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的资金供给是构建“一带一路”的必要条件。现阶段资金约束问题客观存在,要克服这些困难,就要在巩固传统融资来源的基础上打造新模式。而以PPP模式为代表的创新投融资形式,对于增强现阶段的投资建设活力,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有重要意义。PPP模式的优点在于政府与社会资本的优势互补,是开放与合作思维的具体体现,这对深化与沿线国家或地区基建、产能、金融等方面合作会产生有益影响。
运输部门是所有经济体增长的重要引擎。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正在对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以改善交通和互联互通,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
促进能源、运输和水务部门私人投资的大型基础设施计划和融资及投资政策正在增加。对于解答如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最大化人权和环境利益,同时避免或减轻风险的问题,本文为决策者们提供了相应建议。
10月13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2018年全球基础设施论坛表明,缩小基础设施缺口需要细致入微、创新和合作。该论坛还为此揭示了几十种解决方案。围绕非洲经验的一种新视角有助于证明这些观点。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领导的新政府上台后,吉隆坡至新加坡的高铁项目遭到审查。本文基于人口密度与各国铁路公司利润率的关系,分析了吉隆坡至新加坡高铁的盈利能力。
欧盟和印度在亚欧大陆互联互通方面的做法大体一致。欧盟和印度都强调在基础设施项目上保持最高国际标准的重要性,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有着同样的关切,并在各自的邻国实施着雄心勃勃的跨区域交通项目。互联互通领域的全面合作可能将成为欧盟和印度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础设施在提高经济的整体生产力和促进可改善生活质量的发展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公私伙伴关系(PPP)是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的一种关键模式。本文分析并比较了韩国、菲律宾和印尼的公私伙伴关系制度。
据亚洲开发银行2017年评估,亚太地区45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15年共计需要26万亿美元投资,方能在2030年前保持增长势头。不过,这一评估注重的是桥梁、港口等硬体基础设施,而对健康和教育服务等社会基础设施以及应对资金缺口所需的政策和创新鲜有关注。本文认为亚洲基建资金缺口的成因是亚洲的金融、财政和其他制度存在制约。
安哥拉正在努力加强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和监督。政府部门进行了重组,并建立了新的机构。公共投资计划(PIP)和综合公共投资管理系统(SIPIP)的责任已转移到财政部。从理论上讲,这应该可以更容易地将基础设施支出预测纳入国家预算编制,并开发更现实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组合。
通过欧洲铁路运输,人们可以获取拥堵和污染等交通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理论上,铁路运输也是远距离货物运输的一种有效方式。因此,国家和欧洲层面有充分理由对铁路运输予以政策支持,以便改善欧洲的铁路网络。
新加坡对于在其家门口抓住基础设施增长机会具有浓厚的兴趣。不过,如果新加坡希望为地区增加价值并塑造其长期成功,该国必须寻求提供更加可持续的融资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本文考察了影响亚洲主要国家的银行向基础设施项目贷款的因素,其中重点研究了通过公私伙伴关系(PPP)开发的项目。通过研究银行贷款对PPP项目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将私人融资扩展到基础设施领域的关键方面。
据报道,越南北南高铁或将采用分布式牵引技术,即日本高速列车所用的技术。这一情况或有利于日本承包商和供应商。然而,日本企业需关注它们的中国对手。
要让资本流向欠发达市场,基础设施项目的结构必须吸引人。需要公共部门的支持,私人资金才能“挤入”。因此,本文的重要性在于,认识到基础设施市场的复杂性,以及参与其中的不同机构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本文对比了美国在数字连通性、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提出的倡议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了美中关系中竞争日益激烈的动态,以及美国盟友和该地区合作伙伴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日前宣布了一个1.13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基金,外界认为这还不够。不过,一个印太基础设施战略的轮廓已然出现,且其前景可能更好。
从当地着手,支持核心产业和就业机会可能会更加直接地建立起地方的经济实力。投资基础设施是这些努力的基础。基础设施不仅是支持工业和区域广泛发展的平台,还是实现个人更加公平持久发展的驱动力。
环孟加拉湾多部门技术与经济合作倡议旨在通过确定和实施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具体合作项目来加快经济发展。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宣布,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将为所谓的“印度和太平洋基础设施投资”建立“三边伙伴关系”。对这三个国家来说,它们的计划既危险又不足为奇。相比之下,三边倡议可能更像是象征性的,而非真正的地缘政治选择。
斯里兰卡决定将该国南方海军司令部迁至汉班托塔港,这对新德里来说可能不是个好消息。另外,北京对汉班托塔的投资也颇具有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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