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业辛迪加网4月7日发表世界银行前常务副行长贝特朗·巴德雷和经济学家扬·科阿唐朗题为《公平的资本主义，抑或彻底完蛋》的文章称，20年来，全球危机发生的频率与强度都在增加，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令人担忧。世界银行警告，由于新冠疫情，减贫努力遭遇了20多年来“最严重的挫折”。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贫富不均正在加深，从教育到卫生的众多关键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也在加剧。

鉴于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公共政策不能狭隘地只关注收入与财富。当前局面要求以全局视角放眼长远。否则，往后的政府永远都会禁不住追求立刻带来政治回报的短期改进，而不是投资于未来的福祉。我们需要量化必要的取舍，从而让政治人物能够向选民解释为何应该为了日后有更多收获而支持当下少得一点。

我们还要留意如何衡量不平等。在发达经济体过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要求后者做出同等规模的减排是否公平？

决策者面临的难题是，要采取既全球化又贴合具体情况的精细化战略。否则，旨在纠正某种不平等的举措极有可能带来新的不平等。我们可以通过为新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板提供补贴来应对气候变化，但我们应该做好准备，听取在政府推出激励措施之前就已经减少了碳足迹的人士表达的不满。

全面倡导公平需要从广泛的角度来看待不平等。最为突出的不平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往往随着大的法律环境的变迁而演变。二战结束时，工作被视为基本权利，而在大流行暴发期间，接入低价、高速的互联网成为当务之急。

这类问题不断变化的特点意味着需要拓宽社会福祉的概念，这样一来，政策不会最终只是为了永久保持圈内人享有的优势。它还必须更具适应性，这样我们才能面对气候变化和能源价格飙升等挑战。此外，还必须开发出新的工具来帮助弱势人群和边缘人群克服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障碍并承担适当的创业风险。

社会回报的概念必须成为指导决策的因素。例如，在教育方面，我们知道从幼年时期发展人力资本会带来最优厚的长期投资回报。但社会政策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共领域或政府层面的行动。在市场带来增值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继续在利用市场方面持开放态度。

税收是消除不平等的另一个关键手段，因为它取得的收入可以用来支持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并缩小收入与财富上的差距。关键在于不要把财富本身当作问题。

最后，改革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反思竞争规则。在市场定价和经济信息传播方面，市场远优于任何中央集权制度；但它也必须受到当局的严格监督与管理。随着数字与机器人技术重塑了市场并迎来了哈佛商学院的肖莎娜·朱博夫所说的“监视资本主义”时代，旨在确保竞争的监管与执行变得愈发重要。

上述改革提议会引领对公平的普遍需求，确保个人与公司真正做到机会平等。另外的选项是回归等级森严的社会，除了金字塔尖上的人，所有人的自由度都会降低。

目前的一连串金融、环境和地缘政治危机是否会给所需的转型注入动力还有待观察。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们同样很容易成为分散注意力的因素，或者更糟糕的是，沦为宿命论与自满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