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11月20日发表题为《数字化是新的全球化吗？》的文章，作者为迈克·奥沙利文。全文摘编如下：

在供应链陷入混乱、美国与中国之间重要的贸易关系仍处于微妙状态之际，全球化的未来是一个对正进入后疫情时代复苏阶段的企业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全球通货收缩是对全球经济状况过于悲观的一种表述，而我认为，我们正走在一条远离1990年至2020年这一全球化时期、走向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建成的新多极世界秩序的道路上。

要给这一阶段或这条道路取名，我提议用“空位期”这个英格兰人用于指代政府中断期（特别是用来称呼1649年查理一世统治结束到1660年查理二世继位这一时期）的术语。

如今，这一空位期是一次范式转换的中期阶段，其特点是吵闹、不确定性以及“旧”与“新”之间的多次竞争（金融领域出现去中心化是一个事例）。

在空位期，新领袖尚未出现，新世界秩序的明确“游戏规则”尚未确定。这不是一个听上去让人乐观的诊断结果，但它就是事实，也对“我们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好”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

同样令人困惑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数个新出现的趋势可能会被视为对全球化的回归，但事实并非如此。

其中之一是商业周期情况好转。在这方面，政府开支和发达国家的央行给予了巨大帮助。事实上，美国各大银行财报电话会议都认为当前美国家庭现金充裕，这应该会刺激消费支出，直到明年下半年。

更广泛地说，经济活动增加与全球化重新开始不是一回事。全球化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活动模式，全球化的许多推动力（例如人员和思想流动）已暂时停止，但与之不同的模式正在出现。

一般而言，全球化与商业周期有非常奇怪的关系。在这次全球化浪潮开始之前，世人经历了节奏很有规律的短商业周期。相比之下，全球化时期的特点是，现代经济史上最长的两个扩张期（1991年至2001年，2009年至2020年）被互联网泡沫和全球金融危机所打断。

对此的一种解释是，全球化的积极影响——新兴经济体发展壮大、全球消费增加和金融脱媒——都有助于抑制和维持商业周期的扩张阶段。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积极趋势是数字经济加速，从投资角度看，这是令人兴奋和具有颠覆性的。有人不禁想说，数字经济的出现预示着全球化的复苏。但我的感觉是，数字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将局限于行业纵向市场和民族国家。比如，数十万印度“远程医生”会颠覆印度的医疗体系，而不是英国的医疗体系；我们的汽车上应用的5G技术或未来的6G技术将产生大量数据，其中大部分数据的使用和存储将在本地（至少是在欧洲），而不是全球性的。

然而，技术正改变经济活动的性质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它提供了关于什么将取代全球化的线索。对企业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它们能够通过相互关联的网络优化其商业流程：工厂设在墨西哥，研发工作在苏黎世，总部设在柏林，巴塞罗那的营销专家为其提供灵感，产品卖给北美消费者。

廉价劳动力事实上已不存在、作为一个政治问题的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机器人技术的进步，很可能意味着“走出国门”这个趋势正在放缓。更令人感兴趣的是消费者和工人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正在“回家”，能够在自己选择的城市工作并在线上服务消费更多（从法律咨询到虚拟试衣），这让他们感觉更自由。

我不确定这种现象会带来什么长期影响，但我认为在欧洲，至少人口会更多流向二三线城市，还会更多关注地方政治问题。

这或许是结束本阶段有关全球化之未来或“接下来会如何”的辩论的一种有望成功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