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月14日发表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文章，解析为什么中国遏制冠状病毒疫情的承诺和能力不应受到怀疑。文章摘编如下：

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称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中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时，我认为这是认真的。这一措辞意义重大，在我观察中国的30多年时间里，我不记得有过类似的说法。

让我来解释为什么我相信——以及为什么世界应该相信——中国将战胜这场疫情。理由有三：中国的承诺、能力以及随时改变和改善的意愿。

中国为抗击冠状病毒所作出的承诺，得到了该国为制止疫情蔓延而展开的惊人动员的证明。政府正在作出严格和坚决的指示。

有官方背景的微信账号“陶然笔记”是这样表述的：“集中收治和隔离如果还得不到有效落实，往轻说是失职，往重了说就是犯罪。这不是愿不愿意、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必须完成的任务。”

整个国家都在照着这个乐谱行进。这是中国“全社会”的庄严承诺。中国的动员在全球卫生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除了在中国，这种做法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行得通。它发挥作用的原因与政党体制的运转方式有关。

这与共产党近年来用在打赢脱贫战役的那种承诺和动员是一样的，这场战役让中国最后1亿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协调了党在中央以及省、市、县、乡、村各级的领导和组织。中国抗击冠状病毒的战争与其抗击贫困的战争之间存在明显的结构上的相似性。

中国抗击病毒的能力得到了其不懈履行承诺的证明：封闭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都市武汉以及总人口可能达到6000万甚至更多的其他城市；挨家挨户进行体温检测；让数亿旅行者在春节假期后推迟返回工作岗位。

政府还建造了多座超过1000张床位的医院，真的是在绿地上拔地而起，并且真的是在短短几天之内竣工；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已经赶赴武汉，解放军派出了至少3500名医务人员；中国最大的一些公司、尤其是国企正在为遏制疫情作出后勤贡献。中国科学家迅速对病毒基因组进行测序，并在全球范围内分享了这些数据。

中国随时改变和改善的意愿是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在谈论中国过去40年里取得显著发展的主要原因时，我总是会把共产党承认和改正错误的意愿纳入其中。因此，在追踪这场抗击病毒的壮举时，我重点关注的是领导层对于政府应对中的“缺点和不足”的坦率承认。

要制止恶性疾病的传播，必须及早采取行动。但如何开发一个预警系统呢？挑战在于处理来自各个政府部门和民间的质量参差不齐和不确定的大量信息。

在此次疫情暴发之初，武汉的8名医生曾试图提醒外界注意这种当时不为人知但迅速蔓延的病毒的真相，但他们因为“在互联网发表不实言论”而受到了训诫。悲惨的是，他们中的一人——李文亮——感染了病毒并因此去世，从而引发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倾泻愤懑和怒火。

党中央迅速作出反应，授权国家最高反腐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进行“全面调查”。

透明是关键。事实上，尽管核查工作是复杂的，但政府每天举行吹风会，精准详细地按照地域划分更新新增确诊病例、死亡和治愈的人数。

中国说，它将改进信息收集与反馈、纠错和决策体系。政府必须从这场疫情中吸取教训，以加强其治理能力。共产党称，自我纠错是它的标志。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很可能会把中国抗击冠状病毒的斗争视为世界范围内遏制新型疾病并制止它们扩散努力的一个转折点。历史很可能会感谢中国开创了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应对恶性传染病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