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竞选演说甚少涉及货币金融领域,因此,这一领域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知性逐渐增大。特朗普声称将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部分国家抗衡,保护美国的就业和利益。美国加强保护主义将使世界经济进一步恶化,这种行为将加剧全球保护主义的趋势,并影响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
在2009-2015年国际金融危机持续产生影响的7年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由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长期以来由少数发达国家垄断世界经济的单一局面开始向多极化转变。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来,中国取得的快速发展变化已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中国作为主席国,提出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这是G20峰会首次把“创新”作为主题,并且发布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二十国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等引领全球创新政策的成果文件。
日前,张维迎和林毅夫就产业政策展开了争论,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先拜读了林毅夫对产业政策论述的文章,然后看了张维迎所著的《林毅夫在产业政策问题上的四个错误》。我惊讶地发现张维迎对英美历史存在误读,比如他在文章中写道:“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应该是英国和美国。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就如何应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提供了建议。首先,从短期看,一些国家应重新考虑其政策组合。其次,生产率增长和劳动人口下降等问题具有长期性,无法仅依靠货币政策解决。最后,需要重新思考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这是印度第二次举办金砖国家峰会。印度人民与其他金砖国家的人民一样,充满了智慧和创新精神,这种精神将不断促进金砖国家合作的深入发展。在2012年在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上,印度提出了建立南南发展银行的建议。现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投入运营,公布了首批在五个成员国资助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项目。
当前政策辩论面临着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可用哪些工具向低迷的经济增加货币刺激?鉴于零利率下限将明显受到更频繁的冲击,决策者应如何思考未来的货币政策?针对这两个问题,作者认为,中央银行自身所能做的甚少。在关键时期,货币政策必须与财政政策共同实施,二者实施的时机是成功的关键。
德国经济研究所对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保持不变,预计2016年经济将增长3.2%,接下来的两年增速会有所提高。然而,全球经济仍面临着若干风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英国脱欧决定相关的不确定性以及欧洲银行业一些部门的紧张情绪仍然高企。
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出“低经济增长、低贸易增长、低通货膨胀、低大宗商品价格、高债务”的“四低一高”态势,全球经济态势短期内复苏依旧乏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1%,低于上年的3.4%。据世贸组织估计,2016年全球的贸易增速将连续第五年放缓,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差表现。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呈严重的负面趋势。主要经济体今年应对这轮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不外乎两种方式: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与西方的“需求侧改革”——后者主要采用量化宽松等贷币政策,少数情况下需辅以财政刺激。现在已临近2016年年底,所以我想借此机会对这两种方式所带来的结果,作一个实质性比较。
9月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9月底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但发展中经济体前景乐观,对今年和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超过3/4,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质疑者们将金砖国家的增速进行了纵向比较,却忽略了横向比较。事实上,在全球经济复苏脆弱的大背景下,金砖国家的表现仍旧算是比较突出的。
金砖国家机制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自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金融风险不断积聚,金砖国家也或多或少遭遇了困难和挑战,不少西方国家因而贬低金砖机制,宣称“金砖褪色了”或“金砖破碎了”。这种说法源自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担忧。
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经济出现下行与减速之时,金砖国家经济依然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形势。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经济自去年以来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长率。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成绩得益于经济结构的特点——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与人口红利的结合,才激发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
对于出路,欧洲人并非全然悲观。在柏林期间,我与多位欧洲专家深入交谈。弗里多林·施特拉克是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干事长,也是德国工业联合会干事长。施特拉克有些自信地说:“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有时要用更长远的视角去看问题。欧洲直到1945年都处于内乱,二战刚结束后的德国也谈不上什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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