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9月14日发表美国布朗大学副教授杰夫·科尔根题为《气候问题反对脱钩———美中切断联系将导致拯救环境的工作无法开展》的文章称，过去几年里，对于美国是否应通过切断将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捆绑在一起的供应链、贸易关系和金融联系与中国“脱钩”，美国政治家和分析家展开了激烈辩论。争论主要集中在脱钩带来的安全好处是否会抵消其造成的经济代价这一问题上。然而，这一理念忽略了确定最佳行动路线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这个因素倾向于反对脱钩，并支持继续促进华盛顿和北京展开接触。这个因素就是气候变化。

如果不考虑灾难性的、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所构成的风险的话，或许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总体而言，与中国脱钩将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最具前景的方式———成立一个由主要经济体组成的“气候问题俱乐部”，各主要经济体利用关税和其他边境调控措施来保护完成排放目标的国家，并对未达标的国家予以惩罚———需要华盛顿对北京保持一定程度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只能通过持续接触来实现。

在20世纪，美国战略家或许还可以轻视环境风险：气候变化是其他国家和其他世代的问题。但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即使只考虑气候变化可能在未来30年对美国造成的直接损害，在生命和财产损失方面代价也将是巨大的。对美中双方来说，不作为的代价远远大于缓解气候发生进一步变化所要付出的代价。

美国许多政客和官员都认为，脱钩带来的安全利益相比这些巨大的经济代价更为重要。目前根本没有办法计算这些成本和收益，制定大战略并不是做会计。即便如此，对脱钩造成的经济代价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也是愚蠢的，而对脱钩将导致气候变化问题更难解决（甚至无法解决）完全忽视则更为愚蠢。

令人遗憾的是，有效的气候政策已沦为美国政治困境的牺牲品。对于美国单方面推行减排政策持反对态度的人士认为，采取以上举措会让中国和其他国家坐享其成。如果决策者把是否达成可执行的全球气候协议作为在国内采取措施的前提条件的话，鉴于开展国际谈判极其缓慢，那将需要花费太长时间。但如果他们不为此类措施设定条件的话，全球协议可能永远也不会达成，因为美国的单方面行动会让华盛顿失去很多讨价还价的筹码，北京不大可能效仿。

明智的外交政策应该直面这种两难困境。正如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等人所提议的那样，美国应迈出的第一步是，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创建一个由主要经济体组成的国际气候问题俱乐部。该俱乐部的成员有义务执行有利于解决气候问题的特定政策，该俱乐部将对俱乐部之外的所有国家采取边境调控措施———如采取关税措施。

这一战略成功与否将取决于俱乐部内部各经济体的总体规模。只有组建一个大规模团体才有可能有效减少碳排放。这意味着，任何成功的气候问题俱乐部都必须把中国包括在内。但是，要想引导中国参与其中，而非坐享其成，那就要在北京不参与的情况下让它付出高昂代价。

然而，只有在美国经济不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才会奏效。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与中国就气候问题开展合作的必要性类似于冷战期间与苏联进行核军控的必要性：在这两种情况下，现实政治都要求搁置某些分歧。明智的政治领导人应该明白，谨慎地开展部分合作，利远大于弊。除了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的有限特例外，继续与中国进行接触是化解气候危机的唯一明确途径。相比之下，脱钩只是寻求在短期获得小胜，但从长期看会招致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