（4）出口与采购的平衡问题——作为一个大陆经济体，中国并不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一般那么依赖出口，这使得它更难以判断企业业绩，从而加剧了信息不对称。此外，政府激励机制促使地方官员优先考虑吸引投资与遵循土地财政政策，而非升级企业。

在新能源领域，中国在创造冠军企业方面取得一些尝试性成功。中国投入了 巨量资金为新能源产品创造市场，并鼓励从成熟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然而，只有少数真正具有创新精神或创业精神的企业能够减少对政府采购的依赖，并成功地在海外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例如，金风科技现在是全球“四大”风力涡轮机制造商之一。

行业特征和成功

中国经济各行业的技术追赶存在差异。对于中等科技技术、机械类行业而言，中国企业经历了相当多次升级。然而，在高科技行业中，中国企业追赶的能力一直不高，往往是中外合资企业推动了技术升级。然而，即便在成熟的中等科技技术行业中，中国也没有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鼓励跨国企业克服关税壁垒问题，在中国建厂。

中国这种高科技技术发展混合模式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行，但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在高科技行业国内企业身上，中国的产业政策浪费大量资源。其次，这种混合模式本身亦正受到威胁。

竞争监管问题

有研究指出，中国的某些行业虽然分享了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利益，但其成功程度却远低于其他行业。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中国对市场竞争的监管目的是阻止而不是鼓励竞争，这阻碍了行业的发展。汽车行业就是个典型例子。数十年来，中国一直禁止私营企业进入该行业。尽管受益于外国车企合作伙伴，中国国有车企依然无法有效实现升级。与之相反，中国汽车行业中的后来者，私营企业吉利汽车成为了目前最有前途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其他行业也有类似例子，1990年代中国电信基础设施设备行业的低准入门槛促进了竞争，造就了华为和中兴的成功。

在互联网行业，中国虽然保护市场，但同时允许合资企业在内的许多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之间进行竞争，从而在建立互联网巨头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像腾讯、阿里巴巴这类中国互联网巨头是一种商业模式创新者，而不是科技创新者。即便如此，这些企业也开始将资源投入到以科学为基础的“硬”创新中。不幸的是，中国严苛的信息监管正在扼杀创新。

风险投资的作用

外国风险投资在中国初创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的成功均有外国风险投资的助力。简而言之，风险投资是创建有推动中国技术发展能力的混合型企业的主要推手。

为何风险投资在中国能有发挥如此妙用？2007年之前，中国没有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常用于风险投资的一般有限合伙结构的法律框架。即便中国合伙企业法修订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外国风险投资仍然在中国的技术创业融资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原因在于，外国风险投资在中国企业家与海外机构间发挥了良好的桥梁作用，能够更好地支持技术创业。鉴于其投机性质，以及国家决定企业上市的缓慢且有偏见的过程，中国股市吸引力不高。与之相反，外国风险投资在海外股票市场上市初创企业方面拥有着丰富经验。

中国现行产业政策的问题

“中国制造2025”建立在中国过去十年中推出的政策的基础上，带有过去产业政策的一些缺陷。第一，这一产业政策依然过于注重国有企业，将其视为实现政策成功的首选工具；第二，为这一产业政策提供的资金通常用于刺激国家接管私营企业和私营资产；第三，国家采购再次成为支持行业发展的首选方式之一；第四，鉴于能力最强的企业往往不会得到国家采购的支持，这种做法所产生的大部分支出可能都是无效、浪费的。即便有上述缺陷，中国的最新产业政策仍会带来某种成功——有效促进各行业产能的增加。然而，这并不足以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