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业辛迪加网8月3日发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题为《美国的新大国战略》的文章称，在40年的冷战期间，美国制定了一项以遏制苏联实力为重点的大战略。不过，时至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这个目标。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政府试图通过它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战略来填补这一空白。但是，这种做法提供了模糊不清的指导，导致了美国牵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边远地区打响的长期战争。自2017年以来，美国重返“大国竞争”，这次是与中国。 

大国竞争战略需要纠偏 

作为美国的大战略，大国竞争的优势在于集中应对美国的安全、经济和价值观面临的重大威胁。虽然恐怖主义是个持续存在的问题，美国必须严肃对待，但它构成的威胁小于敌对大国。恐怖主义就像柔道一样，弱小的对手会借助大块头选手的力量来打败对方。虽然“9·11”袭击导致大量美国人丧生，但美国为回应这些袭击而发动的“无休止的战争”不仅夺去了更多生命，而且耗费了数万亿美元。虽然奥巴马政府试图将重心转向亚洲——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但全球反恐战争的遗产使得美国陷入了中东的泥潭。 

大国竞争战略可以帮助美国调整重心，但它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它把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混为一谈。俄罗斯是衰落中的大国，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美国必须认识到俄罗斯构成的威胁的独特之处。正如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4年悲哀地发现的那样，衰落中的大国（奥匈帝国）有时可能是冲突中最愿意铤而走险的国家。如今，俄罗斯的人口和经济都处于衰退状态，但它仍然保有大量资源，可以用来搅乱从核军控、网络冲突到中东的所有事务。因此，美国需要一种不会把俄罗斯推入中国怀抱的对俄战略。 

第二个问题是，大国对抗的概念对我们面临的新型威胁没有提出充分警告。国家安全和全球政治议程发生了变化，但美国的战略目前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态全球化构成的新威胁。全球气候变化将耗资数万亿美元，并且可能造成规模堪比战争的破坏；新冠肺炎大流行导致美国人死亡的数量超过了1945年以来所有战争的总和。　　 

不过，美国目前的战略导致五角大楼预算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100多倍，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的25倍。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和其他经济学家最近呼吁成立一项100亿美元的年度全球卫生威胁基金。该基金“与各国政府在新冠肺炎危机中已经花费的10万亿美元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对华战略竞争应该“可控” 

与此同时，美国决策者正在讨论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有些政界人士和分析人士称当前形势为“新冷战”，但将中国硬塞进这个意识形态框架就曲解了美国面临的真正的战略挑战。美国和苏联没有多少双边贸易或者社会接触，而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开展大量贸易，并且接收数十万中国学生就读于它们的大学。　　 

此外，较之美国，中国现在是更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可以让本国5G电信网络与华为等安全风险脱钩，但如果试图限制与中国的所有贸易，代价将会过于高昂。即便有可能打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我们也无法断绝遵循生物学和物理学法则而非政治法则的生态相互依赖。 

既然美国无法独自应对气候变化或者大流行，它就必须认识到，有些形式的力量必须与其他国家共同运用。要想解决这些全球问题，就需要美国一方面与中国海军竞争，另一方面要与中国合作。如果中国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拒绝合作，就会损害自己。 

有效的大国竞争战略需要谨慎的“净评估”。低估会滋生自满情绪，高估则会造成恐惧。两者都可能导致误判。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按市场汇率计算）可能会在本世纪30年代超过美国。即便是这样，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而且该国面临一系列经济、人口和政治问题。其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劳动力规模在2011年达到顶峰，而且几乎没有政治盟友。 

如果美国、日本和欧洲协调政策，那就仍将是全球经济的最大部分，有能力组织一种能够影响中国行为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联盟是掌控中国崛起战略的核心。 

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说的，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彻底战胜一种生存威胁，而是“可控的战略竞争”。这将要求美国及其盟友避免把中国妖魔化。相反，它们应该将这种关系视为“合作对抗”，需要同时对描述的双方给予同等关注。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能够成功应对，但前提是我们认识到这不是20世纪的大国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