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15年趋势逆转和2016年正增长之后,2017年欧盟家庭和非金融企业(NFC)的贷款总额,扣除物价因素后,实现增长。尽管如此,欧盟28国、欧盟15国和欧元区19国的贷款水平仍低于2007年危机前水平,但欧盟13个新成员国的贷款水平目前高于2007年的水平。
最近美国和欧盟,欧盟和日本前后签署了有关“无关税,无壁垒,无补贴”的协议书。但这样的“三无贸易”并不是“自由贸易”,更不是“公平公正贸易”。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无关税,无壁垒,无补贴”都不是创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核心,因为没有“全球化”的“自由贸易”,依然是一个强大的贸易经济体对其它国家实行的新型的“贸易自由”罢了。
土耳其毕竟不是委内瑞拉,8月10日的里拉崩盘带来的连锁反应,恐怕连特朗普本人也始料未及。在10日汇率大跌之后,欧洲受到了最强传导,冲击波甚至越过大西洋,拉低了美股。目前来看,土耳其这个“灰犀牛”对欧元、欧股和银行的冲击是破坏性的。如果处理不好,土耳其甚至可能成为另一个希腊,重新激发欧洲金融危机。
数字枢纽是一个国家顺利过渡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数字中心塑造地区经济,创造额外价值并积极影响其他行业。拥有数字中心的城市在创建更具可持续性的初创企业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各国政府现在必须开始积极投资创建数字中心,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做好准备。
资源民族主义是个特别挑战——使政府从石油和天然气开发中的所得最大化会抑制外国投资,减少政府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总体收入。
与任何公私伙伴关系一样,公共部门需要决定投资是否具有成本效益。此外,公共资金不应该用在减少投资者风险或促进回报上。鉴于公共资金是为保护公共利益,伙伴关系能够比单一部门实现更好的项目。
印度自身在粮食安全方面的经验与挑战应成为印度与非洲发展合作的中心支柱。提高非洲农业生产力或获取粮食的便利性是印度-非洲论坛峰会的一项重要承诺,但目前没有协调一致的战略。
目前,印度央行实行“通胀目标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只要通胀率较高,且人们普遍认为今后通胀会保持在高位,央行就会上调利率。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人们有理由怀疑通胀目标机制的有效性,也有理由怀疑利率上升会立即抑制工业信贷,进而抑制经济增长的观念。
由于国内外投资者对土耳其的偿付及成功脱离困境的能力失去信心,该国深陷经济危机泥潭。雪上加霜的是,在埃尔多安政府的领导下,土耳其在国际社会上处于空前孤立的地步。
到2018年底,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将采取重要措施,保护经济资产免受外国收购。这一前所未有的外国投资安全防御,是对中国将自身(包括在国防领域)打造全球创新工业冠军的计划的回应。中国应该以务实的态度应对它将在西欧面临的新限制。
近期,美国摆出姿态,与欧盟同意通过谈判降低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并同意暂停加征新关税。稍早时,日本与欧盟结束历时4年多的谈判,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这些举措,引发了一些人对美日欧率先达成零关税协定并借此将新贸易规则推向全球,从而联手“对付”中国的担忧。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尚难看出美国与日欧之间能达成协定,即便它们达成所谓零关税协定,也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构成实质性威胁。
2018年8月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产业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发展报告(2018)NO.7》在京发布。《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8)No.7》是由中国产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撰写的第7本产业蓝皮书,重点研究了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情况,本文为其精读图解。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就美国在印太地区经济合作给出了新视野,宣布推出一个新的区域基础设施计划。虽然该计划没有明确针对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壮大的经济实力,但却试图向印太地区国家提供金融和技术替代。这些资金可能不多,但仍很重要。
本文作者详述了巴尔干和黑海合作论坛的结论:呼吁长期致力于地区间合作和可持续的互联,以此作为加强经济发展和长期惠及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国家所有人发展的重要元素。
本文概述了东盟粮食安全保障储备协定(AFSR)、东盟与中日韩大米紧急储备(APTERR)协议的制度历史,并讨论了它们的主要特征、约束力和争端解决机制。
韩国公共和社会服务部门的就业率正呈上升趋势。最新数据表明,该部门就业人数很快将占就业总人数的20%以上。鉴于欧洲在该部门的高水平发展声誉,本文研究了欧洲的公共和社会服务就业,并向韩国提供了建议。
是时候为数字经济建立一个现代、公平和高效的税收标准了——这是欧盟最近提出的对数字企业征收新税的建议。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繁荣的欧洲科技市场的潜力可能会被严重削弱。
如果美国和欧盟能够达成一致,将对其他国家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但要确保其他国家不会试图抢走主导权。
欧盟的关键原材料(CRM)需求仍有80%需要进口,其中相当大的份额来自中国。随着工业竞争获得动力,人们对即将出现的战略依赖表示担忧。如果欧盟未能解决对中国的供应依赖并促进关键部门的科研创新投资,最终结果很可能是过度依赖外国技术。
决策者有必要为绿色债券制定广泛接受的绿色定义和标准。这样做将有助于对绿色债券作出更准确的定价,从而鼓励发行者和投资者更多地参与、促进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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