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以及欧美对华政策的转型,中国因素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巩固跨大西洋关系以及维护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欧美加快了对华政策协调的步伐,试图围绕意识形态、经贸投资、科技创新以及全球治理等议题协调共识并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
20年前开打的阿富汗战争是美欧在“反恐”名义下、在北约框架内进行的最大规模的防区外军事行动,但20年后的撤离阿富汗不仅没能给“跨大西洋关系”增光添彩,反而对刚刚有些起色的欧美关系造成严重二次伤害。
似乎是为了与对中国的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和对手”相对应,在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对华盛顿进行的“告别之旅”中,她与拜登总统互称“朋友、伙伴和盟友”。
1月20日,乔·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新一届总统,表示将“修复盟友关系,投身国际事务,在和平、进步、安保领域力争成为强有力、值得信赖的伙伴”。这是与特朗普“美国第一”主张的一次诀别。
在美国国内政治仍僵持之际,“拜登效应”在欧洲持续发酵:先是欧盟放出风来,准备与美国讨论一个“新跨大西洋议程”并“协调对华立场”;并非巧合的是,北约几乎在同时也重点讨论了“中国带来的重大挑战”。
随着欧洲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挑战越来越明显,这些差异正呈现在欧洲大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欧洲一体化的方式到移民政策,再到与美国的关系。这种文化和宗教分歧对欧美关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对“欧美关系”概念本身的影响。如今的欧洲大陆正沿着断裂带裂开,断裂带只会越来越宽。
爱尔兰议会众议院7日晚通过动议,支持爱尔兰政府就欧盟委员会(欧委会)苹果“补税案”进行上诉。苹果“补税案”不是孤例。欧盟对成员国反垄断、非法国家补贴的调查案件涉及谷歌、亚马逊、微软、脸谱等多家美国科技巨头。在欧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进展不利的当下,欧盟和成员国在这类案件上的“争执”为欧美经贸关系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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