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快报》网站4月23日发表题为《中国是如何遏制病毒的——中国的中央规划和地方行动值得印度学习》的文章称，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4月20日对全国发表讲话时，呼吁年轻人成立小委员会，确保人们遵守新冠疫情防控规定。他还要求各邦就封锁和其他措施作出决定。这样，中央政府采取了更为分散的决策，这有别于第一波疫情时的做法。虽然只有时间能证明这些做法是否正确，但决策者可以从利用地方动员击败病毒的成功例子中吸取经验。

在人口方面可与印度相比的中国，就更快地控制住了新冠病毒的传播。在基层，居民委员会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虽然这些委员会在严格意义上不是政府的一部分，而是被定义为自治组织，但它们是党有效管理的工具。其任务是落实行政命令、执行政策、调解民间纠纷、卫生保健、照顾老年人等。

当疫情暴发时，经过最初几天的混乱和个人的自发行动，居委会很快负起了责任。

例如，在武汉，全市7148个社区都实施了封锁。社区工作者严格执行进出规定。除必要的医疗需要或疫情防控行动外，居民不得离开社区，非社区居民也不得进入。志愿者在社区门口值班，检查出入证。他们打电话给居民，询问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挨家挨户定期检查体温，收集旅行史等信息。

此外，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还为居家隔离的人和老年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送货上门服务，他们常常要把生活用品搬上楼。其他基本任务还包括追踪接触者、对每个人进行登记和访问、将患者置于社区管理之下并将其转移到指定医疗机构。

以中共党员为主的大批青年和大学生自愿参加了社区防控工作。全国各地都在推行这种模式。

中国领导层迅速认可了这些“第一道防线”的努力。中央对社区工作者的福利作出了规定，包括提供补贴、防护装备、保险、宣传和其他制度支持等。情况也并非都很乐观，出现了一些关于医疗用品和食品短缺的报道，居委会工作人员过度疲劳，身心健康受损。

尽管存在挑战，但疫情得到了成功遏制，武汉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庆祝画面给人们带来了很大希望。

毫无疑问，印度的形势要严峻得多。上述“中国模式”能否为印度目前的困境提供解决方案？印度许多地区都有住宅协会和地方政府，它们可以展开与中国居委会类似的动员。但如果没有中央统一的行动计划，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这正是“中国模式”的关键所在。鉴于这场疫情的性质，现在正是中央领导层加紧协调全国政策措施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