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意识到,实际上美国的贸易政策对较贫穷国家是具有歧视性的。此外,贸易协定中有利于商业利益而非美国消费者和工人利益的条款,往往也会破坏伙伴国的发展重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重新思考贸易政策和谈判的实质和过程,以便在国内外更广泛地传播全球化的利益。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美国为了自己而重塑国际行为准则的一种战略尝试,那么,逻辑就清晰了。中国庞大的国内储蓄让其能够把这些盈余用作外交政策工具,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带一路”倡议。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受到国内利益支配,国家行为者几乎不可能只因为国际压力就同意削减其经常账户和贸易盈余。
实际上,稀土并不稀有,但精炼稀土有很大环境成本。多年来,中国一直比其他国家更愿意承担这一成本,进而成为精炼稀土和稀土产品制造方面的领先国家。美国通过阻止本国企业出售半导体等元件来阻碍中国科技巨头的发展,中国则可以切断稀土产品的供应。
支付数字化并不是解决公共财务管理问题的良方。因此,需要以综合方式对其进行处理,包括财政部在内的中央机构要进行强有力的领导,以利用数字技术促进许多不同类型支付之间的协同作用。本文通过印度、墨西哥、爱沙尼亚和加纳的案例,研究探讨了支付数字化与公共财务管理之间的联系。
尽管对保护主义抬头的担忧日益加剧,但在贸易、投资或发展融资等关键领域,区域主义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增强。区域贸易协定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变得越来越普遍。
事实上,有效数字化支付的许多直接好处与传统上认为来自强大的公共财政管理系统的好处相同。但支付数字化并不是解决公共财政管理问题的灵丹妙药。因此,需要在包括财政部在内的中央机构的强有力领导下,以综合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以利用数字技术促进的多种不同支付方式之间的协同作用。
华为声称有备用计划,可度过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日子,竞争对手韩国智能手机制造商三星也正在从中国转移供应链,但苹果似乎除了在中国组装之外没有明确的替代选择。很少有其他地方具备生产苹果所需高端零部件的专业知识。
有证据表明,市场状况和公共政策(而非技术创新)是经济表现不如预期的原因。此外,同样的政策和条件造成了经济表现的下降和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衡。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力下降,而国内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又加强了这一趋势。
当特朗普向其他国家展示他的关税“大棒”时,中国一直在提供“胡萝卜”。北京一再削减美国商业竞争对手的进口关税,包括加拿大、日本和德国。在特朗普不断用关税作为同他国谈判手段的时候,北京已经低调得近乎悄无声息地通过关税的差别待遇,将美国企业逼进了竞争劣势里。
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是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关键变量。力量对比在变、游戏规则在变,因此国际社会面临“大变局”。那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体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是百年?为什么是大变局?本文主要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角度剖析上述问题。
2019年5月,美国决定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及其70家子公司列入出口黑名单。这是一种挑衅行为。鉴于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有网络在华为的设备上运行,美国的这一举动或将带来更加广泛的影响。美国执行的投资限制和进口关税本身不能阻止中国的技术巨头。中国有着庞大的内部市场和许多稳定的贸易伙伴,中国企业有足够的空间保持盈利。
印度与地处东南亚次区域的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即CLMV国家)四国有着密切的政治和战略关系。然而,印度与柬老缅越四国间的经济联系依然薄弱。本文分析了印度在东南亚次区域的投资和发展合作举措。
2018年,23个非欧盟国家设立了45个新的贸易壁垒,使59个不同国家的总贸易壁垒措施达到425个的创纪录高点。其中,中国和俄罗斯的”问题性”贸易措施最多,分别为37项和34项。
科技巨头逐渐渗透到银行和金融服务领域,对行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大型技术和非金融公司可以利用与以前在商业和工业活动过程中开发的消费者的特殊关系,利用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例如数据收集——来提供金融服务。
本文概述了海洋保护区为渔业提供的具体相关利益,讨论了何时使用海洋保护区合适与何时不合适,以及如何减轻海洋保护区会给商业渔民带来的经济挑战。作者还对美国海洋保护区进行了新的分析,分析了它们的地理分布、规模和保护水平,以便为美国扩充海洋保护区制度提供理由。
保护主义不会改善每个行业的市场环境。保护主义能让资源在部门之间转移,但并不能增加资源和总产出。征收关税和其他此类政策造成美元走强,意味着受宠部门出现的就业增长和其他效应一定会被其他部门就业减少和类似效应所抵消。特朗普政府大肆宣扬的“能源主导”目标,与其目前针对中国或其他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一致。
“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可帮助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使全球和“一带一路”经济体的贸易额增幅分别达到6.2%和9.7%,使全球收入增加达2.9%。对于沿线低收入国家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增幅达到7.6%。
对于像意大利这样的“中型国家”,如果得到有效地和战略性地管理,发展合作可以补充其他部门的意大利政策,使罗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影响力,从而加强其推进更广泛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能力。
自优步和来福车(Lyft)上市以来,两家公司的股价都遭受了重创。部分原因可能与他们的商业模式不稳定有关,优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S-1文件具体提到了公司的“承包商”模式。两家公司都正确地认识到,承包商模式以及对其可能进行的监管改革,可能会影响到它们业务的寿命。
来福车收入快速增长完全依赖其巨大的花销。对于来福车和优步以及其他大型私人约车公司,有没有一条盈利之路?来福车的文件提供大量线索。该公司认真概述两种(重叠的)盈利方式。其一是,在现有平台上建立新业务。来福车已经这样做了。另一条路是绕过约车公司最大的支出: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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